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宿遷沭河畔的一代攝影大師吳印咸,不僅是著名影片《風雲兒女》《馬路天使》的攝製者,而且是一位與中國紅色革命事業同呼吸、共命運的一代攝影宗師。 從大上海到革命聖地延安,他的人生轉折離不開周恩來同志的支持；隨軍轉戰獻藝在華北與東北大地,他的紅色攝影生活也離不開周恩來同志的關懷。
相識在抗戰中的江城
1938年是抗戰烽火在全國熊熊燃燒的年代。 那時全國的熱血青年都肩負著保家衛國的重任,面臨著人生的抉擇與考驗。 有人選擇了重慶,因為那裡是國民政府的所在地,到了那裡還有升騰發跡的仕途在等待；有人選擇延安,因為那裡是革命的聖地,是紅色的熱土,也是許多志士仁人共同嚮往的地方。
在國難當頭、民族面臨危亡的關鍵時刻,已經在上海灘影藝界小有名氣的吳印咸毅然選擇了去延安。 從而這個有似於力重千鈞的選擇,決定了他義無反顧地走上了一條紅色攝影之路。
早在1935年,人們就在田漢為編劇的影片《風雲兒女》中,伴著《義勇軍進行曲》的節拍,領略了吳印鹹攝影藝術的風韻。 當時才華初露的吳印鹹已經與《風雲兒女》主演、《馬路天使》導演袁牧之結成了莫逆之交。
1937年10月,中國軍隊在淞滬會戰中被日軍打敗,上海淪陷。 此時,吳印鹹因在香港製作記錄片《中國萬歲》而留港未歸,有家難回,他在焦急之中一天天等待。
老朋友相逢故然可喜,還有一件更可喜的事也出乎吳印鹹的意料之外而悄然登門,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一個外國朋友將無償贈送給他們一台先進的攝影機,這個人就是荷蘭著名導演尤裡斯·伊文思。
難忘的延安電影團
如果說,吳印鹹的紅色攝影生涯起始于寶塔山下,那麼隨八路軍將士們轉戰在太行山麓,又使他紅色的攝影人生百花盛開。
人們也許知道,1939年10月,在河北黃土嶺一所小廟中誕生的那一張《白求恩大夫》的臨床手術照,就是吳印鹹拍攝的；也許,人們還知道,1945年8月,毛澤東主席赴重慶談判時在延安機場的飛機艙口那一張揮手照,也是吳印鹹仰首拍下的；可是,吳印咸在延安為周恩來與鄧穎超夫婦拍照的故事就鮮為人知了。 至今,中華民國歷史圖片檔案中,還收藏著1941年吳印鹹拍攝的那張英俊的人物照《周恩來》。 而早在1938年,當吳印鹹受命接收下荷蘭導演伊文思贈送的那台照相機時,就曾以攝影機為紀念物,莊重地為周恩來與鄧穎超夫婦攝下了一張合影照。
1938年秋天,袁牧之與吳印咸到達延安的第一件事,就是創建延安電影團。 電影團直屬八路軍總政治部領導,由譚政兼任團長,最初成員有袁牧之、吳印咸、徐肖冰、李肅、魏起、葉倉林等人。 延安電影團是在周恩來的直接宣導與領導下成立的,事前他就派袁牧之四處去購買電影器材。 延安電影團成立大會在8月18日召開,1940年電影團與延安電影放映隊合併,分設攝影隊和放映隊,由吳印鹹兼任攝影隊隊長,並主持電影團的日常工作。
能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從事電影藝術工作,這是吳印咸人生的幸事。 更有緣分的是,1939年7月,周恩來因右臂摔傷到蘇聯去治療,他在療傷期間並學會了電影放映技術。 回國時,他還帶回了共產國際贈送的一架放映機和三部蘇聯故事片拷貝。 從那時起,延安抗日軍民便看到了《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與《夏伯陽》等影片,並且經常由周恩來親自放映和解說,吳印鹹也常常相伴在側,相互切磋。
吳印咸在延安期間,不僅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精神拍攝了《南泥灣》與《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等紀錄片,而且還抽空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彭德懷等領袖人物拍下了一張張珍貴的照片。值得一提的是,吳印鹹對周恩來特別敬重,不僅敬重的他的才華,更敬重他的人品。這兩位出生于淮海大地的革命家與藝術家,在不同的探索之路上心心相印。1941年,自抗戰前線歸來的吳印鹹與周恩來在延安窯洞門前見面了。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此時周恩來稍有閒暇,吳印鹹便不失時機地輕按快門攝下了一位英俊瀟灑的革命家兼美男子形象。這張不可多得的照片,後來被吳印鹹收入自己的《攝影集》中。
眾所周知,周恩來與鄧穎超是革命路上的同志,數十年風雨同舟,互敬互愛,堪稱中華民族愛情史上的楷模。作為比周恩來僅僅小2歲的吳印鹹,既把周恩來看成是首長,又把他看成是兄長。他對周鄧夫婦忠貞不二的夫妻情感觀察在眼裡,敬慕在心頭。為他們拍一張合影照,吳印鹹久有此心。直到1943年的一天,當周恩來夫婦自遠方歸來之時,吳印鹹特地帶上相機,到他們居住的窯洞登門拜訪。這一次他又沒有錯過良機,就是在那個領袖居住的簡陋的窯洞門前,他攝下了這對革命夫婦慈祥的笑臉,也攝下了他們身後博大寬廣的黃土地。於是,在吳印鹹數十年的攝影歷程中,又多了一張代表作品《周恩來與鄧穎超》。
為了新中國的電影事業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禮堂召開,這是中共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吳印鹹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作為一個僅僅4年黨齡的中共黨員,用他一生最鍾愛的相機拍攝下大會的盛況,也拍攝下中共領袖們抗戰勝利在即的喜悅之情。
在戰爭年代情況瞬息變化,同年11月9日,延安電影團召開全體人員會議,宣佈電影團被編為“挺進東北幹部支隊二大隊二中隊,吳印咸任大隊委員兼二中隊隊長。吳印鹹此時的任務是帶領電影團開赴東北,執行接收偽“滿映”電影機構的任務。“滿映”即日偽滿洲映畫株式會社的簡稱,創建於1937年,到1945年已發展到近千人。隨著日寇的投降,中共中央決定抓住時機迅速接管“滿映”。這是吳印咸人生史上的又一次轉折。東挺幹部支隊出發離開延安時,周恩來親自為他們送行,他那關切的目光中寄予著殷切的希望。
千里赴東北,這是一次“關山度若飛”的軍事化行動。1945年10月1日,中共黨組織決定,已被接收的滿洲映畫株式會社改名為東北電影公司,第二年5月13日遷往合江省(1945年11月成立,1949年4月撤銷,省會駐佳木斯)興山市,10月1日更名為東北電影製片廠,1948年10月11日遷回長春,1955年再改名為長春電影製片廠。吳印咸剛到東北時任東北電影製片廠技術部部長,1946年升任副廠長。
東北電影製片廠被稱為“新中國電影事業的搖籃”。1949年年初,廠長袁牧之調任中央電影局局長,由吳印咸接任廠長一職。他接任廠長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了我國第一部國產故事片《橋》的拍攝任務,他既是指揮員,又是攝影師。《橋》是一部第一次以表現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新民主主義建設為內容的影片,它的成功放映,又被譽為“人民影壇上的一聲春雷”。在觀眾的一片歡呼聲中,著名電影評論家陳荒煤評價說:“從《橋》開始,工人階級以主人翁的姿態在銀幕上出現了。” 1950年年初,周恩來總理在看過影片《橋》後,熱情地與攝製組工作人員一一握手,最後他握住吳印鹹的手,興奮地說:“謝謝你們,我們終於有自己的電影了。”
新中國的電影事業在發展,新中國的電影教育事業也在發展。1956年6月1日,經國務院批准,北京電影學校改名為北京電影學院。同年9月1日,學院舉行隆重的開學典禮,並宣佈國務院的任命,吳印咸任副院長兼攝影系主任。
新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離不開周恩來總理的領導與關懷,並且他又是那般的關懷備至,細緻入微。1956年6月,中國電影界的權威刊物《大眾電影》在上海創辦,周恩來總理每每都是從頭至尾認真閱讀刊物,並提出一個建議:“藝術作品的好壞,要由群眾回答。”正是按照他的這個指示精神,《大眾電影》雜誌社從1961年開始首辦電影百花獎,以此項活動促進電影事業的快速發展。翌年5月22日,《大眾電影》編輯部在首都北京政協禮堂隆重舉行第一屆百花獎頒獎大會和電影工作者聯歡晚會,周恩來總理與陳毅副總理親自到會,並與獲獎者親切交談,盡情聯歡。在這次評獎活動中,由淩子風執導、崔巍主演與吳印鹹拍攝的國產故事片《紅旗譜》榮獲最佳攝影獎,吳印鹹也因之受到了周恩來的熱情讚揚。那次與周總理一起的聯歡活動,令已年過花甲的吳印鹹終身難以忘懷。
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一場出人意料的政治狂飆席捲中國大地。“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周恩來總理人生最繁忙最憂心忡忡的10年,也是吳印咸潛心於攝影理論研究的10年。1970年,吳印鹹被任命為國務院文化組成員。他與周恩來總理的距離愈來愈近了,感情愈來愈深了,但他們在一起促膝談心的機會卻愈來愈少了,因為那是一個“非常”的年代。這期間,吳印咸曾在周恩來總理的領導與安排下,率領中國攝影代表團到日本進行過友好訪問,也曾在周總理的關懷下,出色地完成一項項文化藝術工作任務。
1973年,陝西省有關部門準備編一套反映西安、延安兩地山川風貌的導遊圖冊,於是他們想到了攝影大師吳印咸。可謂老當益壯,73歲的吳印咸欣然應邀,承擔了此項工作。當導遊圖冊編好之時,恰巧周恩來總理陪同越南客人蒞臨西安,圖冊上那新穎的設計與精湛的藝術,令周總理與客人讚歎不已。陝北黃土高原上的那一幅幅熟悉的畫面,牽起了周總理一幕幕崢嶸的往事,同時也漾起了他深切的留連之情。
1976年年初,正是冰封寒凝的日子,周恩來總理不幸逝世,全國人民沉浸在最悲痛的“一月哀思”之中。當載運周恩來遺體的靈車經長安街西去八寶山的那天,76歲的吳印鹹拄杖翹首在大街哀悼的人群裡,默默地為日理萬機的好總理送行。此時,他不禁又想起在周恩來的精心組織下,創建延安電影團的那一段艱難的風雨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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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時起,延安抗日軍民便看到了《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與《夏伯陽》等影片,並且經常由周恩來親自放映和解說,吳印鹹也常常相伴在側,相互切磋。吳印咸在延安期間,不僅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精神拍攝了《南泥灣》與《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等紀錄片,而且還抽空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彭德懷等領袖人物拍下了一張張珍貴的照片。值得一提的是,吳印鹹對周恩來特別敬重,不僅敬重的他的才華,更敬重他的人品。這兩位出生于淮海大地的革命家與藝術家,在不同的探索之路上心心相印。1941年,自抗戰前線歸來的吳印鹹與周恩來在延安窯洞門前見面了。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此時周恩來稍有閒暇,吳印鹹便不失時機地輕按快門攝下了一位英俊瀟灑的革命家兼美男子形象。這張不可多得的照片,後來被吳印鹹收入自己的《攝影集》中。
眾所周知,周恩來與鄧穎超是革命路上的同志,數十年風雨同舟,互敬互愛,堪稱中華民族愛情史上的楷模。作為比周恩來僅僅小2歲的吳印鹹,既把周恩來看成是首長,又把他看成是兄長。他對周鄧夫婦忠貞不二的夫妻情感觀察在眼裡,敬慕在心頭。為他們拍一張合影照,吳印鹹久有此心。直到1943年的一天,當周恩來夫婦自遠方歸來之時,吳印鹹特地帶上相機,到他們居住的窯洞登門拜訪。這一次他又沒有錯過良機,就是在那個領袖居住的簡陋的窯洞門前,他攝下了這對革命夫婦慈祥的笑臉,也攝下了他們身後博大寬廣的黃土地。於是,在吳印鹹數十年的攝影歷程中,又多了一張代表作品《周恩來與鄧穎超》。
為了新中國的電影事業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禮堂召開,這是中共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吳印鹹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作為一個僅僅4年黨齡的中共黨員,用他一生最鍾愛的相機拍攝下大會的盛況,也拍攝下中共領袖們抗戰勝利在即的喜悅之情。
在戰爭年代情況瞬息變化,同年11月9日,延安電影團召開全體人員會議,宣佈電影團被編為“挺進東北幹部支隊二大隊二中隊,吳印咸任大隊委員兼二中隊隊長。吳印鹹此時的任務是帶領電影團開赴東北,執行接收偽“滿映”電影機構的任務。“滿映”即日偽滿洲映畫株式會社的簡稱,創建於1937年,到1945年已發展到近千人。隨著日寇的投降,中共中央決定抓住時機迅速接管“滿映”。這是吳印咸人生史上的又一次轉折。東挺幹部支隊出發離開延安時,周恩來親自為他們送行,他那關切的目光中寄予著殷切的希望。
千里赴東北,這是一次“關山度若飛”的軍事化行動。1945年10月1日,中共黨組織決定,已被接收的滿洲映畫株式會社改名為東北電影公司,第二年5月13日遷往合江省(1945年11月成立,1949年4月撤銷,省會駐佳木斯)興山市,10月1日更名為東北電影製片廠,1948年10月11日遷回長春,1955年再改名為長春電影製片廠。吳印咸剛到東北時任東北電影製片廠技術部部長,1946年升任副廠長。
東北電影製片廠被稱為“新中國電影事業的搖籃”。1949年年初,廠長袁牧之調任中央電影局局長,由吳印咸接任廠長一職。他接任廠長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了我國第一部國產故事片《橋》的拍攝任務,他既是指揮員,又是攝影師。《橋》是一部第一次以表現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新民主主義建設為內容的影片,它的成功放映,又被譽為“人民影壇上的一聲春雷”。在觀眾的一片歡呼聲中,著名電影評論家陳荒煤評價說:“從《橋》開始,工人階級以主人翁的姿態在銀幕上出現了。” 1950年年初,周恩來總理在看過影片《橋》後,熱情地與攝製組工作人員一一握手,最後他握住吳印鹹的手,興奮地說:“謝謝你們,我們終於有自己的電影了。”
新中國的電影事業在發展,新中國的電影教育事業也在發展。1956年6月1日,經國務院批准,北京電影學校改名為北京電影學院。同年9月1日,學院舉行隆重的開學典禮,並宣佈國務院的任命,吳印咸任副院長兼攝影系主任。
新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離不開周恩來總理的領導與關懷,並且他又是那般的關懷備至,細緻入微。1956年6月,中國電影界的權威刊物《大眾電影》在上海創辦,周恩來總理每每都是從頭至尾認真閱讀刊物,並提出一個建議:“藝術作品的好壞,要由群眾回答。”正是按照他的這個指示精神,《大眾電影》雜誌社從1961年開始首辦電影百花獎,以此項活動促進電影事業的快速發展。翌年5月22日,《大眾電影》編輯部在首都北京政協禮堂隆重舉行第一屆百花獎頒獎大會和電影工作者聯歡晚會,周恩來總理與陳毅副總理親自到會,並與獲獎者親切交談,盡情聯歡。在這次評獎活動中,由淩子風執導、崔巍主演與吳印鹹拍攝的國產故事片《紅旗譜》榮獲最佳攝影獎,吳印鹹也因之受到了周恩來的熱情讚揚。那次與周總理一起的聯歡活動,令已年過花甲的吳印鹹終身難以忘懷。
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一場出人意料的政治狂飆席捲中國大地。“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周恩來總理人生最繁忙最憂心忡忡的10年,也是吳印咸潛心於攝影理論研究的10年。1970年,吳印鹹被任命為國務院文化組成員。他與周恩來總理的距離愈來愈近了,感情愈來愈深了,但他們在一起促膝談心的機會卻愈來愈少了,因為那是一個“非常”的年代。這期間,吳印咸曾在周恩來總理的領導與安排下,率領中國攝影代表團到日本進行過友好訪問,也曾在周總理的關懷下,出色地完成一項項文化藝術工作任務。
1973年,陝西省有關部門準備編一套反映西安、延安兩地山川風貌的導遊圖冊,於是他們想到了攝影大師吳印咸。可謂老當益壯,73歲的吳印咸欣然應邀,承擔了此項工作。當導遊圖冊編好之時,恰巧周恩來總理陪同越南客人蒞臨西安,圖冊上那新穎的設計與精湛的藝術,令周總理與客人讚歎不已。陝北黃土高原上的那一幅幅熟悉的畫面,牽起了周總理一幕幕崢嶸的往事,同時也漾起了他深切的留連之情。
1976年年初,正是冰封寒凝的日子,周恩來總理不幸逝世,全國人民沉浸在最悲痛的“一月哀思”之中。當載運周恩來遺體的靈車經長安街西去八寶山的那天,76歲的吳印鹹拄杖翹首在大街哀悼的人群裡,默默地為日理萬機的好總理送行。此時,他不禁又想起在周恩來的精心組織下,創建延安電影團的那一段艱難的風雨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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