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關於“三勤”、“三化”政策的談話要點
2014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5周年。 在重慶的八年間,南方局在中共中央正確領導下,高舉抗日民主兩大旗幟,堅定貫徹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領導南方國民黨統治區和部分淪陷區的中共黨組織,以及在此範圍內設立的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新華日報》、《群眾》週刊等公開機構,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下堅持了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勳。
群眾工作是南方局及所屬各級組織的一項經常的、基本的工作。 在戰時首都重慶,周恩來身體力行,帶領南方局創造性地貫徹黨的群眾路線,開展了大量的、深入的群眾工作,與國統區各階層群眾建立起血肉聯繫,使党在國統區由抗戰初期“脫離群眾”、“陷於停頓”的狀態,逐漸轉變為“群眾的黨”,奠定了國統區“第二條戰線”的深厚群眾基礎。
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深入開展之際,重溫和學習南方局時期周恩來群眾工作理論與實踐,對於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堅持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不斷強化黨的群眾路線意識具有現實借鑒意義。
“要使黨員成為與群眾有聯繫並善於影響和推動群眾的幹部”
1939年1月成立的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黨中央為適應抗戰相持階段的新形勢,全面加強党對國統區工作領導而在重慶設立的秘密指揮部。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對華政策從“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調整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由此引起國民黨對內對外政策的動搖,且在五屆五中全會上明確提出“溶共”、“防共”、“限共”方針,出臺《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等反共檔。
南方局要在此環境下站穩腳跟,領導國統區黨組織堅守黨的政治本色,完成黨中央賦予的使命,惟有創造性地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團結群眾,依靠群眾,與群眾建立血肉聯繫。 從一定意義上講,做好群眾工作對於南方局是生死攸關的工作。 正因如此,南方局成立伊始,周恩來審時度勢,總攬全域,從戰略高度謀劃國統區的群眾工作,要求南方局所屬機構及人員要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以堅持民族抗戰之最終勝利為號召,去團結爭取各階層群眾,“做到凡有群眾的地方一定要進去工作”,進而達到使每個“黨員成為隱蔽的、堅強得力的,與群眾有聯繫並善於影響和推動群眾的幹部”的目標。
1939年秋,針對國民黨頑固派日益加劇的反共趨向,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深入群眾工作的決定》等系列檔,指示全黨“必須進一步依靠群眾”,以“克服當前時局的危險,鞏固統一戰線,爭取抗戰勝利”,並要求“以群眾工作好壞作為判斷當地黨的工作之好壞的主要標準”。 周恩來積極貫徹中央指示,帶領南方局所屬統戰工委、黨派組、青年組、婦女組、文化組、職工組、社團組等機構“利用一切公開合法可能”,通過多種方式和途徑加強黨組織及黨員與各階層群眾的聯繫,認真努力地“去進行群眾組織工作、群眾教育工作與群眾生活改善工作”,以實現與各階層群眾最廣泛意義上的聯繫。
同時,他還要求國統區各級黨組織努力“在主要的群眾集聚的單位(工廠、學校、農村、大機關等)建立起鞏固的一個乃至數個平行的支部”,“在主要的工作部門和機關保有我黨的組織或個人的聯繫”,以此來實現黨對群眾工作的領導。
與組織措施相配合,周恩來還注意發揮輿論宣傳的引導作用,專門指示《新華日報》、《群眾》週刊開闢了《工人園地》、《青年生活》、《婦女之路》、《友聲》等專欄,搭建起與各階層群眾的溝通橋樑,以幫助他們及時瞭解抗戰時局和中共政策主張,反映他們的訴求與心聲；並以堅持抗戰民主為宣傳主旨,積極引導和配合“討汪運動”、“憲政運動”和“義賣獻金”等抗日救亡活動,努力把各階層民眾吸引和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圍。
在周恩來和南方局的強有力領導下,通過深入的多層次群眾工作,很快初步扭轉了抗戰初期國統區黨組織“脫離群眾”的狀態。不僅使南方局站穩腳跟,國統區黨組織得以恢復重建,更為加強党的組織建設,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群眾基礎。
“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
在當年的國統區,南方局群眾工作的範疇“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還包括各抗日中間黨派、民族資本、地方實力派等中間勢力。面對各階層所處的社會與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立場與訴求各異的複雜狀況,要開展好如此廣泛意義上的群眾工作,無疑對党的政治智慧和工作策略都是一種考驗。
為開拓國統區工作的新局面,周恩來以政治家的智慧和革命家的膽識,結合國統區實際提出了“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的新觀點,指示南方局必須將群眾工作與統一戰線工作有機結合起來,要有“照顧全域,照顧多數,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幹”的胸懷,“把黨外凡是能夠爭取的,劃—個最大的圈子”,在堅持抗戰民主過程中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之力量,不斷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周恩來的這些觀點,可以說對黨的群眾路線的認識從理論與實踐的維度上進行了深化。
1940年前後,國際形勢雲譎波詭,對抗戰前途持懷疑的消極情緒彌漫國統區。為扭轉人們的消極情緒,增強民眾抗戰必勝之信心,周恩來先後在《新華日報》發表《第二期抗戰的重心》、《抗戰兩年》、《中國抗戰的嚴重時期和目前任務》等文章,從理論與現實角度判斷形勢,分析敵我力量消長,闡述戰爭發展規律,展示中共堅持團結、抗戰到底之決心。他還應中華職業學校之邀,在巴蜀學校作《國際形勢與中國抗戰》演講,在三個小時演講中,以“高亢的聲音”、“坦白誠摯的態度”系統闡明抗戰面臨的困難、有利的條件,以及必勝的道理,使到會的幾千聽眾群情振奮,鬱積於心的“陰霾一掃而光”。
與此同時,周恩來更以他在國共兩黨間擔任重要職務的特殊身份,身體力行地開展不同階層群眾的工作。為爭取中間力量,他在指導南方局制定“扶助進步團體,照顧小黨派利益”方針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多種場合接觸中間黨派、無黨派人士、民族工商界人士、地方實力派,與他們廣泛交流,廣交朋友,消除隔閡,增進友誼。其間,他多次登門拜訪宋慶齡、李濟深、馮玉祥等國民黨元老和民主派人士,與他們共商國是、同敘友情,讚揚他們“為人所不敢為,說人所不敢說”的勇氣；他親自做張治中、張沖等國民黨上層的工作,且在長期交往中“由公誼而增友誼”,從未因兩黨關係一時惡化而疏遠彼此,進而幫助他們成為團結抗戰、民主進步的推動者；他常出入被稱為“民主之家”的特園,與張瀾、黃炎培、梁漱溟、羅隆基等民主人士密切接觸,在品茶談笑間縱論天下,遇事相互扶持、共同進退,建立起肝膽相照的關係,支持促成了民盟等民主黨派的創建；他與古耕虞、康心遠、範旭東、鬍子昂等商界鉅子保持多管道聯繫,在經常交往中加深瞭解,向他們闡明中共發展民族經濟的主張,鼓勵他們為抗戰而生產,幫助他們化解勞資矛盾,支援他們為保護自身利益而鬥爭；他親自或通過各種管道做劉文輝、鄧錫侯、龍雲等地方實力派的工作,支援他們在堅持抗戰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的鬥爭中不斷進步,最終走向人民陣線。“與周郎交,若飲醇醪”,這是人們與周恩來交往後發自內心的讚歎。
當年,周恩來領導南方局對中間力量的團結爭取工作,實現了黨的群眾工作與統一戰線工作的完美結合,堪稱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的實踐典範。在此過程中,周恩來以“剛柔相濟、鍥而不捨”的政治智慧,“海納百川、團結多數”的廣闊胸懷,“禮披於外、力蘊於內”的人格魅力,通過“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般細緻的工作影響人、引導人,成為各階層群眾的知音、良友,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彙聚于党的周圍,進而在抗戰後期使中國政治力量天平發生了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變化。
“相信群眾力量”,“汲取群眾經驗”,“不做群眾的尾巴”
1941年前後,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為貫徹黨中央“隱蔽精幹”十六字方針,應對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三化”(職業化、社會化、群眾化)要求。“三勤”、“三化”表面上只是當年一種鞏固黨組織的具體舉措,但客觀上卻是党的建設與黨的群眾路線有機結合的成功實踐,反映出南方局對群眾工作的創新意識。
當年,基於對中央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對鬥爭形勢的全面洞察,周恩來曾在南方局會議上,就黨組織鞏固與“三勤”、“三化”問題進行過系統理論梳理,他認為要鞏固國統區黨組織,就必須通過“三勤”、“三化”在“積極隱蔽”之中去實現。而“三勤”、“三化”只能“是以社會的方式進行”,也就是說黨組織要實現工作方式轉變,黨員就必須努力“進入國民黨、三青團、工人團體、學校中的合法組織、農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機關中去工作”。但是,實現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要“相信群眾力量”,“汲取群眾經驗”。他同時強調:黨組織還“要善於使上層工作和下層工作相結合,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結合,公開宣傳和秘密宣傳相配合,黨外的聯繫和黨內的聯繫相配合”,以確保實現對每位黨員的強有力領導,使之無論與哪類階層群眾接觸,無論處於何種環境,都能在思想上堅守政治信念,在行動上自覺履行黨員義務,且“善於估計情況,運用策略,創造各種各樣的工作方法,使黨的方針能在每一項實際工作中體現出來”。
然而,在當時國統區,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不可能是直接的或命令式的,黨組織要最大限度地影響和團結各階層群眾,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群眾所接受,就需要從瞭解群眾訴求、關心群眾利益入手,在“潤物細無聲”的工作中去達到。正因為此,在“三勤”、“三化”實踐過程中,周恩來特別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必須發揮主觀能動性,既要“向群眾學習”,又要注意“不做群眾的尾巴”,以避免將自己淹沒在群眾的大海中,把自己看得與群眾沒有分別。黨員只有擺正自己位置,善於處理各種矛盾,才能很好地把黨的意志轉化為群眾的行動,最終“去實現黨的抗戰、民主、進步的方針”。
抗戰時期,國統區時常發生工人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待遇的罷工,由此引發勞資矛盾。周恩來對此十分關注,要求南方局必須處理好特殊條件下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關係,在民族抗戰大義與各自經濟利益間找到平衡點,既支持工人合理訴求,又維護資方基本利益,使罷工等政治鬥爭有理、有利、有節,而不是一味牽就,變成群眾的尾巴。他曾通過朱學範的中國勞動協會作勞資雙方調解工作,以多種途徑與胡厥文、鬍子昂、李燭塵、古耕虞等民族資本家協商,向他們闡明團結抗戰之要,希望他們以民族為本,以國事為重,在追求合理利潤的同時,適當滿足工人訴求,改善勞動條件,提高工人待遇,使之能安心生產,養家糊口。同時,又指示南方局工作人員深入工廠,通過工人黨員做普通工人群眾工作,向他們宣傳民族資本對抗戰的作用,講明勞資共存的關係,以及維護團結抗戰大局的重要性,希望工人群眾明大義、曉大理,做到罷工有節制,訴求講合理。通過上述耐心細緻的工作,使當年不少罷工活動得以緩和,最終達到既保證工廠正常運轉,化解勞資矛盾,又維護團結抗戰大局之目的。
那個時期,在周恩來領導下,南方局所屬黨組織很好地實現了工作方式轉變,廣大黨員自覺深入社會生活,積極隱蔽于深厚的群眾土壤之中,通過“勤學”達到了“社會化”；通過“勤業”實現了“職業化”；通過“勤交友”完成了“群眾化”。使黨員既是群眾之一員,更成為引領群眾的燭光與火炬。“三勤”、“三化”的成功實踐,不僅開拓了黨的群眾工作新境界,使國統區黨組織渡過難關,得到鞏固發展,其所積蓄的深厚群眾基礎更成為抗戰勝利後民主運動的中堅力量。
正如胡喬木所總結的:沒有周恩來領導下的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沒有後來解放戰爭時期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形成那樣強大的第二條戰線”,“就很難把當時在國民黨區域的各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團結在我們共產黨周圍”。由此而論,周恩來領導的南方局工作“從一定意義上講,為新中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
(《紅岩春秋》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佈,請勿轉載!)
在周恩來和南方局的強有力領導下,通過深入的多層次群眾工作,很快初步扭轉了抗戰初期國統區黨組織“脫離群眾”的狀態。不僅使南方局站穩腳跟,國統區黨組織得以恢復重建,更為加強党的組織建設,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群眾基礎。
“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
在當年的國統區,南方局群眾工作的範疇“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還包括各抗日中間黨派、民族資本、地方實力派等中間勢力。面對各階層所處的社會與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立場與訴求各異的複雜狀況,要開展好如此廣泛意義上的群眾工作,無疑對党的政治智慧和工作策略都是一種考驗。
為開拓國統區工作的新局面,周恩來以政治家的智慧和革命家的膽識,結合國統區實際提出了“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的新觀點,指示南方局必須將群眾工作與統一戰線工作有機結合起來,要有“照顧全域,照顧多數,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幹”的胸懷,“把黨外凡是能夠爭取的,劃—個最大的圈子”,在堅持抗戰民主過程中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之力量,不斷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周恩來的這些觀點,可以說對黨的群眾路線的認識從理論與實踐的維度上進行了深化。
1940年前後,國際形勢雲譎波詭,對抗戰前途持懷疑的消極情緒彌漫國統區。為扭轉人們的消極情緒,增強民眾抗戰必勝之信心,周恩來先後在《新華日報》發表《第二期抗戰的重心》、《抗戰兩年》、《中國抗戰的嚴重時期和目前任務》等文章,從理論與現實角度判斷形勢,分析敵我力量消長,闡述戰爭發展規律,展示中共堅持團結、抗戰到底之決心。他還應中華職業學校之邀,在巴蜀學校作《國際形勢與中國抗戰》演講,在三個小時演講中,以“高亢的聲音”、“坦白誠摯的態度”系統闡明抗戰面臨的困難、有利的條件,以及必勝的道理,使到會的幾千聽眾群情振奮,鬱積於心的“陰霾一掃而光”。
與此同時,周恩來更以他在國共兩黨間擔任重要職務的特殊身份,身體力行地開展不同階層群眾的工作。為爭取中間力量,他在指導南方局制定“扶助進步團體,照顧小黨派利益”方針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多種場合接觸中間黨派、無黨派人士、民族工商界人士、地方實力派,與他們廣泛交流,廣交朋友,消除隔閡,增進友誼。其間,他多次登門拜訪宋慶齡、李濟深、馮玉祥等國民黨元老和民主派人士,與他們共商國是、同敘友情,讚揚他們“為人所不敢為,說人所不敢說”的勇氣；他親自做張治中、張沖等國民黨上層的工作,且在長期交往中“由公誼而增友誼”,從未因兩黨關係一時惡化而疏遠彼此,進而幫助他們成為團結抗戰、民主進步的推動者；他常出入被稱為“民主之家”的特園,與張瀾、黃炎培、梁漱溟、羅隆基等民主人士密切接觸,在品茶談笑間縱論天下,遇事相互扶持、共同進退,建立起肝膽相照的關係,支持促成了民盟等民主黨派的創建；他與古耕虞、康心遠、範旭東、鬍子昂等商界鉅子保持多管道聯繫,在經常交往中加深瞭解,向他們闡明中共發展民族經濟的主張,鼓勵他們為抗戰而生產,幫助他們化解勞資矛盾,支援他們為保護自身利益而鬥爭；他親自或通過各種管道做劉文輝、鄧錫侯、龍雲等地方實力派的工作,支援他們在堅持抗戰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的鬥爭中不斷進步,最終走向人民陣線。“與周郎交,若飲醇醪”,這是人們與周恩來交往後發自內心的讚歎。
當年,周恩來領導南方局對中間力量的團結爭取工作,實現了黨的群眾工作與統一戰線工作的完美結合,堪稱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的實踐典範。在此過程中,周恩來以“剛柔相濟、鍥而不捨”的政治智慧,“海納百川、團結多數”的廣闊胸懷,“禮披於外、力蘊於內”的人格魅力,通過“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般細緻的工作影響人、引導人,成為各階層群眾的知音、良友,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彙聚于党的周圍,進而在抗戰後期使中國政治力量天平發生了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變化。
“相信群眾力量”,“汲取群眾經驗”,“不做群眾的尾巴”
1941年前後,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為貫徹黨中央“隱蔽精幹”十六字方針,應對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三化”(職業化、社會化、群眾化)要求。“三勤”、“三化”表面上只是當年一種鞏固黨組織的具體舉措,但客觀上卻是党的建設與黨的群眾路線有機結合的成功實踐,反映出南方局對群眾工作的創新意識。
當年,基於對中央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對鬥爭形勢的全面洞察,周恩來曾在南方局會議上,就黨組織鞏固與“三勤”、“三化”問題進行過系統理論梳理,他認為要鞏固國統區黨組織,就必須通過“三勤”、“三化”在“積極隱蔽”之中去實現。而“三勤”、“三化”只能“是以社會的方式進行”,也就是說黨組織要實現工作方式轉變,黨員就必須努力“進入國民黨、三青團、工人團體、學校中的合法組織、農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機關中去工作”。但是,實現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要“相信群眾力量”,“汲取群眾經驗”。他同時強調:黨組織還“要善於使上層工作和下層工作相結合,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結合,公開宣傳和秘密宣傳相配合,黨外的聯繫和黨內的聯繫相配合”,以確保實現對每位黨員的強有力領導,使之無論與哪類階層群眾接觸,無論處於何種環境,都能在思想上堅守政治信念,在行動上自覺履行黨員義務,且“善於估計情況,運用策略,創造各種各樣的工作方法,使黨的方針能在每一項實際工作中體現出來”。
然而,在當時國統區,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不可能是直接的或命令式的,黨組織要最大限度地影響和團結各階層群眾,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群眾所接受,就需要從瞭解群眾訴求、關心群眾利益入手,在“潤物細無聲”的工作中去達到。正因為此,在“三勤”、“三化”實踐過程中,周恩來特別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必須發揮主觀能動性,既要“向群眾學習”,又要注意“不做群眾的尾巴”,以避免將自己淹沒在群眾的大海中,把自己看得與群眾沒有分別。黨員只有擺正自己位置,善於處理各種矛盾,才能很好地把黨的意志轉化為群眾的行動,最終“去實現黨的抗戰、民主、進步的方針”。
抗戰時期,國統區時常發生工人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待遇的罷工,由此引發勞資矛盾。周恩來對此十分關注,要求南方局必須處理好特殊條件下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關係,在民族抗戰大義與各自經濟利益間找到平衡點,既支持工人合理訴求,又維護資方基本利益,使罷工等政治鬥爭有理、有利、有節,而不是一味牽就,變成群眾的尾巴。他曾通過朱學範的中國勞動協會作勞資雙方調解工作,以多種途徑與胡厥文、鬍子昂、李燭塵、古耕虞等民族資本家協商,向他們闡明團結抗戰之要,希望他們以民族為本,以國事為重,在追求合理利潤的同時,適當滿足工人訴求,改善勞動條件,提高工人待遇,使之能安心生產,養家糊口。同時,又指示南方局工作人員深入工廠,通過工人黨員做普通工人群眾工作,向他們宣傳民族資本對抗戰的作用,講明勞資共存的關係,以及維護團結抗戰大局的重要性,希望工人群眾明大義、曉大理,做到罷工有節制,訴求講合理。通過上述耐心細緻的工作,使當年不少罷工活動得以緩和,最終達到既保證工廠正常運轉,化解勞資矛盾,又維護團結抗戰大局之目的。
那個時期,在周恩來領導下,南方局所屬黨組織很好地實現了工作方式轉變,廣大黨員自覺深入社會生活,積極隱蔽于深厚的群眾土壤之中,通過“勤學”達到了“社會化”；通過“勤業”實現了“職業化”；通過“勤交友”完成了“群眾化”。使黨員既是群眾之一員,更成為引領群眾的燭光與火炬。“三勤”、“三化”的成功實踐,不僅開拓了黨的群眾工作新境界,使國統區黨組織渡過難關,得到鞏固發展,其所積蓄的深厚群眾基礎更成為抗戰勝利後民主運動的中堅力量。
正如胡喬木所總結的:沒有周恩來領導下的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沒有後來解放戰爭時期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形成那樣強大的第二條戰線”,“就很難把當時在國民黨區域的各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團結在我們共產黨周圍”。由此而論,周恩來領導的南方局工作“從一定意義上講,為新中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
(《紅岩春秋》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佈,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