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以來的各種文獻中， 保存了不少涉及沈萬三的內容。 多年來， 學者們陸續發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對沈萬三及其家族人物進行考證， 提出一些值得重視的見解， 但也出現不少難以成立的臆說和訛誤。
沈萬三像
摘要：明代以來的各種文獻中， 保存了不少涉及沈萬三的內容， 有些具有一定的事實根據， 但大多充滿濃郁的傳奇色彩。 多年來， 學者們陸續發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對沈萬三及其家族人物進行考證， 提出一些值得重視的見解， 但也出現不少難以成立的臆說和訛誤。 通過對相關史料和各家見解進行系統梳理和研讀，
關鍵字：沈萬三；沈旺；沈榮；沈茂卿；周莊
一、引言
明代以來各種文獻中， 保存了不少涉及沈萬三的內容， 有些具有一定的事實根據， 但大多充滿傳奇色彩。
最早系統論述沈萬三死于明朝以前的， 似為伯驊發表的一篇短文， 該文根據王行所撰《沈榮甫墓誌銘》等文， 提出兩點理由以證明“沈萬三並非死于明初”：一是沈萬三子沈榮卒於洪武九年（1376）， 享年71歲， 當時沈萬三若在， 必已為90歲以上老人；二是王行為沈家親屬所作應酬文字頗多，
由於文獻不足征， 很多問題只能依靠猜測推斷， 以致各家觀點多有歧異， 讀來使人有治絲益棼之感。 本文擬對相關史料和各家見解進行比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
二、沈萬三及其可以確定之親屬
在直接提到沈萬三的原始史料中， 只有兩篇墓誌銘最為可靠：一是劉三吾為沈漢傑（沈萬三侄、沈萬四子）所撰《故吳興處士沈漢傑墓誌銘》（下稱“漢傑銘”）， 據志文判斷當撰於洪武二十四年；二是盧充為沈莊（沈萬三孫）所撰《沈伯熙墓誌銘》（下稱“伯熙銘”）， 據志文判斷當撰於洪武二十一年。 “漢傑銘”述其家世雲：
漢傑之先吳興人， 家南潯。 其大父祐， 始徙今姑蘇長洲之東蔡村， 愛其水田膏沃， 土俗忠樸， 因家焉。 人遂以其所在汙萊未田者歸之。
據此可知，沈萬三的父親名祐，原本居住在湖州路烏程縣南潯鎮，後遷居平江路長洲縣東蔡村。沈祐有二子：長名富，字仲榮；次名貴，字仲華。但兩人之通行名，為萬三、萬四。明人提到沈萬三，常在名後加一“秀”字。關於“萬三”或“萬三秀”的來源，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系因排行，如黃談到：“沈富，字仲榮，行三，故吳人呼沈萬三秀。”另一種認為系因戶等，如董穀談到：“沈萬三秀，不知其名，蓋國初巨富者。謂之萬戶三秀者，國初每縣分人為五等，曰哥、曰畸、曰郎、曰官、曰秀。哥最下，秀最上。洪武初，家給戶由一紙，以此為第。而每等之中，又各有等。沈乃秀之三者也。”
綜合考慮，第一種說法較為合理。其一，田藝蘅談到：“元時稱人以郎、官、秀為等第，至今人之鄙人曰‘不郎不秀’，是言不高不下也。”這很可能只是江南俗語。如果元朝及明初確實存在“人分五等”制度，官私典籍應當會留下一些線索，而現存戶帖、黃冊實物以及地方誌中均未見此種制度，提到此事者僅限於與沈萬三有關的幾則筆記，元朝及明初是否有此制度實可懷疑。其二，解釋沈萬三之名，必須與其弟名一併考慮，若“萬三”意為“萬戶三秀”，則其弟則當為“萬戶四秀”，此時其兄弟是否已分家，為何戶等不同，皆需要斟酌。此外，江南富戶不止沈萬三一人，倘若當時民間流行這種稱呼方式，則當有陸萬一、程官二、錢郎四之類的稱呼，然文獻中並未發現此種稱呼。其三，沈萬三為江南富戶之代表，“漢傑銘”謂其“率先兩浙戶家，輸其稅石者萬，玉音嘉歎久之”。這樣一個首屈一指的大富戶，其戶等僅為“秀之三”，也令人感到懷疑。
因此，如果把萬三、萬四名字結合起來考慮，得名於排行的可能性最大。元朝時取名，多有用數字者，沈祐兩子可能本名萬三、萬四，遷蘇發達後改名富、貴，並分別取字仲榮、仲華，不過時人仍以原名稱之，為表尊重加一“秀”字。既然得名於戶等說頗可懷疑，有些學者進一步推論，認為沈萬三並非沈富之專稱，其他子弟也可能繼承此名，因此明清文獻中所說沈萬三並非一人，這種說法恐難成立。另外，孔邇等又寫作“沈萬山”，“山”當為“三”之訛，有人解釋為“其財富多如山積”，亦屬望文生義。
據“漢傑銘”，沈萬四有兩子，長名德昌，次名漢傑。漢傑生於元延祐七年（1320），卒於明洪武四年，享年52歲。漢傑有兩子玠、瓊，兩女德甯、妙智。截至洪武二十四年作銘時，沈玠共有三子海、廣、京華，另有一女妙善，沈瓊則無子女。《逆臣錄》“顧常招狀”中，謂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其次子顧學禮“在家置酒，請到糧長並豪戶”，參與者共15人，其中包括沈海，可知沈海牽入藍案被殺。
“伯熙銘”行狀部分雲：
公諱莊，字伯熙，姓沈氏，蘇人也。其先世以躬耕起家，曾大父祐由南潯徒[徙]長洲，見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嗣業弗替，嘗身帥其子弟力穡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難，鄉人以長者呼之。父旺丰姿龐厚，有二子，長曰至，季即伯熙也。伯熙為人持重和遜，衣 冠步趨襢如也。平居善事親，喜接賓客，閭閈間禮容恂恂，不倚富以自矜。雖愛憎一人，亦罔形乎詞色，內外鹹德之。尤克紀綱家事，好蓄書史奇玩，每清暇則出而陳之，坐若翁於堂上，俾家人具酒饌，伯熙與其兄獻壽稱觴，怡怡懌懌，一門之內，父子昆季藹如也。洪武十九年春，兄至以戶役故，縲絏赴秋官，時伯熙亦獲戾京師，適與兄同系獄，入則抱其兄痛泣曰：“吾兄素羸，不堪事，今乃至於斯耶？”既而伯熙先出，遂得疾甚，藥莫療，竟以其年五月二十一日卒於京，春秋四十。以是月二十七日權厝於上元縣之礪石岡。去年冬，兄子德全舁櫬歸，未克葬。今始營新丘於長洲二十六都影邨羔景字圍之原，將蔔以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窆焉。伯熙凡兩娶唐氏，俱無子，先卒。後娶郭氏，生男一人曰基，甫六歲。
此銘對於沈祐、沈富之描述，正好可與“漢傑銘”相互印證。可知沈萬三有一子名旺。但銘中對沈旺只有“丰姿龐厚”一句描述，使人很難瞭解其生平。《逆臣錄》“顧常招狀”談到：“先年間，與本都糧長沈旺、家人倪原吉、豪民王士榮結交藍大人家陳火者，往來買賣。”可知沈旺曾擔任吳江縣二十九都糧長。弘治《吳江志》談到：顧學文捲入藍玉案，連及“妻族沈旺、沈德全、沈昌年、沈文規、沈文矩、沈文衡、沈文學、沈文載、沈海，凡八人，皆萬三子孫”。又據乾隆《吳江縣誌》所載洪武三十一年“抄白原行”，是年處決“胡藍党犯人”，系以沈旺孫沈德全為首，可能沈旺被逮後不久即死。
沈旺有二子：長名至；次名莊，字伯熙，卒於洪武十九年，享年40歲，回推當生於元至正七年（1347）。沈莊有一子基，他去世時只有6歲，回推當生於洪武十四年。
“伯熙銘”並未談及沈旺是否還有兄弟，但其他文獻提到沈旺有一兄，名茂。如黃談到：“富卒，二子茂、旺。我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見，令其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觔，甲馬錢谷，多取資於茂。茂為廣積庫提舉，侄孫玠為戶部員外郎。後茂罪當辟，以有營建工緒未訖，但黥顙為藍黨，猶得乘馬出入。既而發遼陽從戎。”乾隆《吳江縣誌》亦雲：“張士誠據吳時，萬三已死。二子茂、旺，密從海道運米至燕京。洪武初，以龍角來獻，侑以白金二千錠、黃金三百斤，甲士十人、甲馬十匹，建南京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樓車座，築城甃階，造鐵橋水關諸處，費巨萬計。時方徵用人才，茂為廣積庫提舉，旺之侄玠為戶部員外郎。”所述故事未可盡信，但其基本資訊當有所本。兩書皆將沈茂、沈玠授職並提，其實二事並非同時。沈玠授職在洪武二十一年，而沈茂授職當在洪武初年。從《逆臣錄》可知，沈萬三次子沈旺、女婿顧學文皆擔任糧長，而關於沈茂，卻搜檢不到相關活動資訊。這當然可能是文獻闕漏，但筆者認為更大的可能，是沈茂去世較早，或已遷徙外地。
沈萬三之女婿，除顧學文外，見於傳說還有幾個，限於資料無法證其真偽。其中一個名宋通，“仕元為萬戶侯”，張士誠佔據平江以及明朝建立後，均未出仕，“與妻偕隱焉”。此外，嘉慶《同裡志》謂“元季陸仲和為沈萬三婿，富甲江左”，並謂明初“以逾制為太祖抄沒，其子弟誅夷殆盡，止一幼孫僅存，戶名陸官奴，家于謝裡村”。這位陸仲和，洪武十九年所頒《大誥續編》曾經提到，謂上年水災，“將吳江縣糧長准災，又顧常、陸仲和准災”；同年所頒《大誥三編》中，也提到“蘇州府吳江縣糧長陸和仲，當十八年糧長”，因謊報災情，又被牽入“胡黨”，以致“身亡家破”。此處“陸和仲”當系“陸仲和”之誤。 再者，郎瑛《七修類稿》還提到沈萬三“流雲南，其婿餘十舍，亦流潮州”。
三、沈榮、沈森並非沈萬三之女
王行《半軒集》中，收錄了為沈榮、沈森、沈經及其妻徐氏撰寫的四篇墓誌銘，提供了沈家五代成員的一些資訊。因“榮甫銘”顯示沈榮之父名富，正與沈萬三之名相同，所以伯驊、顧誠、王頲均想當然地認定沈榮為沈萬三之子，無論是論證沈萬三死于明朝以前，還是說明其可能活到明初，均援引此銘作為主要證據。但對於沈榮是否就是沈茂，顧、王二氏的看法截然相反：顧誠認為，“榮甫銘”並未提及他任廣積庫提舉，而且他在洪武九年即已去世，可見沈榮並非沈茂；王頲則認為，植物之“榮”者由“茂”所致，男子之美稱曰“甫”，因此“榮甫”當是沈茂之字。
石雨認為，王頲採用“算命測字”的辦法論證沈榮即沈茂，實難成立；他還指出，“漢傑銘”、“伯熙銘”中的沈富居尹山，而“榮甫銘”中的沈富居周莊，以目前的資料而言，尚無法確切判斷是同一個人。筆者仔細研讀相關文獻後，認為石氏提出“兩個沈富”之假說，確實不無道理。但因石氏未提供相應論證，故未引起學界重視。為便於後文分析，先將諸銘涉及墓主生平的內容摘錄如下：
《沈榮甫墓誌銘》（下稱“榮甫銘”）：榮甫，姓沈氏，諱榮，世為蘇之長洲人。考富，妣曾，生於元大德十年春正月閏之甲申，卒于國朝洪武九年秋八月之壬寅，得年七十有一。娶葉氏，先卒。丈夫子二：長森，次彬，森先七月卒。女子四：德淑適何，德美適張，德儀適周，德誼適錢，皆同郡也。孫男三：經、、紳。女二：徽、徵。以九月甲子，葬尹山鄉長山之原。
《沈茂卿墓誌銘》（下稱“茂卿銘”）：茂卿，諱森，姓沈氏，茂卿其字也，世吳人。祖富，父榮，妣葉。生元天曆二年蠟月壬寅，卒國朝洪武九年如月戊辰，年四十有八。娶程氏。子男一人，經。女二人：德徵、德徽。卜葬地，得吉於長洲縣尹山鄉長山之原。
《沈氏幽堂豫志銘》（下稱“幽堂銘”）：姑蘇沈經思則，家長洲之尹山，和易端謹人也。恒服先人之訓，慎默無易言。家素修於禮，戶庭之間，雍容怡愉，而靜密嚴敬。歲時儀度，內外秩秩，思則自幼習之，以故親禮賢士夫，彌複周謹，君子嘉焉。自其祖、父繼沒，年甫十六七，固已力持門戶，人以為難能。黽勉自程，有舉無墜，雖雲先德所施，理宜有在，而其勤敏淬厲，克自樹立，亦可見矣。已而竟以體故罷羸，不任憂勞之交，至而嬰況痼之疾焉。洪武二十一年春，思則於是三十有九矣……
《姑蘇沈經妻徐氏墓誌銘》（下稱“徐氏銘”）：徐氏諱某，姑蘇長洲人。父某，母某。至正丁酉某月某日生。生十六年為同邑沈經妻，恭儉和婉，沈靜寡言，凡纂組箴縷悉善。不及事其舅，事姑能執婦禮。閨門之內，夫夫婦婦，姻黨稱焉。歸七年，洪武庚申七月廿一日卒。子一人，曰九九。卜吉于縣之尹山鄉之原。
王行《半軒集》卷九及補遺中，除為其父所撰《先君墓誌》外，共有為他人所作墓誌類文章22篇，有的是為友人所作，有的是受人請托為陌生人所作。筆者除細讀以上四銘外，還將這幾篇銘文與其他各銘進行了對比，並參酌其他史料，覺得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其一，王行所撰墓誌，凡志主與其有交往者，往往會在銘中述及，如《元故蔣處士墓碣銘》謂“行友蔣君”，《亡友王君墓誌銘》謂“余友王君仲廉”，《學齋張公墓誌銘》提到“一日謂餘曰”；甚至僅有數面之緣，也會提到，如《宗處士墓誌銘》談到：“予與處士，雖居一城，而相去不能近。然時一相見，接其動容辭氣，亦足以得其人也。”但觀其為沈榮、沈森所作墓誌銘，無一字涉及私人交情。王行曾為沈萬三家“門館先生”，應與沈萬三子孫相當熟悉，倘若沈榮、沈森系沈萬三子孫，這種寫法顯然不合情理。不唯如此，觀其銘詞，榮甫銘曰：“嗚呼榮父，考諸其鄉，蓋所謂善人者矣。”茂卿銘曰：“嗚呼茂卿，其沒也耶！茂卿之病也，為之孥者曰：‘胡苦吾家翁耶？甯吾病，毋病吾家翁，吾懼吾無以依也。’為其交者曰：‘茂卿友道不薄也，雖偶嬰於恙，善可恃，其必有瘳矣！’其父兄者曰：‘吾兒非常兒倫也，其於親也篤矣，天豈固疾篤於親者乎？年甫爾可無憂也。’嗚呼！考諸其孥言，是能慈者也；質諸其友言，是能信者也；其父兄之與之，又必能孝弟矣。”這些銘詞透露，對於沈榮、沈森父子之為人，王行都是從他人那裡聽來的，倘若王行自己就與他們熟識，應當不會這樣措詞。因此筆者判斷，王行與沈榮、沈森父子並不熟悉，只與沈經有所交往。
其二，王行為沈榮所作墓誌銘，行狀部分比較簡單，除說明父名、母姓、生卒時間、妻姓、子女情況外，只提到這樣一件事：“榮父之先君子，游于故侍講袁文清公之門，公每嘉其敦信義。時楚之長沙攸縣人馮子振，方張聲譽，號海粟，以文翰自矜許，來吳必主之，深加愛厚，為大書積善二字，殆以表其志也。及榮父持家政，乃築堂構宇，以馮書揭諸題間，既以承大先志，又以勗其後人，是足以見其好善之心矣。”為沈森所作墓誌銘，行狀部分更是簡略，只說明祖、父名、母姓、生卒時間、妻姓、子女情況，沒有任何事蹟描述。而王行為其他人（包括幾位女性）所作墓誌銘，內容要豐富得多，基本都有祖先世系、品德事蹟等方面內容。如《許能翁墓誌銘》系為家境較差的許運所作，其中雲：“居闤闠中甚隘，一樓廣不能逾常，而汛掃殊潔。才人墨客至其上，翁時致殽醴，令子將勤敬意。”《呂府君墓誌銘》系為家境較好的呂梁所作：“君生長富貴家，不事生業，日馳馬從犬鷙擊獵為樂。然遇人能敬謹，視下慈惠，因得人歡心。亦頗好為義，鄉里有急多赴之。”倘若沈榮、沈森有沈萬三這樣的父、祖，銘中竟然對沈萬三沒有任何交待，亦不敘述沈榮、沈森之品德事蹟，實難令人理解。對比劉三吾所撰“漢傑銘”、盧充所撰“伯熙銘”，以及下文所引王行為沈達卿一家三代所撰諸文，這一點顯得更加突出。
其三，仔細閱讀“幽堂銘”對沈經品德事蹟的描述，以及“榮甫銘”“茂卿銘”中的銘詞，都是讚揚其家世代講禮修善，看不出其為大富之家。在“徐氏銘”中，特別談到徐氏“凡纂組箴縷悉善”，說明徐氏還要做一些針線活。“幽堂銘”撰寫於洪武二十一年，稍後兩年，莫禮曾到沈萬三家拜訪，弘治《吳江志》述其接待盛況雲：“其家屏去金銀器皿，以刻絲作鋪筵，設紫定器十二卓，每卓設羊脂玉二枚，長尺餘，闊寸許，中有溝道，所以置箸，否則箸汙刻絲作故也。行酒用白瑪瑙盤，其班紋乃紫葡萄一枝，五猿采之，謂之五猿爭果，以為至寶。其贅婿顧學文設宣和定器十二卓，每湯一套則酒七行，每一行易一寶杯。兩家僮僕皆衣青羅裡翣，其他珍異肴果不言可知。”兩相對比，很難將兩個沈家視作一家。
其四，當時撰寫墓誌銘，凡墓主家族近世有過遷徙經歷者，一般都要有所交代說明。像劉三吾所撰“漢傑銘”、盧充所撰“伯熙銘”，都首先交待沈祐自南潯徙居長洲之事實。王行為其他人所撰墓誌銘，亦大多有此類內容，甚至遠溯唐宋之世。而“榮甫銘”謂其“世為蘇之長洲人”，“茂卿銘”謂其“世吳人”，“幽堂銘”謂“姑蘇沈經思則，家長洲之尹山”，說明沈榮近世祖先並無遷徙之歷史，而是世居長洲尹山的土著居民。這與自吳興南潯遷居長洲周莊的沈萬三家的情況迥然有異。
此外，沈榮字榮甫，名、字都有“榮”字，而沈萬三字仲榮，若兩人系父子，這種取名方式也不合常理。筆者認為，王行提到的沈榮，其父雖然亦名沈富，但此沈富只是偶然與沈萬三同名，其實並非一人。此沈富應當有一定文化素養，曾從學於元侍讀學士袁桷（1266—1327年），並多次接待過“以文翰自矜許”的長沙攸縣人馮子振（約1253—1348年），馮子振為其大書“積善”二字。其子孫亦講求禮度，親禮賢士夫。其家世居長洲尹山，並非外來移民，其家境也不會太富，最多只是一個中富人家。
四、沈達卿、沈伯凝應當就是沈旺、沈至
王行《半軒集》中，還有一組為沈達卿、沈伯凝、沈程、沈巽、張文源等人撰寫的文字，其中沈伯凝系沈達卿子，沈程、沈巽為沈伯凝子，張文源為沈伯凝婿。這組文章並未提及沈萬三，但杜瓊所撰《王半軒傳》有如此說法：“長洲周莊沈達卿，其父號萬三秀者，貲雄當世，為禮聘於家塾。每成章，輒償白金以鎰。半軒概麾去曰：‘使金塢可守，則燃臍之慘無及也。吾言止如是，直何濫取多田翁為哉！’”
這就出現兩個問題：一是杜瓊謂沈達卿是沈萬三子，是根據王行諸文附會出來的，還是確有所本？二是如果杜瓊之言可信，沈達卿是沈茂或沈旺之一，還是沈萬三另外之子？顧誠認為，沈達卿是否就是沈茂，依據現有資料還說不準。王頲推斷，“旺”者所期，蓋“達”，因此“達卿”乃是沈旺之字；至於伯凝，自然就是沈至之字。石雨對於王頲以“測字”辦法確定沈達卿就是沈旺，表示強烈懷疑，認為這樣的結論有一道坎：《佳聲樓記》提到沈伯凝有三子程、巽、衡，而據“伯熙銘”可以確定沈至只有一子德全，兩者顯然對不上。
為便於讀者參酌，亦將這組文章中與沈達卿家庭狀況有關的資料摘錄如下：
《清安堂記》：東陽沈達卿氏，居吳長洲之周莊。奕世以來，鹹以勤慎敦願處鄉里，治生修業，日以優裕。至達卿，產益廣，貲益饒，勤慎敦願益甚，而浸文以飾之。他無所嗜，惟蓄經書子史古圖譜法書名翰之跡，樓而庋之，籖軸匯列。暇則左右閱視，喜溢眉宇間……幾席既安，子婦孫曾秩焉序進，問興居，奉甘毳，怡怡翼翼，四世一堂，周旋而下上。
《彝齋記》：吳長洲沈伯凝氏，好學而勤于古，鼎彝尊敦之器，金石法書之跡，以至於圖畫象物珍異之玩，一見輒能別識，定其久近高下是非良否之自，湖海間號稱好古博雅者，無不歎其知鑒。
《佳聲樓記》：長洲沈達卿，予友也，志于教孫。其子伯凝也，勤於教子。從予游者，曰程，曰巽，曰衡，所謂孫若子也。
《沈文矩字說》：吳興沈伯凝氏，嚴於教子，家庭之間，雍睦可觀。仲子程既冠矣，方其冠也，請字於賓，曰文矩。
《沈文權字說》：姑蘇沈氏，以雄貲巨族聞海內。有子名巽，字文權，簡厚寡默。乃父伯凝謹于教子，命之從余遊。
《立志》：長洲張生文源，年甫弱冠，動止如老成人。厥甫怡雲處士愛之，惟義方是教。其外舅沈翁伯凝，又與予交累代，嘗遣之學於予。
筆者認為，杜瓊系蘇州吳縣人，生於洪武二十九年，與王行、沈達卿既是同鄉，生活年代亦相隔不遠，其說當有所本。細讀上述文章及相關資料，沈達卿家境確實與沈萬三家境高度吻合，而且可以將沈達卿與沈旺、沈伯凝與沈至對應起來。理由如下：
其一，《清安堂記》謂“東陽沈達卿氏，居吳長洲之周莊”，《佳聲樓記》稱“長洲沈達卿”，《彝齋記》稱“吳長洲沈伯凝氏”，說明當時沈達卿一家的居住地，是蘇州長洲之周莊。《沈文矩字說》則稱“吳興沈伯凝氏”，說明沈伯凝之祖先來自吳興。這與沈萬三家自吳興徙居長洲的經歷正好相符。至於《清安堂記》為何稱“東陽沈達卿”，筆者尚未得到確證。據說世傳沈氏譜牒中，曾提到沈萬三遠祖情況雲：“我祖為梁僕射休文公裔，世居武康，後遷洛之汴邑。至唐，六十九世祖諱直者，累官宗伯、右丞。其仲子權，任工部郎中。及宋，大學士括子諱時昇者，為太常卿，從宋南渡，徙於嘉興。”梁僕射休文公指梁朝文學家沈約，曾任東陽太守，“東陽”二字或源於此。
其二，根據《佳聲樓記》《韙軒記》《沈文矩字說》《沈文權字說》以及《立志》，沈達卿之孫、伯凝之子程（文矩）、巽（文權）、衡，及其女婿張文源，皆曾跟隨王行學習。王行確實曾為沈萬三家門館先生，兩者情況吻合。
其三，從《清安堂記》所述其家盛況，可知應為豪富之家，《沈文權字說》亦明確說“姑蘇沈氏，以雄貲巨族聞海內”。搜檢明初保留下來的史料，當時“以雄貲巨族聞海內”的“姑蘇沈氏”，尚未發現沈萬三家之外的另一家。何況當時周莊規模不大，除沈萬三家外，存在另一沈姓巨富的可能性極小。
其四，蘇州素稱人文淵藪，發家致富之後，便往往致力於提高家庭的文化素質。正德《姑蘇志》描述顧阿瑛之風流文雅後，特地提到：“同時有沈萬三及福山曹氏，亦以財雄于吳，而文雅不及。”沈萬三之“文雅”雖然不及顧阿瑛，但特地寫上這樣一句，恰好說明沈萬三亦已追求“文雅”。據“伯熙銘”描述，沈萬三之孫沈莊，“好蓄書史奇玩，每清暇則出而陳之，坐若翁於堂上，俾家人具酒饌，伯熙與其兄獻壽稱觴，怡怡懌懌，一門之內，父子昆季藹如也”。可知“好蓄書史奇玩”，是沈莊與其父兄的共同愛好。從《清安堂記》《彝齋記》看，沈達卿、沈伯凝皆好收藏圖書及法書名翰和古器物，沈伯凝的鑒賞力還得到廣泛讚譽。沈達卿、沈伯凝與沈莊的愛好，顯然高度一致。
根據上述幾點，筆者認為可以確定杜瓊所言有據，沈達卿應當就是沈萬三子。前面談到，沈萬三當有兩子，而沈達卿不可能是其長子沈茂。一是如前所述，沈茂很可能去世較早或是遷徙外地。二是從年齡上說，依照通常情理推測，沈萬三長子茂應當比沈萬四次子漢傑年長一些。根據“漢傑銘”，可以確知沈漢傑生於元延祐七年。王行《清安堂記》談到沈達卿自言：“今吾之年，甲子一周矣。”該記撰寫時間不明，但《彝齋記》《佳聲樓記》皆寫明瞭撰寫時間，分別撰於洪武十四、十五年，該記不會更晚。以洪武十四年沈達卿虛歲62歲計，回推當生於元延祐七年，恰好與沈漢傑同年，與沈茂年齡恐不相符。排除了沈達卿為沈茂，那麼也就剩下一種可能：沈達卿乃是沈萬三次子旺。<>
沈旺也只有兩子，已知次子莊字伯熙，那麼如若沈達卿就是沈旺，則沈伯凝就只能是其長子沈至。但據《佳聲樓記》，沈程、沈巽、沈衡均為沈伯凝之子，而“伯熙銘”談到“兄子德全舁櫬歸”，學者多認為沈至子名德全，兩者似有不合，所以王頲認為所謂“兄子”可能是其堂兄之子，並推斷沈德全乃沈萬四長子德昌之孫。這種推斷顯然不太合乎情理，所以遭到石雨質疑。筆者認為，兩者之間其實並無矛盾。因為《佳聲樓記》謂沈伯凝勤于教子，“從予遊者，曰程，曰巽，曰衡”，但並未說沈伯凝只有這三個兒子；而《沈文矩字說》明言“仲子程既冠矣”，可知沈程乃是次子，而沈巽、沈衡均是其弟，可見他還有一兄，此人可能就是沈德全。
《逆臣錄》透露的資訊，為推測沈達卿、沈伯凝父子其實就是沈旺、沈至父子提供了重要的佐證。該書“顧常招狀”提到“先年間，與本都糧長沈旺、家人倪原吉、豪民王士榮結交藍大人家陳火者，往來買賣”；“顧安保招狀”提到“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十二日，有表兄沈德全與同家人倪原吉、沈子良回家言說”；而“倪原吉招狀”謂其“蘇州府吳江縣民，系沈文矩家人”，倪原吉招供自己“同文矩常與藍府來往”，並具體談到“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內，藍玉回京，是原吉同文矩前去拜望”。由此判斷，倪原吉應是沈家一位資歷較老、地位較高的家人，先後曾跟隨沈旺、沈德全、沈文矩外出經營應酬。已知沈德全為沈旺之孫，沈文矩當亦如是。而根據《沈文矩字說》，沈至次子程字文矩，兩者當為一人。換句話說，根據王行諸記，可以確定“沈達卿—沈伯凝—沈文矩（程）”這樣一條世系；而根據《逆臣錄》諸招狀和“伯熙銘”，可以推出“沈旺—[沈至]—沈德全與沈文矩”這樣一條世系。兩者正好可以對應起來。
另外，弘治《吳江志》莫轅傳中談到：“姻家沈文度者，萬三之曾孫也，有女許嫁陝西劉巡檢。後文度死，家謫戍邊，先生收養其女於家。”顧誠據此認為沈文度死于藍玉案中，恐不確。陸采《冶城客論》談到：“永樂中，萬三之子文度，坐紀綱黨被籍。”可知沈文度身死家戍，乃是永樂年間受紀綱案連累。王頲認為文度當為沈衡之字，“度”、“衡”文義上確有聯繫，其說或可成立。再者，前揭弘治《吳江志》提到顧學文連及“妻族沈旺、沈德全、沈昌年、沈文規、沈文矩、沈文衡、沈文學、沈文載、沈海，凡八人，皆萬三子孫”（所列實為九人），此處所說“萬三子孫”，似當理解為萬三兄弟之子孫，因為沈海肯定是沈萬四之曾孫。其中之沈文規，筆者懷疑即《半軒集》補遺《天放生解》的贈文對象沈生。該文提到“既式其名，又規其字”，可知這位沈生名式，字中有一“規”字。古人字多二字，其字當為文規。文中描述其家境雲：“居吳長洲，年盛而質美性通，家饒貲而無綺紈靡曼敖惰之溺”；“方當安泰之時，承祖父之蔭庥，受已成之基構”。這些均與沈家相符，但其血緣世系尚難究明，或亦為沈伯凝子。至於沈昌年、沈文學、沈文載，限於資料更是難以揣斷。
順便說明，顧誠謂“沈達卿在元末明初蘇州（元平江）文人中頗有名氣”，並舉著名詩人高啟《寄沈達卿校理》、楊基《雨中懷沈達卿、茂卿》、釋道衍（姚廣孝）《清安堂銘並序》為證。筆者還看到許恕亦寫過《次沈達卿理問韻二首》。王頲謂顧誠“存在著將‘同字異人’作‘同字同人’的問題”，確有道理。細審相關詩文，除姚廣孝《清安堂銘並序》系為長洲沈達卿而作，高啟、楊基、許恕詩中所說沈達卿，皆與長洲沈達卿事蹟不類，肯定另有其人，其身份在陳基《六柳莊記》中可窺見一斑：“槜李沈君達卿，起家儒林，敭曆台省，由丞相掾擢拜南行台監察禦史，尋執法行中書為理官。”槜李系嘉興之古稱。貝瓊《存善堂銘》中，則提到“笠澤沈茂卿氏，扁其堂曰存善”。笠澤系松江之古稱，此沈茂卿與楊基之贈詩物件，未知是否一人。
五、沈萬三很可能活到了明朝
乾隆《吳江縣誌》謂“張士誠據吳時，萬三已死”，但同時又收錄不少沈萬三在明初的傳說。所以其說“萬三已死”，只能當作傳說之一種，至少不能當作證明沈萬三死于明朝以前的關鍵證據。伯驊和顧誠援以為據的關鍵史料，是王行所撰“榮甫銘”，筆者在前文已論證過，沈榮與沈萬三並無關係，所以這條證據不能採用。這樣一來，實際上已沒有堅實證據說明沈萬三沒有活到明朝；當然反過來說，也沒有堅實證據說明沈萬三活到了明朝。
筆者仔細研讀“漢傑銘”和其他史料，覺得不能排除沈萬三活到明朝的可能性。“漢傑銘”後半部分關於沈漢傑之家世生平，是根據蕭放撰寫、沈玠提供的行狀撰寫的，但前半部分內容顯然得自劉三吾個人之耳聞，內容如下：
自予備官春坊詞垣以來，日於班次拱聽聖訓，恒錢谷所暨，必首稱吳中沈氏。國初，有萬三公、萬四公兄弟，率先兩浙戶家，輸其稅石者萬，玉音嘉歎久之。複獻白金為兩者千五百以佐用度。上曰：“爾心誠忠，意誠厚，第系天下觀望，萬一人人相效，是啟利原，一有不效，人必不自安。我今富有天下，政不少此也。”好語卻之，不得，乃俾任所意造廊房楹者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千，務罄是金乃已，其誠至若此。嗣是厥家或被告訐，或旁累所逮，往往曲為肆宥。宸衷眷注，固多沈氏長者，亦以風厲天下也。
筆者認為，劉三吾稱國初萬三、萬四兄弟率先輸稅，無論得自何人，都說明此事在當時廣為人知。此時距離明朝開國時間很近，倘若沈萬三早在明朝建立前就已死去，很難相信會產生此種傳說，而且被鄭重其事寫入沈萬四兒子的墓誌銘中。再者，《逆臣錄》“顧以成招狀”談到：本年正月顧學文前去藍玉府邸，藍玉正與教書先生王行在耳房內說話，見到顧學文，遂問：“這個是誰？”王行稟說：“是小人鄉人沈萬三秀女婿。”藍玉一聽十分高興，“賜與酒飯吃飲，吩咐常來這裡說話”。王行向藍玉介紹顧學文，只提他是沈萬三女婿，說明當時沈萬三名氣很大。如果沈萬三在明朝建立以前就去世了，他在明初能否有這樣大的影響力令人懷疑。此外，《貞豐擬乘》記載：“徐民望，字南溪，世居周莊。明洪武初，沈萬山因事被逮，多所株連，人情洶懼，謂欲誅盡貞豐居者。南溪奮然欲拯此一方民，不避斧鉞，叩閽哀請。太祖嘉其志，溫旨慰勞，賜璽書五字雲：‘爾是好百姓’，民得以全，由是世為糧長。”此條資料標明“見《徐氏家乘》”，當為徐氏家族傳說，與“漢傑銘”“伯熙銘”透露的沈家屢受打擊的資訊也相符合。結合廣泛流傳的沈萬三下獄流放等傳說，沈萬三活到明初，甚至曾“因事被逮”，確有很大可能。
此外，伯驊、顧誠等誤認沈榮為沈萬三子，並據沈榮年齡估算沈萬三年齡，可能高估了不少。前面談到，根據王行《清安堂記》估計，沈旺（達卿）大約生於元延祐七年；而根據“伯熙銘”，可以確知沈旺次子莊生於元至正七年，父子相差27歲。假設沈萬三與其次子沈旺亦相差27歲，回推當生於元至元三十年（1293），明朝建立時只有75歲。對比一下沈榮、沈森、沈經三代的年齡差：沈榮生於元大徳十年（1306），沈森生於元天曆二年（1329），父子相差23歲；沈經生於元至正二十年，與其父沈森相差21歲。沈森、沈經均為長子，與其父年齡差要小一些。沈萬三家境豪富、妻妾眾多，結婚不會太晚，長次子間隔應當也不會太長，假設沈萬三與其次子旺相差27歲，還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即使年齡差更大一些，明朝建立時，沈萬三恐怕也不會超過80歲。
如果沈萬三活到了明朝，大約在明朝生活了多長時間呢？撰於洪武二十四年的“漢傑銘”，提到萬三、萬四兄弟率先輸稅，特地寫明是在“國初”，即洪武初年。稍早幾年的“伯熙銘”，談到沈至兄弟“坐若翁於堂上”云云，而未提到其祖父，此時沈萬三應當已不在人世。再往前說，《清安堂記》談到：“幾席既安，子婦孫曾秩焉序進，問興居，奉甘毳，怡怡翼翼，四世一堂，周旋而下上。”所謂“四世一堂”，是指沈達卿及其子、孫、曾孫四代。該記撰寫時間不晚於洪武十四年，此時沈萬三當已去世，若有五世同堂之事，恐怕不會隻字不提。筆者認為，入明數年後沈萬三可能就去世了。
既然沈萬三去世較早，恐怕亦未遭遇抄家流放。明朝建立後，雖然沈家屢遭敲打，但在藍玉案前，其家並未出現家產被抄、家人遭流的跡象。上海夏宗顯卒於洪武十二年，宋濂為其所撰新壙銘中談到：“國朝有天下，患吏之病細民……於是以巨室為糧長，大者督糧萬石，小者數千石。制定而弊複生，以法繩之，卒莫能禁。是時惟蘇之沈氏，以奉法稱。天子親召與語，賜之酒食，時減免其田賦，名聞四方。”文中所說“蘇之沈氏”，與“漢傑銘”相互印證，可以確定就是沈萬三家。從宋濂特地贊其“以奉法稱”看，直到此時，沈家應當尚未遭遇抄家流放之事。洪武二十一年，沈萬四孫沈玠被擢為戶部員外郎，次年與同時受官的一批富家子弟，於華蓋殿奏曰：“臣等田地家財，都是上位保全底，又蒙賜俸，難以消受，敢辭。”“漢傑銘”亦記沈玠辭祿曰：“念臣一門，自國初到今，屢蒙恩宥，得保有妻孥田廬。”說明直到此時，沈家財產仍然得以保全。洪武二十三年，沈家宴請從南京歸來的莫禮，極其奢靡豪華，以致莫旦發出這樣的感慨：“烏乎!一釵七十萬錢，前輩以為妖物，與禍相隨。今觀沈氏之富，豈止一釵七十萬而已哉，其受禍宜也。”莫旦還明確說沈家覆亡是牽入藍案所致：“洪武末年，坐藍黨籍沒家產，父子兄弟俱坐極刑而死。”
總之，洪武十四年以前沈萬三當已去世，下距其家被抄最少已有十幾年。世上流傳的沈萬三被抄家流放的故事，可能是把其後裔的一些事情附會到他本人身上，這在民間傳說中也是很常見的現象。
六、沈萬三家之居住地與戶籍
在研讀相關史料的過程中，筆者發現，關於沈萬三家的居住地和戶籍，其實也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沈萬三家的居住地，大家公認在今江蘇省昆山市周莊。這個周莊，當時隸屬于蘇州府長洲縣，具體地點在蘇台鄉貞豐裡二十六都。
沈萬三家居住在長洲周莊，確實有非常充足的歷史證據。其一，“漢傑銘”謂沈祐“始徙今姑蘇長洲之東蔡村”，即東垞。毗鄰之銀子浜，相傳為“沈萬三之園”；東莊地則為沈萬三“積粟處”，故又名東倉，“東通住宅，西接銀子濱，園亭倉庫，相為聯絡”。這些地點，均位於長洲周莊鎮。其二，“伯熙銘”談到：“曾大父祐由南潯徒[徙]長洲，見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嗣業弗替，嘗身帥其子弟力穡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難，鄉人以長者呼之。”從這種表述看，沈祐遷居長洲後，沈萬三一直生活於此，並未再向遠處遷徙。“伯熙銘”謂沈莊葬於“長洲二十六都影邨羔景字圍之原”，二十六都正是周莊所在地；道光年間，確實在周莊鎮東北穎村羔景字圩發現了沈莊墓誌銘。其三，王行為沈萬三子達卿所撰《清安堂記》，非常明確地說：“東陽沈達卿氏，居吳長洲之周莊。奕世以來，鹹以勤慎敦願處鄉里，治生修業，日以優裕。至達卿，產益廣，貲益饒，勤慎敦願益甚，而浸文以飾之。”可見直到王行撰文時，其家幾代一直居住在長洲周莊。其四，與沈萬三同時同裡、“世居周莊”的徐民望，其本人及後代墓地在嚴字圩東浜，亦可為沈萬三家居長洲周莊之旁證。
根據這些資料，沈萬三家居住在長洲周莊，應無可置疑。然而，弘治《吳江志》又有如此說法：“沈萬三秀宅，在二十九都周莊之上。”當然該志也認可沈萬三是長洲人，特地解釋說：“萬三，長洲人，富甲江南，名聞天下，田宅跨各邑，故吳江有是宅也。”沈家擁有數量浩大的田地，在田地較為集中的某些地方建立住宅，以方便收租管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令人奇怪的是，吳江縣二十九都沈宅所在地，也叫周莊。查弘治《吳江志》所繪“疆域之圖”，此周莊所在的二十九都，距離黎裡鎮較近，與長洲周莊相距數十裡之遙。那麼，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沈萬三及其子孫，究竟住在哪個周莊？
光緒《周莊鎮志》編者顯然注意到這個問題，在“沈萬三宅”條下特加說明：“按，東垞在鎮之東偏，過一水即青浦界，距鎮西之屬吳江者尚三裡許。《吳江縣誌》載萬三宅在縣之二十九都周莊，蓋誤。”不過，輕輕兩個字“蓋誤”，顯然難以使人信服。弘治《吳江志》作者莫旦，其祖先與沈萬三家有兩層婚姻關係，對沈家情況應當比較瞭解。該書著錄“沈萬三秀宅”時，特別談到：“今六世孫洪，字雄仲，仍居舊址，工書法，士林重之。”從“仍居舊址”可知，當時沈宅舊址尚存，莫旦絕非道聼塗説。
相關文獻顯示，吳江縣二十九都確有周莊。其一，弘治《吳江志》“鄉都”部分詳細列舉了鄉都區村名稱，二十九都包括4區33裡11村，其中一村名南周莊。其二，《三吳水考》記述“吳江縣水道”雲：“又有牛場涇、任家灣、西潘、江澤、墩頭、盧裡、沈舍、蛇垛、東勝、太平、萬家、北朱、東長翁家、梅家、戴家、八十畝、涇塘、沈張、頭溪、西雲諸港，屬二十八都；北周莊港，則屬二十九都。俱北行入蔓萊洲、金村、白蕩等湖。”據此二十九都可能還有一個北周莊。其三，《江南經略》列舉“吳江縣備寇水陸路”時談到：“由勝墩、黎裡、周莊、金澤而繞出澱山湖、泖湖之南者，其南路也。”並記述嘉靖三十五年（1556）該縣遭寇掠事雲：“賊掠吳江東南諸鎮。零賊六十餘人，突至牧犢、潭曆、汾湖、周莊，所過焚掠，望平湖而去。”此周莊位於吳江縣東南，而且距黎裡不遠，當即二十九都之周莊。
更確鑿的證據，來自朝廷頒佈的藍玉案審訊記錄《逆臣錄》。茲將相關資料摘引於下：
“顧以成招狀”：一名顧以成，即學文，系蘇州府吳江縣北周莊正糧長。
“顧常招狀”：一名顧常，蘇州府吳江縣二十九都糧長。逐招於後：一招先年間，與同本都糧長沈旺、家人倪原吉、豪民王士榮結交藍大人家陳火者，往來買賣。
“顧安保招狀”：一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內，有本縣二十九都糧長袁祐，為因在京納糧，就行交結藍玉謀逆。……一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內，本縣糧長沈昌年送段子三百匹、銀子一千四百兩，與藍玉交結。
“倪原吉招狀”：一名倪原吉，蘇州府吳江縣民，系沈文矩家人。
《逆臣錄》各犯人招狀，所言具體情節未必可信，但籍貫資訊應是真實可靠的。前揭《大誥續編》也談到顧常、陸仲和均為吳江縣糧長，可與《逆臣錄》相印證。從“顧常招狀”可知，沈萬三子沈旺與其親家翁顧常，皆曾擔任吳江縣二十九都糧長，而沈萬三婿沈學文則擔任吳江縣北周莊正糧長。“倪原吉招狀”稱其為吳江縣民，又謂其系沈文矩家人，則沈文矩應當也隸籍吳江。“顧安保招狀”提到“本縣糧長沈昌年”，則沈昌年也是吳江縣人，而且可能也是二十九都糧長。此外，弘治《吳江志》記述了顧學文牽入藍案原因的傳說，其中談到：“吳江有陳某者，同裡鎮人，洪武中為序班。一子呆戇無取，妻梁氏，國色也，且知書，善吟詩。沈萬三家贅婿顧學文，同邑周莊人，知而慕之。因充糧長，舟行往來，常泊其家。”因同裡鎮隸屬吳江縣，文中所說“同邑周莊”，當然是指吳江縣周莊，而這恰好與《逆臣錄》顧學文招狀謂其為“吳江縣北周莊正糧長”相合。可以說，這些招狀及相關資料顯示，沈萬三子孫及其姻親顧常一家，皆為吳江縣人，而並非長洲縣人。
那麼，是否存在這種可能性：居住長洲縣周莊的沈旺及其子孫，被安排到吳江縣二十九都擔任糧長？筆者檢閱相關史料，覺得這種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其一，洪武前期，確實有讓非本地人擔任糧長的現象，《大誥三編》中談到：“本以大戶為糧長，掌管本都鄉村人民秋夏稅糧。其官吏見法正且清，難為作弊，卻乃設計亂法。其亂法之計，將糧長不許管領本都鄉村納糧人戶，調離本處，或八九十裡、一百里，指與地方，使為糧長者，人戶不識，鄉村不知。其本都本保及鄰家錢糧，卻又指他處七八十裡、百十裡人來管辦。務要錢糧不清，田地不真，易為作弊，如此擾害細民。”可知朱元璋設立糧長的本意，是讓本都大戶掌管本都稅糧。有些官吏為了徇私舞弊（也可能是因為有些都區找不到能夠充任糧長的富裕大戶），曾指派本處大戶去他處擔任糧長。朱元璋發現這種情況，予以嚴厲斥責。可以設想，即使沈家曾經遇到這種情況，洪武十九年頒佈《大誥三編》後也不可能延續下來。其二，更重要的是，當時徵收賦稅，皆以縣為基本單位，糧長編僉亦然，絕不可能出現以此縣大戶充當彼縣糧長的事情。因此可以斷定，就黃冊戶籍而論，沈萬三家及其女婿顧學文家，皆屬吳江縣而非長洲縣。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矛盾：沈萬三家的居住地，說是長洲周莊抑或吳江周莊，似乎都有充分的證據。依據目前掌握的資料，筆者還無法做出明確的判斷，只能提出一個假說：沈祐最初的遷徙地，確實是長洲周莊附近的東蔡（垞）村，沈祐及其兩子在這一帶經營農業和工商業，甚至還可能從事過海外貿易，家境很快富裕起來，需要購置大量田地。周莊一帶水網密佈，土地有限，沈家不得不向外擴展，成為“田宅跨各邑”的大地主。其中吳江縣二十九都一帶，是沈家田產比較集中的重點區域，於是沈家在此也建立了宅第。或許是一個巧合，更可能是沈家有意沿用了老家的地名，其第宅所在地也叫周莊，又稱南周莊。沈家的黃冊戶籍，就隸屬於吳江縣二十九都，所以有數人擔任該都糧長。不過，因長洲周莊一直保有其家祖宅，沈家人也常在此居住，甚至死後也要埋葬於此，所以王行等人皆視其為長洲人。楊循吉《蘇談》提到：“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制耳。”若此說可信，則長洲周莊之第宅，與其家富裕程度不太相侔，可能就是因為其家並非這一處宅第，並未在此全力經營。
必須強調，上述假說還缺乏相應的史料佐證，之所以大膽提出來，是希望引起相關學者——特別是有條件進行實地調查的當地學者——的興趣，共同努力解決這一疑難問題。
七、結語
根據上述論證，筆者認為可以得出如下幾點假說性的判斷：
其一，王行為居住長洲尹山的沈富及其後裔撰寫的幾篇墓誌銘，被很多學者視為瞭解沈萬三及其子孫的關鍵史料，其實這些墓誌銘與沈萬三家族沒有任何關係。這個沈富，只是碰巧與居住周莊的沈富（萬三）同名，兩者並非一人。
其二，王行《半軒集》中提到的沈達卿，應當就是沈萬三的兒子。除杜瓊在《王半軒傳》中有如此說法外，仔細揣摩王行為沈達卿及其子孫所撰諸文，所述家境情況與沈萬三家高度一致。另據《逆臣錄》，沈家的老家人倪原吉曾先後跟隨沈旺、沈德全、沈文矩出外經營辦事，並綜合考慮其家族成員情況，可以初步確定沈達卿就是沈萬三次子沈旺，而沈伯凝就是沈旺長子沈至。
其三，沈萬三並未在張士誠據吳時去世了，明朝建立後，他和弟弟沈萬四積極投靠新朝，率先輸納稅糧，曾得到朱元璋的稱讚。但朱元璋統治政策的一個重點，就是打擊豪民富戶，所以沈家曾屢遭打擊，沈萬三本人可能也曾被逮下獄。但這些打擊都不是毀滅性的，沈家依然過著十分奢華的生活。沈萬三入明數年後可能就去世了，他本人應當並沒有遭遇抄家流放。直到藍玉案爆發，沈萬三後裔大多被牽連其中，沈家才遭到徹底破敗的命運。
其四，沈萬三父沈祐的遷居地，肯定是長洲縣周莊附近。但沈家很快發財致富，成為“田宅跨各邑”的大地主。其中吳江縣二十九都，可能是沈家田產較為集中的地方，沈家在該都周莊也建有宅第。換句話說，當時蘇州府長洲縣二十六都和吳江縣二十九都皆有周莊，沈萬三家在兩個周莊都有宅第，但其家的黃冊戶籍應是隸屬吳江縣而非長洲縣。
[原文載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作者：高夀仙，系北京行政學院教授。]
葬于南興隆蕩之北。據此可知，沈萬三的父親名祐，原本居住在湖州路烏程縣南潯鎮，後遷居平江路長洲縣東蔡村。沈祐有二子：長名富，字仲榮；次名貴，字仲華。但兩人之通行名，為萬三、萬四。明人提到沈萬三，常在名後加一“秀”字。關於“萬三”或“萬三秀”的來源，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系因排行，如黃談到：“沈富，字仲榮，行三，故吳人呼沈萬三秀。”另一種認為系因戶等，如董穀談到：“沈萬三秀，不知其名，蓋國初巨富者。謂之萬戶三秀者，國初每縣分人為五等，曰哥、曰畸、曰郎、曰官、曰秀。哥最下，秀最上。洪武初，家給戶由一紙，以此為第。而每等之中，又各有等。沈乃秀之三者也。”
綜合考慮，第一種說法較為合理。其一，田藝蘅談到：“元時稱人以郎、官、秀為等第，至今人之鄙人曰‘不郎不秀’，是言不高不下也。”這很可能只是江南俗語。如果元朝及明初確實存在“人分五等”制度，官私典籍應當會留下一些線索，而現存戶帖、黃冊實物以及地方誌中均未見此種制度，提到此事者僅限於與沈萬三有關的幾則筆記，元朝及明初是否有此制度實可懷疑。其二，解釋沈萬三之名，必須與其弟名一併考慮，若“萬三”意為“萬戶三秀”，則其弟則當為“萬戶四秀”，此時其兄弟是否已分家，為何戶等不同，皆需要斟酌。此外，江南富戶不止沈萬三一人，倘若當時民間流行這種稱呼方式，則當有陸萬一、程官二、錢郎四之類的稱呼，然文獻中並未發現此種稱呼。其三，沈萬三為江南富戶之代表，“漢傑銘”謂其“率先兩浙戶家，輸其稅石者萬，玉音嘉歎久之”。這樣一個首屈一指的大富戶，其戶等僅為“秀之三”，也令人感到懷疑。
因此，如果把萬三、萬四名字結合起來考慮，得名於排行的可能性最大。元朝時取名，多有用數字者，沈祐兩子可能本名萬三、萬四，遷蘇發達後改名富、貴，並分別取字仲榮、仲華，不過時人仍以原名稱之，為表尊重加一“秀”字。既然得名於戶等說頗可懷疑，有些學者進一步推論，認為沈萬三並非沈富之專稱，其他子弟也可能繼承此名，因此明清文獻中所說沈萬三並非一人，這種說法恐難成立。另外，孔邇等又寫作“沈萬山”，“山”當為“三”之訛，有人解釋為“其財富多如山積”，亦屬望文生義。
據“漢傑銘”，沈萬四有兩子，長名德昌，次名漢傑。漢傑生於元延祐七年（1320），卒於明洪武四年，享年52歲。漢傑有兩子玠、瓊，兩女德甯、妙智。截至洪武二十四年作銘時，沈玠共有三子海、廣、京華，另有一女妙善，沈瓊則無子女。《逆臣錄》“顧常招狀”中，謂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其次子顧學禮“在家置酒，請到糧長並豪戶”，參與者共15人，其中包括沈海，可知沈海牽入藍案被殺。
“伯熙銘”行狀部分雲：
公諱莊，字伯熙，姓沈氏，蘇人也。其先世以躬耕起家，曾大父祐由南潯徒[徙]長洲，見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嗣業弗替，嘗身帥其子弟力穡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難，鄉人以長者呼之。父旺丰姿龐厚，有二子，長曰至，季即伯熙也。伯熙為人持重和遜，衣 冠步趨襢如也。平居善事親，喜接賓客，閭閈間禮容恂恂，不倚富以自矜。雖愛憎一人，亦罔形乎詞色，內外鹹德之。尤克紀綱家事，好蓄書史奇玩，每清暇則出而陳之，坐若翁於堂上，俾家人具酒饌，伯熙與其兄獻壽稱觴，怡怡懌懌，一門之內，父子昆季藹如也。洪武十九年春，兄至以戶役故，縲絏赴秋官，時伯熙亦獲戾京師，適與兄同系獄，入則抱其兄痛泣曰：“吾兄素羸，不堪事，今乃至於斯耶？”既而伯熙先出，遂得疾甚，藥莫療，竟以其年五月二十一日卒於京，春秋四十。以是月二十七日權厝於上元縣之礪石岡。去年冬，兄子德全舁櫬歸，未克葬。今始營新丘於長洲二十六都影邨羔景字圍之原，將蔔以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窆焉。伯熙凡兩娶唐氏，俱無子，先卒。後娶郭氏，生男一人曰基，甫六歲。
此銘對於沈祐、沈富之描述，正好可與“漢傑銘”相互印證。可知沈萬三有一子名旺。但銘中對沈旺只有“丰姿龐厚”一句描述，使人很難瞭解其生平。《逆臣錄》“顧常招狀”談到：“先年間，與本都糧長沈旺、家人倪原吉、豪民王士榮結交藍大人家陳火者，往來買賣。”可知沈旺曾擔任吳江縣二十九都糧長。弘治《吳江志》談到：顧學文捲入藍玉案，連及“妻族沈旺、沈德全、沈昌年、沈文規、沈文矩、沈文衡、沈文學、沈文載、沈海，凡八人，皆萬三子孫”。又據乾隆《吳江縣誌》所載洪武三十一年“抄白原行”，是年處決“胡藍党犯人”，系以沈旺孫沈德全為首，可能沈旺被逮後不久即死。
沈旺有二子：長名至；次名莊，字伯熙，卒於洪武十九年，享年40歲，回推當生於元至正七年（1347）。沈莊有一子基，他去世時只有6歲，回推當生於洪武十四年。
“伯熙銘”並未談及沈旺是否還有兄弟，但其他文獻提到沈旺有一兄，名茂。如黃談到：“富卒，二子茂、旺。我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見，令其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觔，甲馬錢谷，多取資於茂。茂為廣積庫提舉，侄孫玠為戶部員外郎。後茂罪當辟，以有營建工緒未訖，但黥顙為藍黨，猶得乘馬出入。既而發遼陽從戎。”乾隆《吳江縣誌》亦雲：“張士誠據吳時，萬三已死。二子茂、旺，密從海道運米至燕京。洪武初，以龍角來獻，侑以白金二千錠、黃金三百斤，甲士十人、甲馬十匹，建南京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樓車座，築城甃階，造鐵橋水關諸處，費巨萬計。時方徵用人才，茂為廣積庫提舉，旺之侄玠為戶部員外郎。”所述故事未可盡信，但其基本資訊當有所本。兩書皆將沈茂、沈玠授職並提，其實二事並非同時。沈玠授職在洪武二十一年，而沈茂授職當在洪武初年。從《逆臣錄》可知，沈萬三次子沈旺、女婿顧學文皆擔任糧長，而關於沈茂，卻搜檢不到相關活動資訊。這當然可能是文獻闕漏，但筆者認為更大的可能，是沈茂去世較早，或已遷徙外地。
沈萬三之女婿，除顧學文外，見於傳說還有幾個，限於資料無法證其真偽。其中一個名宋通，“仕元為萬戶侯”，張士誠佔據平江以及明朝建立後，均未出仕，“與妻偕隱焉”。此外，嘉慶《同裡志》謂“元季陸仲和為沈萬三婿，富甲江左”，並謂明初“以逾制為太祖抄沒，其子弟誅夷殆盡，止一幼孫僅存，戶名陸官奴，家于謝裡村”。這位陸仲和，洪武十九年所頒《大誥續編》曾經提到，謂上年水災，“將吳江縣糧長准災，又顧常、陸仲和准災”；同年所頒《大誥三編》中，也提到“蘇州府吳江縣糧長陸和仲，當十八年糧長”，因謊報災情，又被牽入“胡黨”，以致“身亡家破”。此處“陸和仲”當系“陸仲和”之誤。 再者，郎瑛《七修類稿》還提到沈萬三“流雲南，其婿餘十舍，亦流潮州”。
三、沈榮、沈森並非沈萬三之女
王行《半軒集》中，收錄了為沈榮、沈森、沈經及其妻徐氏撰寫的四篇墓誌銘，提供了沈家五代成員的一些資訊。因“榮甫銘”顯示沈榮之父名富，正與沈萬三之名相同，所以伯驊、顧誠、王頲均想當然地認定沈榮為沈萬三之子，無論是論證沈萬三死于明朝以前，還是說明其可能活到明初，均援引此銘作為主要證據。但對於沈榮是否就是沈茂，顧、王二氏的看法截然相反：顧誠認為，“榮甫銘”並未提及他任廣積庫提舉，而且他在洪武九年即已去世，可見沈榮並非沈茂；王頲則認為，植物之“榮”者由“茂”所致，男子之美稱曰“甫”，因此“榮甫”當是沈茂之字。
石雨認為，王頲採用“算命測字”的辦法論證沈榮即沈茂，實難成立；他還指出，“漢傑銘”、“伯熙銘”中的沈富居尹山，而“榮甫銘”中的沈富居周莊，以目前的資料而言，尚無法確切判斷是同一個人。筆者仔細研讀相關文獻後，認為石氏提出“兩個沈富”之假說，確實不無道理。但因石氏未提供相應論證，故未引起學界重視。為便於後文分析，先將諸銘涉及墓主生平的內容摘錄如下：
《沈榮甫墓誌銘》（下稱“榮甫銘”）：榮甫，姓沈氏，諱榮，世為蘇之長洲人。考富，妣曾，生於元大德十年春正月閏之甲申，卒于國朝洪武九年秋八月之壬寅，得年七十有一。娶葉氏，先卒。丈夫子二：長森，次彬，森先七月卒。女子四：德淑適何，德美適張，德儀適周，德誼適錢，皆同郡也。孫男三：經、、紳。女二：徽、徵。以九月甲子，葬尹山鄉長山之原。
《沈茂卿墓誌銘》（下稱“茂卿銘”）：茂卿，諱森，姓沈氏，茂卿其字也，世吳人。祖富，父榮，妣葉。生元天曆二年蠟月壬寅，卒國朝洪武九年如月戊辰，年四十有八。娶程氏。子男一人，經。女二人：德徵、德徽。卜葬地，得吉於長洲縣尹山鄉長山之原。
《沈氏幽堂豫志銘》（下稱“幽堂銘”）：姑蘇沈經思則，家長洲之尹山，和易端謹人也。恒服先人之訓，慎默無易言。家素修於禮，戶庭之間，雍容怡愉，而靜密嚴敬。歲時儀度，內外秩秩，思則自幼習之，以故親禮賢士夫，彌複周謹，君子嘉焉。自其祖、父繼沒，年甫十六七，固已力持門戶，人以為難能。黽勉自程，有舉無墜，雖雲先德所施，理宜有在，而其勤敏淬厲，克自樹立，亦可見矣。已而竟以體故罷羸，不任憂勞之交，至而嬰況痼之疾焉。洪武二十一年春，思則於是三十有九矣……
《姑蘇沈經妻徐氏墓誌銘》（下稱“徐氏銘”）：徐氏諱某，姑蘇長洲人。父某，母某。至正丁酉某月某日生。生十六年為同邑沈經妻，恭儉和婉，沈靜寡言，凡纂組箴縷悉善。不及事其舅，事姑能執婦禮。閨門之內，夫夫婦婦，姻黨稱焉。歸七年，洪武庚申七月廿一日卒。子一人，曰九九。卜吉于縣之尹山鄉之原。
王行《半軒集》卷九及補遺中，除為其父所撰《先君墓誌》外，共有為他人所作墓誌類文章22篇，有的是為友人所作，有的是受人請托為陌生人所作。筆者除細讀以上四銘外，還將這幾篇銘文與其他各銘進行了對比，並參酌其他史料，覺得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其一，王行所撰墓誌，凡志主與其有交往者，往往會在銘中述及，如《元故蔣處士墓碣銘》謂“行友蔣君”，《亡友王君墓誌銘》謂“余友王君仲廉”，《學齋張公墓誌銘》提到“一日謂餘曰”；甚至僅有數面之緣，也會提到，如《宗處士墓誌銘》談到：“予與處士，雖居一城，而相去不能近。然時一相見，接其動容辭氣，亦足以得其人也。”但觀其為沈榮、沈森所作墓誌銘，無一字涉及私人交情。王行曾為沈萬三家“門館先生”，應與沈萬三子孫相當熟悉，倘若沈榮、沈森系沈萬三子孫，這種寫法顯然不合情理。不唯如此，觀其銘詞，榮甫銘曰：“嗚呼榮父，考諸其鄉，蓋所謂善人者矣。”茂卿銘曰：“嗚呼茂卿，其沒也耶！茂卿之病也，為之孥者曰：‘胡苦吾家翁耶？甯吾病，毋病吾家翁，吾懼吾無以依也。’為其交者曰：‘茂卿友道不薄也，雖偶嬰於恙，善可恃，其必有瘳矣！’其父兄者曰：‘吾兒非常兒倫也，其於親也篤矣，天豈固疾篤於親者乎？年甫爾可無憂也。’嗚呼！考諸其孥言，是能慈者也；質諸其友言，是能信者也；其父兄之與之，又必能孝弟矣。”這些銘詞透露，對於沈榮、沈森父子之為人，王行都是從他人那裡聽來的，倘若王行自己就與他們熟識，應當不會這樣措詞。因此筆者判斷，王行與沈榮、沈森父子並不熟悉，只與沈經有所交往。
其二，王行為沈榮所作墓誌銘，行狀部分比較簡單，除說明父名、母姓、生卒時間、妻姓、子女情況外，只提到這樣一件事：“榮父之先君子，游于故侍講袁文清公之門，公每嘉其敦信義。時楚之長沙攸縣人馮子振，方張聲譽，號海粟，以文翰自矜許，來吳必主之，深加愛厚，為大書積善二字，殆以表其志也。及榮父持家政，乃築堂構宇，以馮書揭諸題間，既以承大先志，又以勗其後人，是足以見其好善之心矣。”為沈森所作墓誌銘，行狀部分更是簡略，只說明祖、父名、母姓、生卒時間、妻姓、子女情況，沒有任何事蹟描述。而王行為其他人（包括幾位女性）所作墓誌銘，內容要豐富得多，基本都有祖先世系、品德事蹟等方面內容。如《許能翁墓誌銘》系為家境較差的許運所作，其中雲：“居闤闠中甚隘，一樓廣不能逾常，而汛掃殊潔。才人墨客至其上，翁時致殽醴，令子將勤敬意。”《呂府君墓誌銘》系為家境較好的呂梁所作：“君生長富貴家，不事生業，日馳馬從犬鷙擊獵為樂。然遇人能敬謹，視下慈惠，因得人歡心。亦頗好為義，鄉里有急多赴之。”倘若沈榮、沈森有沈萬三這樣的父、祖，銘中竟然對沈萬三沒有任何交待，亦不敘述沈榮、沈森之品德事蹟，實難令人理解。對比劉三吾所撰“漢傑銘”、盧充所撰“伯熙銘”，以及下文所引王行為沈達卿一家三代所撰諸文，這一點顯得更加突出。
其三，仔細閱讀“幽堂銘”對沈經品德事蹟的描述，以及“榮甫銘”“茂卿銘”中的銘詞，都是讚揚其家世代講禮修善，看不出其為大富之家。在“徐氏銘”中，特別談到徐氏“凡纂組箴縷悉善”，說明徐氏還要做一些針線活。“幽堂銘”撰寫於洪武二十一年，稍後兩年，莫禮曾到沈萬三家拜訪，弘治《吳江志》述其接待盛況雲：“其家屏去金銀器皿，以刻絲作鋪筵，設紫定器十二卓，每卓設羊脂玉二枚，長尺餘，闊寸許，中有溝道，所以置箸，否則箸汙刻絲作故也。行酒用白瑪瑙盤，其班紋乃紫葡萄一枝，五猿采之，謂之五猿爭果，以為至寶。其贅婿顧學文設宣和定器十二卓，每湯一套則酒七行，每一行易一寶杯。兩家僮僕皆衣青羅裡翣，其他珍異肴果不言可知。”兩相對比，很難將兩個沈家視作一家。
其四，當時撰寫墓誌銘，凡墓主家族近世有過遷徙經歷者，一般都要有所交代說明。像劉三吾所撰“漢傑銘”、盧充所撰“伯熙銘”，都首先交待沈祐自南潯徙居長洲之事實。王行為其他人所撰墓誌銘，亦大多有此類內容，甚至遠溯唐宋之世。而“榮甫銘”謂其“世為蘇之長洲人”，“茂卿銘”謂其“世吳人”，“幽堂銘”謂“姑蘇沈經思則，家長洲之尹山”，說明沈榮近世祖先並無遷徙之歷史，而是世居長洲尹山的土著居民。這與自吳興南潯遷居長洲周莊的沈萬三家的情況迥然有異。
此外，沈榮字榮甫，名、字都有“榮”字，而沈萬三字仲榮，若兩人系父子，這種取名方式也不合常理。筆者認為，王行提到的沈榮，其父雖然亦名沈富，但此沈富只是偶然與沈萬三同名，其實並非一人。此沈富應當有一定文化素養，曾從學於元侍讀學士袁桷（1266—1327年），並多次接待過“以文翰自矜許”的長沙攸縣人馮子振（約1253—1348年），馮子振為其大書“積善”二字。其子孫亦講求禮度，親禮賢士夫。其家世居長洲尹山，並非外來移民，其家境也不會太富，最多只是一個中富人家。
四、沈達卿、沈伯凝應當就是沈旺、沈至
王行《半軒集》中，還有一組為沈達卿、沈伯凝、沈程、沈巽、張文源等人撰寫的文字，其中沈伯凝系沈達卿子，沈程、沈巽為沈伯凝子，張文源為沈伯凝婿。這組文章並未提及沈萬三，但杜瓊所撰《王半軒傳》有如此說法：“長洲周莊沈達卿，其父號萬三秀者，貲雄當世，為禮聘於家塾。每成章，輒償白金以鎰。半軒概麾去曰：‘使金塢可守，則燃臍之慘無及也。吾言止如是，直何濫取多田翁為哉！’”
這就出現兩個問題：一是杜瓊謂沈達卿是沈萬三子，是根據王行諸文附會出來的，還是確有所本？二是如果杜瓊之言可信，沈達卿是沈茂或沈旺之一，還是沈萬三另外之子？顧誠認為，沈達卿是否就是沈茂，依據現有資料還說不準。王頲推斷，“旺”者所期，蓋“達”，因此“達卿”乃是沈旺之字；至於伯凝，自然就是沈至之字。石雨對於王頲以“測字”辦法確定沈達卿就是沈旺，表示強烈懷疑，認為這樣的結論有一道坎：《佳聲樓記》提到沈伯凝有三子程、巽、衡，而據“伯熙銘”可以確定沈至只有一子德全，兩者顯然對不上。
為便於讀者參酌，亦將這組文章中與沈達卿家庭狀況有關的資料摘錄如下：
《清安堂記》：東陽沈達卿氏，居吳長洲之周莊。奕世以來，鹹以勤慎敦願處鄉里，治生修業，日以優裕。至達卿，產益廣，貲益饒，勤慎敦願益甚，而浸文以飾之。他無所嗜，惟蓄經書子史古圖譜法書名翰之跡，樓而庋之，籖軸匯列。暇則左右閱視，喜溢眉宇間……幾席既安，子婦孫曾秩焉序進，問興居，奉甘毳，怡怡翼翼，四世一堂，周旋而下上。
《彝齋記》：吳長洲沈伯凝氏，好學而勤于古，鼎彝尊敦之器，金石法書之跡，以至於圖畫象物珍異之玩，一見輒能別識，定其久近高下是非良否之自，湖海間號稱好古博雅者，無不歎其知鑒。
《佳聲樓記》：長洲沈達卿，予友也，志于教孫。其子伯凝也，勤於教子。從予游者，曰程，曰巽，曰衡，所謂孫若子也。
《沈文矩字說》：吳興沈伯凝氏，嚴於教子，家庭之間，雍睦可觀。仲子程既冠矣，方其冠也，請字於賓，曰文矩。
《沈文權字說》：姑蘇沈氏，以雄貲巨族聞海內。有子名巽，字文權，簡厚寡默。乃父伯凝謹于教子，命之從余遊。
《立志》：長洲張生文源，年甫弱冠，動止如老成人。厥甫怡雲處士愛之，惟義方是教。其外舅沈翁伯凝，又與予交累代，嘗遣之學於予。
筆者認為，杜瓊系蘇州吳縣人，生於洪武二十九年，與王行、沈達卿既是同鄉，生活年代亦相隔不遠，其說當有所本。細讀上述文章及相關資料，沈達卿家境確實與沈萬三家境高度吻合，而且可以將沈達卿與沈旺、沈伯凝與沈至對應起來。理由如下：
其一，《清安堂記》謂“東陽沈達卿氏，居吳長洲之周莊”，《佳聲樓記》稱“長洲沈達卿”，《彝齋記》稱“吳長洲沈伯凝氏”，說明當時沈達卿一家的居住地，是蘇州長洲之周莊。《沈文矩字說》則稱“吳興沈伯凝氏”，說明沈伯凝之祖先來自吳興。這與沈萬三家自吳興徙居長洲的經歷正好相符。至於《清安堂記》為何稱“東陽沈達卿”，筆者尚未得到確證。據說世傳沈氏譜牒中，曾提到沈萬三遠祖情況雲：“我祖為梁僕射休文公裔，世居武康，後遷洛之汴邑。至唐，六十九世祖諱直者，累官宗伯、右丞。其仲子權，任工部郎中。及宋，大學士括子諱時昇者，為太常卿，從宋南渡，徙於嘉興。”梁僕射休文公指梁朝文學家沈約，曾任東陽太守，“東陽”二字或源於此。
其二，根據《佳聲樓記》《韙軒記》《沈文矩字說》《沈文權字說》以及《立志》，沈達卿之孫、伯凝之子程（文矩）、巽（文權）、衡，及其女婿張文源，皆曾跟隨王行學習。王行確實曾為沈萬三家門館先生，兩者情況吻合。
其三，從《清安堂記》所述其家盛況，可知應為豪富之家，《沈文權字說》亦明確說“姑蘇沈氏，以雄貲巨族聞海內”。搜檢明初保留下來的史料，當時“以雄貲巨族聞海內”的“姑蘇沈氏”，尚未發現沈萬三家之外的另一家。何況當時周莊規模不大，除沈萬三家外，存在另一沈姓巨富的可能性極小。
其四，蘇州素稱人文淵藪，發家致富之後，便往往致力於提高家庭的文化素質。正德《姑蘇志》描述顧阿瑛之風流文雅後，特地提到：“同時有沈萬三及福山曹氏，亦以財雄于吳，而文雅不及。”沈萬三之“文雅”雖然不及顧阿瑛，但特地寫上這樣一句，恰好說明沈萬三亦已追求“文雅”。據“伯熙銘”描述，沈萬三之孫沈莊，“好蓄書史奇玩，每清暇則出而陳之，坐若翁於堂上，俾家人具酒饌，伯熙與其兄獻壽稱觴，怡怡懌懌，一門之內，父子昆季藹如也”。可知“好蓄書史奇玩”，是沈莊與其父兄的共同愛好。從《清安堂記》《彝齋記》看，沈達卿、沈伯凝皆好收藏圖書及法書名翰和古器物，沈伯凝的鑒賞力還得到廣泛讚譽。沈達卿、沈伯凝與沈莊的愛好，顯然高度一致。
根據上述幾點，筆者認為可以確定杜瓊所言有據，沈達卿應當就是沈萬三子。前面談到，沈萬三當有兩子，而沈達卿不可能是其長子沈茂。一是如前所述，沈茂很可能去世較早或是遷徙外地。二是從年齡上說，依照通常情理推測，沈萬三長子茂應當比沈萬四次子漢傑年長一些。根據“漢傑銘”，可以確知沈漢傑生於元延祐七年。王行《清安堂記》談到沈達卿自言：“今吾之年，甲子一周矣。”該記撰寫時間不明，但《彝齋記》《佳聲樓記》皆寫明瞭撰寫時間，分別撰於洪武十四、十五年，該記不會更晚。以洪武十四年沈達卿虛歲62歲計，回推當生於元延祐七年，恰好與沈漢傑同年，與沈茂年齡恐不相符。排除了沈達卿為沈茂，那麼也就剩下一種可能：沈達卿乃是沈萬三次子旺。<>
沈旺也只有兩子，已知次子莊字伯熙，那麼如若沈達卿就是沈旺，則沈伯凝就只能是其長子沈至。但據《佳聲樓記》，沈程、沈巽、沈衡均為沈伯凝之子，而“伯熙銘”談到“兄子德全舁櫬歸”，學者多認為沈至子名德全，兩者似有不合，所以王頲認為所謂“兄子”可能是其堂兄之子，並推斷沈德全乃沈萬四長子德昌之孫。這種推斷顯然不太合乎情理，所以遭到石雨質疑。筆者認為，兩者之間其實並無矛盾。因為《佳聲樓記》謂沈伯凝勤于教子，“從予遊者，曰程，曰巽，曰衡”，但並未說沈伯凝只有這三個兒子；而《沈文矩字說》明言“仲子程既冠矣”，可知沈程乃是次子，而沈巽、沈衡均是其弟，可見他還有一兄，此人可能就是沈德全。
《逆臣錄》透露的資訊，為推測沈達卿、沈伯凝父子其實就是沈旺、沈至父子提供了重要的佐證。該書“顧常招狀”提到“先年間，與本都糧長沈旺、家人倪原吉、豪民王士榮結交藍大人家陳火者，往來買賣”；“顧安保招狀”提到“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十二日，有表兄沈德全與同家人倪原吉、沈子良回家言說”；而“倪原吉招狀”謂其“蘇州府吳江縣民，系沈文矩家人”，倪原吉招供自己“同文矩常與藍府來往”，並具體談到“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內，藍玉回京，是原吉同文矩前去拜望”。由此判斷，倪原吉應是沈家一位資歷較老、地位較高的家人，先後曾跟隨沈旺、沈德全、沈文矩外出經營應酬。已知沈德全為沈旺之孫，沈文矩當亦如是。而根據《沈文矩字說》，沈至次子程字文矩，兩者當為一人。換句話說，根據王行諸記，可以確定“沈達卿—沈伯凝—沈文矩（程）”這樣一條世系；而根據《逆臣錄》諸招狀和“伯熙銘”，可以推出“沈旺—[沈至]—沈德全與沈文矩”這樣一條世系。兩者正好可以對應起來。
另外，弘治《吳江志》莫轅傳中談到：“姻家沈文度者，萬三之曾孫也，有女許嫁陝西劉巡檢。後文度死，家謫戍邊，先生收養其女於家。”顧誠據此認為沈文度死于藍玉案中，恐不確。陸采《冶城客論》談到：“永樂中，萬三之子文度，坐紀綱黨被籍。”可知沈文度身死家戍，乃是永樂年間受紀綱案連累。王頲認為文度當為沈衡之字，“度”、“衡”文義上確有聯繫，其說或可成立。再者，前揭弘治《吳江志》提到顧學文連及“妻族沈旺、沈德全、沈昌年、沈文規、沈文矩、沈文衡、沈文學、沈文載、沈海，凡八人，皆萬三子孫”（所列實為九人），此處所說“萬三子孫”，似當理解為萬三兄弟之子孫，因為沈海肯定是沈萬四之曾孫。其中之沈文規，筆者懷疑即《半軒集》補遺《天放生解》的贈文對象沈生。該文提到“既式其名，又規其字”，可知這位沈生名式，字中有一“規”字。古人字多二字，其字當為文規。文中描述其家境雲：“居吳長洲，年盛而質美性通，家饒貲而無綺紈靡曼敖惰之溺”；“方當安泰之時，承祖父之蔭庥，受已成之基構”。這些均與沈家相符，但其血緣世系尚難究明，或亦為沈伯凝子。至於沈昌年、沈文學、沈文載，限於資料更是難以揣斷。
順便說明，顧誠謂“沈達卿在元末明初蘇州（元平江）文人中頗有名氣”，並舉著名詩人高啟《寄沈達卿校理》、楊基《雨中懷沈達卿、茂卿》、釋道衍（姚廣孝）《清安堂銘並序》為證。筆者還看到許恕亦寫過《次沈達卿理問韻二首》。王頲謂顧誠“存在著將‘同字異人’作‘同字同人’的問題”，確有道理。細審相關詩文，除姚廣孝《清安堂銘並序》系為長洲沈達卿而作，高啟、楊基、許恕詩中所說沈達卿，皆與長洲沈達卿事蹟不類，肯定另有其人，其身份在陳基《六柳莊記》中可窺見一斑：“槜李沈君達卿，起家儒林，敭曆台省，由丞相掾擢拜南行台監察禦史，尋執法行中書為理官。”槜李系嘉興之古稱。貝瓊《存善堂銘》中，則提到“笠澤沈茂卿氏，扁其堂曰存善”。笠澤系松江之古稱，此沈茂卿與楊基之贈詩物件，未知是否一人。
五、沈萬三很可能活到了明朝
乾隆《吳江縣誌》謂“張士誠據吳時，萬三已死”，但同時又收錄不少沈萬三在明初的傳說。所以其說“萬三已死”，只能當作傳說之一種，至少不能當作證明沈萬三死于明朝以前的關鍵證據。伯驊和顧誠援以為據的關鍵史料，是王行所撰“榮甫銘”，筆者在前文已論證過，沈榮與沈萬三並無關係，所以這條證據不能採用。這樣一來，實際上已沒有堅實證據說明沈萬三沒有活到明朝；當然反過來說，也沒有堅實證據說明沈萬三活到了明朝。
筆者仔細研讀“漢傑銘”和其他史料，覺得不能排除沈萬三活到明朝的可能性。“漢傑銘”後半部分關於沈漢傑之家世生平，是根據蕭放撰寫、沈玠提供的行狀撰寫的，但前半部分內容顯然得自劉三吾個人之耳聞，內容如下：
自予備官春坊詞垣以來，日於班次拱聽聖訓，恒錢谷所暨，必首稱吳中沈氏。國初，有萬三公、萬四公兄弟，率先兩浙戶家，輸其稅石者萬，玉音嘉歎久之。複獻白金為兩者千五百以佐用度。上曰：“爾心誠忠，意誠厚，第系天下觀望，萬一人人相效，是啟利原，一有不效，人必不自安。我今富有天下，政不少此也。”好語卻之，不得，乃俾任所意造廊房楹者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千，務罄是金乃已，其誠至若此。嗣是厥家或被告訐，或旁累所逮，往往曲為肆宥。宸衷眷注，固多沈氏長者，亦以風厲天下也。
筆者認為，劉三吾稱國初萬三、萬四兄弟率先輸稅，無論得自何人，都說明此事在當時廣為人知。此時距離明朝開國時間很近，倘若沈萬三早在明朝建立前就已死去，很難相信會產生此種傳說，而且被鄭重其事寫入沈萬四兒子的墓誌銘中。再者，《逆臣錄》“顧以成招狀”談到：本年正月顧學文前去藍玉府邸，藍玉正與教書先生王行在耳房內說話，見到顧學文，遂問：“這個是誰？”王行稟說：“是小人鄉人沈萬三秀女婿。”藍玉一聽十分高興，“賜與酒飯吃飲，吩咐常來這裡說話”。王行向藍玉介紹顧學文，只提他是沈萬三女婿，說明當時沈萬三名氣很大。如果沈萬三在明朝建立以前就去世了，他在明初能否有這樣大的影響力令人懷疑。此外，《貞豐擬乘》記載：“徐民望，字南溪，世居周莊。明洪武初，沈萬山因事被逮，多所株連，人情洶懼，謂欲誅盡貞豐居者。南溪奮然欲拯此一方民，不避斧鉞，叩閽哀請。太祖嘉其志，溫旨慰勞，賜璽書五字雲：‘爾是好百姓’，民得以全，由是世為糧長。”此條資料標明“見《徐氏家乘》”，當為徐氏家族傳說，與“漢傑銘”“伯熙銘”透露的沈家屢受打擊的資訊也相符合。結合廣泛流傳的沈萬三下獄流放等傳說，沈萬三活到明初，甚至曾“因事被逮”，確有很大可能。
此外，伯驊、顧誠等誤認沈榮為沈萬三子，並據沈榮年齡估算沈萬三年齡，可能高估了不少。前面談到，根據王行《清安堂記》估計，沈旺（達卿）大約生於元延祐七年；而根據“伯熙銘”，可以確知沈旺次子莊生於元至正七年，父子相差27歲。假設沈萬三與其次子沈旺亦相差27歲，回推當生於元至元三十年（1293），明朝建立時只有75歲。對比一下沈榮、沈森、沈經三代的年齡差：沈榮生於元大徳十年（1306），沈森生於元天曆二年（1329），父子相差23歲；沈經生於元至正二十年，與其父沈森相差21歲。沈森、沈經均為長子，與其父年齡差要小一些。沈萬三家境豪富、妻妾眾多，結婚不會太晚，長次子間隔應當也不會太長，假設沈萬三與其次子旺相差27歲，還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即使年齡差更大一些，明朝建立時，沈萬三恐怕也不會超過80歲。
如果沈萬三活到了明朝，大約在明朝生活了多長時間呢？撰於洪武二十四年的“漢傑銘”，提到萬三、萬四兄弟率先輸稅，特地寫明是在“國初”，即洪武初年。稍早幾年的“伯熙銘”，談到沈至兄弟“坐若翁於堂上”云云，而未提到其祖父，此時沈萬三應當已不在人世。再往前說，《清安堂記》談到：“幾席既安，子婦孫曾秩焉序進，問興居，奉甘毳，怡怡翼翼，四世一堂，周旋而下上。”所謂“四世一堂”，是指沈達卿及其子、孫、曾孫四代。該記撰寫時間不晚於洪武十四年，此時沈萬三當已去世，若有五世同堂之事，恐怕不會隻字不提。筆者認為，入明數年後沈萬三可能就去世了。
既然沈萬三去世較早，恐怕亦未遭遇抄家流放。明朝建立後，雖然沈家屢遭敲打，但在藍玉案前，其家並未出現家產被抄、家人遭流的跡象。上海夏宗顯卒於洪武十二年，宋濂為其所撰新壙銘中談到：“國朝有天下，患吏之病細民……於是以巨室為糧長，大者督糧萬石，小者數千石。制定而弊複生，以法繩之，卒莫能禁。是時惟蘇之沈氏，以奉法稱。天子親召與語，賜之酒食，時減免其田賦，名聞四方。”文中所說“蘇之沈氏”，與“漢傑銘”相互印證，可以確定就是沈萬三家。從宋濂特地贊其“以奉法稱”看，直到此時，沈家應當尚未遭遇抄家流放之事。洪武二十一年，沈萬四孫沈玠被擢為戶部員外郎，次年與同時受官的一批富家子弟，於華蓋殿奏曰：“臣等田地家財，都是上位保全底，又蒙賜俸，難以消受，敢辭。”“漢傑銘”亦記沈玠辭祿曰：“念臣一門，自國初到今，屢蒙恩宥，得保有妻孥田廬。”說明直到此時，沈家財產仍然得以保全。洪武二十三年，沈家宴請從南京歸來的莫禮，極其奢靡豪華，以致莫旦發出這樣的感慨：“烏乎!一釵七十萬錢，前輩以為妖物，與禍相隨。今觀沈氏之富，豈止一釵七十萬而已哉，其受禍宜也。”莫旦還明確說沈家覆亡是牽入藍案所致：“洪武末年，坐藍黨籍沒家產，父子兄弟俱坐極刑而死。”
總之，洪武十四年以前沈萬三當已去世，下距其家被抄最少已有十幾年。世上流傳的沈萬三被抄家流放的故事，可能是把其後裔的一些事情附會到他本人身上，這在民間傳說中也是很常見的現象。
六、沈萬三家之居住地與戶籍
在研讀相關史料的過程中，筆者發現，關於沈萬三家的居住地和戶籍，其實也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沈萬三家的居住地，大家公認在今江蘇省昆山市周莊。這個周莊，當時隸屬于蘇州府長洲縣，具體地點在蘇台鄉貞豐裡二十六都。
沈萬三家居住在長洲周莊，確實有非常充足的歷史證據。其一，“漢傑銘”謂沈祐“始徙今姑蘇長洲之東蔡村”，即東垞。毗鄰之銀子浜，相傳為“沈萬三之園”；東莊地則為沈萬三“積粟處”，故又名東倉，“東通住宅，西接銀子濱，園亭倉庫，相為聯絡”。這些地點，均位於長洲周莊鎮。其二，“伯熙銘”談到：“曾大父祐由南潯徒[徙]長洲，見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嗣業弗替，嘗身帥其子弟力穡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難，鄉人以長者呼之。”從這種表述看，沈祐遷居長洲後，沈萬三一直生活於此，並未再向遠處遷徙。“伯熙銘”謂沈莊葬於“長洲二十六都影邨羔景字圍之原”，二十六都正是周莊所在地；道光年間，確實在周莊鎮東北穎村羔景字圩發現了沈莊墓誌銘。其三，王行為沈萬三子達卿所撰《清安堂記》，非常明確地說：“東陽沈達卿氏，居吳長洲之周莊。奕世以來，鹹以勤慎敦願處鄉里，治生修業，日以優裕。至達卿，產益廣，貲益饒，勤慎敦願益甚，而浸文以飾之。”可見直到王行撰文時，其家幾代一直居住在長洲周莊。其四，與沈萬三同時同裡、“世居周莊”的徐民望，其本人及後代墓地在嚴字圩東浜，亦可為沈萬三家居長洲周莊之旁證。
根據這些資料，沈萬三家居住在長洲周莊，應無可置疑。然而，弘治《吳江志》又有如此說法：“沈萬三秀宅，在二十九都周莊之上。”當然該志也認可沈萬三是長洲人，特地解釋說：“萬三，長洲人，富甲江南，名聞天下，田宅跨各邑，故吳江有是宅也。”沈家擁有數量浩大的田地，在田地較為集中的某些地方建立住宅，以方便收租管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令人奇怪的是，吳江縣二十九都沈宅所在地，也叫周莊。查弘治《吳江志》所繪“疆域之圖”，此周莊所在的二十九都，距離黎裡鎮較近，與長洲周莊相距數十裡之遙。那麼，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沈萬三及其子孫，究竟住在哪個周莊？
光緒《周莊鎮志》編者顯然注意到這個問題，在“沈萬三宅”條下特加說明：“按，東垞在鎮之東偏，過一水即青浦界，距鎮西之屬吳江者尚三裡許。《吳江縣誌》載萬三宅在縣之二十九都周莊，蓋誤。”不過，輕輕兩個字“蓋誤”，顯然難以使人信服。弘治《吳江志》作者莫旦，其祖先與沈萬三家有兩層婚姻關係，對沈家情況應當比較瞭解。該書著錄“沈萬三秀宅”時，特別談到：“今六世孫洪，字雄仲，仍居舊址，工書法，士林重之。”從“仍居舊址”可知，當時沈宅舊址尚存，莫旦絕非道聼塗説。
相關文獻顯示，吳江縣二十九都確有周莊。其一，弘治《吳江志》“鄉都”部分詳細列舉了鄉都區村名稱，二十九都包括4區33裡11村，其中一村名南周莊。其二，《三吳水考》記述“吳江縣水道”雲：“又有牛場涇、任家灣、西潘、江澤、墩頭、盧裡、沈舍、蛇垛、東勝、太平、萬家、北朱、東長翁家、梅家、戴家、八十畝、涇塘、沈張、頭溪、西雲諸港，屬二十八都；北周莊港，則屬二十九都。俱北行入蔓萊洲、金村、白蕩等湖。”據此二十九都可能還有一個北周莊。其三，《江南經略》列舉“吳江縣備寇水陸路”時談到：“由勝墩、黎裡、周莊、金澤而繞出澱山湖、泖湖之南者，其南路也。”並記述嘉靖三十五年（1556）該縣遭寇掠事雲：“賊掠吳江東南諸鎮。零賊六十餘人，突至牧犢、潭曆、汾湖、周莊，所過焚掠，望平湖而去。”此周莊位於吳江縣東南，而且距黎裡不遠，當即二十九都之周莊。
更確鑿的證據，來自朝廷頒佈的藍玉案審訊記錄《逆臣錄》。茲將相關資料摘引於下：
“顧以成招狀”：一名顧以成，即學文，系蘇州府吳江縣北周莊正糧長。
“顧常招狀”：一名顧常，蘇州府吳江縣二十九都糧長。逐招於後：一招先年間，與同本都糧長沈旺、家人倪原吉、豪民王士榮結交藍大人家陳火者，往來買賣。
“顧安保招狀”：一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內，有本縣二十九都糧長袁祐，為因在京納糧，就行交結藍玉謀逆。……一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內，本縣糧長沈昌年送段子三百匹、銀子一千四百兩，與藍玉交結。
“倪原吉招狀”：一名倪原吉，蘇州府吳江縣民，系沈文矩家人。
《逆臣錄》各犯人招狀，所言具體情節未必可信，但籍貫資訊應是真實可靠的。前揭《大誥續編》也談到顧常、陸仲和均為吳江縣糧長，可與《逆臣錄》相印證。從“顧常招狀”可知，沈萬三子沈旺與其親家翁顧常，皆曾擔任吳江縣二十九都糧長，而沈萬三婿沈學文則擔任吳江縣北周莊正糧長。“倪原吉招狀”稱其為吳江縣民，又謂其系沈文矩家人，則沈文矩應當也隸籍吳江。“顧安保招狀”提到“本縣糧長沈昌年”，則沈昌年也是吳江縣人，而且可能也是二十九都糧長。此外，弘治《吳江志》記述了顧學文牽入藍案原因的傳說，其中談到：“吳江有陳某者，同裡鎮人，洪武中為序班。一子呆戇無取，妻梁氏，國色也，且知書，善吟詩。沈萬三家贅婿顧學文，同邑周莊人，知而慕之。因充糧長，舟行往來，常泊其家。”因同裡鎮隸屬吳江縣，文中所說“同邑周莊”，當然是指吳江縣周莊，而這恰好與《逆臣錄》顧學文招狀謂其為“吳江縣北周莊正糧長”相合。可以說，這些招狀及相關資料顯示，沈萬三子孫及其姻親顧常一家，皆為吳江縣人，而並非長洲縣人。
那麼，是否存在這種可能性：居住長洲縣周莊的沈旺及其子孫，被安排到吳江縣二十九都擔任糧長？筆者檢閱相關史料，覺得這種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其一，洪武前期，確實有讓非本地人擔任糧長的現象，《大誥三編》中談到：“本以大戶為糧長，掌管本都鄉村人民秋夏稅糧。其官吏見法正且清，難為作弊，卻乃設計亂法。其亂法之計，將糧長不許管領本都鄉村納糧人戶，調離本處，或八九十裡、一百里，指與地方，使為糧長者，人戶不識，鄉村不知。其本都本保及鄰家錢糧，卻又指他處七八十裡、百十裡人來管辦。務要錢糧不清，田地不真，易為作弊，如此擾害細民。”可知朱元璋設立糧長的本意，是讓本都大戶掌管本都稅糧。有些官吏為了徇私舞弊（也可能是因為有些都區找不到能夠充任糧長的富裕大戶），曾指派本處大戶去他處擔任糧長。朱元璋發現這種情況，予以嚴厲斥責。可以設想，即使沈家曾經遇到這種情況，洪武十九年頒佈《大誥三編》後也不可能延續下來。其二，更重要的是，當時徵收賦稅，皆以縣為基本單位，糧長編僉亦然，絕不可能出現以此縣大戶充當彼縣糧長的事情。因此可以斷定，就黃冊戶籍而論，沈萬三家及其女婿顧學文家，皆屬吳江縣而非長洲縣。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矛盾：沈萬三家的居住地，說是長洲周莊抑或吳江周莊，似乎都有充分的證據。依據目前掌握的資料，筆者還無法做出明確的判斷，只能提出一個假說：沈祐最初的遷徙地，確實是長洲周莊附近的東蔡（垞）村，沈祐及其兩子在這一帶經營農業和工商業，甚至還可能從事過海外貿易，家境很快富裕起來，需要購置大量田地。周莊一帶水網密佈，土地有限，沈家不得不向外擴展，成為“田宅跨各邑”的大地主。其中吳江縣二十九都一帶，是沈家田產比較集中的重點區域，於是沈家在此也建立了宅第。或許是一個巧合，更可能是沈家有意沿用了老家的地名，其第宅所在地也叫周莊，又稱南周莊。沈家的黃冊戶籍，就隸屬於吳江縣二十九都，所以有數人擔任該都糧長。不過，因長洲周莊一直保有其家祖宅，沈家人也常在此居住，甚至死後也要埋葬於此，所以王行等人皆視其為長洲人。楊循吉《蘇談》提到：“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制耳。”若此說可信，則長洲周莊之第宅，與其家富裕程度不太相侔，可能就是因為其家並非這一處宅第，並未在此全力經營。
必須強調，上述假說還缺乏相應的史料佐證，之所以大膽提出來，是希望引起相關學者——特別是有條件進行實地調查的當地學者——的興趣，共同努力解決這一疑難問題。
七、結語
根據上述論證，筆者認為可以得出如下幾點假說性的判斷：
其一，王行為居住長洲尹山的沈富及其後裔撰寫的幾篇墓誌銘，被很多學者視為瞭解沈萬三及其子孫的關鍵史料，其實這些墓誌銘與沈萬三家族沒有任何關係。這個沈富，只是碰巧與居住周莊的沈富（萬三）同名，兩者並非一人。
其二，王行《半軒集》中提到的沈達卿，應當就是沈萬三的兒子。除杜瓊在《王半軒傳》中有如此說法外，仔細揣摩王行為沈達卿及其子孫所撰諸文，所述家境情況與沈萬三家高度一致。另據《逆臣錄》，沈家的老家人倪原吉曾先後跟隨沈旺、沈德全、沈文矩出外經營辦事，並綜合考慮其家族成員情況，可以初步確定沈達卿就是沈萬三次子沈旺，而沈伯凝就是沈旺長子沈至。
其三，沈萬三並未在張士誠據吳時去世了，明朝建立後，他和弟弟沈萬四積極投靠新朝，率先輸納稅糧，曾得到朱元璋的稱讚。但朱元璋統治政策的一個重點，就是打擊豪民富戶，所以沈家曾屢遭打擊，沈萬三本人可能也曾被逮下獄。但這些打擊都不是毀滅性的，沈家依然過著十分奢華的生活。沈萬三入明數年後可能就去世了，他本人應當並沒有遭遇抄家流放。直到藍玉案爆發，沈萬三後裔大多被牽連其中，沈家才遭到徹底破敗的命運。
其四，沈萬三父沈祐的遷居地，肯定是長洲縣周莊附近。但沈家很快發財致富，成為“田宅跨各邑”的大地主。其中吳江縣二十九都，可能是沈家田產較為集中的地方，沈家在該都周莊也建有宅第。換句話說，當時蘇州府長洲縣二十六都和吳江縣二十九都皆有周莊，沈萬三家在兩個周莊都有宅第，但其家的黃冊戶籍應是隸屬吳江縣而非長洲縣。
[原文載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作者：高夀仙，系北京行政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