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點， 快點， 我們只有半個小時。 ”布熱津斯基急切地催促道。 那是2008年的秋天， 美國東海岸各城市的街道上鋪滿了落葉， 年輕的政治家奧巴馬正在迎來他政治上的奇跡時刻。
他拿起我的錄音筆， 問這是不是中國生產的， 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後， 給以讚賞的表情。 這也許是一位80歲的老人故意在年輕人面前表現他依然對世界充滿好奇的一面， 但我覺得那不是表演。 畢竟， 已入耄耋之年的布熱津斯基從未從公眾舞臺上消失， 而是頻繁參加各種國際問題研討會， 甚至出現在娛樂節目裡。
採訪進行地很順利， 最後這篇文章以《布熱津斯基：中美兩國是天然盟友》為題，
九年過去了， 布熱津斯基走到了人生的終點， 到了蓋棺論定的時刻。 5月26日， 布熱津斯基的女兒米卡宣佈了他去世的消息。 這位地緣戰略大師終於完美地謝幕了。 而只把他稱為一個“幫助美國人理解世界的人”，
任何中國國際關係學者都不會忘記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一書曾經帶來的震撼。 當年， 這是一部真正具有全球性思維的著作， 其宏大的視野令人耳目一新。 在布熱津斯基看來， 美國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大國， 而他的任務就在於為美國出謀劃策， 讓這一地位持久地延續下去， 讓美國完成自身的大國使命。 作為一位來自波蘭的移民， 布熱津斯基卻是一名堅定的美國愛國者。
和英國地理學家哈樂德·麥克金德一樣， 布熱津斯基也相信， 誰控制了歐亞大陸這個中心地帶， 誰就控制了全世界，
在各個維度上， 布熱津斯基都展示了他思辨性的國際戰略觀念。 美國應該促進歐洲的經濟一體化， 並使歐洲成為一個政治共同體， 但歐洲又不應該成為一個可以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力量；美國應該警惕俄羅斯的帝國野心， 但也應該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拉攏俄羅斯加入一個“擴大的西方”， 成為一枚對西方有利的棋子；美國需要與中國保持友好，
同時， 布熱津斯基不僅是個國際關係學家， 在社會學意義上， 他對全球態勢變化的觀察也有很多洞見。 他推出了全球化“破碎地帶”的觀點：雖然全球化造益於世界， 但很多地方並未分享到全球化的果實， 而是出現了族群、宗教衝突加劇的趨勢， 尤其是在中亞、南亞、非洲等缺乏共同的身份認同的“熔爐”地區。 在“阿拉伯之春”等事件發生後，布熱津斯基還提出了“全球政治覺醒”的理念，即世界各地的底層社會在進行一場遲來的反抗，尤其是在中東地區發生了暴力性的“覺醒”，給全球秩序造成持久而強烈的衝擊。
和基辛格不同，布熱津斯基從一開始就嚴厲批判美國在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政策，這一堅持不懈的態度與其他美國地緣政治學者形成鮮明對比。在他看來，貿然投入伊拉克戰爭是“帝國過度擴張”的一個實例，而伊拉克和“恐怖主義”是被誇大了的威脅。這一政策造成了惡果，即他在《第二次機遇》中寫的，美國從“冷戰”後一呼百應、號召力極強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在世界各地都遭到質疑和抨擊的國家。小布希代表著一場“災難性的領導”，美國曾經享有的歷史樂觀主義演變成了悲劇，而這一切都是由於美國“對自身力量的幻覺”。布熱津斯基始終期盼美國擁有力量，但他反對美國以一種錯誤的方式追求力量。
當然，也有人批判布熱津斯基。他被一些人詬病為對俄羅斯的警惕性過度，並被懷疑這與他的波蘭裔身份有關。在批評者看來，1970年代末，他為了拖垮蘇聯而讓美國全力支持阿富汗的“聖戰者”，為恐怖主義的崛起埋下了禍根。然而，布熱津斯基從不對美國介入阿富汗戰爭表示“後悔”，在他看來，美國當時是在履行真正重要的“天命”，就是摧毀蘇聯，而且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價。誰的選擇是對的，恐怖主義是否將對未來的西方構成生存性的威脅，還需要歷史來做出解答。
布熱津斯基畢生籌畫美國如何成為霸主，但在近年來的著作裡他也承認，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大國，美國的政治雄心必須考慮到改變了的國際現實。儘管他是美國獨霸論的主張者，但世界的客觀形勢可能正在走向多極化。所以，美國必須和中國合作，比如管控因為各種因素而變得動盪的中東地區，維持這個全球能源中心的穩定。從他近年來的著作可以看出，中國正在世界棋盤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從根本上而言，布熱津斯基是一位冷酷的地緣政治策士。人權與價值觀問題並不是布熱津斯基關注的重點，儘管他是一個民主黨人，在客觀上認為追求民主化、環保和生態利益等有利於美國領導世界。他希望的美國實現領導力的方式，不是單純依靠軍事力量，而是聰明地利用多種政策工具來追求國家利益，為美國的霸主地位增加合法性和道義因素。雖然堅定地鼓吹美國領導世界，但布熱津斯基更付諸冷靜的憂慮，而非狂熱的叫囂。
所以，不論背後的哲學如何，布熱津斯基的建議仍然是擁抱全球化。他在當時接受筆者採訪時說：“歸根到底，我們沒有人能夠完全以本國的狹隘的國家利益為基礎採取行動……什麼叫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就是以我為尊。如果這樣的事情將在21世紀發生，如果我們都修建長牆，把彼此隔離起來，我們將會沉淪。”在2008年的時候，這還看起來像是不切實際的憂慮，但已經日漸變成今天的現實。“美國的政策被全世界視為在一個後帝國主義時代仍顯示傲慢的帝國主義特徵；在一個後殖民時代卻仍深陷殖民主義窠臼；在一個宗教多元的世界卻對文化問題自以為是。如此，這場美國超級大國的危機將會成為終結美國力量的起點。”他在《第二次機遇》裡的這一判斷，也頗有先見之明，但遺憾的是，美國似乎在這條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特朗普的上臺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
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都屬於老一派的國家安全顧問，不僅出謀劃策，而且直接參與政策實施，而這樣的做法在今天的美國已經不流行了。在卡特時代之後，布熱津斯基從未再掌握外交決策權。他對小布希的激烈批評和對奧巴馬的讚賞，曾讓人猜測他可能進入後者的外交決策圈，但奧巴馬並沒有延攬他。但與此同時，奧巴馬的外交政策也是混亂而缺乏方向感的，這也是導致特朗普最終當選的一個原因。
在採訪中，筆者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布熱津斯基的桌子上擺放著一個巨大的國際象棋棋盤，那想必是他平時的娛樂。畢竟，在《大棋局》一書中，他也把世界視為一個棋盤，而美國是一個隱形的霸主棋手。東歐人喜歡國際象棋，而這在美國被視為一種有點“書呆子氣”（nerd）的遊戲。但如果美國要真正瞭解並掌控世界的話，沒有一種棋手式的對瞬息萬變的局勢的洞察，只是靠一腔熱情，或者只是靠強力，顯然是不行的。
布熱津斯基是波蘭人，基辛格是猶太人，他們都出生在歐洲中部，畢生都沉浸在對歷史的研究之中，都親身經歷過20世紀的苦難，布熱津斯基本人對史達林主義的蘇聯與納粹德國都有親身體會，這讓他們更能從一種宏大的歷史視角去思考美國的命運。在布熱津斯基去世之時，特朗普正在崛起，這代表美國的心靈在走向封閉，美國人正在更多地用直覺而非歷史理性來理解世界，他們的“歷史焦慮感”也可能因此而不斷加劇。在美國最需要他們的時候，最後的“老派”地緣戰略棋手正在遠去。
在“阿拉伯之春”等事件發生後，布熱津斯基還提出了“全球政治覺醒”的理念，即世界各地的底層社會在進行一場遲來的反抗，尤其是在中東地區發生了暴力性的“覺醒”，給全球秩序造成持久而強烈的衝擊。和基辛格不同，布熱津斯基從一開始就嚴厲批判美國在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政策，這一堅持不懈的態度與其他美國地緣政治學者形成鮮明對比。在他看來，貿然投入伊拉克戰爭是“帝國過度擴張”的一個實例，而伊拉克和“恐怖主義”是被誇大了的威脅。這一政策造成了惡果，即他在《第二次機遇》中寫的，美國從“冷戰”後一呼百應、號召力極強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在世界各地都遭到質疑和抨擊的國家。小布希代表著一場“災難性的領導”，美國曾經享有的歷史樂觀主義演變成了悲劇，而這一切都是由於美國“對自身力量的幻覺”。布熱津斯基始終期盼美國擁有力量，但他反對美國以一種錯誤的方式追求力量。
當然，也有人批判布熱津斯基。他被一些人詬病為對俄羅斯的警惕性過度，並被懷疑這與他的波蘭裔身份有關。在批評者看來，1970年代末，他為了拖垮蘇聯而讓美國全力支持阿富汗的“聖戰者”，為恐怖主義的崛起埋下了禍根。然而，布熱津斯基從不對美國介入阿富汗戰爭表示“後悔”，在他看來，美國當時是在履行真正重要的“天命”，就是摧毀蘇聯，而且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價。誰的選擇是對的，恐怖主義是否將對未來的西方構成生存性的威脅，還需要歷史來做出解答。
布熱津斯基畢生籌畫美國如何成為霸主，但在近年來的著作裡他也承認，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大國，美國的政治雄心必須考慮到改變了的國際現實。儘管他是美國獨霸論的主張者，但世界的客觀形勢可能正在走向多極化。所以，美國必須和中國合作，比如管控因為各種因素而變得動盪的中東地區，維持這個全球能源中心的穩定。從他近年來的著作可以看出，中國正在世界棋盤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從根本上而言，布熱津斯基是一位冷酷的地緣政治策士。人權與價值觀問題並不是布熱津斯基關注的重點，儘管他是一個民主黨人，在客觀上認為追求民主化、環保和生態利益等有利於美國領導世界。他希望的美國實現領導力的方式，不是單純依靠軍事力量，而是聰明地利用多種政策工具來追求國家利益，為美國的霸主地位增加合法性和道義因素。雖然堅定地鼓吹美國領導世界，但布熱津斯基更付諸冷靜的憂慮，而非狂熱的叫囂。
所以，不論背後的哲學如何，布熱津斯基的建議仍然是擁抱全球化。他在當時接受筆者採訪時說：“歸根到底，我們沒有人能夠完全以本國的狹隘的國家利益為基礎採取行動……什麼叫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就是以我為尊。如果這樣的事情將在21世紀發生，如果我們都修建長牆，把彼此隔離起來，我們將會沉淪。”在2008年的時候，這還看起來像是不切實際的憂慮，但已經日漸變成今天的現實。“美國的政策被全世界視為在一個後帝國主義時代仍顯示傲慢的帝國主義特徵；在一個後殖民時代卻仍深陷殖民主義窠臼；在一個宗教多元的世界卻對文化問題自以為是。如此，這場美國超級大國的危機將會成為終結美國力量的起點。”他在《第二次機遇》裡的這一判斷，也頗有先見之明，但遺憾的是，美國似乎在這條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特朗普的上臺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
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都屬於老一派的國家安全顧問，不僅出謀劃策，而且直接參與政策實施，而這樣的做法在今天的美國已經不流行了。在卡特時代之後，布熱津斯基從未再掌握外交決策權。他對小布希的激烈批評和對奧巴馬的讚賞，曾讓人猜測他可能進入後者的外交決策圈，但奧巴馬並沒有延攬他。但與此同時，奧巴馬的外交政策也是混亂而缺乏方向感的，這也是導致特朗普最終當選的一個原因。
在採訪中，筆者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布熱津斯基的桌子上擺放著一個巨大的國際象棋棋盤，那想必是他平時的娛樂。畢竟，在《大棋局》一書中，他也把世界視為一個棋盤，而美國是一個隱形的霸主棋手。東歐人喜歡國際象棋，而這在美國被視為一種有點“書呆子氣”（nerd）的遊戲。但如果美國要真正瞭解並掌控世界的話，沒有一種棋手式的對瞬息萬變的局勢的洞察，只是靠一腔熱情，或者只是靠強力，顯然是不行的。
布熱津斯基是波蘭人，基辛格是猶太人，他們都出生在歐洲中部，畢生都沉浸在對歷史的研究之中，都親身經歷過20世紀的苦難，布熱津斯基本人對史達林主義的蘇聯與納粹德國都有親身體會，這讓他們更能從一種宏大的歷史視角去思考美國的命運。在布熱津斯基去世之時，特朗普正在崛起，這代表美國的心靈在走向封閉，美國人正在更多地用直覺而非歷史理性來理解世界，他們的“歷史焦慮感”也可能因此而不斷加劇。在美國最需要他們的時候，最後的“老派”地緣戰略棋手正在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