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父親
文||王效琦
記得是最寒冷的數久天氣， 侄兒來我家裡， 說“我爺爺病重， 你趕快回家看看。 ”那是1997年， 只有單位才有電話， 他專門從鄉下來傳信。
父親這一輩人， 可能是上個世紀所有人當中最苦最累最不幸的一代人。 一生在貧窮困苦飢寒交迫中度過， 直到八十年代農村改革開放經濟騰飛後才能吃飽飯， 晚年該無憂無慮享享清福的時候， 一生辛勞落下的病根卻找上門來。
我的奶奶據說生了十多個孩子， 可是只有四個姑姑成活下來， 她們都很小就出嫁了。 奶奶生的幾個男孩子一個都沒有成活。 爺爺五十多歲的時候， 眼看生子無望， 心情頹廢， 原本勤勞顧家的他， 開始抽大煙， 動輒發脾氣毆打奶奶， 好像無子是奶奶的過錯。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沒有兒子對那個時代的人意味著斷子絕孫， 是一種莫大的恥辱。 可是就在一家人都感到絕望的時候，
六十多歲的爺爺， 十二三歲的父親， 老的老不中用， 小的小不中用， 日子的艱辛可想而知。 父親因爲獨子， 小時候被爺爺奶奶雙手捧著， 嬌慣中長到十多歲， 卻因爲奶奶的突然離去， 不僅要承擔家裡的全部家務， 還要和爺爺一起下地幹活。 父子兩個過了幾年沒有家庭主婦的日子， 到父親十四歲的時候， 爺爺給父親娶了一個比他大好幾歲的媳婦。 爺爺的如意算盤當然是有理由的， 一個有了一個做飯的人， 再一個， 別人四五十歲都抱孫子了， 而他快七十歲的人都應該抱重孫的時候，
這個打擊對爺爺是很大的。 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大煙又抽起來， 開始罵人， 不過打罵對像由奶奶變成了父親。 家裡的一切都不管了， 裡裡外外交給父親。 十四五歲的父親過早地承擔起家庭的責任， 除了耕作幾畝薄田， 就去南山割柴， 到集市去賣， 換錢養家， 也供給爺爺抽鴉片。
我爺爺看我父親長大了， 就又張羅給他找媳婦， 我母親就娶進了我家。
母親娶來後， 過了幾年沒有生育， 這時候爺爺已經七十二歲了， 眼巴巴地等著抱孫子， 他氣的罵我媽， 罵我父親。 可是生孩子的事情， 那不是說生就可以生的。 爺爺在極度失望中離世，他去世的時候，到底沒有抱上孫子。
爺爺去世後，我的大哥，大姐相繼出生，一家人雖然貧窮，但是其樂融融。
1950年，父親的命運發生了轉折。土改運動中，因爲父親小時候在本村一個本家開葯鋪的先生那裡認過一年的字，爲人處事公道，因此被選爲評議員。這一段經歷，父親從未提起過，我是從五十年代的甘谷縣委副書記的張厚基老人那裡聽來的。我八十年代初到城關鎮工作，他從省畜牧廳退休在家，知道我的父親後，就聊起來，我才知道，我父親走上工作崗位，就是他提拔的。他說，那時候他是工作組組長，分浮財，找的評議員把東西往家裡拿。有人推薦我父親，工作就搞得很順利。他讚揚我父親，為人正派公道，不佔便宜。後來就是他提拔父親到謝家坪去當鄉長，開始走上工作崗位的。
父親留在我的記憶中，最早的一幕是我求他抱我的情景，那時候應該是三歲或者是四歲，他抱起我，在院子裡轉了一圈，那是我一生中最早的記憶，也是最幸福的感受。溫暖，溫馨，幸福得像在天上。我的頭依偎在他的肩頭，我似乎能感受到我的生命是他賦予的，是他生命的延續。
還有一次印像深刻的記憶，是父親把我放在他的肩膀上，馱行回家的情景。1960年，我五歲，正是大饑荒的時候，父親把我的戶口從家裡轉了出去，我成了居民戶口，他怕我在家餓死，也爲了減輕母親的負擔。帶著我到他上班的地方，住了不到一年的時間。記得是麥苗已經出穗的時候我們回家。這是六一年，開始有了自留地，農村形勢有所好轉，我也到上學的時候了。父親就帶我回家，走到半路的時候，我實在走不動了，他就把我架上他的肩膀。那是我一生印像中唯一騎在人的肩膀上，父親像一匹馬一樣馱著我慢慢行走在山路上。當我們在山路上歇息，父親看著我，撫摸著我的頭，似乎是自言自語地說，要是我和你媽都餓死了，你們可怎麼辦？我聽到他的這個話，頓時眼淚如注，他連忙安慰我，好了，現在餓不死了，你看麥苗已經出穗了。我眼望麥地裡隨風起伏的浪，才止住了哭泣。
父親在我的眼裡是堅強的，我只有一次見過他流淚。那是一次回憶起奶奶的時候，他無法遏制，淚流滿面。給我述說奶奶的艱辛苦難。可是，我知道，他和我媽媽一生經歷的苦難，並不比奶奶少。
農村普遍的貧困，一生的勞累，過度的操勞，使我的母親在六零年之後就被徹底擊倒。我們都知道，她的病，是爲了把我們子女從死亡的懸崖邊緊緊地拽住，不讓掉下去，超負荷高強度體力和腦力付出，最後耗盡體力心力的結果。因爲在我家最艱難的1959年冬季，死神就在扣向我們家門的日子 ，父親被打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勞改，公共食堂因爲沒有糧食不得不解散，家裡沒有一顆糧食，用母親的話說，就是連老鼠纏尾巴的面都沒有。我們一家是用榆樹樹皮，穀糠，枕頭裡的蕎麥皮，從雪地裡挖出來的野菜根來充飢，度過那個冬天的。村裡許多人餓死，我們能挺過來，全靠母親帶著我的哥哥姐姐每天竭盡全力千方百計的尋找一切可充飢的東西。在大雪飛舞，白茫茫的大地沒有一個人的日子，只有母親帶著我的哥哥姐姐在厚厚的積雪裡尋找著可充飢的一切東西。
貧困和勞累使母親過早地倒下了。1961年後，她的腰椎高度彎曲，不能直立，後半生在病牀上度過。
相對于母親，父親要好一些，但是，父親的苦難也足以讓人刻骨銘心。他最大的難是在文革中。
1966年文革開始，當時父親是盤安公社的主任，屬於當權派，於是受盡屈辱毆打的暴行。當時的盤安公社，有一個電廠剛剛建成，這個工廠造反派介入地方文革，使這裡的遊街，批鬥更加血腥，殘酷。文革前期，父親躲在外邊，倒也沒有受到衝擊，到所謂的解放軍支左，成立革命委員會後，縣革命委員會發通告，要所有的人員回本單位，參加鬥批改。父親認爲有支左解放軍，革命委員會也成立了，回去應該不會有什麽危險了，殊不知最嚴酷的批鬥恰恰就在這個時候。
父親回到盤安公社後就被天天批鬥遊街，我們從上街回來的人那裡聽到消息，心如刀絞，可是我們能做什麽呢？據說父親帶著高帽子，架著噴氣式，用鐵絲掛著一塊門扇在遊街，我們一家人也在恐懼中生活。有一天，聽人們議論打死了誰誰的時候，我不敢去聽這些議論，只怕傳來父親的噩耗。有一天，哥哥上街回來，臉色凝重，和病中的母親商議，為父親準備後事，我偷偷地流淚。第二天，哥哥帶上我去盤安公社看父親。這時候有人自殺，有人被打死，父親可能感覺到自己隨時有危險，所以安排哥哥帶我去看看他。
到他的房間時，父親憔悴的面容讓人不敢正視。面容黝黑瘦弱，高大的身影只剩一把骨頭。父親深情地看著我和我哥，只是叮嚀，他會好好活著，讓我們也不要操心。在我們說話的時候，門口監視的人不肯離開。幾分鐘後就叫離開。我們兄弟二人只好悻悻而歸。好在這個嚴酷的時間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父親就到五七幹校勞動去了。
在父親生命的最後三天，他已不能吃飯了，只是經常要喝一點開水。他難受的樣子，讓人心疼。意識一時清醒一時模糊。我替翻身或幫他靠在枕頭上坐著，他一會兒就要排尿，我讓他在炕上排又不肯，堅持下炕去，扶著他只剩一把骨頭的高大身軀，我的心裡充滿哀傷。
父親最後走的時候，讓我們把他扶起來，可是我和哥哥小心翼翼地扶起來的時候，他卻走了……
一生的貧困、一生的辛勞，練就了他堅強、質樸、勤儉、無畏，在絕境中絕不放棄的精神品質，他老人家沒有給我們留下物質財富，卻留下了豐富的精神財富，這是最珍貴的遺產。我沒有照顧好父親和母親，是我心頭永遠的愧疚。現在，只有將父母優良的品質與精神繼承下來並傳給後代，才能使我內疚、沉痛的心得到一絲安慰。
父親已經離開我們有二十年的時間了。我自己也進入晚年。父親帶著屬於他們那一代人的苦難和榮光、屈辱和堅忍，貧窮和憧憬，哀傷和希望，帶著屬於他們的那一代人的歷史悄無聲息的走了。父親的身容笑貌，經常出現在我的夢中。我知道，我是父親生命的延續，我知道父親仍然活在我的心裡，活在我的血液中，活在我的一舉一動之中。每年的清明節，給父親掃墓的時候，我都似乎聽到他的呼吸，看到他的身影。
爺爺在極度失望中離世，他去世的時候，到底沒有抱上孫子。
爺爺去世後，我的大哥，大姐相繼出生，一家人雖然貧窮，但是其樂融融。
1950年，父親的命運發生了轉折。土改運動中，因爲父親小時候在本村一個本家開葯鋪的先生那裡認過一年的字，爲人處事公道，因此被選爲評議員。這一段經歷，父親從未提起過，我是從五十年代的甘谷縣委副書記的張厚基老人那裡聽來的。我八十年代初到城關鎮工作，他從省畜牧廳退休在家，知道我的父親後，就聊起來，我才知道，我父親走上工作崗位，就是他提拔的。他說，那時候他是工作組組長，分浮財，找的評議員把東西往家裡拿。有人推薦我父親，工作就搞得很順利。他讚揚我父親，為人正派公道，不佔便宜。後來就是他提拔父親到謝家坪去當鄉長，開始走上工作崗位的。
父親留在我的記憶中，最早的一幕是我求他抱我的情景，那時候應該是三歲或者是四歲，他抱起我，在院子裡轉了一圈，那是我一生中最早的記憶，也是最幸福的感受。溫暖，溫馨，幸福得像在天上。我的頭依偎在他的肩頭，我似乎能感受到我的生命是他賦予的，是他生命的延續。
還有一次印像深刻的記憶，是父親把我放在他的肩膀上，馱行回家的情景。1960年，我五歲，正是大饑荒的時候，父親把我的戶口從家裡轉了出去，我成了居民戶口，他怕我在家餓死，也爲了減輕母親的負擔。帶著我到他上班的地方，住了不到一年的時間。記得是麥苗已經出穗的時候我們回家。這是六一年，開始有了自留地，農村形勢有所好轉，我也到上學的時候了。父親就帶我回家，走到半路的時候，我實在走不動了，他就把我架上他的肩膀。那是我一生印像中唯一騎在人的肩膀上，父親像一匹馬一樣馱著我慢慢行走在山路上。當我們在山路上歇息，父親看著我，撫摸著我的頭，似乎是自言自語地說，要是我和你媽都餓死了，你們可怎麼辦？我聽到他的這個話，頓時眼淚如注，他連忙安慰我，好了，現在餓不死了，你看麥苗已經出穗了。我眼望麥地裡隨風起伏的浪，才止住了哭泣。
父親在我的眼裡是堅強的，我只有一次見過他流淚。那是一次回憶起奶奶的時候，他無法遏制，淚流滿面。給我述說奶奶的艱辛苦難。可是，我知道，他和我媽媽一生經歷的苦難，並不比奶奶少。
農村普遍的貧困，一生的勞累，過度的操勞，使我的母親在六零年之後就被徹底擊倒。我們都知道，她的病，是爲了把我們子女從死亡的懸崖邊緊緊地拽住，不讓掉下去，超負荷高強度體力和腦力付出，最後耗盡體力心力的結果。因爲在我家最艱難的1959年冬季，死神就在扣向我們家門的日子 ，父親被打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勞改，公共食堂因爲沒有糧食不得不解散，家裡沒有一顆糧食，用母親的話說，就是連老鼠纏尾巴的面都沒有。我們一家是用榆樹樹皮，穀糠，枕頭裡的蕎麥皮，從雪地裡挖出來的野菜根來充飢，度過那個冬天的。村裡許多人餓死，我們能挺過來，全靠母親帶著我的哥哥姐姐每天竭盡全力千方百計的尋找一切可充飢的東西。在大雪飛舞，白茫茫的大地沒有一個人的日子，只有母親帶著我的哥哥姐姐在厚厚的積雪裡尋找著可充飢的一切東西。
貧困和勞累使母親過早地倒下了。1961年後，她的腰椎高度彎曲，不能直立，後半生在病牀上度過。
相對于母親，父親要好一些，但是，父親的苦難也足以讓人刻骨銘心。他最大的難是在文革中。
1966年文革開始，當時父親是盤安公社的主任，屬於當權派，於是受盡屈辱毆打的暴行。當時的盤安公社，有一個電廠剛剛建成，這個工廠造反派介入地方文革，使這裡的遊街，批鬥更加血腥，殘酷。文革前期，父親躲在外邊，倒也沒有受到衝擊，到所謂的解放軍支左，成立革命委員會後，縣革命委員會發通告，要所有的人員回本單位，參加鬥批改。父親認爲有支左解放軍，革命委員會也成立了，回去應該不會有什麽危險了，殊不知最嚴酷的批鬥恰恰就在這個時候。
父親回到盤安公社後就被天天批鬥遊街，我們從上街回來的人那裡聽到消息，心如刀絞，可是我們能做什麽呢？據說父親帶著高帽子，架著噴氣式，用鐵絲掛著一塊門扇在遊街，我們一家人也在恐懼中生活。有一天，聽人們議論打死了誰誰的時候，我不敢去聽這些議論，只怕傳來父親的噩耗。有一天，哥哥上街回來，臉色凝重，和病中的母親商議，為父親準備後事，我偷偷地流淚。第二天，哥哥帶上我去盤安公社看父親。這時候有人自殺，有人被打死，父親可能感覺到自己隨時有危險，所以安排哥哥帶我去看看他。
到他的房間時，父親憔悴的面容讓人不敢正視。面容黝黑瘦弱，高大的身影只剩一把骨頭。父親深情地看著我和我哥，只是叮嚀，他會好好活著，讓我們也不要操心。在我們說話的時候，門口監視的人不肯離開。幾分鐘後就叫離開。我們兄弟二人只好悻悻而歸。好在這個嚴酷的時間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父親就到五七幹校勞動去了。
在父親生命的最後三天，他已不能吃飯了，只是經常要喝一點開水。他難受的樣子，讓人心疼。意識一時清醒一時模糊。我替翻身或幫他靠在枕頭上坐著，他一會兒就要排尿，我讓他在炕上排又不肯，堅持下炕去，扶著他只剩一把骨頭的高大身軀，我的心裡充滿哀傷。
父親最後走的時候，讓我們把他扶起來，可是我和哥哥小心翼翼地扶起來的時候，他卻走了……
一生的貧困、一生的辛勞，練就了他堅強、質樸、勤儉、無畏，在絕境中絕不放棄的精神品質，他老人家沒有給我們留下物質財富，卻留下了豐富的精神財富，這是最珍貴的遺產。我沒有照顧好父親和母親，是我心頭永遠的愧疚。現在，只有將父母優良的品質與精神繼承下來並傳給後代，才能使我內疚、沉痛的心得到一絲安慰。
父親已經離開我們有二十年的時間了。我自己也進入晚年。父親帶著屬於他們那一代人的苦難和榮光、屈辱和堅忍，貧窮和憧憬，哀傷和希望，帶著屬於他們的那一代人的歷史悄無聲息的走了。父親的身容笑貌，經常出現在我的夢中。我知道，我是父親生命的延續，我知道父親仍然活在我的心裡，活在我的血液中，活在我的一舉一動之中。每年的清明節，給父親掃墓的時候，我都似乎聽到他的呼吸，看到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