[摘要]“假如像布林加科夫和普拉東諾夫這些作家的作品， 寫完後就能和讀者見面的話， 我們所有人的思想就會比現在不知要豐富多少倍了。 ”
著名文學創作論集《金薔薇》的作者、俄羅斯作家帕烏斯托夫斯基在臨終之前曾如此說道， 言語之中不乏惋惜。 帕烏斯托夫斯基提到的米哈伊爾·布林加科夫（1891—1940）， 這位早逝的“白銀時代”文學大師， 曾長時間被埋沒于一度無比絢爛又一度無比沉寂的俄羅斯文學史。 在他生前， 作品因種種原因屢屢得不到發表， 而其花費十年之功寫成的文學名作《大師與瑪格麗特》，
中國讀者對俄羅斯文學的印象， 大多仍然會停留於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一批“黃金時代”的大師之上， 但對布林加科夫這個名字， 或許也並不算太陌生——上世紀八十年代， 國內在陸陸續續譯介了他的《圖爾賓一家的日子》、《狗心》等劇本和中短篇小說後， 終於在1987年， 最重要的代表作《大師和瑪格麗特》也有了中文版（該年先後推出了由徐昌翰、錢誠翻譯的兩個譯本， 徐版譯本初名《莫斯科鬼影》）。 這個魔王撒旦拜訪莫斯科的故事如此奇幻綺麗、想像奇特， 那些幽默而不失從容的語詞之下， 處處潛隱著象徵、隱喻、荒誕， 盛開著超現實的旖旎花朵，
在作家去世26年後方才讀到其傑作的人們， 如獲至寶， 開始重新整理排列文學史的時間線， 並發現它的創作時間比瑪律克斯的《百年孤獨》等一眾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作品更早。 於是， 作家本人被後世戴上了一頂“魔幻現實主義鼻祖”的桂冠， 以至於瑪律克斯不得不以祖母的名義發誓說， 自己之前並沒有讀過《大師和瑪格麗特》。
而布林加科夫最初的夢想， 其實並不是當一個小說家， 是當一個戲劇家。 在《大師和瑪格麗特》之前， 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創作能夠反映俄羅斯當代現實的劇本， 帕烏斯托夫斯基曾將他的劇作和契訶夫比肩。 但這條路出乎意料地艱辛而坎坷——他的十餘部戲劇作品， 絕大多數都不能上演。 直到去世後， 他的許多劇作才再次被翻出來， 往往甫一上演便獲得轟動效應， 成為不少劇院多年來的保留劇目， 他本人也被視為俄羅斯最重要的劇作家之一。
在中國， 人們更熟悉的也是《大師和瑪格麗特》的盛名， 對布林加科夫的戲劇無疑是比較陌生的， 僅僅在本世紀初由廈門大學出版社出過一個選譯本， 內含三種劇作。 時隔多年後， 今年春天， 浙江文藝出版社的“雙頭鷹經典”書系出版了《逃亡：布林加科夫劇作集》， 共收入七部劇作（其中四部為新譯）， 並再版其兩部長篇小說代表作《大師和瑪格麗特》和《莫里哀先生傳》， 讓人們得以再次與這位被埋沒的大師相遇。
這些年， 在與歐美文學閱讀的對比觀照下， 往往有人驚覺， 曾經影響了幾代人的俄語文學正在變得遙遠而陌生。 但正如這個民族的性格， 屬於它的文學也內蘊著一種無法替代的憂鬱和沉思氣質。 布林加科夫， 和他前代的、同代的那些作家們， 始終接續著關心人類和大地的精神傳統， 將永遠如同恒星一般， 在北國凜冽而莊嚴的天空裡， 巋然不動。
一生
舊俄曆1891年5月3日， 布林加科夫出生于烏克蘭基輔的一個家庭， 全名米哈伊爾·阿法納西耶維奇·布林加科夫。 他的父親是基輔神學院的一位教授， 宗教背景對他日後的創作有一定影響。
布林加科夫18歲時，考入了基輔大學醫學院，于畢業後成為一名醫生，並和第一任妻子塔吉亞娜結婚。此時，正逢俄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應徵入伍，進入前線醫院工作。一戰結束後，他和妻子回到基輔，當了一段時間的性病醫生，並開始在業餘時間寫一些小說。
和大多俄羅斯作家一樣，日後由醫生成為作家的布林加科夫，其一生的經歷和寫作也和大時代緊緊捆綁在一起，在時運的浮沉中變換著自己的位置——儘管多數時候，只是被裹挾著流轉，或是進行微不足道的抗爭。十月革命爆發後，烏克蘭的旗幟處於不斷更迭之中，德國人在烏成立的傀儡政權蓋特曼、打著烏克蘭民族主義旗幟的彼得留拉匪幫、鄧尼金率領的白衛軍（以支持沙皇的保皇派為基礎，和蘇聯紅軍對立的軍隊），輪番到來又輪番潰逃。命運弄人，彼時的布林加科夫，竟被這三個政權都抓去當過軍醫。這一段起伏多舛的早期行醫經歷，成為他的短篇集《鄉村醫生手記》的直接來源，但更重要的是，讓他得以更加深刻地去認識和思考他所身處和見證的時代政治，動盪時期的何去何從、心靈拷問，成為後來他許多作品探討的主題。
1919年秋，為了尋找參加白軍、失去聯絡的弟弟，他前往被白軍佔領的高加索地區。在這裡，他漸漸棄醫從文，參加了《高加索》報的編輯工作。不久，白軍逃離，布爾什維克到來，蘇維埃政權接管了報紙，布林加科夫被任命為文學版編輯，開始從事戲劇創作。
1921年，他來到莫斯科，希望能在首都實現文學夢想，但和所有懷著夢想的年輕漂泊者一樣，在這個最為挑剔的城市裡，經歷了一段慘澹艱辛的時光。為了生存，他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寫過各種各樣的東西。好在，努力最終得到了回報，他的作品開始不斷地在阿·托爾斯泰主編的《前夜報》文學副刊上刊出，漸漸引起了莫斯科文學界的注意。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加入了人才濟濟的《汽笛報》編輯部，工作和生活漸趨穩定，文學事業也蒸蒸日上，《白衛軍》、《不祥的蛋》等重要小說接連發表，並著手將這些小說改編為戲劇。著名導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非常看好他的戲。
這個醫生出身的年輕作者很快顯露出了他在戲劇方面的驚人才華，《土爾賓一家》（由小說《白衛軍》改編）、《卓伊卡的住宅》、《逃亡》等的上演均大獲成功，場場爆滿。尤其是《土爾賓一家》，史達林本人也非常喜愛，親自去看過很多場。隨著舞臺大幕在觀眾期待的目光中一次又一次拉開、演員在掌聲中一次又一次謝幕，布林加科夫這個名字變得家喻戶曉。
然而，正當這顆新星冉冉升起時，接踵而至的卻是命運的再一次捉弄。《白衛軍》、《逃亡》等革命英雄題材劇在社會上獲得好評的同時，因為其中白軍形象的塑造問題，也招致了一些爭議和批評。另外，他的另一篇充滿想像力的重要作品《狗心》也未能通過，被拒絕發表。當時正逢蘇聯文壇“崗位派”極左風潮氾濫，媒體上開始對布林加科夫充滿了批評的聲音，他的劇被一個接一個撤下舞臺，有的已經排好了也被叫停，作品也不再有刊物和出版社發表。對於一個才剛剛嶄露頭角、興奮尋求文學位置的年輕作者來說，這種變故和打擊無疑是毀滅性的。
布林加科夫嘗試給史達林寫信，史達林還是比較珍惜他的才華，親自給他打電話，並安排他去莫斯科藝術劇院，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領導下工作。他轉向了歷史題材，創作出了《莫里哀》、《死魂靈》、《普希金》等劇本，但經歷了種種波折後，他的戲劇生命已註定不能長久。史達林誕辰時，布林加科夫以史達林青年時期革命活動為題材寫了一個劇本《巴統》，作為藝術劇院的獻禮。為了既能符合時代的要求，又能保持藝術的真誠，他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去做，但不幸的是，史達林本人卻不喜歡這個劇本，排演工作也沒有進行下去。
《巴統》是他一生的最後一個劇本。出了問題後，布林加科夫一病不起，終於在1940年3月10日於莫斯科逝世，年僅49歲。他被葬於契訶夫墓近旁，或許，這兩位同樣早逝的、同樣兼擅小說與戲劇的、分別屬於俄羅斯文學兩座高峰——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的大師，能夠越過俄羅斯民族最跌宕的一百年歷史，在地下相互致意。
真誠
布林加科夫去世五天后，蘇聯著名作家、《青年近衛軍》作者法捷耶夫在致他的第三任夫人葉蓮娜的信中寫道： “我立刻就意識到我面對的是一個驚人的天才，一個心地誠摯、稟性耿直的人，一個聰明出眾的人。即使在他陷入沉屙的日子裡，跟他談話也依然趣味不減。這種情況在其他人身上是少見的。無論政治家還是文學家，都瞭解他是一個從不在創作和生活中用政治謊言玷污心靈的人。他走的是一條真誠的路，是始終如一的。”
這段評論，為後世描摹出一個立體的形象來：清臒，聰慧，機敏，幽默，而最重要的——真誠。
“他走的是一條真誠的路。”法捷耶夫如是說。多年後，劇作集《逃亡》的中文譯者周湘魯補充道：“怎樣在面對 時代的要求 時保持真誠，布林加科夫思考了很多。”
《土爾賓一家》、《逃亡》這兩個反映革命的英雄劇，是布林加科夫生前為數寥寥的有幸獲得舞臺表演的戲劇作品。它們均從白軍的視角切入，披拂著一層戰爭浪漫主義，也顯出了布林加科夫自身對待時代和藝術的真誠所在。《土爾賓一家》改編自他自己的長篇小說《白衛軍》，劇中的主要人物是一群沙皇軍隊的軍官，與其說他們是面目可憎的對抗者，更不如說是一群被舊時代遺留下來，卻不知道跟從誰、去哪裡的彷徨者。曾經的統治者們逃走了，他們卻無路可逃，死在了自己深愛的祖國土地上，或是無所適從地迎接未知的新生活。而在同時期其他作品中，白軍的形象往往是標籤化的，但布林加科夫是特殊的、獨異的，他賦予了他們正直、誠實、愛國的優秀品質，並探入了這一為時代洪流所裹挾的特殊群體的複雜心靈史。這應當也和他早年在外省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有關。
《逃亡》則以八場現實和幻覺相交織的夢，進一步展現了這群“舊時代的人”的流亡史。“我們打輸了戰爭，被趕出來了”，但邁出俄國的國境，等待他們的不是自由，而是生計的艱難和尊嚴的盡失。有的人踏上了回到故國的長途，有的人在異國他鄉飲下一顆子彈，和《土爾賓一家》一樣，透過一個個在宏大歷史中無法決定自身命運的微小個體，以及他們那帶有北國特色的悲劇性結局，布林加科夫表達了某種超越出特定時代和特定社會的、更為廣闊和深切的對於人類的同情。
於是也因此，即便布林加科夫是在20世紀20年代執筆寫作的，即便他冀圖反映的是俄蘇那一段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史與心靈史，但當時隔將近一個世紀後，再次進入他的敘述時，也並不會因一道名為“環境”、“時代”或“意識形態”的屏障而被阻隔其外。真實的人性，真誠的思考，在任何時代都貫穿如一。
而這或許，又能夠稍許安慰到布林加科夫：畢竟，他在生前一直一直寫，卻沒來得及和那些與他同時代的、身處他所反映的那個時代之中的人進行最直接的對話。
大師
譯者周湘魯在後記中提到一則軼事。他在彼得堡大學訪學時，那裡有一位文學教師曾半開玩笑地說過：“布林加科夫是俄羅斯文學老師最愛的作家。考試的時候抽到了答不出來的難題，聰明的學生會將考題撇在一邊，跟老師聊聊《大師和瑪格麗特》，一般情況下，老師都會給及格的。”
想來實在有趣，在世界文學版圖上標誌出俄語文學之不可撼動巍然存在的，大概更多會是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這樣的經典大師，或者蒲寧、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這樣的諾獎獲得者等，生活在蘇聯時期的布林加科夫如何能夠突出“重圍”，成為“最愛”？當然，所謂“最愛”自然不是絕對的說法，但若當讀過《大師和瑪格麗特》後，的確很難不被其中驚人的想像力和有條不紊的敘事所折服，仿佛變成了被沾染了魔法、跟在瑪格麗特身後飛行的女僕，一路向下俯視奇幻的國度，發出驚呼。
《大師和瑪格麗特》的閱讀感覺，實在太不像典型的俄羅斯文學。典型的俄羅斯文學，往往是凜冽的、厚重的、嚴肅的、帶有形而上的思索性質的，這或許和北方的環境與性格有關。但《大師和瑪格麗特》，卻是溫情的、輕盈的、諧謔的、帶有濃郁喜劇風格的。這個魔王撒旦拜訪莫斯科的奇幻故事，上至判處耶穌死刑的耶路撒冷總督本丟·彼拉多，下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莫斯科文學圈，在現實和虛構的世界裡自由滑行，其間時不時冒出的種種妙想，令人嘖嘖稱奇亦捧腹不已。比如在魔王及其助手的惡作劇下，業餘合唱團走火入魔，所有人說著說著話就開始唱歌，完全控制不住；又比如讓一個人的身體消失，只留他的西裝保持原來的姿勢辦公等等。這些旁枝末節的情節如此生動，仿佛寫下這些段落的布林加科夫，臉上正浮露出一絲狡黠的表情。
但熱鬧而圓滿的故事背後，現實卻是，《大師和瑪格麗特》斷斷續續寫了十多年（1928年開始寫時初名《鬼怪的故事》），後來作家重病在身，不得不進行口授，而妻子葉蓮娜就坐在床邊，忠實記錄下他的每一句話。直到去世，布林加科夫也沒能完成一份清稿。又是26年後，才得以出版問世。
彼時處於貧病交加中的作家，在他人生最後的年歲裡，竟然寫了這樣一個從形式到內容都擺脫桎梏的狂歡故事，這本身就有些不可思議。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或許這種狂歡式的酒神精神，正成為了一種救贖，一種照亮。布林加科夫在其形式和結構的游離之下，是對俄羅斯文學精神傳統的繼承。剝離出那些輕輕浮于文本之上的細枝末節，他最終想表達的，如最後撕去小丑假面的騎士們的夜空飛行一般，是一些優雅而貴重的東西。魔王毀掉虛偽的城市和卑鄙的權貴們，惟一拯救的是大師和瑪格麗特這兩個平凡的人，和他們之間絕對偉大的愛情。而大師在文學圈的不幸遭遇中，不難見到作者自身的影子。
自面世以來，《大師和瑪格麗特》的主題一直被眾說紛紜。但無疑，它已經成為了俄羅斯和世界文學史最寶貴的財富之一。
宗教背景對他日後的創作有一定影響。布林加科夫18歲時，考入了基輔大學醫學院，于畢業後成為一名醫生，並和第一任妻子塔吉亞娜結婚。此時，正逢俄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應徵入伍，進入前線醫院工作。一戰結束後，他和妻子回到基輔，當了一段時間的性病醫生，並開始在業餘時間寫一些小說。
和大多俄羅斯作家一樣，日後由醫生成為作家的布林加科夫，其一生的經歷和寫作也和大時代緊緊捆綁在一起，在時運的浮沉中變換著自己的位置——儘管多數時候，只是被裹挾著流轉，或是進行微不足道的抗爭。十月革命爆發後，烏克蘭的旗幟處於不斷更迭之中，德國人在烏成立的傀儡政權蓋特曼、打著烏克蘭民族主義旗幟的彼得留拉匪幫、鄧尼金率領的白衛軍（以支持沙皇的保皇派為基礎，和蘇聯紅軍對立的軍隊），輪番到來又輪番潰逃。命運弄人，彼時的布林加科夫，竟被這三個政權都抓去當過軍醫。這一段起伏多舛的早期行醫經歷，成為他的短篇集《鄉村醫生手記》的直接來源，但更重要的是，讓他得以更加深刻地去認識和思考他所身處和見證的時代政治，動盪時期的何去何從、心靈拷問，成為後來他許多作品探討的主題。
1919年秋，為了尋找參加白軍、失去聯絡的弟弟，他前往被白軍佔領的高加索地區。在這裡，他漸漸棄醫從文，參加了《高加索》報的編輯工作。不久，白軍逃離，布爾什維克到來，蘇維埃政權接管了報紙，布林加科夫被任命為文學版編輯，開始從事戲劇創作。
1921年，他來到莫斯科，希望能在首都實現文學夢想，但和所有懷著夢想的年輕漂泊者一樣，在這個最為挑剔的城市裡，經歷了一段慘澹艱辛的時光。為了生存，他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寫過各種各樣的東西。好在，努力最終得到了回報，他的作品開始不斷地在阿·托爾斯泰主編的《前夜報》文學副刊上刊出，漸漸引起了莫斯科文學界的注意。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加入了人才濟濟的《汽笛報》編輯部，工作和生活漸趨穩定，文學事業也蒸蒸日上，《白衛軍》、《不祥的蛋》等重要小說接連發表，並著手將這些小說改編為戲劇。著名導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非常看好他的戲。
這個醫生出身的年輕作者很快顯露出了他在戲劇方面的驚人才華，《土爾賓一家》（由小說《白衛軍》改編）、《卓伊卡的住宅》、《逃亡》等的上演均大獲成功，場場爆滿。尤其是《土爾賓一家》，史達林本人也非常喜愛，親自去看過很多場。隨著舞臺大幕在觀眾期待的目光中一次又一次拉開、演員在掌聲中一次又一次謝幕，布林加科夫這個名字變得家喻戶曉。
然而，正當這顆新星冉冉升起時，接踵而至的卻是命運的再一次捉弄。《白衛軍》、《逃亡》等革命英雄題材劇在社會上獲得好評的同時，因為其中白軍形象的塑造問題，也招致了一些爭議和批評。另外，他的另一篇充滿想像力的重要作品《狗心》也未能通過，被拒絕發表。當時正逢蘇聯文壇“崗位派”極左風潮氾濫，媒體上開始對布林加科夫充滿了批評的聲音，他的劇被一個接一個撤下舞臺，有的已經排好了也被叫停，作品也不再有刊物和出版社發表。對於一個才剛剛嶄露頭角、興奮尋求文學位置的年輕作者來說，這種變故和打擊無疑是毀滅性的。
布林加科夫嘗試給史達林寫信，史達林還是比較珍惜他的才華，親自給他打電話，並安排他去莫斯科藝術劇院，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領導下工作。他轉向了歷史題材，創作出了《莫里哀》、《死魂靈》、《普希金》等劇本，但經歷了種種波折後，他的戲劇生命已註定不能長久。史達林誕辰時，布林加科夫以史達林青年時期革命活動為題材寫了一個劇本《巴統》，作為藝術劇院的獻禮。為了既能符合時代的要求，又能保持藝術的真誠，他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去做，但不幸的是，史達林本人卻不喜歡這個劇本，排演工作也沒有進行下去。
《巴統》是他一生的最後一個劇本。出了問題後，布林加科夫一病不起，終於在1940年3月10日於莫斯科逝世，年僅49歲。他被葬於契訶夫墓近旁，或許，這兩位同樣早逝的、同樣兼擅小說與戲劇的、分別屬於俄羅斯文學兩座高峰——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的大師，能夠越過俄羅斯民族最跌宕的一百年歷史，在地下相互致意。
真誠
布林加科夫去世五天后，蘇聯著名作家、《青年近衛軍》作者法捷耶夫在致他的第三任夫人葉蓮娜的信中寫道： “我立刻就意識到我面對的是一個驚人的天才，一個心地誠摯、稟性耿直的人，一個聰明出眾的人。即使在他陷入沉屙的日子裡，跟他談話也依然趣味不減。這種情況在其他人身上是少見的。無論政治家還是文學家，都瞭解他是一個從不在創作和生活中用政治謊言玷污心靈的人。他走的是一條真誠的路，是始終如一的。”
這段評論，為後世描摹出一個立體的形象來：清臒，聰慧，機敏，幽默，而最重要的——真誠。
“他走的是一條真誠的路。”法捷耶夫如是說。多年後，劇作集《逃亡》的中文譯者周湘魯補充道：“怎樣在面對 時代的要求 時保持真誠，布林加科夫思考了很多。”
《土爾賓一家》、《逃亡》這兩個反映革命的英雄劇，是布林加科夫生前為數寥寥的有幸獲得舞臺表演的戲劇作品。它們均從白軍的視角切入，披拂著一層戰爭浪漫主義，也顯出了布林加科夫自身對待時代和藝術的真誠所在。《土爾賓一家》改編自他自己的長篇小說《白衛軍》，劇中的主要人物是一群沙皇軍隊的軍官，與其說他們是面目可憎的對抗者，更不如說是一群被舊時代遺留下來，卻不知道跟從誰、去哪裡的彷徨者。曾經的統治者們逃走了，他們卻無路可逃，死在了自己深愛的祖國土地上，或是無所適從地迎接未知的新生活。而在同時期其他作品中，白軍的形象往往是標籤化的，但布林加科夫是特殊的、獨異的，他賦予了他們正直、誠實、愛國的優秀品質，並探入了這一為時代洪流所裹挾的特殊群體的複雜心靈史。這應當也和他早年在外省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有關。
《逃亡》則以八場現實和幻覺相交織的夢，進一步展現了這群“舊時代的人”的流亡史。“我們打輸了戰爭，被趕出來了”，但邁出俄國的國境，等待他們的不是自由，而是生計的艱難和尊嚴的盡失。有的人踏上了回到故國的長途，有的人在異國他鄉飲下一顆子彈，和《土爾賓一家》一樣，透過一個個在宏大歷史中無法決定自身命運的微小個體，以及他們那帶有北國特色的悲劇性結局，布林加科夫表達了某種超越出特定時代和特定社會的、更為廣闊和深切的對於人類的同情。
於是也因此，即便布林加科夫是在20世紀20年代執筆寫作的，即便他冀圖反映的是俄蘇那一段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史與心靈史，但當時隔將近一個世紀後，再次進入他的敘述時，也並不會因一道名為“環境”、“時代”或“意識形態”的屏障而被阻隔其外。真實的人性，真誠的思考，在任何時代都貫穿如一。
而這或許，又能夠稍許安慰到布林加科夫：畢竟，他在生前一直一直寫，卻沒來得及和那些與他同時代的、身處他所反映的那個時代之中的人進行最直接的對話。
大師
譯者周湘魯在後記中提到一則軼事。他在彼得堡大學訪學時，那裡有一位文學教師曾半開玩笑地說過：“布林加科夫是俄羅斯文學老師最愛的作家。考試的時候抽到了答不出來的難題，聰明的學生會將考題撇在一邊，跟老師聊聊《大師和瑪格麗特》，一般情況下，老師都會給及格的。”
想來實在有趣，在世界文學版圖上標誌出俄語文學之不可撼動巍然存在的，大概更多會是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這樣的經典大師，或者蒲寧、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這樣的諾獎獲得者等，生活在蘇聯時期的布林加科夫如何能夠突出“重圍”，成為“最愛”？當然，所謂“最愛”自然不是絕對的說法，但若當讀過《大師和瑪格麗特》後，的確很難不被其中驚人的想像力和有條不紊的敘事所折服，仿佛變成了被沾染了魔法、跟在瑪格麗特身後飛行的女僕，一路向下俯視奇幻的國度，發出驚呼。
《大師和瑪格麗特》的閱讀感覺，實在太不像典型的俄羅斯文學。典型的俄羅斯文學，往往是凜冽的、厚重的、嚴肅的、帶有形而上的思索性質的，這或許和北方的環境與性格有關。但《大師和瑪格麗特》，卻是溫情的、輕盈的、諧謔的、帶有濃郁喜劇風格的。這個魔王撒旦拜訪莫斯科的奇幻故事，上至判處耶穌死刑的耶路撒冷總督本丟·彼拉多，下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莫斯科文學圈，在現實和虛構的世界裡自由滑行，其間時不時冒出的種種妙想，令人嘖嘖稱奇亦捧腹不已。比如在魔王及其助手的惡作劇下，業餘合唱團走火入魔，所有人說著說著話就開始唱歌，完全控制不住；又比如讓一個人的身體消失，只留他的西裝保持原來的姿勢辦公等等。這些旁枝末節的情節如此生動，仿佛寫下這些段落的布林加科夫，臉上正浮露出一絲狡黠的表情。
但熱鬧而圓滿的故事背後，現實卻是，《大師和瑪格麗特》斷斷續續寫了十多年（1928年開始寫時初名《鬼怪的故事》），後來作家重病在身，不得不進行口授，而妻子葉蓮娜就坐在床邊，忠實記錄下他的每一句話。直到去世，布林加科夫也沒能完成一份清稿。又是26年後，才得以出版問世。
彼時處於貧病交加中的作家，在他人生最後的年歲裡，竟然寫了這樣一個從形式到內容都擺脫桎梏的狂歡故事，這本身就有些不可思議。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或許這種狂歡式的酒神精神，正成為了一種救贖，一種照亮。布林加科夫在其形式和結構的游離之下，是對俄羅斯文學精神傳統的繼承。剝離出那些輕輕浮于文本之上的細枝末節，他最終想表達的，如最後撕去小丑假面的騎士們的夜空飛行一般，是一些優雅而貴重的東西。魔王毀掉虛偽的城市和卑鄙的權貴們，惟一拯救的是大師和瑪格麗特這兩個平凡的人，和他們之間絕對偉大的愛情。而大師在文學圈的不幸遭遇中，不難見到作者自身的影子。
自面世以來，《大師和瑪格麗特》的主題一直被眾說紛紜。但無疑，它已經成為了俄羅斯和世界文學史最寶貴的財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