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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老百姓在他心裡就是天——大方縣原馬場區區委書記劉安國心懷為民情、退休不退志系列報導之一

6月14日, 大方縣對江鎮大山村, 大方縣原馬場區區委書記劉安國坐在自家院子裡休息。

在他的背後, 依次是兒子家的平房、他自己住的石頭房、以及已廢棄的老式木房。

三個時代的房子, 就像劉老臉上的皺紋, 見證了歲月的滄桑。

85歲高齡的劉安國身材高大, 精神矍鑠。

他拄著拐杖站起身, 熱情地招呼記者一行。

小院清幽, 微風輕拂。 在劉老洪亮的嗓音中, 我們的思緒回到了幾十年前。

解決糧食問題, 從三個方面著手

1965年12月, 天寒地凍, 出現在馬場區公所的時候, 劉安國腳踏草鞋, 肩上扛著一大一小兩個包。

用床單裹著的大包裡是自帶的鋪蓋,

帆布做的小包裡是簡單的隨身物品。

這一年, 劉安國從大方縣坡腳區調到馬場區任區長。

報到後的第二天, 劉安國就下鄉了。 半個月時間, 他訪遍了馬場大小生產隊, 走遍了馬場的山山水水。

“高山冷箐, 洋芋當頓, 想要吃米, 除非生病。 ”

當年的馬場缺水、缺糧, 大小山頭光禿, 耕地土壤酸化, 群眾家中有鍋無米, 生活困難。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讓大家吃飽飯, 是擺在他面前的頭等大事。

回到馬場區公所, 劉安國陷入了沉思。

“手裡有糧, 心頭不慌。 ”要解決糧食問題, 得從三個方面下手:生態、改土、水利。

要把生態搞好, 就得栽樹, 給光頭山戴上“帽子”。

改土包括瘦改肥和土改田。 因為當地土壤酸化, 越來越貧瘠,

劉安國組織群眾燒石灰, 改良土壤環境, 提升肥力。 因為範圍廣, 涉及群眾多, 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而土改田更是難上加難, 想要把土變成田, 最關鍵的是水, 而馬場最缺的就是水。

“修水庫!”劉安國手拍桌子, 斬釘截鐵。

在抓好生態、改土、水利三件大事的同時, 糧食生產是大事, 馬虎不得。

劉安國召集各個公社、大小生產隊開會, 分組進行討論, 定下計畫, 小麥種多少、油菜種多少, 開多少土、開多少田, 完成多少任務, 甚至連上交的公糧任務都要分好。

這一干, 就是18年。

18年來, 他植樹造林、緊抓農業、興修水利, 想盡一切辦法, 都要讓各大小生產隊的人把飯吃飽, 把生活過得越來越好。

18年來, 劉安國大部分時間都在下鄉。 各個公社、生產大隊、小隊他都先看過、調查過,

哪裡適合種什麼、收成大概有多少, 哪裡莊稼長成什麼樣, 哪裡有沒有收割糧食, 他心裡一清二楚。

哪個山頭種樹, 哪些壩子改田, 哪個山沖築塘, 哪些偏坡砌坎, 劉安國心裡有譜。

“工作起來巴不得白天不會黑, 瞌睡不會來”

“劉書記工作起來不要命, 巴不得白天不會黑, 瞌睡不會來, 連開會都嫌浪費時間。 ”馬場鎮退休幹部陳永遠說。

已78歲的吳大本, 當年是劉安國的資料員。

“劉書記關心群眾, 處處帶頭, 作為上級, 他經常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 說的話又合心, 起到了榜樣的作用, 他的這種工作作風影響了大批的幹部。 ”吳大本說。

劉安國較真, 凡是和他共事過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氣。

吳大本說:“在劉安國的領導下,

大家可以大膽工作, 工作中萬一出現意外或錯誤, 他可以幫你一肩扛起來, 但是不能玩虛的, 工作做了多少就是多少, 沒做就是沒做。 哪個幹部‘玩虛的’, ‘不死也要脫層皮’。 ”

“劉書記他喜歡說直話, 不彎酸, 開會傳達中央精神時語言直白, 講紀律講黨性, 說完了事, 對他來講, 關鍵是幹, 讓老百姓得實惠, 讓老百姓吃飽飯, 讓老百姓富起來。 ”時任馬場區鼠場公社黨委書記的魏家全說。

在馬場當了12年的區長後, 劉安國于1977年任馬場區委書記。

劉安國不僅嚴格要求幹部, 而且也同樣嚴格要求自己的。 他給自己定下這樣的規矩:不吃一頓不開錢的飯, 不收一件不開錢的東西。

一次, 劉安國到鼠場公社的抬沙生產隊, 快餓趴下了, 叫支書去買幾個雞蛋來煮吃。

村民們知道是書記來了, 說什麼也不肯收錢。 沒想到, 劉安國也堅決不吃。 沒辦法, 村民只得收了錢, 他才吃了5個雞蛋繼續上路。

“劉安國老書記這個人太直得很, 走到哪家, 別人招呼他吃頓飯他都不吃, 如果他帶的乾糧吃完了又剛好餓了, 他才吃, 但是吃完當時就要給錢給糧票。 ”75歲的村民劉子德豎起大拇指。

在劉子德的印象中, 劉安國性格直, 工作踏實, 不論是改土、栽樹和修水庫, 都抓得實實在在。

一個帆布包, 一個口缸, 一塊毛巾

一個帆布包, 一個口缸, 一塊毛巾。

這是劉安國下鄉時的全部“裝備”, 帆布包裝饅頭, 口缸喝水, 毛巾洗臉擦汗。

“劉老書記是一個艱苦樸素的人, 從來沒有因為是區裡的一把手就搞什麼特權, 他反而比其他幹部更嚴格要求自己。”當時任馬場區公所的通信員嚴雲說。

“經常他都是單獨行動,天還沒亮就出門了,去哪裡沒人曉得,只是早上頭十點鐘的時候,他就到了某個公社打電話來:某某大隊某某小隊某某家房屋倒塌,叫民政幹部前去調查。不多久又從另一個公社打電話來:某某生產隊某某地遭受雹災,受災面積多少,受災品種有哪些,五成多少畝,三成多少畝,絕收多少畝,請向縣生產辦公室和縣民政局彙報,要求前來調查……”

嚴雲說,“那時候劉書記可以說是‘神出鬼沒’,一下在這裡,一下在那裡的。各個公社的領導幹部根本不敢懈怠,一旦有偷懶、不作為、吃拿卡要的,說不定哪個時候就會被抓個‘現行’。”

“他一天要走四、五個公社,全區九個公社,他可以兩天就走完。大家都說他是‘長腳杆’書記。”嚴雲說。

現在的馬場鎮的範圍只有當年的4個鄉(公社),而當年的馬場區管轄了9個鄉(公社),範圍達300多平方公里。

靠著兩條腿,劉安國把這300多公里內9個公社的村莊、田間地塊走了無數遍。

不管去到哪裡,劉安國一看見有偷懶的幹部和群眾,都會批評教育,讓他們動起來,跟他們說要勤勞才能致富。

在劉安國的影響下,鄉親們的搞生產的積極性都很高。

“劉書記來了!”

“在哪裡?”

“都進公社去了。”

“趕緊吃,吃完該幹嘛幹嘛去。”

“當時,全區老百姓都認得他,他走到哪裡,沿路的村民都會和他打招呼,喊他進家吃飯,但他都會婉言謝絕。”當時的馬場公社秘書周大興說,“如果饅頭吃完了,他在哪家吃了飯,走的時候他都會留下半斤糧票、一角五分錢。”

由於長期飲食不規律,加上艱苦的工作環境,以及長期走路,他換上了嚴重的胃病。人們經常看見他皺著眉頭,用拳頭按住肚子,語氣卻故作輕鬆地和大家說話。

“他的胃病幾十年了,經常痛得他彎下腰去,在地上蹲半天才起來。因為不敢吃炒包穀花,下鄉的時候他都是背著幾個饅頭就走了,餓了就吃一個,在山溝裡舀幾大口山泉喝,就是一頓。”吳大本回憶。

“劉書記總是關心群眾的生活過得如何,卻顧不上自己的胃病,實在痛得不行的時候,就讓衛生人員打一針止痛藥。針剛拔出來,他又上路了。”

“和老百姓在一起,心裡有數,感覺舒服。”劉安國說。

調走那天,老百姓送了一程又一程

“劉書記要走了!”1984年1月的一天早晨,劉安國調離馬場區的消息不脛而走,馬場街上的老百姓紛紛趕來送別。

糧食、雞蛋,甚至是大公雞,大家爭著把家裡拿得出手的東西送給劉安國,但都被他謝絕了。

“算起來,在馬場幹了18年零1個月,我和他們的感情都是真感情。”劉安國感慨,“那天大家都哭了,我也哭了。”

在接到調令後,第二天天還沒亮,劉安國就把簡單的行李收拾好,出了門,想一個人悄悄離開。

和18年前一樣,劉安國的肩上還是一大一小兩個包,唯一不同的,是大包上用繩子拴了一張小木板凳,這是走的前一天,一個當木匠的好朋友連夜趕制出來送給他的。

“我也跟著送,當時好多人都是瞌睡眯兮、披衣搭衫的,都是一聽到消息就起床趕過來。”吳大本說。

人們送了一程又一程,大家灑淚而別。待街上大多數人趕來時,劉安國已轉過山那邊去了。(史開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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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審:金明忠

編 輯:黎 榮

見習編輯:郭力豔

他反而比其他幹部更嚴格要求自己。”當時任馬場區公所的通信員嚴雲說。

“經常他都是單獨行動,天還沒亮就出門了,去哪裡沒人曉得,只是早上頭十點鐘的時候,他就到了某個公社打電話來:某某大隊某某小隊某某家房屋倒塌,叫民政幹部前去調查。不多久又從另一個公社打電話來:某某生產隊某某地遭受雹災,受災面積多少,受災品種有哪些,五成多少畝,三成多少畝,絕收多少畝,請向縣生產辦公室和縣民政局彙報,要求前來調查……”

嚴雲說,“那時候劉書記可以說是‘神出鬼沒’,一下在這裡,一下在那裡的。各個公社的領導幹部根本不敢懈怠,一旦有偷懶、不作為、吃拿卡要的,說不定哪個時候就會被抓個‘現行’。”

“他一天要走四、五個公社,全區九個公社,他可以兩天就走完。大家都說他是‘長腳杆’書記。”嚴雲說。

現在的馬場鎮的範圍只有當年的4個鄉(公社),而當年的馬場區管轄了9個鄉(公社),範圍達300多平方公里。

靠著兩條腿,劉安國把這300多公里內9個公社的村莊、田間地塊走了無數遍。

不管去到哪裡,劉安國一看見有偷懶的幹部和群眾,都會批評教育,讓他們動起來,跟他們說要勤勞才能致富。

在劉安國的影響下,鄉親們的搞生產的積極性都很高。

“劉書記來了!”

“在哪裡?”

“都進公社去了。”

“趕緊吃,吃完該幹嘛幹嘛去。”

“當時,全區老百姓都認得他,他走到哪裡,沿路的村民都會和他打招呼,喊他進家吃飯,但他都會婉言謝絕。”當時的馬場公社秘書周大興說,“如果饅頭吃完了,他在哪家吃了飯,走的時候他都會留下半斤糧票、一角五分錢。”

由於長期飲食不規律,加上艱苦的工作環境,以及長期走路,他換上了嚴重的胃病。人們經常看見他皺著眉頭,用拳頭按住肚子,語氣卻故作輕鬆地和大家說話。

“他的胃病幾十年了,經常痛得他彎下腰去,在地上蹲半天才起來。因為不敢吃炒包穀花,下鄉的時候他都是背著幾個饅頭就走了,餓了就吃一個,在山溝裡舀幾大口山泉喝,就是一頓。”吳大本回憶。

“劉書記總是關心群眾的生活過得如何,卻顧不上自己的胃病,實在痛得不行的時候,就讓衛生人員打一針止痛藥。針剛拔出來,他又上路了。”

“和老百姓在一起,心裡有數,感覺舒服。”劉安國說。

調走那天,老百姓送了一程又一程

“劉書記要走了!”1984年1月的一天早晨,劉安國調離馬場區的消息不脛而走,馬場街上的老百姓紛紛趕來送別。

糧食、雞蛋,甚至是大公雞,大家爭著把家裡拿得出手的東西送給劉安國,但都被他謝絕了。

“算起來,在馬場幹了18年零1個月,我和他們的感情都是真感情。”劉安國感慨,“那天大家都哭了,我也哭了。”

在接到調令後,第二天天還沒亮,劉安國就把簡單的行李收拾好,出了門,想一個人悄悄離開。

和18年前一樣,劉安國的肩上還是一大一小兩個包,唯一不同的,是大包上用繩子拴了一張小木板凳,這是走的前一天,一個當木匠的好朋友連夜趕制出來送給他的。

“我也跟著送,當時好多人都是瞌睡眯兮、披衣搭衫的,都是一聽到消息就起床趕過來。”吳大本說。

人們送了一程又一程,大家灑淚而別。待街上大多數人趕來時,劉安國已轉過山那邊去了。(史開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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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習編輯:郭力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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