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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年前的川大學霸吳天墀筆記流浪記:一度被偷 幸運買回

吳天墀教授。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賴芳傑實習生熊紫琪攝影雷遠東繪圖羅樂

1938年, 抗日戰爭剛進入防禦階段。

25歲的四川大學歷史系學生吳天墀, 在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 遇到了剛來川大教書不久的教授徐中舒先生。

來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徐先生, 在這個學期開設了一門“殷商史料研究”的課程, 史料、研究方法均來自於當時國內最新、最權威的安陽殷墟發掘和甲骨文的研究整理成果。

那個戰火動盪的歲月, 徐先生在講臺上毫不保留、殫精竭慮地傳授知識, 年輕的學生則打起萬分精神,

盡力領悟到每一個知識點。 吳天墀充分發揮自己的“學霸”作風, 用鋼筆正楷記錄了38頁的課堂筆記。

這本79年前的《名家聽名師課堂筆記》, 跟隨主人半個世紀的坎坷, 歷經被盜、被賣, 最後重回四川大學顛沛流離的命運。 如今, 老師徐中舒、學生吳天墀均已駕鶴西去, 筆記中工整的鋼筆楷體, 雖已褪色模糊, 卻仍清晰鐫刻著時代命運。

6月19日, 徐中舒先生的孫子、四川大學歷史學教授徐亮工, 講述了筆記背後讓人動容的師生真情。

徐亮工教授講述筆記背後的故事。

【考霸】

萬縣一路考到成都

輕鬆過了葉秉誠教授的複試

吳天墀出生在四川萬縣一個以經營瓷器為業的小商家庭。 當時社會動盪, 軍閥橫行, 家裡的經濟情況自然也日益衰落。

1920年父親逝世時, 吳天墀才9歲, 偏偏15歲又喪失了母親。

1928年冬, 吳天墀在治平中學畢業, 便往涪陵投奔舅家, 次年在南沱場蔚文小學教書。 一個剛滿16歲的少年, 流落異鄉, 忽然作起老師來心中不免有些感觸。 於是便寫了一篇千字的抒情散文, 投寄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少年》雜誌, 居然登載了, 還得到一枚銀元的稿酬。

鄉下任教一年半後, 吳天墀又到涪陵縣城的縣立三小教了一年書。 母舅和表兄見他年齡不大, 認為還能讀書, 便幫助他再進學堂, 於是, 吳天墀便到了成都, 報考了國立成都師範大學附屬高中部的文科, 考得了第一名的成績。

吳天墀十分喜愛成都, 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自覺不及他人, 因此勤讀苦思,

不敢放逸。 別的同學辦壁報、刊物, 他也常常去湊個熱鬧, 但覺自己見聞不廣, 腹內空枵, 遇到一些困難時, 就只有去抱佛腳, 熱炒熱賣。

1934年夏高中畢業時, 吳天墀經過了兩道考試:一是畢業考試;二是劉湘統一四川後, 來了一次全省會考。 令人意外的是, 當時所有人以為附高畢業就可以直升川大的本科, 但因新任校長王兆榮不同意, 於是又得考試了。

吳天墀報考的是歷史系, 初試後, 又來了一次複試, 主考是葉秉誠教授。 他口試的這一關是很不好過的, 不少人在被反復問了幾次之後, 最終還是沒通過。 吳天墀口試時, 葉先生對他還比較滿意。 最後, 葉先生又翻開他的作文試卷, 題目是《六經皆史說》, 他仔細地看了一遍後問吳天墀:“你讀過《文史通義》嗎?”聽到肯定的回答後,

葉先生便親切地說:“進堂後, 你還需好好用功呀。 ”這無異于告訴吳天墀, 你已被錄取了。

入校初期, 寢室就在大操場旁邊, 平時不少同學英姿勃勃地在運動場上奔跑跳躍, 令吳天墀深為羡慕。 因為是靠人幫助乃得求學的機會, 為了補助費用, 還在讀書的他, 利用課餘時間已先後在敬業中學、南薰中學、中華女中等學校兼教歷史課程。 因常開“夜車”, 近視程度日益加深不說, 身體狀況也實為不佳。 眼見一出宿舍就是操場, 條件是這麼好, 吳天墀也不想成為一個貨真價實的“東亞病夫”, 便決心要好好鍛煉一下自己的身體。

自此, 吳天墀每天還是黑漆之時就起床了, 一上操場, 便圍著400米的跑道跑了起來。

最初跑半圈都感到吃力, 慢慢地也就適應下來, 並逐漸增加距離, 後來竟可一口氣跑完四五千米了。

1935年, 川大召開全校性的運動會, 並規定每個學生都必須參加。 形勢所逼, 吳天墀就報了賽跑的項目。 當他上場的時候, 凡認識他的人都在旁邊諷笑:“小心點, 別把眼鏡打爛了。 ”比賽下來, 卻大大出人意外。 他不但盡將平時大家眼中的運動健將全都比了下去, 獲得1500米、800米兩個第一之外, 還與其他三名同學一起得到800米接力賽的冠軍。

吳天墀, 一時竟成了轟動全校的新聞人物。

吳天墀教授所作筆記。

【學霸】

幸遇恩師徐中舒

吳天墀承繼考古方法之精髓

1934年入學, 到1938年畢業, 吳天墀有幸在最後一學期, 遇到了恩師徐中舒先生。

“當年史語所是準備前往昆明的, 但是我的先祖父因為家裡人太多,不方便再往南轉移,就準備留在四川大學。”徐亮工介紹,爺爺徐中舒於1938年2月受聘于川大文學系和歷史系(雙聘),決定開設“殷商史料研究”的課程。

這門課程此前在北京大學開課,是徐中舒與董作賓合開,後董作賓隨史語所轉移到了昆明,在昆明繼續講授此課,徐中舒則在四川開課。

這門課在當時的四川,是很新的學問。這門學問的基礎,來自1928年史語所開始在安陽殷墟的科學發掘,這也拉開了近代中國歷史上考古事業的序幕,徐中舒就是在考古一線的學者和研究員。

徐亮工說,1928年春,國民政府委派蔡元培籌建中央研究院作為國家最高學術機關,著名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作為中央研究院的內設機構也同時籌建。主持史語所的是五四運動健將傅斯年,他提出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口號,成為史料學方向的指標,也直接影響到了殷墟的科學發掘。傅斯年在《本所發掘殷墟之經過》一文中,明確指出了發掘安陽殷墟的原因,是為了保存和整理古代地下資料,推進考古事業的發展。

從1928年到1937年抗戰爆發,9年時間裡,史語所在殷墟進行了15次科學發掘,找到了幾萬片有文字的甲骨,基本上弄清楚了殷墟的建築佈局和城市結構,為中國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這些當時國內最科學的考古研究方法,通過徐中舒在川大的課程,傳授給了25歲的吳天墀。

翻開四川大學檔案館編纂的這本課堂筆記,內容詳盡,筆態工整,一詞一句間或有紅黑兩筆做標記,批閱、注釋將筆記頁面填補得滿滿當當,認真愛學的態度,躍然紙上。筆記共記錄八章:一、殷周史料的來源;二、殷商文化及其由來;三、殷代帝系;四、商之臣僚;五、殷代社會之產業;六、商代政治、工業、社會組織、風俗習慣;七、殷周氏族及其文化之異同;八、殷周革命。

筆記開篇即言:“今日研究歷史,應重史料,方法在其次。”徐中舒在此處又增寫道:“有史料我們可想出種種方法處理之,無史料即無方法可言。”行文簡潔,要言不煩。吳天墀繼承了徐中舒先生的學術精髓,正可在此找到答案。

課堂上,徐中舒先生用安徽方言談古論今,其學問走在時代前列,所涉領域寬廣,串聯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古文字學等方法,為弟子解惑授業。講壇下的弟子,極力按捺住內心獲取新知的激動與振奮,埋頭記下先生之言。筆記中,有手繪地圖,有出土甲骨文圖形,也有系統的歸納總結圖表。

筆記完成後,先生再次調閱,用毛筆書寫,增改約30處。字裡行間,治學之嚴,師徒惺惺相惜。

【車夫】

拉板板車賣書為生

先生不忍 資助他寫《西夏史稿》

“1938年,徐中舒在川大歷史系講《殷周史料研究》一課,這是吳天墀在課堂聽講的筆記。此筆記曾經徐中舒調閱,間有增改,就是徐中舒的親筆。1966.6.5。記。”翻開筆記,首頁頂處這段話映入眼簾。徐亮工說,經過字跡比對,這段說明為吳天墀親筆所寫。為什麼在時隔28年後,要專門加上這段說明?為什麼行文極其中性,在文中直呼老師的名字?徐亮工猜測,這段富有深意的話語原是吳天墀為了在動盪年代,期望抄家焚毀書籍之人能高抬貴手,以求筆記的完好無缺。

而在此前,吳天墀的命運也幾經坎坷。

1938年,四川大學畢業後,吳天墀留校在歷史系擔任助教。次年,由於川大的反對程天放風潮,吳天墀受牽連未被續聘。之後,他擔任過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的秘書,撰寫講演稿。之後任省立雅安圖書館館長、蘆山縣任縣長,還兼了縣立中學校長。抗戰勝利後,重新回到川大教書。

在50年代,吳天墀因歷史原因失去了工作,一家大小五口的生活立即發生問題,吳天墀就幹上了體力勞動。開初是與人共拉一輛板板車,其後又單獨一人拉木架車。因為高度近視,他戴著一副酒瓶底深的眼鏡拉車,但文人書生哪能拉得動重車?他尚年幼的兒子便在一旁幫忙推車。

生活的舉步維艱,使得愛書如命的吳天墀也不得不將自己精心愛護的藏書賣於舊書店。

一日,川大一位青年教師急匆匆跑到徐中舒先生面前,將一本書遞給他,“徐先生,今日我去一舊書店淘買,竟讓我買到了這一本書,猶記得吳天墀曾是您門下的得意弟子,他也是個愛史成癡的好苗子,怎地現在居然以賣書為生?”

徐中舒立即和王恩洋、蒙文通教授協商,三人因愛才心切,將吳天墀召到身邊:“天墀啊,車夫雖是個能討生活的職業,但你的才智怎能僅僅止于此步?所以我們三人一致建議你試寫西夏史,相信你能為西夏史的研究貢獻自己的力量。”並且決定每人每月資助他10元錢。

於是從1955年起,吳天墀就在徐、蒙、王三位先生的支持下,大著膽子幹了起來。在編撰中,由於沒有圖書資料,是蒙文通設法解決的。吳天墀每天找書閱讀,抄寫材料,對一些問題又不得不進行思考辨別;其外還得從頭學習馬列主義的唯物史觀。通過學習,自己不但從中逐步得到了提高,也對西夏史產生了濃烈的興趣。

1980年12月,《西夏史稿》一書終於出版,徐中舒先生還為此作了序。這本書一經出版立即轟動國內外,被徐中舒稱讚為“給荒蕪寂寥的西夏史園帶來了春天的氣息”。隨後,川大為吳天墀調整住房,在搬家的過程中,吳天墀看到了這本筆記,繼而將它交給恩師徐中舒,他認為這本筆記在徐先生那裡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1991年徐中舒去世,家人想將先生大量的書籍資料捐贈給川大。捐贈工作在1978年後得以進行,在此期間,徐先生故居一直無人居住,頻頻遭到小偷光顧。徐中舒的一部分藏書在這期間被盜,流入交易市場,這本筆記亦在其中。

一天,川大檔案館的一名工作人員找到徐亮工,“徐教授,這筆記是我在送仙橋買到的,一翻開就看到了徐老的名字,所以我拿來給您看看。”

徐亮工感歎道:“這本筆記被賦予的意義甚至大於它本身內容所有的價值,幸好它完好無損地回來了。”

但是我的先祖父因為家裡人太多,不方便再往南轉移,就準備留在四川大學。”徐亮工介紹,爺爺徐中舒於1938年2月受聘于川大文學系和歷史系(雙聘),決定開設“殷商史料研究”的課程。

這門課程此前在北京大學開課,是徐中舒與董作賓合開,後董作賓隨史語所轉移到了昆明,在昆明繼續講授此課,徐中舒則在四川開課。

這門課在當時的四川,是很新的學問。這門學問的基礎,來自1928年史語所開始在安陽殷墟的科學發掘,這也拉開了近代中國歷史上考古事業的序幕,徐中舒就是在考古一線的學者和研究員。

徐亮工說,1928年春,國民政府委派蔡元培籌建中央研究院作為國家最高學術機關,著名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作為中央研究院的內設機構也同時籌建。主持史語所的是五四運動健將傅斯年,他提出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口號,成為史料學方向的指標,也直接影響到了殷墟的科學發掘。傅斯年在《本所發掘殷墟之經過》一文中,明確指出了發掘安陽殷墟的原因,是為了保存和整理古代地下資料,推進考古事業的發展。

從1928年到1937年抗戰爆發,9年時間裡,史語所在殷墟進行了15次科學發掘,找到了幾萬片有文字的甲骨,基本上弄清楚了殷墟的建築佈局和城市結構,為中國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這些當時國內最科學的考古研究方法,通過徐中舒在川大的課程,傳授給了25歲的吳天墀。

翻開四川大學檔案館編纂的這本課堂筆記,內容詳盡,筆態工整,一詞一句間或有紅黑兩筆做標記,批閱、注釋將筆記頁面填補得滿滿當當,認真愛學的態度,躍然紙上。筆記共記錄八章:一、殷周史料的來源;二、殷商文化及其由來;三、殷代帝系;四、商之臣僚;五、殷代社會之產業;六、商代政治、工業、社會組織、風俗習慣;七、殷周氏族及其文化之異同;八、殷周革命。

筆記開篇即言:“今日研究歷史,應重史料,方法在其次。”徐中舒在此處又增寫道:“有史料我們可想出種種方法處理之,無史料即無方法可言。”行文簡潔,要言不煩。吳天墀繼承了徐中舒先生的學術精髓,正可在此找到答案。

課堂上,徐中舒先生用安徽方言談古論今,其學問走在時代前列,所涉領域寬廣,串聯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古文字學等方法,為弟子解惑授業。講壇下的弟子,極力按捺住內心獲取新知的激動與振奮,埋頭記下先生之言。筆記中,有手繪地圖,有出土甲骨文圖形,也有系統的歸納總結圖表。

筆記完成後,先生再次調閱,用毛筆書寫,增改約30處。字裡行間,治學之嚴,師徒惺惺相惜。

【車夫】

拉板板車賣書為生

先生不忍 資助他寫《西夏史稿》

“1938年,徐中舒在川大歷史系講《殷周史料研究》一課,這是吳天墀在課堂聽講的筆記。此筆記曾經徐中舒調閱,間有增改,就是徐中舒的親筆。1966.6.5。記。”翻開筆記,首頁頂處這段話映入眼簾。徐亮工說,經過字跡比對,這段說明為吳天墀親筆所寫。為什麼在時隔28年後,要專門加上這段說明?為什麼行文極其中性,在文中直呼老師的名字?徐亮工猜測,這段富有深意的話語原是吳天墀為了在動盪年代,期望抄家焚毀書籍之人能高抬貴手,以求筆記的完好無缺。

而在此前,吳天墀的命運也幾經坎坷。

1938年,四川大學畢業後,吳天墀留校在歷史系擔任助教。次年,由於川大的反對程天放風潮,吳天墀受牽連未被續聘。之後,他擔任過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的秘書,撰寫講演稿。之後任省立雅安圖書館館長、蘆山縣任縣長,還兼了縣立中學校長。抗戰勝利後,重新回到川大教書。

在50年代,吳天墀因歷史原因失去了工作,一家大小五口的生活立即發生問題,吳天墀就幹上了體力勞動。開初是與人共拉一輛板板車,其後又單獨一人拉木架車。因為高度近視,他戴著一副酒瓶底深的眼鏡拉車,但文人書生哪能拉得動重車?他尚年幼的兒子便在一旁幫忙推車。

生活的舉步維艱,使得愛書如命的吳天墀也不得不將自己精心愛護的藏書賣於舊書店。

一日,川大一位青年教師急匆匆跑到徐中舒先生面前,將一本書遞給他,“徐先生,今日我去一舊書店淘買,竟讓我買到了這一本書,猶記得吳天墀曾是您門下的得意弟子,他也是個愛史成癡的好苗子,怎地現在居然以賣書為生?”

徐中舒立即和王恩洋、蒙文通教授協商,三人因愛才心切,將吳天墀召到身邊:“天墀啊,車夫雖是個能討生活的職業,但你的才智怎能僅僅止于此步?所以我們三人一致建議你試寫西夏史,相信你能為西夏史的研究貢獻自己的力量。”並且決定每人每月資助他10元錢。

於是從1955年起,吳天墀就在徐、蒙、王三位先生的支持下,大著膽子幹了起來。在編撰中,由於沒有圖書資料,是蒙文通設法解決的。吳天墀每天找書閱讀,抄寫材料,對一些問題又不得不進行思考辨別;其外還得從頭學習馬列主義的唯物史觀。通過學習,自己不但從中逐步得到了提高,也對西夏史產生了濃烈的興趣。

1980年12月,《西夏史稿》一書終於出版,徐中舒先生還為此作了序。這本書一經出版立即轟動國內外,被徐中舒稱讚為“給荒蕪寂寥的西夏史園帶來了春天的氣息”。隨後,川大為吳天墀調整住房,在搬家的過程中,吳天墀看到了這本筆記,繼而將它交給恩師徐中舒,他認為這本筆記在徐先生那裡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1991年徐中舒去世,家人想將先生大量的書籍資料捐贈給川大。捐贈工作在1978年後得以進行,在此期間,徐先生故居一直無人居住,頻頻遭到小偷光顧。徐中舒的一部分藏書在這期間被盜,流入交易市場,這本筆記亦在其中。

一天,川大檔案館的一名工作人員找到徐亮工,“徐教授,這筆記是我在送仙橋買到的,一翻開就看到了徐老的名字,所以我拿來給您看看。”

徐亮工感歎道:“這本筆記被賦予的意義甚至大於它本身內容所有的價值,幸好它完好無損地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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