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60年前的高考有哪些科目？40年前的研究生考試是如何進行的？澎湃新聞採訪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張良生先生， 請他講述他人生中的兩次“大考”以及高能物理研究的經歷與軼事。
張良生， 1939年6月生， 江蘇無錫人。 曾參加1957年高考， 進入南開大學核子物理專業學習；1978年， 考上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研究生， 進入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師從中國高能實驗物理的開創人張文裕教授。 張良生先生畢生致力於中國的高能物理實驗研究。
張良生在接受採訪
一心向學
我們家在解放前是很窮的， 父親13歲當學徒， 在雜貨店當過夥計；大哥也是13歲左右（當學徒）；二哥稍微大一點， 16歲當的學徒。 解放以後， 我父親花了一些本錢幹了一個小攤子， 賣一些醬油啊、鹽啊什麼的， 他想發家致富。
父親要我小學畢業以後繼承他的事業， 經營小攤子， 他教我怎麼進貨、怎麼記帳、怎麼打算盤。
我中學學習很努力， 平時比較愛鑽研， 在小學時就看我哥的中學物理書， 很感興趣。 有一次同學拉著碾子修操場， 碾子陷在坑裡， 拉不動了， 問我怎麼辦， 我說你把它倒過來， 往後拉， 再往前猛地一拉就沖過去了， 他們按照我的辦法果然行了。
我1957年參加的高考， 那是"文化大革命"之前最難考的一屆，
1957年， 張良生高中畢業時照
我在南開大學物理二系原子核子物理專業學了五年，
想去蘭州幹一番事業
1964年10月16日， 我們國家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那時候高教部曾設想在北方集中兩個點搞核子物理和放射化學專業， 一個是北大物理系， 另一個就是蘭州大學現代物理系， 因為蘭州就在西北， 靠近核子試驗場。 高教部打算把南開大學、山東大學在核子物理、放射化學方面的一些專業， 集中搬到蘭州大學現代物理系。
南開積極行動了， 1965年夏天就把核子物理專業和放射化學專業的教師、學生、設備整個搬到蘭州去了， 為了搬這些設備， 鐵道部還專門準備了一趟專列，
南開去的兩個班的學生加上教師大概有100人， 搬的時候讓大家先回一趟家， 然後再前往蘭州集中， 所以大家到蘭州有早有晚。 我8月23號到的蘭州， 是第一個到蘭州的， 當時抱著一種心態， 希望看看蘭州怎麼樣， 希望能到蘭州幹一番事業。
當時全國備戰， 蘭州大學有專業知識、技術條件， 蘭州軍區希望能夠搞一些有關探測核輻射的設備來裝備解放軍， 兩方一拍即合， 我們幫他們做了一個叫“伽馬射線自動報警儀”的裝置， 核爆炸之後伽馬射線到了一定程度儀器就會呼呼響， 做完這個反應還不錯， 後來又進一步搞了一個“伽馬射線自動記錄儀”， 這個儀器更高級一點， 它會自己記錄核爆炸後伽馬射線的強度， 而且範圍很廣，它有四個檔，會自動換擋，作為首長屋子裡面日常的一個監控，看輻射有沒有超標。後來這兩樣裝置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得了四項獎，一個是科學大會獎，然後是防化兵部獎，甘肅省科技進步獎，還有一個是蘭州軍區的獎項。
另外就是參加核子試驗，這個我就不多說了，還要保密。當時我也去試驗場了，學校派了兩個人，一個是我，搞核子物理的，另一個是搞放射化學，都是南開大學的。不過我們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戴防輻射面具、穿長筒鞋、鉛衣，弄完了下來半桶汗水，沒有那麼厲害，我們只是在屋子裡面測試伽馬射線，離核爆中心區還有一定距離，也不像他們一線那麼艱苦。
我還到工廠、農村一邊參加勞動一邊上課，當時選了三個老師，我就是其中之一，帶一個班的學生到西安262廠“開門辦學”，我就在裡面給他們講技術課。回來之後廠裡又派人到蘭州，邀請我到他們廠裡去給721大學的學生講課，721大學當時很普遍，相當於企業大學，因為企業要有自己的技術人才，為了培養人才就從工廠裡面選一部分工人，不脫產學習，從外面聘請老師，響應毛主席“721指示”，學工、學農、學軍。
工農兵學員的水準參差不齊，有的聽不懂，有的吃不飽，所以授課的時候要顧及大家，畢業的時候要相對寬鬆一點。教學員的同時也在督促著老師學習，所以我一直沒有放下自己的專業，而且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校園裡的風氣也開始變得愛讀書了，還有一些老知識份子家庭，雖然國家不重視，但是讓孩子學習的願望和實際行動還是有的，有一種人不管在什麼社會環境下始終有追求知識的渴望。
我也保持著一種希望，我想總有一天國家會正常的，不可能永遠這麼下去，十年沒有招生，那以後國家怎麼辦？大家都是文盲怎麼能行呢？我想總有一天會恢復高考正常招生的。
“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考試
1978年年初，知道要招考研究生的時候，我正在參加我們國家的一次核子試驗。那次參加核子試驗的人比較多，大家互相交流，我聽說了招研究生的消息，但是瞭解得不詳細。因為1977年國家已經恢復了本科的高考，所以得到恢復研究生招考的消息一點都不覺得奇怪，是一件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蘭州的招生辦設在城區的一個學校裡，我瞭解到確實要招收研究生了，而且年齡範圍擴大到四十歲，像我這個年齡也在裡面了，心裡很高興，覺得等了這麼多年，終於有機會了。招考辦法大體上也差不多，就是報名、筆試、複試這麼個過程。
我回來準備好一寸照片，就去報名了。報名時要把照片給招生辦，完了以後張榜公佈，我去看了，有我的名字，這樣就算正式報名成功了。報上名以後，就得到一個准考證，准考證我現在還保存著呢。
准考證
考試前基本上沒有複習的時間，一面要工作，一面還有兩個孩子要照顧，就是憑著在大學時候的物理功底，再加上自己感興趣去考試的。“文化大革命”後的第一屆研究生考試，國家也沒有準備好，只不過想把這個考試開了，所以既沒有考試大綱，也沒有考試資料，都非常匆忙。
正式考試也是在報名的那個學校，好像整個蘭州就那一個考點，一個考場裡也就二三十人，我算是裡面年齡大的，我記得我的位置在緊靠北面牆，倒數第二排。考試是一個人一個桌，離得比較開，防止互相看。監考老師有兩三個，准考證放在桌子上，監考人員要對照片，免得有人頂替考試。
在考試中間，大家總體來講還是比較守規矩的，也都比較珍惜這個機會。“文革”期間有一部分人把學習的東西基本上都丟光了，都幹別的去了，你就是叫他來考他也沒有心思考了，不過還有一小部分人，這麼多年來沒有丟下學習，希望將來有一天能恢復考試，我們參加考試的這批人基本上屬於這一類，就是平時學習比較努力，有一些根基，有這樣一次機會都覺得不容易，所以考試也沒有搞什麼作弊之類的，當時風氣比較好。
考試時也沒太緊張，覺得考成什麼樣就算什麼樣吧，要保持心情放鬆。當時一共考了三門，是一天之內考完的，一門政治，一門外語，一門專業課，我的專業課考的就是高能物理，得了95分。
考物理的時候有一道題我感到非常彆扭，我還記得大概內容，說有一個球，球的表面有粒子發射出來，同時球下落，問球在真空裡面下落需要多長時間。我覺得這個題的條件給得稀裡糊塗的，粒子如果都往一個方向噴，就跟噴氣式飛機或者火箭一樣，和往四面八方噴是不一樣的，如果往四面八方噴還要知道出來的粒子多大、多少，速度多大，結果都是不一樣的，這些條件都沒給，我當時就把它簡化一下寫了。考完以後我總想著這個題有問題，就給高能所寫了一封信，把我的計算和一些想法在信裡面寫了。到我後來去高能所複試的時候聽說這道題取消了，他們可能看到我的信以後覺得有道理，這道題乾脆不算了，我就打聽自己錯在哪裡，他們幫我查了一下說，我沒有特別大的錯，就是這扣掉一分那扣掉一分，反正都有些疏漏，有些地方答得不完全，不是大問題，最後就算了95分。
政治考的主要是時事，比如四人幫破壞搞得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些，主要是靠平實看報紙、聽廣播的積累，當時大家都很留意一些政治動向，大概的國家大事也都知道。
英語考的題裡有類似莎士比亞翻譯什麼的，也沒有教材，就是平時總在讀一些英文資料，學校開英語課就去旁聽，看的物理專業刊物也有一些英文的，所以一直沒有荒廢。而且憑良心講第一屆考得也不難。
考完筆試以後，我自己也沒把握，不知道能不能考上，當時高能所就招20個人，但是有幾百人報名，後來通知我到北京參加複試，這時候我心裡面就有點把握了。當時正好妻子蒸了饅頭，我抓了兩個饅頭拿紙一包就走了，因為那兩個饅頭還是熱的，捂壞了，吃了之後還拉了肚子。
面試的時候就問我為什麼考研究生，為什麼考高能所，之前搞過哪些工作等。我選擇了中科院高能物理專業，一個是因為在南開留校後，我曾經被選派到高能所進修過一段時間，從那之後就希望將來能到高能所。另一個原因是，“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下決心要把高能物理抓上去，從全國找了100個以上學高能物理的，集中招到北京，這是歷史上沒有過的事情，因為進北京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後來就不能直接調到北京來了，所以我就要靠考試進中科院高能所。我就是喜歡物理，想一輩子從事物理研究。
後來有人問我你願不願意當張文裕所長的研究生，我說我當然願意了。張文裕是高能物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在μ介原子物理方面做過世界上的開創性工作，在李政道、楊振寧得諾貝爾獎的時候，國家派他去瑞典做他們二人的爭取工作，楊振寧也曾公開表示過張文裕是他的導師。
面試後不久就接到一封信，信上說你已經正式錄取為張文裕教授的研究生了，我接到信以後很激動，以前都是在廣播裡畫報上聽到看到的，現在一下子關係這麼近，我就到我們系的資料室去找到有關的圖片，人民畫報上有張文裕先生的照片，我端詳了半天，浮想聯翩，當時很高興。
1981年夏，張良生與導師張文裕教授（右）在高能所主樓前合影
當年蘭州大學以講師的身份參加考試最後分別錄取到各報考單位的有五個人，在9月29號蘭州大學開了個校委會，相當於最高級別的會議，會上討論五人考取研究生，蘭州大學作為校方放不放人，最後考慮這是國家的大政策，同意放人，帶薪學習。
我1962年參加工作，到1978年，已經等了16年，考試時已經39歲了，這是非常難得的一次機會，讓我抓住了，到第二年年齡就卡死了。
跟張文裕先生讀研究生
到了北京以後，先學基礎課，我年齡大，腦子不行了，學起來很吃力，別的同學在外面打球活動，我就在屋子裡面學習，人家打完球回來看我還在那學習，always sitting，always studying。
基礎課學完以後就做畢業論文了，我們國家那時候還沒有高能加速器，要做高能物理實驗沒條件，張文裕先生就建議我做高能探測器方面的工作——多絲探測器，就是探測肉眼看不到的微觀粒子的徑跡。
張文裕教授特別強調要做實驗，要動手，他說“實驗是理論的基礎，知識的源泉”，他自己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強調實驗的重要性，不要整天坐在那裡想入非非，不做實際的事情，他特別強調這一點。我根據張文裕的教導，從基礎的事情做起，包括怎麼打孔，怎麼拉絲，怎麼上膠，怎麼封裝，怎麼通氣，怎麼測量，怎麼記錄資料，一直到最後分析，寫論文，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實驗結果發表在《高能物理核子物理》上。
在這個基礎上，我還定量地解釋了國際上一個新的實驗結果，就是後來獲得1992年諾貝爾物理獎的夏派克教授指導的實驗組，用充氬氣的“多步雪崩室”，讓高強度的帶電粒子束穿過它，使它在高計數率下運行，由此獲得“多步雪崩室”在高計數率運行時的擊穿資料。對此結果他們自己沒有作定量的解釋，只是作了定性的說明。而我有不同的看法，我就建立了一個方程式作定量計算，計算結果證實了我的設想：在多步雪崩室陽極絲附近積累的物質，其衰變壽命與氬的亞穩態的壽命一致，由此說明氬的亞穩態起了決定性作用。我的解釋在國內外發表後，日本九州大學的一個實驗組，做了專們的實驗來作檢驗，看是我的解釋合理還是美國M.Atac教授的解釋合理，實驗結果支持了我的解釋，並將其為“張模型”。
1992年，在瑞士的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張良生（左）向199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夏派克（右）表示祝賀
論文答辯後大家認為我的水準比碩士要高，國際上的一個實驗結果人家沒解釋對，我把它定量地解釋了，但是直接給我博士又不太合適，因為我們高能所培養的是實驗高能物理，我搞的是探測器，探測器說起來也是高能物理的範疇，但是仔細說一說還是有些區別。所裡希望我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但是我和愛人兩地分居，當時我還帶著一個孩子，這樣的情況讓我再待幾年，實在不行，我就跟單位說家裡分居有困難。於是1981年畢業，按碩士畢業分配工作。
張良生的研究生畢業證書封面
張良生的研究生畢業證書
張良生的碩士學位證書
一生致力於高能物理的研究
我國高能加速器的方案或設想已經有過好多次，有個說法叫“八上七下”，其中有一次是"文革"中周總理主持的，方案提出了，錢都有了，準備搞了，結果"四人幫"一搗亂，沒搞成，總共下馬七次、上馬八次，所以叫“八上七下”。
1978年時鄧小平下決心要搞，提了一個方案是環形加速器，搞出一點名堂了，在十三陵把地形也進行了勘探，弄完以後還是下馬了，這次下馬的原因是步子邁得太大了，國家經濟支撐不了。
後來李政道教授提出搞正負電子對撞機，把正電子、負電子分別加速，聚焦在一個點上對撞，對撞當然比打一個靜止的靶厲害，電子本身品質比較小，比較容易做到，大家都同意用電子對撞的方式。最後這個項目搞成了，國家評了一個特等獎，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頒獎典禮，我在裡面也算是得獎的一份子，獎狀上還有當時總理李鵬的簽字。
張良生的獲獎證書
1984年丁肇中教授來中國招學生去西德“馬克-傑組”搞高能物理實驗，在高能所找了十個人，讓他們複習之後來考試，兩個人沒參加考試，剩下八個人只有一個人考上；後來又招了一批，這次就把我招進去了，也是我一個人考上；後來又考了兩次，又有兩個人考上了。丁肇中把我們幾個考上的拉到北京飯店面試，面試主要是高能實驗物理方面。他問我“質子衰變”方面的問題，我回答，根據“大統一”理論，“重子數”和“輕子數”都不再是守恆量，所以質子是可以衰變的。只回答了這一句，他就覺得滿意了。他要求頭腦要清晰，不要囉裡囉嗦，越說越糊塗就說明你不懂，簡潔地把最關鍵的點出來，他就知道你清楚這個問題了。所以我1985年就去了西德。
1985年，張良生（右一）在馬克-傑（MARK-J）組時與丁肇中（右二）合影
1992年底，我再次被外派到歐洲的核子研究中心工作了一年多，回來後一直在高能所工作到退休，學成以後算是給國家做出了貢獻。
高能物理在現實中的應用很廣，互聯網就是其中一例，最早在歐洲核子研究中心，有一個組主要搞高能資料的傳輸，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了一個高能網路的概念，這個概念慢慢成了互聯網。在李政道教授的建議和幫助下，我國通過高能所與國外建立起的互聯網，也是為了傳輸高能的實驗資料，有了這個基礎，國家又投入了大力量發展互聯網，再加上中國人口多、基數大、有規模效應，所以互聯網在中國發展得就很快，在國際上還是很先進的。我們國家的高能物理現在來說在某些方面處於國際領先地位。
回想起來，參加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研究生考試對我來說是改變命運的一次機會，對於好多學生來說也是“文革”中斷考試十年後唯一的機會。十年“文革”，十年斷層，人才培養在“文革”中荒廢了，恢復高考讓大家覺得有希望也有途徑了，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成就感，在某個階段裡有自己的輝煌在裡面，這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是國家走入正軌後的一個重大舉措。
國家要站在世界之巔必須有世界級的領軍人才，應試教育一切都為了應付考試，硬往裡灌，死記硬背，扼殺學習積極性。我們應該鼓勵大家刻苦努力鑽研，有自己的見解，發揮自己的長處，有主動創造性，有強烈的求知欲和興趣，不要成為考試機器，不能人云亦云。
而且範圍很廣，它有四個檔，會自動換擋，作為首長屋子裡面日常的一個監控，看輻射有沒有超標。後來這兩樣裝置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得了四項獎，一個是科學大會獎，然後是防化兵部獎，甘肅省科技進步獎，還有一個是蘭州軍區的獎項。另外就是參加核子試驗，這個我就不多說了，還要保密。當時我也去試驗場了，學校派了兩個人，一個是我，搞核子物理的，另一個是搞放射化學，都是南開大學的。不過我們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戴防輻射面具、穿長筒鞋、鉛衣，弄完了下來半桶汗水，沒有那麼厲害，我們只是在屋子裡面測試伽馬射線，離核爆中心區還有一定距離，也不像他們一線那麼艱苦。
我還到工廠、農村一邊參加勞動一邊上課，當時選了三個老師，我就是其中之一，帶一個班的學生到西安262廠“開門辦學”，我就在裡面給他們講技術課。回來之後廠裡又派人到蘭州，邀請我到他們廠裡去給721大學的學生講課，721大學當時很普遍，相當於企業大學，因為企業要有自己的技術人才，為了培養人才就從工廠裡面選一部分工人，不脫產學習，從外面聘請老師，響應毛主席“721指示”，學工、學農、學軍。
工農兵學員的水準參差不齊，有的聽不懂，有的吃不飽，所以授課的時候要顧及大家，畢業的時候要相對寬鬆一點。教學員的同時也在督促著老師學習，所以我一直沒有放下自己的專業，而且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校園裡的風氣也開始變得愛讀書了，還有一些老知識份子家庭，雖然國家不重視，但是讓孩子學習的願望和實際行動還是有的，有一種人不管在什麼社會環境下始終有追求知識的渴望。
我也保持著一種希望，我想總有一天國家會正常的，不可能永遠這麼下去，十年沒有招生，那以後國家怎麼辦？大家都是文盲怎麼能行呢？我想總有一天會恢復高考正常招生的。
“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考試
1978年年初，知道要招考研究生的時候，我正在參加我們國家的一次核子試驗。那次參加核子試驗的人比較多，大家互相交流，我聽說了招研究生的消息，但是瞭解得不詳細。因為1977年國家已經恢復了本科的高考，所以得到恢復研究生招考的消息一點都不覺得奇怪，是一件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蘭州的招生辦設在城區的一個學校裡，我瞭解到確實要招收研究生了，而且年齡範圍擴大到四十歲，像我這個年齡也在裡面了，心裡很高興，覺得等了這麼多年，終於有機會了。招考辦法大體上也差不多，就是報名、筆試、複試這麼個過程。
我回來準備好一寸照片，就去報名了。報名時要把照片給招生辦，完了以後張榜公佈，我去看了，有我的名字，這樣就算正式報名成功了。報上名以後，就得到一個准考證，准考證我現在還保存著呢。
准考證
考試前基本上沒有複習的時間，一面要工作，一面還有兩個孩子要照顧，就是憑著在大學時候的物理功底，再加上自己感興趣去考試的。“文化大革命”後的第一屆研究生考試，國家也沒有準備好，只不過想把這個考試開了，所以既沒有考試大綱，也沒有考試資料，都非常匆忙。
正式考試也是在報名的那個學校，好像整個蘭州就那一個考點，一個考場裡也就二三十人，我算是裡面年齡大的，我記得我的位置在緊靠北面牆，倒數第二排。考試是一個人一個桌，離得比較開，防止互相看。監考老師有兩三個，准考證放在桌子上，監考人員要對照片，免得有人頂替考試。
在考試中間，大家總體來講還是比較守規矩的，也都比較珍惜這個機會。“文革”期間有一部分人把學習的東西基本上都丟光了，都幹別的去了，你就是叫他來考他也沒有心思考了，不過還有一小部分人，這麼多年來沒有丟下學習，希望將來有一天能恢復考試，我們參加考試的這批人基本上屬於這一類，就是平時學習比較努力，有一些根基，有這樣一次機會都覺得不容易，所以考試也沒有搞什麼作弊之類的，當時風氣比較好。
考試時也沒太緊張，覺得考成什麼樣就算什麼樣吧，要保持心情放鬆。當時一共考了三門，是一天之內考完的，一門政治，一門外語，一門專業課，我的專業課考的就是高能物理，得了95分。
考物理的時候有一道題我感到非常彆扭，我還記得大概內容，說有一個球，球的表面有粒子發射出來，同時球下落，問球在真空裡面下落需要多長時間。我覺得這個題的條件給得稀裡糊塗的，粒子如果都往一個方向噴，就跟噴氣式飛機或者火箭一樣，和往四面八方噴是不一樣的，如果往四面八方噴還要知道出來的粒子多大、多少，速度多大，結果都是不一樣的，這些條件都沒給，我當時就把它簡化一下寫了。考完以後我總想著這個題有問題，就給高能所寫了一封信，把我的計算和一些想法在信裡面寫了。到我後來去高能所複試的時候聽說這道題取消了，他們可能看到我的信以後覺得有道理，這道題乾脆不算了，我就打聽自己錯在哪裡，他們幫我查了一下說，我沒有特別大的錯，就是這扣掉一分那扣掉一分，反正都有些疏漏，有些地方答得不完全，不是大問題，最後就算了95分。
政治考的主要是時事，比如四人幫破壞搞得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些，主要是靠平實看報紙、聽廣播的積累，當時大家都很留意一些政治動向，大概的國家大事也都知道。
英語考的題裡有類似莎士比亞翻譯什麼的，也沒有教材，就是平時總在讀一些英文資料，學校開英語課就去旁聽，看的物理專業刊物也有一些英文的，所以一直沒有荒廢。而且憑良心講第一屆考得也不難。
考完筆試以後，我自己也沒把握，不知道能不能考上，當時高能所就招20個人，但是有幾百人報名，後來通知我到北京參加複試，這時候我心裡面就有點把握了。當時正好妻子蒸了饅頭，我抓了兩個饅頭拿紙一包就走了，因為那兩個饅頭還是熱的，捂壞了，吃了之後還拉了肚子。
面試的時候就問我為什麼考研究生，為什麼考高能所，之前搞過哪些工作等。我選擇了中科院高能物理專業，一個是因為在南開留校後，我曾經被選派到高能所進修過一段時間，從那之後就希望將來能到高能所。另一個原因是，“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下決心要把高能物理抓上去，從全國找了100個以上學高能物理的，集中招到北京，這是歷史上沒有過的事情，因為進北京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後來就不能直接調到北京來了，所以我就要靠考試進中科院高能所。我就是喜歡物理，想一輩子從事物理研究。
後來有人問我你願不願意當張文裕所長的研究生，我說我當然願意了。張文裕是高能物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在μ介原子物理方面做過世界上的開創性工作，在李政道、楊振寧得諾貝爾獎的時候，國家派他去瑞典做他們二人的爭取工作，楊振寧也曾公開表示過張文裕是他的導師。
面試後不久就接到一封信，信上說你已經正式錄取為張文裕教授的研究生了，我接到信以後很激動，以前都是在廣播裡畫報上聽到看到的，現在一下子關係這麼近，我就到我們系的資料室去找到有關的圖片，人民畫報上有張文裕先生的照片，我端詳了半天，浮想聯翩，當時很高興。
1981年夏，張良生與導師張文裕教授（右）在高能所主樓前合影
當年蘭州大學以講師的身份參加考試最後分別錄取到各報考單位的有五個人，在9月29號蘭州大學開了個校委會，相當於最高級別的會議，會上討論五人考取研究生，蘭州大學作為校方放不放人，最後考慮這是國家的大政策，同意放人，帶薪學習。
我1962年參加工作，到1978年，已經等了16年，考試時已經39歲了，這是非常難得的一次機會，讓我抓住了，到第二年年齡就卡死了。
跟張文裕先生讀研究生
到了北京以後，先學基礎課，我年齡大，腦子不行了，學起來很吃力，別的同學在外面打球活動，我就在屋子裡面學習，人家打完球回來看我還在那學習，always sitting，always studying。
基礎課學完以後就做畢業論文了，我們國家那時候還沒有高能加速器，要做高能物理實驗沒條件，張文裕先生就建議我做高能探測器方面的工作——多絲探測器，就是探測肉眼看不到的微觀粒子的徑跡。
張文裕教授特別強調要做實驗，要動手，他說“實驗是理論的基礎，知識的源泉”，他自己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強調實驗的重要性，不要整天坐在那裡想入非非，不做實際的事情，他特別強調這一點。我根據張文裕的教導，從基礎的事情做起，包括怎麼打孔，怎麼拉絲，怎麼上膠，怎麼封裝，怎麼通氣，怎麼測量，怎麼記錄資料，一直到最後分析，寫論文，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實驗結果發表在《高能物理核子物理》上。
在這個基礎上，我還定量地解釋了國際上一個新的實驗結果，就是後來獲得1992年諾貝爾物理獎的夏派克教授指導的實驗組，用充氬氣的“多步雪崩室”，讓高強度的帶電粒子束穿過它，使它在高計數率下運行，由此獲得“多步雪崩室”在高計數率運行時的擊穿資料。對此結果他們自己沒有作定量的解釋，只是作了定性的說明。而我有不同的看法，我就建立了一個方程式作定量計算，計算結果證實了我的設想：在多步雪崩室陽極絲附近積累的物質，其衰變壽命與氬的亞穩態的壽命一致，由此說明氬的亞穩態起了決定性作用。我的解釋在國內外發表後，日本九州大學的一個實驗組，做了專們的實驗來作檢驗，看是我的解釋合理還是美國M.Atac教授的解釋合理，實驗結果支持了我的解釋，並將其為“張模型”。
1992年，在瑞士的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張良生（左）向199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夏派克（右）表示祝賀
論文答辯後大家認為我的水準比碩士要高，國際上的一個實驗結果人家沒解釋對，我把它定量地解釋了，但是直接給我博士又不太合適，因為我們高能所培養的是實驗高能物理，我搞的是探測器，探測器說起來也是高能物理的範疇，但是仔細說一說還是有些區別。所裡希望我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但是我和愛人兩地分居，當時我還帶著一個孩子，這樣的情況讓我再待幾年，實在不行，我就跟單位說家裡分居有困難。於是1981年畢業，按碩士畢業分配工作。
張良生的研究生畢業證書封面
張良生的研究生畢業證書
張良生的碩士學位證書
一生致力於高能物理的研究
我國高能加速器的方案或設想已經有過好多次，有個說法叫“八上七下”，其中有一次是"文革"中周總理主持的，方案提出了，錢都有了，準備搞了，結果"四人幫"一搗亂，沒搞成，總共下馬七次、上馬八次，所以叫“八上七下”。
1978年時鄧小平下決心要搞，提了一個方案是環形加速器，搞出一點名堂了，在十三陵把地形也進行了勘探，弄完以後還是下馬了，這次下馬的原因是步子邁得太大了，國家經濟支撐不了。
後來李政道教授提出搞正負電子對撞機，把正電子、負電子分別加速，聚焦在一個點上對撞，對撞當然比打一個靜止的靶厲害，電子本身品質比較小，比較容易做到，大家都同意用電子對撞的方式。最後這個項目搞成了，國家評了一個特等獎，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頒獎典禮，我在裡面也算是得獎的一份子，獎狀上還有當時總理李鵬的簽字。
張良生的獲獎證書
1984年丁肇中教授來中國招學生去西德“馬克-傑組”搞高能物理實驗，在高能所找了十個人，讓他們複習之後來考試，兩個人沒參加考試，剩下八個人只有一個人考上；後來又招了一批，這次就把我招進去了，也是我一個人考上；後來又考了兩次，又有兩個人考上了。丁肇中把我們幾個考上的拉到北京飯店面試，面試主要是高能實驗物理方面。他問我“質子衰變”方面的問題，我回答，根據“大統一”理論，“重子數”和“輕子數”都不再是守恆量，所以質子是可以衰變的。只回答了這一句，他就覺得滿意了。他要求頭腦要清晰，不要囉裡囉嗦，越說越糊塗就說明你不懂，簡潔地把最關鍵的點出來，他就知道你清楚這個問題了。所以我1985年就去了西德。
1985年，張良生（右一）在馬克-傑（MARK-J）組時與丁肇中（右二）合影
1992年底，我再次被外派到歐洲的核子研究中心工作了一年多，回來後一直在高能所工作到退休，學成以後算是給國家做出了貢獻。
高能物理在現實中的應用很廣，互聯網就是其中一例，最早在歐洲核子研究中心，有一個組主要搞高能資料的傳輸，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了一個高能網路的概念，這個概念慢慢成了互聯網。在李政道教授的建議和幫助下，我國通過高能所與國外建立起的互聯網，也是為了傳輸高能的實驗資料，有了這個基礎，國家又投入了大力量發展互聯網，再加上中國人口多、基數大、有規模效應，所以互聯網在中國發展得就很快，在國際上還是很先進的。我們國家的高能物理現在來說在某些方面處於國際領先地位。
回想起來，參加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研究生考試對我來說是改變命運的一次機會，對於好多學生來說也是“文革”中斷考試十年後唯一的機會。十年“文革”，十年斷層，人才培養在“文革”中荒廢了，恢復高考讓大家覺得有希望也有途徑了，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成就感，在某個階段裡有自己的輝煌在裡面，這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是國家走入正軌後的一個重大舉措。
國家要站在世界之巔必須有世界級的領軍人才，應試教育一切都為了應付考試，硬往裡灌，死記硬背，扼殺學習積極性。我們應該鼓勵大家刻苦努力鑽研，有自己的見解，發揮自己的長處，有主動創造性，有強烈的求知欲和興趣，不要成為考試機器，不能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