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十分重視發展中日兩國友好關係,他在26年總理生涯中,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整整操持了23年；中日兩國建交後,他為締結中日友好和平條約,又操心了3年,直至他與世長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宣佈:“我們主張恢復與世界各國的正常關係,特別是與日本的正常關係,”他分析所具備的客觀條件指出:“中日兩國人民有著友好的新條件,即解放了的新中國和戰後要求和平的日本。 只有解放了的新中國才有資格和日本談友好,也只有戰後的日本才有資格和中國談友好。 ”但是,由於“美國推行單獨對日‘媾和’,日本又搞了個‘日台條約’,這就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簽訂和約造成了最大障礙。
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大致可分為民間外交、半官方外交和官方外交三大步驟。 從中國方面說,周恩來領導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全過程。
宣導民間外交
為中日邦交正常化鋪平道路
新中國誕生,日本人民強烈要求同新中國建立和發展和平友好關係。 1949年10月1日,東京地區各界友好人士集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預祝繁榮昌盛,要求日中友好,並成立日中友好協會籌備會,把日中友妤運動擴展到日本全國各界、各階層中去。 但是,由於日、美兩國政府的阻撓,直到1952年年初,中日兩國人民仍然不能直接交往。
針對這種情勢,周恩來審時度勢,為打破中日交往的僵局,只好採取“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針,廣泛開展民間外交,為中日邦交正常化鋪平道路。 他認為:“在我們兩國政府能夠進行直接接觸之前,兩國人民團體之間多多往來,是有利於兩國政府關係的改善的。 ”因此,周恩來同日本社會黨訪華親善使節團談話時指出:“要打破恢復中日邦交的困難局面應該採取什麼步驟呢?兩三年來,我們幾次同日本朋友談過,我們的想法是,先從中日兩國人民進行國民外交,再從國民外交發展到半官方外交,這樣來突破美國對日本的控制。 ”
在周恩來的宣導下,1952年到1960年期間,中日民間外交廣泛開展起來,並且卓有成效。
1953年9月,周恩來會見日本擁護和平委員會主席大山郁夫,就中日關係問題交換意見。 這是周恩來在新中國第一次會見日本友好人士,影響很大。
1954年10月,在周恩來精心安排下,李德全、廖承志率領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訪日。 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出訪日本的代表團,受到日本各界人士歡迎。
1955年11月,毛澤東會見來訪的日本前首相片山哲,交談維護和平、反對戰爭的問題。 1956年8月,毛澤東會見應邀來訪的日本舊軍人代表團,產生了很好的反響。 這年10月,毛澤東、周恩來在北京參觀日本商品展覽會。
中日兩國民間外交是在曲折中前進的。 1957年2月至1960年6月,由於日本岸信介內閣採取了一系列惡化中日關係的舉措,致使中日民間交往出現逆轉。 但是,即使在低潮時期,1959年3月,淺沼稻次郎仍然率日本社會黨代表團第二次訪華,尋求恢復中日友好往來的途徑。
從總的發展趨勢來看,中日兩國民間外交有力地增進了兩國人民相互理解和感情融洽,湧現出一大批致力於中日友好事業的人士,對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經並將持續產生積極的深遠的影響。
對於民間交往的積極作用,周恩來給予高度評價,他同日本國營鐵道工會訪華代表團談話時曾經說:“人民外交大大推動了兩國關係的發展。 ”他還說:“在我們兩國政府能夠直接接觸之前,兩國人民團體之間多多來往,是很有利於兩國政府關係的改善的。 所以,日本朋友來得越多,我們的飛機場、火車站、碼頭為你們開放得越多,那就能成為中日兩國的友好和建立外交關係鋪平道路。 ”
開展半官方外交
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基礎
在開展中日民間外交期間,周恩來就提出要貫徹“民間往來,官方掛鉤”的方針。因為民間貿易談判已經觸及互設貿易代辦處,乃至政府貿易等問題,沒有政府的支持、保證是不可能的。民間外交能繼續發展,可以使官方外交基礎更加鞏固:反之,官方外交開展了,又可以為民間外交提供更為有利的方便條件。
針對60年代初中日關係的形勢,周恩來適時提出開展半官方外交,以“積累、漸進的方式”,推進中日邦交正常化。他在會見日本前首相石橋湛山時說:“閣下兩次訪問中國,閣下不僅是前首相,而且是執政黨的議員,代表自由民主黨的一個方面,只承認中國而不承認臺灣,為恢復中日關係、推進兩國邦交的正常化而努力。這是間接的方式,也是積累、漸進的方式”。“中日兩國恢復邦交是要經過一段曲折的道路的,不可能一下子解決,但是,只要我們推進,採取積累方式,就可以解決。”
為了打破岸信介內閣設置的重重障礙,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都在探索發展中日關係的途徑。1959年3月,中國政府提出促進中日關係的政治三原則,即日本政府:(一)必須停止執行敵對中國的政策；(二)不參加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三)不阻撓中日兩國關係的恢復。同時提出“政治與經濟不可分割”的原則,“中日關係必須從政治問題著手,必須經過政府途徑解決。”這是打破中日關係僵局的正確途徑,為開展半官方外交起到了指導作用。
1960年4月,日本池田內閣成立,中日關係出現了新的轉機,半官方外交得以推進。8月,周恩來會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專務理事鈴木一雄,不失時機地提出了促進中日關係的貿易三原則,並重申了政治三原則,他說:“現在提出貿易三原則,就是:一、政府決定；二、民間合同；三、個別照顧。”“關於兩國政府的關係,還是堅持過去我們說過的政治三原則。”在這些原則指導下,中日半官方外交有了較快發展。
1962年9月,在池田內閣支持下,日本自民党元老松村謙三第二次訪華,同周恩來商討開闢半官方外交管道的問題,會談四次。周恩來指出:要恢復中日邦交,發展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合作,應該採取促進和漸進的辦法,他還介紹了政治三原則和貿易三原則,認為政治三原則是友好往來的尺度,而且早已被廣泛地應用。這是中日往來的初步基礎。
根據周恩來和松村會談結果,中日雙方開始醞釀貿易備忘錄協議。松村回國後,就同高碕達之助共同籌備。隨後,應廖承志邀請,高碕率日本企業家代表團訪華,達成了《廖承志和高碕達之助貿易備忘錄》協定,日本通產省和輸出入銀行參與進來,形成了半官方外交模式。1964年4月,松村謙三第三次訪華,和廖承志簽訂了互設辦事處和互相派駐記者的協定。10月,孫平化為派駐東京的貿易備忘錄辦事處中國首席代表,日本派駐中國北京的三名代表分別來自通產省、外務省和日本銀行。這樣,建立了中日雙方半官方的聯繫管道。
1966年至1970年期間,由於中國進行“文化大革命”,外事工作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而日本佐藤內閣又採取敵視中國的政策,致使中日關係形成僵持局面。儘管如此,半官方外交的開展,仍然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礎。
加強官方外交
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
周恩來在領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過程中,十分注意做日本官方的工作。他早就明確指出:“歸根到底,解決兩國關係問題,還是要由政府來辦。”1956年1月,他講過,我國政府曾經通過外交途徑向日方表示,“中國政府歡迎日本派遣的代表團,在北京就促進中日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商談。”
進入70年代後,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一是,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二是,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發生了“尼克森衝擊波”。至此,中日兩國人民經過長期“積累、漸進方式”的努力,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業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周恩來高瞻遠矚,抓住機遇,著手加強官方外交,爭取早日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1年以來,日本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等在野黨,以及恢復中日邦交議員聯盟、日中友好協會等民間團體,紛紛訪華,分別同中日友好協會發表聯合聲明,提出恢復中日邦交的主張和原則。
1972年4月,以春日一幸委員長為團長的民社黨代表團和中日友好協會代表團發表聯合聲明,共同提出中日複交三項原則,要點是:(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等荒謬的主張。(二)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且已經歸還中國。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外國干涉。堅決反對“臺灣地位未定論”和策劃“臺灣獨立”的陰謀。(三)“日蔣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這個中日複交三原則,概括了多年來中日各方面會談的基本內容,闡明了解決中日關係障礙的關鍵問題,有力地推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
尼克森訪華並發表上海公報後,一直對新中國抱敵視態度的日本佐藤榮作感到,“日華(台)條約的基礎崩潰了。”“尼克森訪華衝擊波”,使日本各界人士深感氣憤的是,以往日本政府一直追隨美國,致使二十多年來謀求日中邦交正常化不能實現,而現在美國卻搞“越頂外交”,搶在日木前面去了。尤其是美國在改善同中國的關係時,竟然沒有向日本政府打招呼。這也刺激了執政的自民黨。在醞釀自民党總裁選舉時,田中角榮、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和中曾根康弘達成了外交政策協定,中心內容是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6月17日,佐藤下臺。7月7日,田中就任日本首相。7月8日,田中在記者招待會上聲明:“在動盪的世界形勢下,應該加速實現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強有力地開展和平外交。”
根據田中首相對華政策聲明,周恩來及時作出反應,一方面,在7月8日,召集外交部和其他外事、宣傳部門負責人開會,研究田中講話,商討推進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工作。周恩來指出:我們對日本,過去只搞人民外交,不同官方往來。今後當然主要是搞人民外交,但同官方也要往來。形勢變了,日本政府的政策也不能不變。情況變了,我們要積極工作。周恩來還托人轉告中國駐東京貿易備忘錄辦事處首席代表肖向前,要他抓住時機,向田中轉達訪華邀清。“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當面談,一切問題都好商量。”
另一方面,對田中的聲明及時作出回應。7月9日、10日,周恩來接待外賓時,連續兩次表示歡迎田中訪華。他說:“田中內閣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聲明要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他還說:“日本在對華關係上出現了新氣象、這是戰後27年來日本政府第一次這樣做。我們對田中政府這樣做沒有理由不歡迎。”
從7月中旬起,中日兩國加速了官方往來。7月16日,周恩來會見受田中委託前來訪華的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聽取他轉達田中關於日中建交的決心和設想後提出:如果現任首相、外長或其他大臣來華談恢復中日邦交問題,北京機場準備向他們開放。佐佐木回國後,即向田中轉達了“歡迎田中首相訪華談判建交”的資訊。
7月27日至29日,周恩來連續三次會見公民党委員長竹入義勝,聽取他轉達田中、大平關於與中國建交的設想,並向他們說明中國準備提供的中日建交方案。竹入回國後,即向田中、大平報告,田中、大平表示,周恩來所談通情達理,照此談判定能成功。8月12日,中國外交部長姬鵬飛宣佈:“周恩來總理邀請田中首相訪華,歡迎就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進行談判。”9月20日,中日雙方發表關於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應邀訪華的公告。至此,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已成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勢。
1972年9月23日,日本國內閣總理田中角榮應邀訪華。下午,周恩來和田中舉行第一次會談。晚上,周恩來為田中一行舉行歡迎宴會,致祝酒詞說:“田中首相來我國訪問,揭開了中日關係史上新的一頁。在我們兩國的歷史上,有著兩千年的友好來往和文化交流,兩國人民結成了深厚友誼,值得我們珍視。”“促進中日友好,恢復中日邦交,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現在是我們完成這一歷史任務的時候了”。
經過四次會談,雙方確定了中日聯合聲明的文本,27日,周恩來陪同毛澤東會見田中一行。28日,周恩來和田中舉行第四次會談時說:我們重建邦交,首先要講信義,這是最重要的。中國有句古話:“言必信,行必果。”你們這次來表現了這種精神。周恩來當場寫了“言必信,行必果”六個字贈給了田中。田中寫了日本憲法上的一句話:“信為萬事之本”,回贈給周恩來。
當天,周恩來出席田中舉行的答謝宴會,致辭說:“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日兩國人民這一長期願望的實現,將打開兩國關係中的新篇章,並將對和緩亞洲緊張局勢和維護世界和平,作出積極的貢獻。”
1972午9月29日,隆重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政府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周恩來和姬鵬飛,田中和大平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字。從此,中日建立了外交關係,中日兩國人民盼望已久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終於實現了。
中日兩國建交後
周恩來的三大歷史性心願
在實現中日兩國建交後,周恩來殷切地懷著三大歷史性心願。
一願——“飲水不忘掘井人”
1971年8月,日本著名政治家松村謙三逝世,周恩來致唁電松村家屬,悼念這位中國的老朋友,稱讚松村是“日本卓有遠見的政治家”,並派人以中國總理特使的身份參加弔唁松村的活動。
1972年9月12日,周恩來會見並宴請日本駐北京日中備忘錄貿易辦事處的古井喜實、田川誠一和松本俊一等時,引用“飲水不忘掘井人”這句古話,感謝長期致力於中日半官方貿易和政治疏通工作的日本朋友們。周恩來還當場要求打電話給岡崎嘉平太,請他來北京迎接中日邦交恢復日。
9月22日,周恩來致電祝賀石橋湛三米壽,電文說:“承蒙先生努力,今天,中日關係即將迎來新階段,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您這種努力”。
9月23日,周恩來在會見和宴請岡崎等日本友人時,又一次說:我國有一句老話、叫做“飲水不忘掘井人”。中國和日本不久就要恢復邦交了。邦交之所以能夠恢復,這是由於松村先生、高碕先生、石橋先生和村田先生等人不畏困難,做出巨大努力的結果。你們也做出了努力啊!周恩來還委託來訪的佐佐木更三,請他轉告日本在野黨和其他友好人士:如果我們中日兩國複交了,過去二十多年的友好來往會更加密切、更多起來,而不會冷淡下去。許多日本朋友對促進中日邦交的恢復、促進中日友好來往是盡了力的,當然我們更應該尊重他們。中國人民結識了新朋友,是不會丟掉老朋友的。
在田中首相訪華期間,周恩來多次發表講話,感謝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貢獻的日本朋友們。9月28日晚,在田中舉行的答謝宴會上.周恩來致辭說:“在這歷史時刻,我願意代表中國人民,對那些長期以來為促進中日友好和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貢獻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日本各界朋友表示感謝。”
這裡所說的“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日本朋友,是指日本社會黨前委員長淺沼稻次郎。淺沼是為中日友好獻出自己生命的一位傑出代表。他在1959年3月兩次訪華,在北京的全國政協禮堂發表講話,提出“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的著名論斷。因此觸怒了日本右翼反華勢力,1960年10月12日遇刺犧牲。後來,周恩來曾盛情邀請淺沼的遺孀及其子女訪華,親切會見他們。1970年是淺沼犧牲10周年,為緬懷這位為中日友好而獻身的日本友人,10月12日,周恩來出席了中國有關方面為淺沼隆重舉行的集會。大會結束後,周恩來會見專程前來參加紀念活動的日本社會黨訪華團。
中日聯合聲明發表後,遵照周恩來的指示,中日友好協會等單位聯合邀請日本各界朋友來北京,參加10月23日慶祝中日邦交正常化,進一步推進民間友好往來的盛大集會。日中友好協會等團體都派代表參加,共有500多位日本朋友到會。周恩來出席招待會,並會見出席招待會的日本各代表團負責人,感謝他們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的不懈努力。周恩來特意拿起兩枝宴會廳桌子上裝飾的菊花,送給日本朋友,並且說:“你們是有功之臣,願繼續努力、讓中日友好之花永開不敗。”
二願——“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周恩來引用中國這句古訓,勸告人們要正確對待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在歡迎田中首相宴會上,周恩來在致祝酒辭時說:“自從1894年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由於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牢牢記住。”
正確對待歷史,是發展中日關係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處理好了,兩國關係發展就順利；反之,就會出現波折。因此,中國政府和人民總是嚴肅認真地對待這個問題。
周恩來對田中說的一段話提出意見,就是要求以鄭重態度對待日本侵華歷史的一個事例。田中在周恩來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致答辭時,就日本侵華歷史說:“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之間,日中關係經歷了不幸的過程。其間,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我們對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周恩來在和田中會談時針時田中的這段話指出:“田中首相對過去的不幸過程感到遺憾,並表示要深深地反省,這是我們能夠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煩’這一句話,引起了中國人民強烈的反感。中國被侵略,遭受巨大損害,絕不可以說‘添麻煩’。因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說是‘添麻煩’。‘麻煩’這個詞,在漢語裡意思很輕。”田中表示:“如果這樣的表述不合適,可以按中方的習慣改。”後來,中日聯合聲明的表述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重大損失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三願——“中曰兩國人民應該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這是周恩來在領導中日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反復提出的真誠願望。他認為:“中國人民是願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的,日本人民是願意同中國人民友好。這兩者就是中日友好關係的基本條件。”因為,“中日兩國人民永遠地友好下去,這是兩國根本利益所在,這是共同的,沒有衝突的”。
怎樣保證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周恩來指出:“中日兩國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改善關係,恢復邦交,簽訂和平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用法律來保證兩國關係。”在歡迎田中的宴會上,周恩來提出:“中國和日本都是偉大的民族。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勞勇敢的人民。中日兩國人民應該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這是長期致力於發展中日和平友好關係的周恩來最大的心願。
日本人士心目中的周恩來
周恩來在長期致力於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過程中,會見過許多日本各界人士,在他們心目中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他們高度評價周恩來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的傑出貢獻。
對於周恩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有深切的感受,並作過貼切的評價。他說:“周總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可以說,困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實現,是因為周總理是中國方面的代表。”“周總理是和本世紀的中國歷史同時走過來的人,是積累了實踐經驗的人,是世界性的政治家。我認為周總理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也將被長期傳頌。”“我會見過世界上很多政治家,但是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周總理,同他會見,使人感到心和心都連接在一起了。”
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熱情讚揚周恩來為發展中日和平友好關係所作出的貢獻。他說:“周總理不僅是中國的偉大領導人,而且是世界的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之一,失去這樣一位人物,不僅是中國人民,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巨大損失。沒有一個外國政治家像周總理那樣,在日本各階層人民中間有那麼多的朋友,得到那麼多的尊敬。”“我不禁想到,在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夕,1972年4月,我應周總理邀請訪華,就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和建立兩國家永遠友好基礎的辦法,進行了長時間的認真的促膝交談。當時的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我對周總理的遠見卓識,和對日中友好關係世世代代發展下去,所寄予的那種非凡的熱情,至今仍深為感動。”
日中經濟協會會長稻山嘉寬,就他與周恩來多次會見,發表對周恩來的深切感想。他說:“18年來,我曾五次會見周總理,周總理有著‘建立亞洲和平’的強烈想法,是一位締造和平的領導人。他是參加中日談判有關人士的精神支柱。他的逝世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日本公民党委員長竹入義勝,曾經多次訪華,並受到周總理親切接待。竹入說:“他在四分之一世紀多的時間裡擔任中國總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過程中,對日本採取了非常具有善意的措施。在那以後,也一直作為知日家而為日本做了很多好事。”“實際上,他兼備偉大與親切的品質,是一個不管制度與立場如何,都能善於聽取對方意見的人。”“對世界來說,周總理是中國的‘代表’,這個‘代表’已贏得了世界的信任與支持,把中國推向了大顯身手的舞臺。”
原中日備忘錄貿易事務所代表岡琦嘉平太,長期致力於中日友好事業,對周恩來十分尊敬。他在題為《我人生的大師》的紀念文章中寫道:“周總理是我的人生之師,而且恐怕也是我的最後一位老師了。”“我認為,像周總理這樣受到人們熱愛和尊敬的政治家,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見的。我深深感到,我能夠有幸在周恩來生前與他多次會見,是在我自身的一種幸福。”
岡琦為了表達他對周恩來的由衷敬仰之情,他在臨終前給家屬留下遺囑,在他逝世後,要把他生前最心愛的一幅周恩來彩色照片(即1973年1月9日,義大利攝影師焦爾焦·洛蒂拍攝的周恩來坐在沙發上的那幅彩色照片——引者注)安放在他的身旁,一起入殮。這個異乎尋常的遺願,充分說明周恩來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多麼崇高!
(《中華魂》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佈,請勿轉載)
”開展半官方外交
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基礎
在開展中日民間外交期間,周恩來就提出要貫徹“民間往來,官方掛鉤”的方針。因為民間貿易談判已經觸及互設貿易代辦處,乃至政府貿易等問題,沒有政府的支持、保證是不可能的。民間外交能繼續發展,可以使官方外交基礎更加鞏固:反之,官方外交開展了,又可以為民間外交提供更為有利的方便條件。
針對60年代初中日關係的形勢,周恩來適時提出開展半官方外交,以“積累、漸進的方式”,推進中日邦交正常化。他在會見日本前首相石橋湛山時說:“閣下兩次訪問中國,閣下不僅是前首相,而且是執政黨的議員,代表自由民主黨的一個方面,只承認中國而不承認臺灣,為恢復中日關係、推進兩國邦交的正常化而努力。這是間接的方式,也是積累、漸進的方式”。“中日兩國恢復邦交是要經過一段曲折的道路的,不可能一下子解決,但是,只要我們推進,採取積累方式,就可以解決。”
為了打破岸信介內閣設置的重重障礙,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都在探索發展中日關係的途徑。1959年3月,中國政府提出促進中日關係的政治三原則,即日本政府:(一)必須停止執行敵對中國的政策；(二)不參加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三)不阻撓中日兩國關係的恢復。同時提出“政治與經濟不可分割”的原則,“中日關係必須從政治問題著手,必須經過政府途徑解決。”這是打破中日關係僵局的正確途徑,為開展半官方外交起到了指導作用。
1960年4月,日本池田內閣成立,中日關係出現了新的轉機,半官方外交得以推進。8月,周恩來會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專務理事鈴木一雄,不失時機地提出了促進中日關係的貿易三原則,並重申了政治三原則,他說:“現在提出貿易三原則,就是:一、政府決定；二、民間合同；三、個別照顧。”“關於兩國政府的關係,還是堅持過去我們說過的政治三原則。”在這些原則指導下,中日半官方外交有了較快發展。
1962年9月,在池田內閣支持下,日本自民党元老松村謙三第二次訪華,同周恩來商討開闢半官方外交管道的問題,會談四次。周恩來指出:要恢復中日邦交,發展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合作,應該採取促進和漸進的辦法,他還介紹了政治三原則和貿易三原則,認為政治三原則是友好往來的尺度,而且早已被廣泛地應用。這是中日往來的初步基礎。
根據周恩來和松村會談結果,中日雙方開始醞釀貿易備忘錄協議。松村回國後,就同高碕達之助共同籌備。隨後,應廖承志邀請,高碕率日本企業家代表團訪華,達成了《廖承志和高碕達之助貿易備忘錄》協定,日本通產省和輸出入銀行參與進來,形成了半官方外交模式。1964年4月,松村謙三第三次訪華,和廖承志簽訂了互設辦事處和互相派駐記者的協定。10月,孫平化為派駐東京的貿易備忘錄辦事處中國首席代表,日本派駐中國北京的三名代表分別來自通產省、外務省和日本銀行。這樣,建立了中日雙方半官方的聯繫管道。
1966年至1970年期間,由於中國進行“文化大革命”,外事工作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而日本佐藤內閣又採取敵視中國的政策,致使中日關係形成僵持局面。儘管如此,半官方外交的開展,仍然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礎。
加強官方外交
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
周恩來在領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過程中,十分注意做日本官方的工作。他早就明確指出:“歸根到底,解決兩國關係問題,還是要由政府來辦。”1956年1月,他講過,我國政府曾經通過外交途徑向日方表示,“中國政府歡迎日本派遣的代表團,在北京就促進中日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商談。”
進入70年代後,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一是,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二是,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發生了“尼克森衝擊波”。至此,中日兩國人民經過長期“積累、漸進方式”的努力,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業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周恩來高瞻遠矚,抓住機遇,著手加強官方外交,爭取早日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1年以來,日本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等在野黨,以及恢復中日邦交議員聯盟、日中友好協會等民間團體,紛紛訪華,分別同中日友好協會發表聯合聲明,提出恢復中日邦交的主張和原則。
1972年4月,以春日一幸委員長為團長的民社黨代表團和中日友好協會代表團發表聯合聲明,共同提出中日複交三項原則,要點是:(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等荒謬的主張。(二)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且已經歸還中國。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外國干涉。堅決反對“臺灣地位未定論”和策劃“臺灣獨立”的陰謀。(三)“日蔣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這個中日複交三原則,概括了多年來中日各方面會談的基本內容,闡明了解決中日關係障礙的關鍵問題,有力地推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
尼克森訪華並發表上海公報後,一直對新中國抱敵視態度的日本佐藤榮作感到,“日華(台)條約的基礎崩潰了。”“尼克森訪華衝擊波”,使日本各界人士深感氣憤的是,以往日本政府一直追隨美國,致使二十多年來謀求日中邦交正常化不能實現,而現在美國卻搞“越頂外交”,搶在日木前面去了。尤其是美國在改善同中國的關係時,竟然沒有向日本政府打招呼。這也刺激了執政的自民黨。在醞釀自民党總裁選舉時,田中角榮、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和中曾根康弘達成了外交政策協定,中心內容是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6月17日,佐藤下臺。7月7日,田中就任日本首相。7月8日,田中在記者招待會上聲明:“在動盪的世界形勢下,應該加速實現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強有力地開展和平外交。”
根據田中首相對華政策聲明,周恩來及時作出反應,一方面,在7月8日,召集外交部和其他外事、宣傳部門負責人開會,研究田中講話,商討推進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工作。周恩來指出:我們對日本,過去只搞人民外交,不同官方往來。今後當然主要是搞人民外交,但同官方也要往來。形勢變了,日本政府的政策也不能不變。情況變了,我們要積極工作。周恩來還托人轉告中國駐東京貿易備忘錄辦事處首席代表肖向前,要他抓住時機,向田中轉達訪華邀清。“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當面談,一切問題都好商量。”
另一方面,對田中的聲明及時作出回應。7月9日、10日,周恩來接待外賓時,連續兩次表示歡迎田中訪華。他說:“田中內閣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聲明要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他還說:“日本在對華關係上出現了新氣象、這是戰後27年來日本政府第一次這樣做。我們對田中政府這樣做沒有理由不歡迎。”
從7月中旬起,中日兩國加速了官方往來。7月16日,周恩來會見受田中委託前來訪華的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聽取他轉達田中關於日中建交的決心和設想後提出:如果現任首相、外長或其他大臣來華談恢復中日邦交問題,北京機場準備向他們開放。佐佐木回國後,即向田中轉達了“歡迎田中首相訪華談判建交”的資訊。
7月27日至29日,周恩來連續三次會見公民党委員長竹入義勝,聽取他轉達田中、大平關於與中國建交的設想,並向他們說明中國準備提供的中日建交方案。竹入回國後,即向田中、大平報告,田中、大平表示,周恩來所談通情達理,照此談判定能成功。8月12日,中國外交部長姬鵬飛宣佈:“周恩來總理邀請田中首相訪華,歡迎就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進行談判。”9月20日,中日雙方發表關於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應邀訪華的公告。至此,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已成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勢。
1972年9月23日,日本國內閣總理田中角榮應邀訪華。下午,周恩來和田中舉行第一次會談。晚上,周恩來為田中一行舉行歡迎宴會,致祝酒詞說:“田中首相來我國訪問,揭開了中日關係史上新的一頁。在我們兩國的歷史上,有著兩千年的友好來往和文化交流,兩國人民結成了深厚友誼,值得我們珍視。”“促進中日友好,恢復中日邦交,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現在是我們完成這一歷史任務的時候了”。
經過四次會談,雙方確定了中日聯合聲明的文本,27日,周恩來陪同毛澤東會見田中一行。28日,周恩來和田中舉行第四次會談時說:我們重建邦交,首先要講信義,這是最重要的。中國有句古話:“言必信,行必果。”你們這次來表現了這種精神。周恩來當場寫了“言必信,行必果”六個字贈給了田中。田中寫了日本憲法上的一句話:“信為萬事之本”,回贈給周恩來。
當天,周恩來出席田中舉行的答謝宴會,致辭說:“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日兩國人民這一長期願望的實現,將打開兩國關係中的新篇章,並將對和緩亞洲緊張局勢和維護世界和平,作出積極的貢獻。”
1972午9月29日,隆重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政府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周恩來和姬鵬飛,田中和大平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字。從此,中日建立了外交關係,中日兩國人民盼望已久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終於實現了。
中日兩國建交後
周恩來的三大歷史性心願
在實現中日兩國建交後,周恩來殷切地懷著三大歷史性心願。
一願——“飲水不忘掘井人”
1971年8月,日本著名政治家松村謙三逝世,周恩來致唁電松村家屬,悼念這位中國的老朋友,稱讚松村是“日本卓有遠見的政治家”,並派人以中國總理特使的身份參加弔唁松村的活動。
1972年9月12日,周恩來會見並宴請日本駐北京日中備忘錄貿易辦事處的古井喜實、田川誠一和松本俊一等時,引用“飲水不忘掘井人”這句古話,感謝長期致力於中日半官方貿易和政治疏通工作的日本朋友們。周恩來還當場要求打電話給岡崎嘉平太,請他來北京迎接中日邦交恢復日。
9月22日,周恩來致電祝賀石橋湛三米壽,電文說:“承蒙先生努力,今天,中日關係即將迎來新階段,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您這種努力”。
9月23日,周恩來在會見和宴請岡崎等日本友人時,又一次說:我國有一句老話、叫做“飲水不忘掘井人”。中國和日本不久就要恢復邦交了。邦交之所以能夠恢復,這是由於松村先生、高碕先生、石橋先生和村田先生等人不畏困難,做出巨大努力的結果。你們也做出了努力啊!周恩來還委託來訪的佐佐木更三,請他轉告日本在野黨和其他友好人士:如果我們中日兩國複交了,過去二十多年的友好來往會更加密切、更多起來,而不會冷淡下去。許多日本朋友對促進中日邦交的恢復、促進中日友好來往是盡了力的,當然我們更應該尊重他們。中國人民結識了新朋友,是不會丟掉老朋友的。
在田中首相訪華期間,周恩來多次發表講話,感謝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貢獻的日本朋友們。9月28日晚,在田中舉行的答謝宴會上.周恩來致辭說:“在這歷史時刻,我願意代表中國人民,對那些長期以來為促進中日友好和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貢獻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日本各界朋友表示感謝。”
這裡所說的“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日本朋友,是指日本社會黨前委員長淺沼稻次郎。淺沼是為中日友好獻出自己生命的一位傑出代表。他在1959年3月兩次訪華,在北京的全國政協禮堂發表講話,提出“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的著名論斷。因此觸怒了日本右翼反華勢力,1960年10月12日遇刺犧牲。後來,周恩來曾盛情邀請淺沼的遺孀及其子女訪華,親切會見他們。1970年是淺沼犧牲10周年,為緬懷這位為中日友好而獻身的日本友人,10月12日,周恩來出席了中國有關方面為淺沼隆重舉行的集會。大會結束後,周恩來會見專程前來參加紀念活動的日本社會黨訪華團。
中日聯合聲明發表後,遵照周恩來的指示,中日友好協會等單位聯合邀請日本各界朋友來北京,參加10月23日慶祝中日邦交正常化,進一步推進民間友好往來的盛大集會。日中友好協會等團體都派代表參加,共有500多位日本朋友到會。周恩來出席招待會,並會見出席招待會的日本各代表團負責人,感謝他們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的不懈努力。周恩來特意拿起兩枝宴會廳桌子上裝飾的菊花,送給日本朋友,並且說:“你們是有功之臣,願繼續努力、讓中日友好之花永開不敗。”
二願——“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周恩來引用中國這句古訓,勸告人們要正確對待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在歡迎田中首相宴會上,周恩來在致祝酒辭時說:“自從1894年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由於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牢牢記住。”
正確對待歷史,是發展中日關係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處理好了,兩國關係發展就順利；反之,就會出現波折。因此,中國政府和人民總是嚴肅認真地對待這個問題。
周恩來對田中說的一段話提出意見,就是要求以鄭重態度對待日本侵華歷史的一個事例。田中在周恩來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致答辭時,就日本侵華歷史說:“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之間,日中關係經歷了不幸的過程。其間,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我們對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周恩來在和田中會談時針時田中的這段話指出:“田中首相對過去的不幸過程感到遺憾,並表示要深深地反省,這是我們能夠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煩’這一句話,引起了中國人民強烈的反感。中國被侵略,遭受巨大損害,絕不可以說‘添麻煩’。因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說是‘添麻煩’。‘麻煩’這個詞,在漢語裡意思很輕。”田中表示:“如果這樣的表述不合適,可以按中方的習慣改。”後來,中日聯合聲明的表述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重大損失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三願——“中曰兩國人民應該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這是周恩來在領導中日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反復提出的真誠願望。他認為:“中國人民是願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的,日本人民是願意同中國人民友好。這兩者就是中日友好關係的基本條件。”因為,“中日兩國人民永遠地友好下去,這是兩國根本利益所在,這是共同的,沒有衝突的”。
怎樣保證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周恩來指出:“中日兩國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改善關係,恢復邦交,簽訂和平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用法律來保證兩國關係。”在歡迎田中的宴會上,周恩來提出:“中國和日本都是偉大的民族。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勞勇敢的人民。中日兩國人民應該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這是長期致力於發展中日和平友好關係的周恩來最大的心願。
日本人士心目中的周恩來
周恩來在長期致力於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過程中,會見過許多日本各界人士,在他們心目中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他們高度評價周恩來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的傑出貢獻。
對於周恩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有深切的感受,並作過貼切的評價。他說:“周總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可以說,困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實現,是因為周總理是中國方面的代表。”“周總理是和本世紀的中國歷史同時走過來的人,是積累了實踐經驗的人,是世界性的政治家。我認為周總理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也將被長期傳頌。”“我會見過世界上很多政治家,但是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周總理,同他會見,使人感到心和心都連接在一起了。”
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熱情讚揚周恩來為發展中日和平友好關係所作出的貢獻。他說:“周總理不僅是中國的偉大領導人,而且是世界的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之一,失去這樣一位人物,不僅是中國人民,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巨大損失。沒有一個外國政治家像周總理那樣,在日本各階層人民中間有那麼多的朋友,得到那麼多的尊敬。”“我不禁想到,在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夕,1972年4月,我應周總理邀請訪華,就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和建立兩國家永遠友好基礎的辦法,進行了長時間的認真的促膝交談。當時的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我對周總理的遠見卓識,和對日中友好關係世世代代發展下去,所寄予的那種非凡的熱情,至今仍深為感動。”
日中經濟協會會長稻山嘉寬,就他與周恩來多次會見,發表對周恩來的深切感想。他說:“18年來,我曾五次會見周總理,周總理有著‘建立亞洲和平’的強烈想法,是一位締造和平的領導人。他是參加中日談判有關人士的精神支柱。他的逝世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日本公民党委員長竹入義勝,曾經多次訪華,並受到周總理親切接待。竹入說:“他在四分之一世紀多的時間裡擔任中國總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過程中,對日本採取了非常具有善意的措施。在那以後,也一直作為知日家而為日本做了很多好事。”“實際上,他兼備偉大與親切的品質,是一個不管制度與立場如何,都能善於聽取對方意見的人。”“對世界來說,周總理是中國的‘代表’,這個‘代表’已贏得了世界的信任與支持,把中國推向了大顯身手的舞臺。”
原中日備忘錄貿易事務所代表岡琦嘉平太,長期致力於中日友好事業,對周恩來十分尊敬。他在題為《我人生的大師》的紀念文章中寫道:“周總理是我的人生之師,而且恐怕也是我的最後一位老師了。”“我認為,像周總理這樣受到人們熱愛和尊敬的政治家,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見的。我深深感到,我能夠有幸在周恩來生前與他多次會見,是在我自身的一種幸福。”
岡琦為了表達他對周恩來的由衷敬仰之情,他在臨終前給家屬留下遺囑,在他逝世後,要把他生前最心愛的一幅周恩來彩色照片(即1973年1月9日,義大利攝影師焦爾焦·洛蒂拍攝的周恩來坐在沙發上的那幅彩色照片——引者注)安放在他的身旁,一起入殮。這個異乎尋常的遺願,充分說明周恩來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多麼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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