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現代進程起於洋務運動， 至今已然超愈一個半世紀， 跨越清末、民國與人民共和國三大時段。 考其承續， 發現雖階段有別，
那麼， 放眼大中華， “現代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它的政治形貌與精神氣質如何？時至今日， 在應然和實然、可欲與可能兩相比對的意義上， 解決中國問題的現代進程已經走到哪一步了？往下如何收束？本文在法政哲學維度， 粗略梳理出一條“立國敘事”， 就教于方家。
現代中國以“富強、民主與文明”為旨歸
解決“中國問題”是一部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旋律， 期期於“建設現代中國”， 則以“富強、民主與文明”三大目標為旨歸， 勢所必然。 這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首要三項。 在此， 富強是立國目標， 民主是建政導向， 而文明——此處意味著現代早期以來還發育成長的所謂現代文明——則將政治與邦國連袂一體，
現代中國意味著需要立國、立憲、立教與立人， 這是一個文明轉型、文化啟蒙和政治建國的統一進程。 “認識老中國， 建設新中國”， 梁漱溟先生當年的原話， 概括其貌。 如此這般， 立憲遂成樞機， 支撐起政制而建設政治， 引領出一個政治立國的浩蕩時代。 與此同時， 意義秩序的翻新， 特別是夾雜在古今之變與中西之變之間， 如何恰予調和，
由此， 發展經濟社會， 建構民族國家， 提煉優良政體， 重締意義秩序， 凡此四項， 對現代中國進程至關重要。 考諸近代中國歷史， 無論哪個階段， 此為主流歷史意識， 時有差池， 亦得糾偏， 不容稍懈。
迄而至今， 大率可以說,發展經濟社會頗見成效， 還需往前趕， 實現經濟轉型的充分落地與更新換代的與時俱進。 畢竟，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國民奔小康， 來之不易。 建構民族國家已然完成， 至於重締意義秩序， 也就是所謂立教， 不是一、兩代人的事， 必得訴諸漫長的心靈成長歷程，
尤須指出的是， 在此四大專案中， 優良政體堪當樞機。 經驗表明， 大轉型的初中期， 經濟社會發展蔚為基礎， 無此一切免談。 一俟基礎奠立， 既足以支撐民族國家， 複造就市民生活， 則經濟不再是問題， 政治便會浮上檯面。 縱便表面是經濟問題， 骨子裡卻常常是政治。
正是在此， 大率可以說， 現代中國的成長一直以追求優良政體為鵠的， 使得一部現代中國的成長史遂成政治建國進程。 如何建設一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是百年一脈延續的主題。在此，百年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採擷中西，融匯古今，以建設一個可欲而可能的政體，其之有德有方，將主權與治權、政權和政府、政道和治道，清晰分梳之際，實現政治的穩定性和政制的有效性的統一。
文明與政治的統一體
在現代中國進程中，民族和民主是兩個重要論題。
具體來說，19世紀末期開始的現代中國進程，起自掙脫朝代國家、奔向民族國家的努力，欲將中國奠立於基於族群共同體而來的民族共同體之上，而指向政治國族目標。因而，其之民族本位與以民族主義立國，理所當然，勢所必然，因應的正是這一全球列國體系的時代潮流。這一方案取徑歷史主義的文明論建構，追索的是現代人的家園歸屬和文化忠誠，以文明積蘊滋養上述體制保障，進而由心性通達政道，在努力實現天道與人心合德的文明進程中，昭示政道和治道的文明意義。
另一方面，現代中國意味著它是億萬民眾分享的公共家園，需要構建政治共同體的法律理性和政治理性，兌現作為立國之基的憲法的政治承諾，表達出應有的政治誠意和政治德性。如此這般，方能達成全體民眾政治上的和平共處，而恰成一共和局面。職是之故，需要建設民主與法治，重申公民美德，而為全體民眾政治上的和平共處提供體制保障，涵養國族立世存身的政治德性資源。
回瞰過往，總體而言，中國的百年立國進程正是以文明立國來建設民族共同體，以政治立國來建設政治共同體，努力實現政體論與文明論的統一。畢竟，在理想與現實的雙重意義上，現代中國不是別的，不過是文明與政治的統一體，人民與城邦的共同體。在此，追求既有集體尊嚴和基本公共產品，又能護持個人自由與捍衛愜意人生的現代國族格局，既為國家理想，而進度不一，說明了現代中國的誕生是一個超大規模的長時段運動，難能一蹴而就，而有待於接續努力。
基此，可以這樣兩句話作結，民主的法制化所締造的制度文明力量，給政治國家以文明加冕；文明的主體性所提供的超驗價值之寄身於政治建構，旨在讓文明國家獲得自己的政體肉身。
現代中國的成長依恃國家理性與公民理性二柄，期期於涵養國族的政治成熟。現代中國的國家理性建構啟程於抵禦外侮，而肇興於自救，終歸于尋繹優良政體和有效政治的政治自覺與文化自覺。大略來看，這一思慮初在將國家與朝廷兩相剝離，使國族和天下井然分際，凸顯國家利益本質及其現代轉換；繼而，于國民與國家、人民與政體的框架中，省思個體的自由與幸福，將民族心思凝聚于優良政體的追尋。百餘年來不懈追求，終於凝聚彙集成追求上述“富強、民主和文明”三大目標。
建構中華文明國家哲學
行文至此，理述現代中國立國進程的思想脈絡和政治進程，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能否直面中國文明的苦難，包括如何回應諸如“落後就要挨打”與“1840情結”等民族主義命題和隱痛，怎樣解釋東西方列強對於現代中國的成長的複雜心態等國家間政治問題。即便無法面對具體苦難，也必須對苦難問題在一般意義上多所回應，在人生哲學和生命政治意義上給予理論性闡釋，才可能於內在骨血上回應中國文明關切。
畢竟，中國近代的大轉型，改天換地，不僅是中國文明的自我轉型，也是現代世界創世紀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同其他古典樞紐文明，中國文明本身就內含著開放性的導向，中國民族歷來蔚為“世界歷史民族”。事實上，百多年的進程中，中國文明展現了接納異域文明的寬闊心胸和消納能力，而舉凡人格平等、自由意志、追求幸福的權利以及超越性向度的自主選擇等等，早已積澱于億萬國民的身心，一定程度上見諸日常的灑掃應對。就此而言，中國文明的復興與現代中國的成長，既是中國文明返本開新、自我發展的自然結果，也是百多年來吸納各種西學元素後的綜合生髮過程。兩頭結合，截取融通，方有此刻大中華文明圈的整體崛起。
走到今天，可以看出，現代中國成長進程內含著一脈立國哲學，有待抉發。所謂“中國敘事”，就是要梳理其頭緒，展現其脈絡，落實其名目，從而促進文化中國、政治中國與人民共和的統一，以塑造華夏國族成熟健全而剛健博大的精神內涵和政治外貌。
進而，這一鋪陳立國敘事的運思，也就是一種建構中華文明國家哲學的實際努力。以國家哲學綜理國族的理性與理想，提煉國族的核心文化意識與主流價值理念，陳述和表達國民的主流意志，對於國族生活和國民心性做出具有歷史維度和政治意義的深度闡釋，百多年的華夏心智多所積勞積慧。今天，特別需要在晚近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互動意義上，闡釋中華民族自救自強的近代歷史的正當性，梳解其悲情，抒解其苦難，體認更為宏闊層面上的中國文化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義傳統，構建剛健和平而開放的文明氣質。此為國家哲學，而為國族塑魂矣。
畢竟，中國的大轉型起自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歷經三波“改革開放”，以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回歸、向大西洋文明致意取法、承認普遍人性，來塑造中國近代歷史的主流歷史意識和政治意志，並作為重新出發的起點。現代中國已然成型，但大轉型並未完結，有待再幹一、兩代人，自當下用功，往前趕路。
（摘自《組工文萃》2017年第五期）
如何建設一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是百年一脈延續的主題。在此，百年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採擷中西，融匯古今，以建設一個可欲而可能的政體，其之有德有方，將主權與治權、政權和政府、政道和治道，清晰分梳之際，實現政治的穩定性和政制的有效性的統一。文明與政治的統一體
在現代中國進程中，民族和民主是兩個重要論題。
具體來說，19世紀末期開始的現代中國進程，起自掙脫朝代國家、奔向民族國家的努力，欲將中國奠立於基於族群共同體而來的民族共同體之上，而指向政治國族目標。因而，其之民族本位與以民族主義立國，理所當然，勢所必然，因應的正是這一全球列國體系的時代潮流。這一方案取徑歷史主義的文明論建構，追索的是現代人的家園歸屬和文化忠誠，以文明積蘊滋養上述體制保障，進而由心性通達政道，在努力實現天道與人心合德的文明進程中，昭示政道和治道的文明意義。
另一方面，現代中國意味著它是億萬民眾分享的公共家園，需要構建政治共同體的法律理性和政治理性，兌現作為立國之基的憲法的政治承諾，表達出應有的政治誠意和政治德性。如此這般，方能達成全體民眾政治上的和平共處，而恰成一共和局面。職是之故，需要建設民主與法治，重申公民美德，而為全體民眾政治上的和平共處提供體制保障，涵養國族立世存身的政治德性資源。
回瞰過往，總體而言，中國的百年立國進程正是以文明立國來建設民族共同體，以政治立國來建設政治共同體，努力實現政體論與文明論的統一。畢竟，在理想與現實的雙重意義上，現代中國不是別的，不過是文明與政治的統一體，人民與城邦的共同體。在此，追求既有集體尊嚴和基本公共產品，又能護持個人自由與捍衛愜意人生的現代國族格局，既為國家理想，而進度不一，說明了現代中國的誕生是一個超大規模的長時段運動，難能一蹴而就，而有待於接續努力。
基此，可以這樣兩句話作結，民主的法制化所締造的制度文明力量，給政治國家以文明加冕；文明的主體性所提供的超驗價值之寄身於政治建構，旨在讓文明國家獲得自己的政體肉身。
現代中國的成長依恃國家理性與公民理性二柄，期期於涵養國族的政治成熟。現代中國的國家理性建構啟程於抵禦外侮，而肇興於自救，終歸于尋繹優良政體和有效政治的政治自覺與文化自覺。大略來看，這一思慮初在將國家與朝廷兩相剝離，使國族和天下井然分際，凸顯國家利益本質及其現代轉換；繼而，于國民與國家、人民與政體的框架中，省思個體的自由與幸福，將民族心思凝聚于優良政體的追尋。百餘年來不懈追求，終於凝聚彙集成追求上述“富強、民主和文明”三大目標。
建構中華文明國家哲學
行文至此，理述現代中國立國進程的思想脈絡和政治進程，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能否直面中國文明的苦難，包括如何回應諸如“落後就要挨打”與“1840情結”等民族主義命題和隱痛，怎樣解釋東西方列強對於現代中國的成長的複雜心態等國家間政治問題。即便無法面對具體苦難，也必須對苦難問題在一般意義上多所回應，在人生哲學和生命政治意義上給予理論性闡釋，才可能於內在骨血上回應中國文明關切。
畢竟，中國近代的大轉型，改天換地，不僅是中國文明的自我轉型，也是現代世界創世紀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同其他古典樞紐文明，中國文明本身就內含著開放性的導向，中國民族歷來蔚為“世界歷史民族”。事實上，百多年的進程中，中國文明展現了接納異域文明的寬闊心胸和消納能力，而舉凡人格平等、自由意志、追求幸福的權利以及超越性向度的自主選擇等等，早已積澱于億萬國民的身心，一定程度上見諸日常的灑掃應對。就此而言，中國文明的復興與現代中國的成長，既是中國文明返本開新、自我發展的自然結果，也是百多年來吸納各種西學元素後的綜合生髮過程。兩頭結合，截取融通，方有此刻大中華文明圈的整體崛起。
走到今天，可以看出，現代中國成長進程內含著一脈立國哲學，有待抉發。所謂“中國敘事”，就是要梳理其頭緒，展現其脈絡，落實其名目，從而促進文化中國、政治中國與人民共和的統一，以塑造華夏國族成熟健全而剛健博大的精神內涵和政治外貌。
進而，這一鋪陳立國敘事的運思，也就是一種建構中華文明國家哲學的實際努力。以國家哲學綜理國族的理性與理想，提煉國族的核心文化意識與主流價值理念，陳述和表達國民的主流意志，對於國族生活和國民心性做出具有歷史維度和政治意義的深度闡釋，百多年的華夏心智多所積勞積慧。今天，特別需要在晚近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互動意義上，闡釋中華民族自救自強的近代歷史的正當性，梳解其悲情，抒解其苦難，體認更為宏闊層面上的中國文化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義傳統，構建剛健和平而開放的文明氣質。此為國家哲學，而為國族塑魂矣。
畢竟，中國的大轉型起自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歷經三波“改革開放”，以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回歸、向大西洋文明致意取法、承認普遍人性，來塑造中國近代歷史的主流歷史意識和政治意志，並作為重新出發的起點。現代中國已然成型，但大轉型並未完結，有待再幹一、兩代人，自當下用功，往前趕路。
（摘自《組工文萃》2017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