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近日，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舉行了CF40•青年論壇雙周內部研討會第92期， 會議主題為“城市化進程與路徑”。 與會專家認為， 過去幾十年， 我國的城市化快速發展， 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動力。 但同時， 城市化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問題。 從國際經驗來看， 我國的大城市率較發達國家還有較大距離， 且我國一線城市經濟密度距國際大都市也尚有差距， 因此中國的城市化仍有較大空間。
與會專家指出， 未來的城市化應該注意取消身份歧視， 擴大城市准入， 逐步擴大基本公共服務的覆蓋面。 在農村， 應該秉持“三權分離”的思路，
城市化成就顯著， 但問題較多
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城市化進程密不可分。 過去三十多年， 中國在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績， 年平均GDP增長率超過9%， 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與此同時， 我國經歷了高速的城市化進程。 從這個角度看， 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是一步步解放農民， 讓更多的人離開土地， 匯入城市的過程， 這其他國家城市化過程的邏輯是一樣的。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農民從以前的集體生產中解放出來， 為工業的發展提供了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後備軍。 接下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 讓農民“離土不離鄉， 就地工業化”。
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 土地制度、工業化和城鄉二元結構是最為關鍵的三個因素。 土地制度在城市化過程中間承載了籌資的功能， 為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籌資， 為城市化地快速發展提供了支撐力量。 6億人的城市化對應的是天量地的就業人口， 而過去三十多年來我國工業化地快速發展， 特別是加入WTO以後製造業的快速發展， 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城鄉二元結構下， 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並沒有覆蓋到城市的新進入者， 以不平等為代價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化的成本。
在成績顯著的同時， 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也出現了許多問題。
中國大城市仍有發展潛力， 公共資源配置應更為均等
當前我國的城市化率為56%， 離發達國家70%的分界線還有一定的距離，
很長時間以來佔據主導地位的城市化思路都是大力發展小城鎮。 2013年發佈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了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 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思路。 但在2014年發佈的《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改革制度的意見》這一檔中， 針對落戶限制， 提出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 有序放開中等城市， 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 嚴格控制特大城市⼈口規模。 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去庫存方面，
根據世界銀行2009年的一份報告， 美國、日本的產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而在能源地帶和農業地帶， 產出則很低。 2007年發佈的一份學術研究報告比較了1960年和2000年不同城市的人口規模， 進而發現了一個基本規律， 即人口是在向大城市集聚， 1960年到2000年人口大於100萬的大城市在上升。 根據聯合國的資料， 1960到2013年大城市的人口都在增加， 而100萬以下的中小城市人口都在減少。此外，城市人口和城市人均產出之間呈正相關關係：城市的規模越大，生產效率就越高。如果用百萬以上人口占比表徵大城市率，那麼大城市率最高的是日本的65%，而中國現在是23%，在主要發達國家中比我們低的只有法國和英國。因此，從國際經驗來看，未來我國的大城市還應進一步發展。
目前，我國的資源，包括行政資源、公共基礎設施資源，都高度集中在首都、一線城市、省會城市及重點城市，因此未來的人口流向應該是大城市。目前中國一線城市的經濟密度雖然比國內其他城市高很多，但是離國際大都市還有一定的差距。這說明通過改進管理，仍然能夠提高城市的承載力，進一步吸收人口，創造出更多的經濟機會。即使真的出現了大城市承載能力不足的問題，治本之道也在於改變公共資源的配置方式，使得公共資源配置更佳均等。如果大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務水準的差異難以縮小，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吸引力就不可能產生。
取消身份歧視，在聚集和增長中解決問題
過去三十多年城市化的發展動力都主要來自於農村地區。在收入達到一定水準之後，如果還按照原來的發展方式，會面臨越來越多的困難。所以未來城市化應該是“城市先動，以城帶鄉”。在增加城市人口吸附能力、就業創造能力、收入增長能力這個方向上努力，從而達到解放農村，讓人口自然地往城市流動的目的，從政策制定角度來講，我們需要這樣一個思路的轉變。
而從具體的政策操作上來看，我們應該堅持“有檔次之差，無身份之別”，取消身份歧視，擴大城市准入，逐步漸進擴大公共服務覆蓋面。“城市化”和“人口市民化”的核心問題是財政無法覆蓋全部人口。解決這一問題，首先是鎖定並消化存量，把現有跟戶籍掛鉤的制度按照難易的大小、成本的高低逐個解決。同時今後城市政府出臺任何公共服務政策不要再跟戶籍掛鉤，把身份標籤撕掉。此外，要從經濟增量裡尋找動力，增加城市的准入和吸附能力，從聚集和收入增長中尋找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和突破口。
在農村，應該秉持“三權分離”的思路，將土地集體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離，這一說法現在已經進入了中央文件。當各要素分離時，流動性會增加，各生產單位的財富都可以帶走，從而使得生產要素的可得性和流動性都有所增加，利用效率也會大幅度提高。所以在農村三權分離的配合下，可以弱化城市增加吸附能力後帶來的人口流動摩擦，城市化可能會更加順利。
而100萬以下的中小城市人口都在減少。此外，城市人口和城市人均產出之間呈正相關關係：城市的規模越大，生產效率就越高。如果用百萬以上人口占比表徵大城市率，那麼大城市率最高的是日本的65%，而中國現在是23%，在主要發達國家中比我們低的只有法國和英國。因此，從國際經驗來看，未來我國的大城市還應進一步發展。目前，我國的資源，包括行政資源、公共基礎設施資源，都高度集中在首都、一線城市、省會城市及重點城市，因此未來的人口流向應該是大城市。目前中國一線城市的經濟密度雖然比國內其他城市高很多，但是離國際大都市還有一定的差距。這說明通過改進管理，仍然能夠提高城市的承載力，進一步吸收人口，創造出更多的經濟機會。即使真的出現了大城市承載能力不足的問題，治本之道也在於改變公共資源的配置方式，使得公共資源配置更佳均等。如果大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務水準的差異難以縮小，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吸引力就不可能產生。
取消身份歧視，在聚集和增長中解決問題
過去三十多年城市化的發展動力都主要來自於農村地區。在收入達到一定水準之後，如果還按照原來的發展方式，會面臨越來越多的困難。所以未來城市化應該是“城市先動，以城帶鄉”。在增加城市人口吸附能力、就業創造能力、收入增長能力這個方向上努力，從而達到解放農村，讓人口自然地往城市流動的目的，從政策制定角度來講，我們需要這樣一個思路的轉變。
而從具體的政策操作上來看，我們應該堅持“有檔次之差，無身份之別”，取消身份歧視，擴大城市准入，逐步漸進擴大公共服務覆蓋面。“城市化”和“人口市民化”的核心問題是財政無法覆蓋全部人口。解決這一問題，首先是鎖定並消化存量，把現有跟戶籍掛鉤的制度按照難易的大小、成本的高低逐個解決。同時今後城市政府出臺任何公共服務政策不要再跟戶籍掛鉤，把身份標籤撕掉。此外，要從經濟增量裡尋找動力，增加城市的准入和吸附能力，從聚集和收入增長中尋找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和突破口。
在農村，應該秉持“三權分離”的思路，將土地集體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離，這一說法現在已經進入了中央文件。當各要素分離時，流動性會增加，各生產單位的財富都可以帶走，從而使得生產要素的可得性和流動性都有所增加，利用效率也會大幅度提高。所以在農村三權分離的配合下，可以弱化城市增加吸附能力後帶來的人口流動摩擦，城市化可能會更加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