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靈如同一座沉睡的後工業城市
但透過表面
看到的是渺茫的國際藝術之都
這座城市的歷史風雨如晦
內裡冥迷幽暗
都靈這座城市， 乍看之下， 網格佈局， 縱橫交錯。 這是義大利第四大城市， 與其他城市（巴羅克式的羅馬與狂野不羈的那不勒斯等）不同， 它以規劃嚴謹著稱， 因此地曾有羅馬軍隊安營紮寨， 那股嚴正之風存續至今。
暢遊都靈， 雖不易走失， 可要捕捉街頭巷尾的獨特風韻也實屬不易， 城裡的一磚一瓦， 如出一轍， 相差無幾。 都靈曾是義大利皇室薩伏伊的故鄉， 那巋然浩瀚的皇氣， 如今仍在城中揮之不去，
▲ 都靈凱斯泰勒當代美術館， 位於薩伏伊皇宮內部。
“此城， 何等尊貴， 何其肅穆！” 19 世紀末期， 尼采初到都靈， 如是感歎。 城中又可遠眺阿爾卑斯山脈萬里延綿，
我去都靈那會兒， 正值初春， 花時悶見聯綿雨。 在縵回的拱廊下避雨， 一條條拱廊一直延至都靈王宮， 兩側鱗次櫛比， 坐落著形形色色的咖啡廳。 這一設計原是為了確保王公貴族們閒庭信步之時有地方遮風避雨。 俄而雨過天晴， 山氣日夕佳， 都靈城內， 又是一片清新。
20 世紀時， 中產階級將貴族禁奢令用於自我約束。 都靈當時作為工業城市而聞名於世， 同時也出產了舉世聞名的菲亞特汽車， 標誌著義大利在 20 世紀 50 至 60 年代創下的經濟“奇跡”。 米拉菲奧裡工廠位於都靈南部， 最終一躍成為歐洲最大的汽車製造廠。
都靈那世道澆漓而又等級鮮明的風氣， 繪聲繪色地悉數表露在電影《女朋友》（Le Amiche）當中。 該影片由 Michelangelo Antonioni 拍攝於 1955 年， 充分展現出了都靈超寫實主義的一面。 影片中， 一位貴婦人與一名建築師暗生情愫， 卻又因男方出身低微而無法以身相許， “我們到時只會因為雞毛蒜皮的事情爭吵不休。 ”她承認道。
如今， 提到都靈人， 人們不禁就會聯想到他們的沉默寡言， 勤勞肯幹。 該城市冷酷與莊嚴的迷思， 在現代人身上依然有跡可循。 “每個人都晨興夜寐， ”一位畫廊主 Franco Noero 對我如是說。 Elisa Troiano 出身于新晉先鋒派藝術家空間， 她對都靈的描述則是“自我封閉，
▲ 都靈著名飯店 Del Cambio 的 Cavour 酒吧， 薩伏伊皇室成員與尼采時常光顧。
表面上看來， 這座城市的確是波瀾不驚。
都靈， 這座皇室之風與工業氣息相互交融的城市， 具有別樣的藝術氣質， 除此之外， 其另一個特點更使這座城市大放異彩：都靈還與魔法巫術、癲狂瘋魔以及怪力亂神之間有著奇妙的聯繫。
在都靈，飽經抑鬱折磨與生存危機的藝術家與哲學家不勝枚舉，許多人甚至精神失常：史詩詩人托爾誇托·塔索，年少時期的盧梭，以及小說家普裡莫·萊維都未能倖免。眾所周知，正是在阡陌縱橫的波河大街上，或是近旁，尼采目睹了一匹馬遭受鞭笞，他沖上前去抱著馬痛哭，然後倒地不起。隨後，他便精神錯亂，終其一生，癲狂度日。
▲ 義大利藝術家 Maurizio Cattelan 展出于都靈凱斯泰勒當代美術館（都靈兩大當代美術館之一）的標本雕塑。
這座城市裡的怪力亂神，似乎無處不在。波河街兩旁有許多古董書店，內裡不少文書論著都是在講魔法與巫術。都靈的標誌性建築為安托內利尖塔，該塔奇形怪狀，比例異常，外部層層疊疊佈滿了細小的柱列，屋頂呈方形，頂端鋁制塔尖高聳，高約 167 米。市中心往南是聖沙瓦裡奧區，當地有一所博物館專門紀念 19 世紀犯罪學家 Cesare Lombroso。Lombroso 認為，犯罪是一種退化現象，即“返祖”，且犯罪行為具有遺傳性。他的這項研究有失偏頗，貽害殊深，在當時的影響卻空前絕後。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封存於這家博物館中，大量死人面部模型以及各種顱骨測量儀器鬼氣森森，讓人不寒而慄。
“我想說，都靈這座城市可不一般。”都靈的一位作家 Giorgio De Maria 在 20 世紀 70 年代的一次採訪中說道。他的異色小說《都靈 20 日》創作於 1977 年，英譯本剛剛出版。“即便沒有你認識的人，也沒人認識你，你也總會覺得有人在暗中窺視你。”
在我逗留期間，許多人問我是否知道，都靈是地處黑魔法與白魔法三角交接點的唯一城市，所以永遠在善惡之間搖擺不定。
▲建築師、設計師及業餘情色藝術家莫里諾家中的臥室。
我第一次被問及這個問題時，正站在卡羅·莫里諾的公寓門外，他是一位知名建築師，私底下也是一名大膽奔放的情色藝術家，于 1973 年逝世。我訪問的是他最後一處居所，但他從未在此居住過，這只是其設計的一個有關直面死亡的專案，作為他的傳世遺作，就像是埃及法老那些千古留存的金字塔一樣。
向我提問的人名為 Fulvio Ferrari，是博物館的管理員，此人特立獨行，他帶我參觀了這所公寓，細數了個中林林總總的玄妙寓意。陽臺的門前擺放著兩扇巨大的蚌殼，象徵著情欲的誕生（Ferrari 提示我參看波提切利名作“維納斯的誕生”的影印本），還有一系列橢圓形的鏡子，象徵著卵子與子宮。
在一間書房中，有幾個抽屜堆滿了莫里諾拍攝的裸體女人照片。照片中女人們的配飾是莫里諾數十年搜羅而來的藏品，她們的造型滑稽而撩人。Ferrari 告訴我，其中有一位身著婚紗的女子象徵著莫里諾未過門的新娘，但最終與他一道共赴了黃泉。Ferrari 又說，在另一個抽屜中，照片上那些身著黑色內衣的女子都代表著高級妓女。從這些作品中可見，莫里諾又與法老的傳統不謀而合。
▲ 莫里諾的浴室。
莫里諾生於 1905 年，是都靈在 20 世紀之時所體現的雙面性的完美寫照。他當時在都靈大學建築系任教，頗有威望。他的父親是一名喜怒不形于色的工程師，培養了他深厚的數學與力學功底，對建築設計大有裨益。他設計的傢俱自成一派——都是為他本人或不同客戶量身打造，杜絕批量生產——設計嚴格遵循人體工學，一絲不苟。但另一方面，他又野性豪邁，少年天性，貪戀刺激與歡愉，不論是曼妙女體，驅車馳騁，還是特技飛行，他都樂此不疲（他的設計作品中也涉及到了賽車與特技飛機）。
我隨即又參觀了都靈皇家劇院——莫里諾於 1965 年設計而成。這一作品同樣體現了他上述窮奢極欲的天性。劇院流露的享樂主義特性，更是將莫里諾的放浪形骸襯托得淋漓盡致。整個劇院的外觀形似曲美胴體，內部設計堂皇高貴，狀如子宮，滿牆的橢圓狀裝飾圖案與卵巢之形如出一轍。舞臺是一個巨大的橢圓，我曾在台下欣賞了普契尼筆下的曼儂·萊斯科帶著哭腔，吟唱最後的詠歎調——“孤獨，我墮落，被人拋棄！”她匍匐著，爬過一片荒蕪，就這樣迎來了生命的盡頭。
莫里諾的公寓當中，疑雲繚繞，風譎雲詭。Fulvio 和大約名叫 Napoleone 的兒子，在上世紀 90 年代起，就一直是這裡的管理員。此前，這所房子為一名工程師所有。他們剛剛接手之時，莫里諾的設計幾乎蕩然無存，亟需修復。其中一部分設計品，是從莫里諾一些尚未過世的朋友手中收購而來的。這相當於莫里諾的設計發明又被重新設計發明了一遍：起初這所公寓被設計成了陵墓，隨後又被還原成公寓，最後再度被莫里諾的崇拜者重塑成陵墓。而這些仰慕者卻也只是得聞其名，未見其人。這個過程與現代的都靈也相差無幾：曾是冥漠之都，隨後被大肆興業，最終還是回歸到了冥漠之都。
都靈的怪力亂神與紙醉金迷之間藕斷絲連，就是都靈的藝術風情之所在。都靈的藝術性，在時空上與工人階級緊密相連。自上世紀 50 年代至 60 年代，都靈成了義大利歷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入地。當時成千上萬的義大利人從南方的不毛之地向工業發達的北方進軍，以求謀生。人們擠破了頭，想要在菲亞特旗下的工廠求得一職。這段歷史的轍痕，重重地壓在了城市的郊外。隨處可見的是一座座廢棄的大型倉庫，空空如也，與一幢幢高堂廣廈相映成趣。
但城市真正的轉變，卻是發生在米拉菲奧裡以及其他各個工廠的生產線上廣大勞動人民的舉手投足間。巴萊斯特裡尼 1971 年出版的小說《We Want Everything》中講述了一個北上的工人在菲亞特工廠裡打工，深刻反映了工廠工作環境的惡劣。“只有機器，”他說，“才能夠忍受這樣的……監獄，這種工作簡直能要人的命。”20世紀60年代，工人階級形成了組織，大舉罷工來反抗雇主的剝削。當時的都靈，滿城風雨。都靈的“域外”藝術家 Carol Rama，本年度威尼斯以及紐約新當代藝術博物館的數個藝術展都以她為題，就是當時動盪年代之下，文化反抗的鼻祖之一。
▲ 藝術家 Carol Rama 的前工作室，Rama 於 2015 年逝世。
Rama 是莫里諾的鄰居兼好友。據說，她於 1945 年舉辦了個人畫展，卻因作品尺度過大（如獸交等）被警方關閉。她後期的創作則是裝置藝術，綜合了都靈本土物件以及她自己的藏品。幾條廢棄了的自行車內胎被開膛破肚，高高掛起，靈感來自她父親破產了的工廠。她在崇拜者當中大受追捧，也于同行之中享譽盛名，但她的藝術風格與都靈的潮流的確是迥然相異，而一切也都在她的意料之中。“親愛的Franco”，她給好友 Franco Masoero，一名藝術出版商，寫了這麼一張便條，還附帶了一幅畫，“我們真是天才，其他人都是糟粕。”
▲Carol Rama 乾淨整潔的桌面。
20 世紀 60 年代末，義大利政局動盪不安，而亂世也造就了至高無上的藝術瑰寶，其中大多集中在都靈藝術家的作品展上。一口大鍋，裝滿緩緩融化的蜂蠟，上方是一塊霓虹燈招牌，寫著 “Che Fare？”——“怎麼辦？”（列寧名言）。還有裝滿食鹽的碗碟，以及鋼絲球搭建成的拱橋。有機材料與工業材料肆意混合，效果驚人。對於這些裝置藝術，批評家 Germano Celant 套用了義大利 20 世紀的一個重要藝術運動作為評價：“貧困藝術（arte povera）。”
▲ Galleria San Frederico，幾處都靈地標的所在，其中包括 Cinema Lux。
貧困藝術家們——其中包括 Giulio Paolini、Mario Merz、Marisa Merz、Michelangelo Pistoletto、Jannis Kounellis、Gilberto Zorio、Giovanni Anselmo 以及 Alighiero Boetti——創造目的和創作風格千差萬別，但他們的努力方向卻是統一的，要利用多種媒介來創作藝術——利用自然萬物，調動嗅覺、觸覺——突破同期概念藝術與極簡藝術的局限。
大多數貧困藝術家都身處都靈，他們的即興創作為都靈藝術感十足的基礎設施帶來了深遠影響。一位美術館館長 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 就貧困藝術發表了一篇重要研究，如今她掌管都靈兩所重要的現代美術館，都靈市立現當代美術館（GAM）以及都靈凱斯泰勒當代美術館，後者以貧困藝術作品收藏聞名遐邇。
Carolyn 認為 20 世紀 60 年代的都靈就像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那樣，藝術創作如火如荼。凱斯泰勒美術館中——由薩伏伊城堡於20世紀80年代改造而成的國內首家當代藝術館，氣派恢弘—— Christov-Bakargiev 在她寬敞的辦公室內會見了我，並提出貧困藝術的興起，是源於當時社會實驗的盛行。Christov-Bakargiev 邊說邊在筆記本上寫寫畫畫，她的愛犬 Darcy 則不停蹭著我的褲腿。“你聽說過黑魔法與白魔法三角嗎？”她問我，並將二者畫了下來。
都靈與貧困藝術的種種關聯，俯拾皆是。梅茨基金會是都靈的一個藝術空間，其前身為工廠庫房，如今被馬里奧和梅麗莎·梅茨用於存放藝術藏品。都靈市的主幹道 Spina Centrale 中央，坐落著梅茨設計的霓虹石子圓噴泉：形狀是該作家一貫以來採用的穹頂造型。Del Cambio 是都靈一家著名飯店，薩伏伊家族成員、尼采、瑪利亞·卡拉絲以及奧黛麗·赫本都時常光顧，皮斯特萊托曾給其中一間房間進行裝飾，將數面鏡子外沿塗上明媚的色彩，與臨近的卡裡尼亞諾廣場交相輝映。
▲ Galleria Franco Noero（下方），其成功部分源於都靈的工業歷史及貧困藝術運動。
貧困藝術對都靈的影響遠大於此。都靈的兩位著名美術館館長都是憑藉貧困藝術而起家。其中一位是 Franco Noero，曾任 Gian Enzo Sperone 的助手，後者是貧困藝術的堅決擁護者。Noero 隨後於 2008 年在都靈的 Fetta di Polenta 創辦了一家畫廊，建築物高聳入雲，卻纖細狹窄，位於市中心北側。在此他承辦了多場赫赫有名的藝術展，此後他搬到了工人階級聚集的巴厘耶拉地區，找到了一間五光十色的車庫。如今他代表了數位國際知名藝術家，其中包括 Simon Starling、Lothar Baumgarten 以及 Lara Favaretto。
Favaretto 向我抱怨道，“大家還在搞‘貧困藝術’。”她的作品總是會時過而“境”遷。2016 年，她展出的作品《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由兩方明媚的五彩紙屑構成，媚紫鮮紅，逐漸飄零——紙屑環繞著作品，飄然如塵。
▲靈格托工廠的測試跑道，該工廠曾為菲亞特公司所有，如今已改建為商場及博物館。
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都靈和底特律一樣，遭遇了與所有汽車老城相同的厄運。菲亞特工廠開始大幅裁員。但都靈的藝術氣息仍然歷久彌新。昔日的廠房漸漸開始改作他用，大多用於視覺藝術創作。位於靈格托的菲亞特大廈如今被改建成了一家逼仄的商場，大樓頂層便是 Pinacoteca Giovanni e Marella Agnelli 博物館，珍藏了菲亞特業主 Agnelli 家族的稀世珍品。賈科莫·巴拉 1913 年的名畫《Velocità astratta》描繪了下落速度，充斥著未來主義。細細賞析，便能感覺到俯瞰靈格托的一種蒼涼之感，地上蜿蜒地鋪著的瀝青，曾是菲亞特的汽車測試之所，如今卻物是人非。
工業遺產的逐步消亡和藝術產業的草長鶯飛便是雙面之城都靈的最新體現。2006 年，都靈承辦了冬奧會，借機清掃街道，翻新城市。我在都靈廊下的一家酒吧與都靈大學的人類學家 Carlo Capello 飲酒攀談，他的研究涉及了先前菲亞特一代的失業問題。他告訴我，自冬奧會以來，人們都大舉談論要“改變城市”，主要關注的是藝術領域的變革。變革最終得以實施，貧困問題卻揮之不去：12% 的城市居民以及40% 的青年處於失業狀態，創下了義大利北部的最高紀錄。“市中心的投資源源不斷，”Capello 說，“但城郊地區並未得利。”
2016 年的政治動盪讓城郊地區的居民得以翻身：執政的中左翼民主黨被年輕的 Chiara Appendino 擊敗，後者曾參與過五星運動。她在競選時強調了都靈的“分裂”，並在一則廣告中指出，“城市此方共賞藝術，城市彼方柴米油鹽。”
▲都靈市立現當代美術館（GAM）位於野獸派建築內部，由 Carlo Bassi 和 Goffredo Boschetti 於 20 世紀50 年代設計而成。
藝術城市與工業城市的天塹鴻溝或許難以彌合。但在此鴻溝之間，新機構已經挺身而出，充分發掘了二者的優勢。Cripta747 位於移民與工人集中的巴厘耶拉地區，一度在 Franco Noero 畫廊近旁的地下室內創業，最終於 2015 年找到了一間庫房，自立門戶。我與 Troiano 及其合夥人 Renato Leotta 進行了交談。當時他們正在一所樸實無華的建築前為他們主辦的一場討論會做準備，主題為“思辨實在論”中的哲學新潮流。當我問及他們對美化社區所做貢獻有多大之時，Leotta 面帶慍色地說：“我對這一想法持批判態度。我們對此不感興趣。”他們認為，開放式的藝術家居所反而更有價值，有助於藝術家們學習製造技術。環顧四周，熱火朝天的倉庫中，工人們正在叉車設備周圍忙忙碌碌。
這也正是都靈的藝術希冀之所在：皇室貴族品位，資產階級經濟與工人階級技術交織融合。問題就在於，在此背景之下，都靈的藝術性能否涅槃重生，變得更為平等。我與 Cripta747 的兩位新晉駐留藝術家 Sebastiano Impellizzeri 和 Corinna Gosmaro 進行了一番交流。二人均因為都靈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龐大的藝術家陣容慕名而來。這有助於“大家互學互鑒”，Gosmaro 表示。Impellizzeri 是一名來自西西里的畫家，聊天的時候對著落日，不斷揮動著手中的香煙，他大贊都靈的溢彩燈光，讓這個城市“極具作畫的氛圍”，他如是說。他一邊說著，我一邊在躲避著來來往往的叉車。我不禁想起尼采寫在他精神失常前的那句話——“燈火竟為一城增添如此風姿，甚是出人意料”，我還禁不住想問問那位畫家，對於白魔法與黑魔法三角的傳說，他是否也有所耳聞？
撰文：Nikil Saval
攝影：Jackie Nickerson
編輯 ：張權
在都靈，飽經抑鬱折磨與生存危機的藝術家與哲學家不勝枚舉，許多人甚至精神失常：史詩詩人托爾誇托·塔索，年少時期的盧梭，以及小說家普裡莫·萊維都未能倖免。眾所周知，正是在阡陌縱橫的波河大街上，或是近旁，尼采目睹了一匹馬遭受鞭笞，他沖上前去抱著馬痛哭，然後倒地不起。隨後，他便精神錯亂，終其一生，癲狂度日。
▲ 義大利藝術家 Maurizio Cattelan 展出于都靈凱斯泰勒當代美術館（都靈兩大當代美術館之一）的標本雕塑。
這座城市裡的怪力亂神，似乎無處不在。波河街兩旁有許多古董書店，內裡不少文書論著都是在講魔法與巫術。都靈的標誌性建築為安托內利尖塔，該塔奇形怪狀，比例異常，外部層層疊疊佈滿了細小的柱列，屋頂呈方形，頂端鋁制塔尖高聳，高約 167 米。市中心往南是聖沙瓦裡奧區，當地有一所博物館專門紀念 19 世紀犯罪學家 Cesare Lombroso。Lombroso 認為，犯罪是一種退化現象，即“返祖”，且犯罪行為具有遺傳性。他的這項研究有失偏頗，貽害殊深，在當時的影響卻空前絕後。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封存於這家博物館中，大量死人面部模型以及各種顱骨測量儀器鬼氣森森，讓人不寒而慄。
“我想說，都靈這座城市可不一般。”都靈的一位作家 Giorgio De Maria 在 20 世紀 70 年代的一次採訪中說道。他的異色小說《都靈 20 日》創作於 1977 年，英譯本剛剛出版。“即便沒有你認識的人，也沒人認識你，你也總會覺得有人在暗中窺視你。”
在我逗留期間，許多人問我是否知道，都靈是地處黑魔法與白魔法三角交接點的唯一城市，所以永遠在善惡之間搖擺不定。
▲建築師、設計師及業餘情色藝術家莫里諾家中的臥室。
我第一次被問及這個問題時，正站在卡羅·莫里諾的公寓門外，他是一位知名建築師，私底下也是一名大膽奔放的情色藝術家，于 1973 年逝世。我訪問的是他最後一處居所，但他從未在此居住過，這只是其設計的一個有關直面死亡的專案，作為他的傳世遺作，就像是埃及法老那些千古留存的金字塔一樣。
向我提問的人名為 Fulvio Ferrari，是博物館的管理員，此人特立獨行，他帶我參觀了這所公寓，細數了個中林林總總的玄妙寓意。陽臺的門前擺放著兩扇巨大的蚌殼，象徵著情欲的誕生（Ferrari 提示我參看波提切利名作“維納斯的誕生”的影印本），還有一系列橢圓形的鏡子，象徵著卵子與子宮。
在一間書房中，有幾個抽屜堆滿了莫里諾拍攝的裸體女人照片。照片中女人們的配飾是莫里諾數十年搜羅而來的藏品，她們的造型滑稽而撩人。Ferrari 告訴我，其中有一位身著婚紗的女子象徵著莫里諾未過門的新娘，但最終與他一道共赴了黃泉。Ferrari 又說，在另一個抽屜中，照片上那些身著黑色內衣的女子都代表著高級妓女。從這些作品中可見，莫里諾又與法老的傳統不謀而合。
▲ 莫里諾的浴室。
莫里諾生於 1905 年，是都靈在 20 世紀之時所體現的雙面性的完美寫照。他當時在都靈大學建築系任教，頗有威望。他的父親是一名喜怒不形于色的工程師，培養了他深厚的數學與力學功底，對建築設計大有裨益。他設計的傢俱自成一派——都是為他本人或不同客戶量身打造，杜絕批量生產——設計嚴格遵循人體工學，一絲不苟。但另一方面，他又野性豪邁，少年天性，貪戀刺激與歡愉，不論是曼妙女體，驅車馳騁，還是特技飛行，他都樂此不疲（他的設計作品中也涉及到了賽車與特技飛機）。
我隨即又參觀了都靈皇家劇院——莫里諾於 1965 年設計而成。這一作品同樣體現了他上述窮奢極欲的天性。劇院流露的享樂主義特性，更是將莫里諾的放浪形骸襯托得淋漓盡致。整個劇院的外觀形似曲美胴體，內部設計堂皇高貴，狀如子宮，滿牆的橢圓狀裝飾圖案與卵巢之形如出一轍。舞臺是一個巨大的橢圓，我曾在台下欣賞了普契尼筆下的曼儂·萊斯科帶著哭腔，吟唱最後的詠歎調——“孤獨，我墮落，被人拋棄！”她匍匐著，爬過一片荒蕪，就這樣迎來了生命的盡頭。
莫里諾的公寓當中，疑雲繚繞，風譎雲詭。Fulvio 和大約名叫 Napoleone 的兒子，在上世紀 90 年代起，就一直是這裡的管理員。此前，這所房子為一名工程師所有。他們剛剛接手之時，莫里諾的設計幾乎蕩然無存，亟需修復。其中一部分設計品，是從莫里諾一些尚未過世的朋友手中收購而來的。這相當於莫里諾的設計發明又被重新設計發明了一遍：起初這所公寓被設計成了陵墓，隨後又被還原成公寓，最後再度被莫里諾的崇拜者重塑成陵墓。而這些仰慕者卻也只是得聞其名，未見其人。這個過程與現代的都靈也相差無幾：曾是冥漠之都，隨後被大肆興業，最終還是回歸到了冥漠之都。
都靈的怪力亂神與紙醉金迷之間藕斷絲連，就是都靈的藝術風情之所在。都靈的藝術性，在時空上與工人階級緊密相連。自上世紀 50 年代至 60 年代，都靈成了義大利歷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入地。當時成千上萬的義大利人從南方的不毛之地向工業發達的北方進軍，以求謀生。人們擠破了頭，想要在菲亞特旗下的工廠求得一職。這段歷史的轍痕，重重地壓在了城市的郊外。隨處可見的是一座座廢棄的大型倉庫，空空如也，與一幢幢高堂廣廈相映成趣。
但城市真正的轉變，卻是發生在米拉菲奧裡以及其他各個工廠的生產線上廣大勞動人民的舉手投足間。巴萊斯特裡尼 1971 年出版的小說《We Want Everything》中講述了一個北上的工人在菲亞特工廠裡打工，深刻反映了工廠工作環境的惡劣。“只有機器，”他說，“才能夠忍受這樣的……監獄，這種工作簡直能要人的命。”20世紀60年代，工人階級形成了組織，大舉罷工來反抗雇主的剝削。當時的都靈，滿城風雨。都靈的“域外”藝術家 Carol Rama，本年度威尼斯以及紐約新當代藝術博物館的數個藝術展都以她為題，就是當時動盪年代之下，文化反抗的鼻祖之一。
▲ 藝術家 Carol Rama 的前工作室，Rama 於 2015 年逝世。
Rama 是莫里諾的鄰居兼好友。據說，她於 1945 年舉辦了個人畫展，卻因作品尺度過大（如獸交等）被警方關閉。她後期的創作則是裝置藝術，綜合了都靈本土物件以及她自己的藏品。幾條廢棄了的自行車內胎被開膛破肚，高高掛起，靈感來自她父親破產了的工廠。她在崇拜者當中大受追捧，也于同行之中享譽盛名，但她的藝術風格與都靈的潮流的確是迥然相異，而一切也都在她的意料之中。“親愛的Franco”，她給好友 Franco Masoero，一名藝術出版商，寫了這麼一張便條，還附帶了一幅畫，“我們真是天才，其他人都是糟粕。”
▲Carol Rama 乾淨整潔的桌面。
20 世紀 60 年代末，義大利政局動盪不安，而亂世也造就了至高無上的藝術瑰寶，其中大多集中在都靈藝術家的作品展上。一口大鍋，裝滿緩緩融化的蜂蠟，上方是一塊霓虹燈招牌，寫著 “Che Fare？”——“怎麼辦？”（列寧名言）。還有裝滿食鹽的碗碟，以及鋼絲球搭建成的拱橋。有機材料與工業材料肆意混合，效果驚人。對於這些裝置藝術，批評家 Germano Celant 套用了義大利 20 世紀的一個重要藝術運動作為評價：“貧困藝術（arte povera）。”
▲ Galleria San Frederico，幾處都靈地標的所在，其中包括 Cinema Lux。
貧困藝術家們——其中包括 Giulio Paolini、Mario Merz、Marisa Merz、Michelangelo Pistoletto、Jannis Kounellis、Gilberto Zorio、Giovanni Anselmo 以及 Alighiero Boetti——創造目的和創作風格千差萬別，但他們的努力方向卻是統一的，要利用多種媒介來創作藝術——利用自然萬物，調動嗅覺、觸覺——突破同期概念藝術與極簡藝術的局限。
大多數貧困藝術家都身處都靈，他們的即興創作為都靈藝術感十足的基礎設施帶來了深遠影響。一位美術館館長 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 就貧困藝術發表了一篇重要研究，如今她掌管都靈兩所重要的現代美術館，都靈市立現當代美術館（GAM）以及都靈凱斯泰勒當代美術館，後者以貧困藝術作品收藏聞名遐邇。
Carolyn 認為 20 世紀 60 年代的都靈就像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那樣，藝術創作如火如荼。凱斯泰勒美術館中——由薩伏伊城堡於20世紀80年代改造而成的國內首家當代藝術館，氣派恢弘—— Christov-Bakargiev 在她寬敞的辦公室內會見了我，並提出貧困藝術的興起，是源於當時社會實驗的盛行。Christov-Bakargiev 邊說邊在筆記本上寫寫畫畫，她的愛犬 Darcy 則不停蹭著我的褲腿。“你聽說過黑魔法與白魔法三角嗎？”她問我，並將二者畫了下來。
都靈與貧困藝術的種種關聯，俯拾皆是。梅茨基金會是都靈的一個藝術空間，其前身為工廠庫房，如今被馬里奧和梅麗莎·梅茨用於存放藝術藏品。都靈市的主幹道 Spina Centrale 中央，坐落著梅茨設計的霓虹石子圓噴泉：形狀是該作家一貫以來採用的穹頂造型。Del Cambio 是都靈一家著名飯店，薩伏伊家族成員、尼采、瑪利亞·卡拉絲以及奧黛麗·赫本都時常光顧，皮斯特萊托曾給其中一間房間進行裝飾，將數面鏡子外沿塗上明媚的色彩，與臨近的卡裡尼亞諾廣場交相輝映。
▲ Galleria Franco Noero（下方），其成功部分源於都靈的工業歷史及貧困藝術運動。
貧困藝術對都靈的影響遠大於此。都靈的兩位著名美術館館長都是憑藉貧困藝術而起家。其中一位是 Franco Noero，曾任 Gian Enzo Sperone 的助手，後者是貧困藝術的堅決擁護者。Noero 隨後於 2008 年在都靈的 Fetta di Polenta 創辦了一家畫廊，建築物高聳入雲，卻纖細狹窄，位於市中心北側。在此他承辦了多場赫赫有名的藝術展，此後他搬到了工人階級聚集的巴厘耶拉地區，找到了一間五光十色的車庫。如今他代表了數位國際知名藝術家，其中包括 Simon Starling、Lothar Baumgarten 以及 Lara Favaretto。
Favaretto 向我抱怨道，“大家還在搞‘貧困藝術’。”她的作品總是會時過而“境”遷。2016 年，她展出的作品《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由兩方明媚的五彩紙屑構成，媚紫鮮紅，逐漸飄零——紙屑環繞著作品，飄然如塵。
▲靈格托工廠的測試跑道，該工廠曾為菲亞特公司所有，如今已改建為商場及博物館。
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都靈和底特律一樣，遭遇了與所有汽車老城相同的厄運。菲亞特工廠開始大幅裁員。但都靈的藝術氣息仍然歷久彌新。昔日的廠房漸漸開始改作他用，大多用於視覺藝術創作。位於靈格托的菲亞特大廈如今被改建成了一家逼仄的商場，大樓頂層便是 Pinacoteca Giovanni e Marella Agnelli 博物館，珍藏了菲亞特業主 Agnelli 家族的稀世珍品。賈科莫·巴拉 1913 年的名畫《Velocità astratta》描繪了下落速度，充斥著未來主義。細細賞析，便能感覺到俯瞰靈格托的一種蒼涼之感，地上蜿蜒地鋪著的瀝青，曾是菲亞特的汽車測試之所，如今卻物是人非。
工業遺產的逐步消亡和藝術產業的草長鶯飛便是雙面之城都靈的最新體現。2006 年，都靈承辦了冬奧會，借機清掃街道，翻新城市。我在都靈廊下的一家酒吧與都靈大學的人類學家 Carlo Capello 飲酒攀談，他的研究涉及了先前菲亞特一代的失業問題。他告訴我，自冬奧會以來，人們都大舉談論要“改變城市”，主要關注的是藝術領域的變革。變革最終得以實施，貧困問題卻揮之不去：12% 的城市居民以及40% 的青年處於失業狀態，創下了義大利北部的最高紀錄。“市中心的投資源源不斷，”Capello 說，“但城郊地區並未得利。”
2016 年的政治動盪讓城郊地區的居民得以翻身：執政的中左翼民主黨被年輕的 Chiara Appendino 擊敗，後者曾參與過五星運動。她在競選時強調了都靈的“分裂”，並在一則廣告中指出，“城市此方共賞藝術，城市彼方柴米油鹽。”
▲都靈市立現當代美術館（GAM）位於野獸派建築內部，由 Carlo Bassi 和 Goffredo Boschetti 於 20 世紀50 年代設計而成。
藝術城市與工業城市的天塹鴻溝或許難以彌合。但在此鴻溝之間，新機構已經挺身而出，充分發掘了二者的優勢。Cripta747 位於移民與工人集中的巴厘耶拉地區，一度在 Franco Noero 畫廊近旁的地下室內創業，最終於 2015 年找到了一間庫房，自立門戶。我與 Troiano 及其合夥人 Renato Leotta 進行了交談。當時他們正在一所樸實無華的建築前為他們主辦的一場討論會做準備，主題為“思辨實在論”中的哲學新潮流。當我問及他們對美化社區所做貢獻有多大之時，Leotta 面帶慍色地說：“我對這一想法持批判態度。我們對此不感興趣。”他們認為，開放式的藝術家居所反而更有價值，有助於藝術家們學習製造技術。環顧四周，熱火朝天的倉庫中，工人們正在叉車設備周圍忙忙碌碌。
這也正是都靈的藝術希冀之所在：皇室貴族品位，資產階級經濟與工人階級技術交織融合。問題就在於，在此背景之下，都靈的藝術性能否涅槃重生，變得更為平等。我與 Cripta747 的兩位新晉駐留藝術家 Sebastiano Impellizzeri 和 Corinna Gosmaro 進行了一番交流。二人均因為都靈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龐大的藝術家陣容慕名而來。這有助於“大家互學互鑒”，Gosmaro 表示。Impellizzeri 是一名來自西西里的畫家，聊天的時候對著落日，不斷揮動著手中的香煙，他大贊都靈的溢彩燈光，讓這個城市“極具作畫的氛圍”，他如是說。他一邊說著，我一邊在躲避著來來往往的叉車。我不禁想起尼采寫在他精神失常前的那句話——“燈火竟為一城增添如此風姿，甚是出人意料”，我還禁不住想問問那位畫家，對於白魔法與黑魔法三角的傳說，他是否也有所耳聞？
撰文：Nikil Saval
攝影：Jackie Nickerson
編輯 ：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