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陳建華
高牆、電網、監控、鐵門……在人們眼中， 看守所是一個非常神秘的地方， 戒備森嚴的高牆之內、緊鎖的大門之後， 關押著不少“窮凶極惡”的犯罪嫌疑人。
高牆外， 等待著他們的是父母妻兒期盼的雙眼；積極接受改造， 彌補犯下的過錯， 重新回歸社會， 是所有在押人員內心最真實的企盼。
面對冰冷的高牆和形形色色的在押人員， 管教民警們有時也會感到平淡、繁瑣、勞頓， 甚至失落， 但更多的是對崗位的堅守和責任的擔當。
宜賓市看守所“老民警”、一級警督侯昌權， 就是其中一位。 18年堅守崗位， 甘於奉獻，
現在看守所還有“牢頭獄霸”嗎？
“所謂‘牢頭獄霸’是指在看守所內拉幫結夥、稱王稱霸、恃強淩弱、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在押人員， 這種惡劣行為早已不復存在。 ”6月16日上午， 面對本刊記者提問，
“但在押人員中， 還有個別經濟條件好的以物質換取其他在押人員自願為其清洗衣褲鞋襪的現象， 這算不算剝削、壓榨？標準又不好界定。 但總體而言， 沒有違法亂紀、打架鬥毆現象發生， 各項管理制度能夠保證看守所內被監管人員的合法權益。 ”
年屆退休的侯昌權， 面對外界對看守所固有的成見， 仍不急不惱。 在同事們和在押人員眼裡， 隨和、質樸， 較真， 是這位老民警留給大家最深的印象。
卻很少有人知道， 從警之前， 侯昌權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身份：空軍飛行員。
改革開放初期， 海軍航空兵“招飛”， 經過層層篩選， 時年16歲的侯昌權被順利錄取， 成為宜賓市第一個空軍飛行員。
“那年初中剛畢業， 進入高中學習才1個月。 ”就被招錄到部隊開戰鬥機。 侯昌權回憶， “那時候還是殲六， 飛行訓練420多個小時。 ”
當時， 父母很自豪， 也是他人生起步階段一段值得回憶和驕傲的經歷。 但政審程式的嚴格和繁瑣， 至今依然記得。 “父母雙方前三代人都要接受政審，
說起這段青蔥時光， 侯昌權開心的笑了， 眼睛眯成了一條縫。
1985年， 侯昌權從部隊轉業回到地方， 進入宜賓市公安局工作， 開啟了從警生涯。 先後在宜賓市公安局、市強制戒毒所、市看守所工作。
說起看守所的工作， 安全無事故是一切工作的核心和重中之重， 充沛的精力、強烈的責任心， 是做好所有工作的前提和重要保障。
淩晨五點半起床， 七點半到所裡， 馬上開始巡查、詢問重點工作、處理在押人員病情……這是他多年來， 日復一日的工作軌跡。
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沒有明確界限， 只要手機一響， 就意味著要馬上進入工作。 久而久之， 長期高壓、臨戰狀態， 侯昌權說自己患上“手機幻聽”職業病了。
鈴聲就是警情， 警情就是命令。
有時候， 累了， 在沙發上一躺， 很快就被手機鈴聲吵醒， 馬上趕赴所裡， 解決各種突發情況。
真恨不得把手機電池拆下， 好好安心睡個覺， 這似乎只是他生活的奢望。
一夜收容23名愛滋病人1999年11月， 宜賓市強制隔離戒毒所成立， 侯昌權先後擔任副所長、所長。
2006年， 宜賓啟動愛滋病吸毒違法犯罪人員的集中收治工作。
為做好該項工作， 時任戒毒所所長的侯昌權加緊對監所建築結構設施進行改造；針對缺醫少藥及警力不足的問題， 聯繫到了醫院醫生， 整個工作在3天內就準備完畢。
隨後， 在翠屏區西門客運站、西郊建設路一帶收治了23名愛滋病吸毒人員。
收治的愛滋病吸毒人員情緒比較激動、思想抵觸，入所後不服管教，在監室內大喊大叫，對管教幹部進行辱駡、吐口水，態度十分惡劣……
但類似的“難題”不止一個。
印象最深刻的是，當年吸毒人員劉某，新疆人，身高1.98米，體重卻不足100斤。宜賓警方將其從廣州押解回宜賓。“看上去骨瘦如柴，走路都是飄的，我當時心想，這個人怕是活不了多久了。”
“吸毒時間長、用量大。曾經到澳門、香港、上海嘗試戒毒，但都未能成功。進來之前，劉某經濟條件也好，每天要吸4次，3個小時就得吸一次。”據侯昌權回憶，毒癮發作時近乎恐怖，好幾個人幫忙都招架不住，醫生更是不離其左右。吃什麼吐什麼，藥物治療毫無作用。“毒癮發作，不是一般人的喊叫，而是像戰馬一樣的嘶鳴。”
“看到他這麼淒慘，我實在沒更好的辦法，好幾次想找點毒品來緩解一下他的痛苦。”侯昌權說，與劉某接觸、談心、鼓勵，逐漸取得了劉某的信任。
“歷時24天，劉某毒癮稍微得到控制。”後來，侯昌權給劉某熬稀飯，當其情緒穩定後，侯昌權就給他做思想工作，鼓勵他堅強起來，回歸正常。
“戒毒，靠個人意志，也要靠環境影響。”侯昌權認為，人一旦染上毒品，要想擺脫泥潭並非易事。“戒毒從心開始。”
還有一次，戒毒所裡84名學員集體“絕食”。原來是食堂師傅將黃瓜和茄子混燉一鍋，味道讓人難以下嚥，學員擔心吃出問題。
沒辦法，為安撫情緒，當著所有學員的面，侯昌權端起碗就吃……
戒毒所裡，人生百態，不勝枚舉。
該所不僅在全省率先開展“開放式”戒毒管理，而且還是全省唯一開展愛滋病集中收治工作的公安監所，受到了公安部、省公安廳、市委、市政府及市公安局領導的高度重視、肯定。
2006年被市委、市政府評選為宜賓市2005—2006年度政法戰線先進單位、2007年至2012年連續6年被省公安廳表彰為全省安全文明監所、2011年被公安部評為西南片區唯一一個國家一級所。
“大染缸”的思想較量人們都知道刑警，因為電視裡有《重案六組》；人們也知道緝毒警，因為電影裡有《湄公河行動》；人們更熟悉派出所民警，因為生活中就能遇到。
但是，看守所民警，別說普通市民，就是上述其他警種的員警，對看守所員警生活的瞭解，都極為有限。
因為，看守所民警接觸的都是犯罪嫌疑人，工作很忙，自然與普通群眾的接觸就相對比較少。最重要的是，看守所工作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封閉。
看守所就是熬一個又一個的夜，熬一個又一個的年。因為，看守所工作很特殊，極容易跟外界生活“脫軌”。
但面對的監管物件又極為複雜。在押犯罪嫌疑人的身心，有共性，但差異更多。年齡上，老、中、青、少；案情上，有故意、有過失、還有職務犯罪；心理上，有人因絕望而想自殺，有人會因抑鬱而自閉……
對於這些，侯昌權和管教民警們會“因材施教”，針對每一個在押人員的性格特點和思想動態，對症下藥，鬥智鬥勇，喚醒在押人員的良知和尊嚴。
在押人員王某因債務糾紛致人死亡，羈押期間，抵觸情緒極大，不服管教。
侯昌權決定從親情上入手，實行感化教育。“專門跑到王某家裡做工作，給王某帶回來其兒子的視頻……説明王某正確認識錯誤，轉化思想。”
在看守所，最難管教的是“死刑犯”，其往往抱著“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心態，對抗管教，有的甚至還會做出“吞異物”、“頭撞牆”等自殺的舉動，令人擔憂，也讓人防不勝防。
面對這些“燙手山芋”，管教民警們堅持不放棄、不拋棄，救人療心，確保他們能安全、平靜地度過餘生。
每逢節假日，管教民警會走進監室和他們道一聲“節日快樂”、“週末愉快”……雖然只是幾句簡單的話，卻讓監室內所有在押人員感到朋友家人般的關懷。
看守所裡，還有一些“三無人員”——無衣被、無鈔票、無親人過問。對這種形同“孤兒”的犯罪嫌疑人，侯昌權沒讓一個落下。
十多個除夕夜沒能回家團圓宜賓市看守所40多名民警，擔負著監所近千名在押人員日常安全管理、教育矯治、監管執法、深挖犯罪等重任。
高責任、高風險和高對抗性所產生的巨大心理壓力對民警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成為了影響民警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一顆定時“炸彈”。
2013年1月30日，侯昌權奉命調任宜賓市看守所所長。在宣佈任命的當天，看守所就發生了一起在押人員自殺事件。
侯昌權一方面妥善安撫家屬，處理善後事宜；一方面精心安排、處理所內各項事務。每天在看守所、殯儀館、死者家屬安置點往返奔波，並取得諒解。
接下來的半年，為加強隊伍管理和監所安全管理，侯昌權克服重重困難，摘掉了省廳掛牌的黃牌警告所帽子，創建了三級所，開創了看守所在極短時間內摘掉黃牌警告創建等級所的先例；2015年又成功創建了公安部任命的二級所。
不管是在強制戒毒所，還是市看守所所長崗位上，十多個除夕夜，侯昌權都是和他的監管對象一起過的，熟悉他的人都清楚，“老侯在工作上，事必躬親，從沒掉過鏈子。”
當說到這些年，在工作與家庭的兩者間如何兼顧時，侯昌權當著所有媒體記者的面，低著頭，聲音哽咽，“愧對家人，他們有時候也不理解，自己為啥要這麼拼？”
這位從警18年，與形形色色犯罪嫌疑人較量過的老民警，一時潸然淚下。
內疚之情，難以言表。
其實，在侯昌權內心裡，又何嘗不想給自己放一天假，與家人團聚？
工作的特殊性，他說，很難做到兩全其美。每到傳統節假日，越是安靜祥和的時候，人的警惕性也會隨之放鬆；監管一旦鬆懈，也許就容易出問題。“越是這個時候，就越不能鬆懈，總擔心一時疏忽出差錯。”
“六親不認、不仁不義”的駡名一旦有人被依法羈押，送到看守所來。“外界的人會想盡一切辦法與裡面聯繫；而裡面的人也會想盡一切辦法與外界取得聯繫。”侯昌權不否認，在看守所監管崗位上，隊伍要面對各種現實挑戰：既有人情所托，也有“糖衣炮彈”的誘惑。
有時來說情的還是親朋好友，想找他給予關照，他都一律拒絕。
有一次，一位朋友的親戚被羈押在看守所內，特意托司機給侯昌權送來一條好煙，實在推辭不掉。
侯昌權只好當著該司機的面，打開，拿出一包來，一人一支，收下了這條煙。臨走，他跑到附近的商店，自己掏錢另外買了一條煙，讓該司機帶回去，“回贈”給該朋友。
“算是抵消了，哈哈。”說起這件事，侯昌權不禁笑了。
本著“工作至上”的原則，從不拿群眾一分錢，不收群眾一份禮。違背原則的事，絕不會去做。
為此，侯昌權在親朋好友中背上了“只認工作，不認親人”、“六親不認、不仁不義”的駡名。
其實，他心裡清楚：“‘伸手’很簡單，‘好處’多得是。”但稍有不慎，就是犯罪！
在此之前，看守所裡有個別管教民警因為思想鬆懈，違法亂紀，因此斷送了自己前程，這些案例讓侯昌權倍感惋惜，也痛心疾首。
為了帶好隊伍，在看守所所長的崗位上，侯昌權向全所幹部、職工提出“向我看齊”的號召。“要求同志們做到的，我應該先做到，先遵守，樹正氣，弘揚正能量。”
侯昌權似乎有點“不近人情”。市看守所招聘的輔警、臨時工，沒有一個是與他沾親帶故或是他打招呼招進來的；即便是看守所食堂每天需求大的瓜果蔬菜，哪怕是一根蔥苗，都得按“制度”和“程式”來。
《論語·子路》中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在領導和同事們看來，這些，他率先做到了。
18年堅守 只為那份責任就在採訪前幾天，侯昌權從所長的位置上退了下來。
“現在退居二線，侯所長，您現在可以歇口氣了。”在宜賓市公安局宣傳處，熟悉他的民警這樣勸他。
卸任感言，感觸良多。
侯昌權寫了滿滿四頁紙。“這些年工作感言，在最後一刻，本來想在大會上，親自向同志們說。”
不巧，因臨時安排，侯昌權又到攀枝花出差去了。
回來之後，他把寫好的四頁工作感言張貼出來。據說，上班的同事們細讀之後，大家忍不住淚水，掩面哭了。
滿滿四頁紙，千言皆工作。
他一句也沒有寫個人成績和榮譽，寫的都是同事們的責任擔當和所裡兄弟姐妹們的付出——
“忘不了政委在母親病危期間，沒有耽誤一天工作，母親臨終時還在堅守崗位；忘不了遠兵家在外地，父親遭遇車禍住院，匆忙回家看了一眼又返回單位，也無人知曉；忘不了祖全帶領醫務人員對在押人員精心治療；忘不了死刑犯臨刑前，管教們蹲下身子為他們穿鞋穿襪……”
在市看守所辦公室裡，曾開過殲6的侯昌權擺放著一架飛機模型——殲10，幾年前買的，因為喜歡。如今，隨著國防科技進步，殲20早已翱翔祖國藍天……
收治的愛滋病吸毒人員情緒比較激動、思想抵觸，入所後不服管教，在監室內大喊大叫，對管教幹部進行辱駡、吐口水，態度十分惡劣……
但類似的“難題”不止一個。
印象最深刻的是，當年吸毒人員劉某，新疆人，身高1.98米，體重卻不足100斤。宜賓警方將其從廣州押解回宜賓。“看上去骨瘦如柴，走路都是飄的，我當時心想，這個人怕是活不了多久了。”
“吸毒時間長、用量大。曾經到澳門、香港、上海嘗試戒毒，但都未能成功。進來之前，劉某經濟條件也好，每天要吸4次，3個小時就得吸一次。”據侯昌權回憶，毒癮發作時近乎恐怖，好幾個人幫忙都招架不住，醫生更是不離其左右。吃什麼吐什麼，藥物治療毫無作用。“毒癮發作，不是一般人的喊叫，而是像戰馬一樣的嘶鳴。”
“看到他這麼淒慘，我實在沒更好的辦法，好幾次想找點毒品來緩解一下他的痛苦。”侯昌權說，與劉某接觸、談心、鼓勵，逐漸取得了劉某的信任。
“歷時24天，劉某毒癮稍微得到控制。”後來，侯昌權給劉某熬稀飯，當其情緒穩定後，侯昌權就給他做思想工作，鼓勵他堅強起來，回歸正常。
“戒毒，靠個人意志，也要靠環境影響。”侯昌權認為，人一旦染上毒品，要想擺脫泥潭並非易事。“戒毒從心開始。”
還有一次，戒毒所裡84名學員集體“絕食”。原來是食堂師傅將黃瓜和茄子混燉一鍋，味道讓人難以下嚥，學員擔心吃出問題。
沒辦法，為安撫情緒，當著所有學員的面，侯昌權端起碗就吃……
戒毒所裡，人生百態，不勝枚舉。
該所不僅在全省率先開展“開放式”戒毒管理，而且還是全省唯一開展愛滋病集中收治工作的公安監所，受到了公安部、省公安廳、市委、市政府及市公安局領導的高度重視、肯定。
2006年被市委、市政府評選為宜賓市2005—2006年度政法戰線先進單位、2007年至2012年連續6年被省公安廳表彰為全省安全文明監所、2011年被公安部評為西南片區唯一一個國家一級所。
“大染缸”的思想較量人們都知道刑警，因為電視裡有《重案六組》；人們也知道緝毒警，因為電影裡有《湄公河行動》；人們更熟悉派出所民警，因為生活中就能遇到。
但是，看守所民警，別說普通市民，就是上述其他警種的員警，對看守所員警生活的瞭解，都極為有限。
因為，看守所民警接觸的都是犯罪嫌疑人，工作很忙，自然與普通群眾的接觸就相對比較少。最重要的是，看守所工作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封閉。
看守所就是熬一個又一個的夜，熬一個又一個的年。因為，看守所工作很特殊，極容易跟外界生活“脫軌”。
但面對的監管物件又極為複雜。在押犯罪嫌疑人的身心，有共性，但差異更多。年齡上，老、中、青、少；案情上，有故意、有過失、還有職務犯罪；心理上，有人因絕望而想自殺，有人會因抑鬱而自閉……
對於這些，侯昌權和管教民警們會“因材施教”，針對每一個在押人員的性格特點和思想動態，對症下藥，鬥智鬥勇，喚醒在押人員的良知和尊嚴。
在押人員王某因債務糾紛致人死亡，羈押期間，抵觸情緒極大，不服管教。
侯昌權決定從親情上入手，實行感化教育。“專門跑到王某家裡做工作，給王某帶回來其兒子的視頻……説明王某正確認識錯誤，轉化思想。”
在看守所，最難管教的是“死刑犯”，其往往抱著“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心態，對抗管教，有的甚至還會做出“吞異物”、“頭撞牆”等自殺的舉動，令人擔憂，也讓人防不勝防。
面對這些“燙手山芋”，管教民警們堅持不放棄、不拋棄，救人療心，確保他們能安全、平靜地度過餘生。
每逢節假日，管教民警會走進監室和他們道一聲“節日快樂”、“週末愉快”……雖然只是幾句簡單的話，卻讓監室內所有在押人員感到朋友家人般的關懷。
看守所裡，還有一些“三無人員”——無衣被、無鈔票、無親人過問。對這種形同“孤兒”的犯罪嫌疑人，侯昌權沒讓一個落下。
十多個除夕夜沒能回家團圓宜賓市看守所40多名民警，擔負著監所近千名在押人員日常安全管理、教育矯治、監管執法、深挖犯罪等重任。
高責任、高風險和高對抗性所產生的巨大心理壓力對民警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成為了影響民警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一顆定時“炸彈”。
2013年1月30日，侯昌權奉命調任宜賓市看守所所長。在宣佈任命的當天，看守所就發生了一起在押人員自殺事件。
侯昌權一方面妥善安撫家屬，處理善後事宜；一方面精心安排、處理所內各項事務。每天在看守所、殯儀館、死者家屬安置點往返奔波，並取得諒解。
接下來的半年，為加強隊伍管理和監所安全管理，侯昌權克服重重困難，摘掉了省廳掛牌的黃牌警告所帽子，創建了三級所，開創了看守所在極短時間內摘掉黃牌警告創建等級所的先例；2015年又成功創建了公安部任命的二級所。
不管是在強制戒毒所，還是市看守所所長崗位上，十多個除夕夜，侯昌權都是和他的監管對象一起過的，熟悉他的人都清楚，“老侯在工作上，事必躬親，從沒掉過鏈子。”
當說到這些年，在工作與家庭的兩者間如何兼顧時，侯昌權當著所有媒體記者的面，低著頭，聲音哽咽，“愧對家人，他們有時候也不理解，自己為啥要這麼拼？”
這位從警18年，與形形色色犯罪嫌疑人較量過的老民警，一時潸然淚下。
內疚之情，難以言表。
其實，在侯昌權內心裡，又何嘗不想給自己放一天假，與家人團聚？
工作的特殊性，他說，很難做到兩全其美。每到傳統節假日，越是安靜祥和的時候，人的警惕性也會隨之放鬆；監管一旦鬆懈，也許就容易出問題。“越是這個時候，就越不能鬆懈，總擔心一時疏忽出差錯。”
“六親不認、不仁不義”的駡名一旦有人被依法羈押，送到看守所來。“外界的人會想盡一切辦法與裡面聯繫；而裡面的人也會想盡一切辦法與外界取得聯繫。”侯昌權不否認，在看守所監管崗位上，隊伍要面對各種現實挑戰：既有人情所托，也有“糖衣炮彈”的誘惑。
有時來說情的還是親朋好友，想找他給予關照，他都一律拒絕。
有一次，一位朋友的親戚被羈押在看守所內，特意托司機給侯昌權送來一條好煙，實在推辭不掉。
侯昌權只好當著該司機的面，打開，拿出一包來，一人一支，收下了這條煙。臨走，他跑到附近的商店，自己掏錢另外買了一條煙，讓該司機帶回去，“回贈”給該朋友。
“算是抵消了，哈哈。”說起這件事，侯昌權不禁笑了。
本著“工作至上”的原則，從不拿群眾一分錢，不收群眾一份禮。違背原則的事，絕不會去做。
為此，侯昌權在親朋好友中背上了“只認工作，不認親人”、“六親不認、不仁不義”的駡名。
其實，他心裡清楚：“‘伸手’很簡單，‘好處’多得是。”但稍有不慎，就是犯罪！
在此之前，看守所裡有個別管教民警因為思想鬆懈，違法亂紀，因此斷送了自己前程，這些案例讓侯昌權倍感惋惜，也痛心疾首。
為了帶好隊伍，在看守所所長的崗位上，侯昌權向全所幹部、職工提出“向我看齊”的號召。“要求同志們做到的，我應該先做到，先遵守，樹正氣，弘揚正能量。”
侯昌權似乎有點“不近人情”。市看守所招聘的輔警、臨時工，沒有一個是與他沾親帶故或是他打招呼招進來的；即便是看守所食堂每天需求大的瓜果蔬菜，哪怕是一根蔥苗，都得按“制度”和“程式”來。
《論語·子路》中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在領導和同事們看來，這些，他率先做到了。
18年堅守 只為那份責任就在採訪前幾天，侯昌權從所長的位置上退了下來。
“現在退居二線，侯所長，您現在可以歇口氣了。”在宜賓市公安局宣傳處，熟悉他的民警這樣勸他。
卸任感言，感觸良多。
侯昌權寫了滿滿四頁紙。“這些年工作感言，在最後一刻，本來想在大會上，親自向同志們說。”
不巧，因臨時安排，侯昌權又到攀枝花出差去了。
回來之後，他把寫好的四頁工作感言張貼出來。據說，上班的同事們細讀之後，大家忍不住淚水，掩面哭了。
滿滿四頁紙，千言皆工作。
他一句也沒有寫個人成績和榮譽，寫的都是同事們的責任擔當和所裡兄弟姐妹們的付出——
“忘不了政委在母親病危期間，沒有耽誤一天工作，母親臨終時還在堅守崗位；忘不了遠兵家在外地，父親遭遇車禍住院，匆忙回家看了一眼又返回單位，也無人知曉；忘不了祖全帶領醫務人員對在押人員精心治療；忘不了死刑犯臨刑前，管教們蹲下身子為他們穿鞋穿襪……”
在市看守所辦公室裡，曾開過殲6的侯昌權擺放著一架飛機模型——殲10，幾年前買的，因為喜歡。如今，隨著國防科技進步，殲20早已翱翔祖國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