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1日訊， 近日， 教育部辦公廳下發“關於做好2017年義務教育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 其中明確要求“強化履行各方義務”， 不得擅自以在家學習替代國家統一實施的義務教育。 這一通知再次把“在家上學”這一小眾群體推到社會視野之中。 其實， 關於這一群體， 公眾還有著不少的好奇。 作為“主動輟學”的群體， 他們並沒有放棄接受教育；然而， 在新的政策引導下， 他們又將何去何從？
從“在家上學”群體特徵來看， 絕大多數家長接受過高等教育
“在家上學”集中在大城市江蘇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副教授、中國“在家上學”研究課題主負責人王佳佳博士， 在“第二屆LIFE教育創新峰會發佈會”上發佈的最新資料顯示， 如今中國密切關注並有意嘗試讓孩子“在家上學”的人數大概是5萬人， 真正實踐“在家上學”的學生總數大概是6000人。
五年前， 中青報記者李新玲曾出版過一本書——《在家上學——叛離學校教育》，
王佳佳課題組嘗試著為“在家上學”做一個明確的界定。 按照實踐方式， 課題組將“在家上學”分為了多個類別， 比如：一類是學校傾向的， 把學校的模式、教材和方法直接搬到家裡， 但跟學校有所區別的是， 家長們會更關注孩子的個體需要， 根據個人情況來做相應調整；還有一類則完全以學生為中心， 沒有固定、系統的課程， 家長們特別強調自然教育理念， 根據孩子的天性來組織教育活動。
從“在家上學”群體特徵來看， 絕大多數家長接受過高等教育， 大專以上的學歷占80%以上， 80%以上是城市居民， 大部分居住在大城市， 並且有過出國經歷的比例非常之高。 “我們對國外經歷的認定是半年以上， 結果有20%的學生家長是有半年以上的出國經歷的。 ”此外， 課題組還發現， 有一半的“在家上學”家長有一定的教學經歷：或是學校老師， 或是受過中國師範教育的培訓， 或者是有過相關的教育經驗。
資源對接升學出路困擾家長初二學生昊昊兩年前開始“在家上學”，
半年前將家裡讀初中的老大拉出學校開始“在家上學”的鄧女士， 已經極大地感受到了這種方式帶給自己孩子的成長。
作為“在家上學”的早期實踐者， 康平是這個圈子裡的“榜樣”。 他沒有遭遇過太多有關中高考出路的困擾， 因為兒子的高等教育也是靠“在家上學”來完成的。兒子曾經在北大旁聽了兩年的課，“我們聽的內容和時間，比真正在校學生聽的還要多。因為是主動去聽，是為需要而去學，所以效果會更好。”現在的兒子是一名編劇和脫口秀演員，“算是成功就業了。”
有人質疑，“在家上學”的社會化問題沒法解決，會導致孩子性格孤僻，難以融入社會。家長們對此反而並不認同。康平說，兒子的朋友非常多，這來自於他的圈子非常多，“他們搞活動的時候，會有非常深入的交流、溝通，所以會交到品質非常高的朋友。而且年齡層次不光是同齡的，有的大，有的小，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更像社會裡豐富的人際交往體驗。”在康平看來，如果從幼稚園上到大學，每年都是與同年齡孩子交往，真正走入社會時，人際交往能力反而會遇到挑戰。“我們的孩子學習時利用的就是社會資源，所以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在學習的時候就已經進入社會了。所以對他來說，進入社會是一個順其自然、水到渠成的過程，別人畢業剛離開校園的時候，他已經在海裡游泳了。”
呼籲能有“折中方案”“我不會讓她在家上學，但是我有時會想孩子可以經常不去上學就好了。”上週末，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舉辦的沙龍活動上，一位家長的心聲贏得了在場不少家長的認同。這位小學二年級的媽媽在思考，有沒有可能存在一種中和“學校教育”和“在家教育”的折中方法，“可以經常不去，平時只要通過考試即可。”
在專家們看來，的確也沒必要將“在家上學”與“學校教育”完全對立。資料圖
據在場有關專家介紹，目前很多地區曾做過這樣的探索。以我國臺灣地區為例，就曾探索讓孩子們擁有更靈活的學制，或者有更靈活的上學安排，“比如說有時候申請上半天學，或者申請某一些學科不在學校裡上，或者某一個學期某一個階段不在學校上，但是學籍在學校，學校不可以拒絕他想要再次來上學的願望。臺灣對義務教育的強制性是政府必須強制的義務的提供，而家長可以自己選擇以什麼樣的方式讓孩子接受什麼樣的教育，義務強制更多在供方而不是需方。”
在專家們看來，的確也沒必要將“在家上學”與“學校教育”完全對立。王佳佳認為，“我們可以做一個參考，但是沒有必要區分一個優劣。”王佳佳表示，“在家上學”的出現多了一種可供選擇的形式，是當出現問題或者是遇到困難的時候做出的一個多樣化的嘗試和探索，但是最終的核心指向是促進孩子更好的成長。“我們要關注這個群體，關注怎樣促進這些孩子的成長，並不是用來跟公立學校的孩子比較取得了什麼樣的成績，而是應該研究究竟是哪一種方式或者模式更適合他們的成長，這才是核心指向。”
此外，在王佳佳看來，“在家上學”的出現給學校教育提了一個醒，說明我們更多地關注到在學校教育中處於弱勢地位、或者沒有得到關注的學生。“本來是學校很強勢，後來是家長慢慢成為一股力量，以家長委員會來參與學校，現在又出現‘在家上學’，像拔河一樣，把繩子又往這方面偏了一點，這樣就可以拉著學校思考學生的訴求。”
有家長關注新出臺的政策文件事關“在家上學”的合法性問題，而仔細研讀檔可以發現，通知並未對此進行強制性的約束，通知要求，各縣（市、區）教育行政部門除加強對傳統控輟保學重點群體監控外，要高度關注接受“私塾”、“讀經班”等社會培訓機構教育的學生。適齡兒童、少年未按《義務教育法》相關規定入學接受義務教育的，學校及教育部門要立即落實失學輟學學生勸返、登記和書面報告責任；對於因身體健康等原因確需緩學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應向縣級教育部門提出申請，獲批准後方可緩學，不得擅自以在家學習替代國家統一實施的義務教育。
值得提醒的是，“在家上學”的實踐者們雖然從這一模式中獲得了極大的自由，卻幾乎一致認為，並不是所有的家庭都適合“在家上學”。他們表示，除了對自我受教育的水準、認知水準、自我學習能力、與社會溝通融合能力進行評估之外，還必須有能客觀、理性、冷靜面對孩子教育的能力。
因為兒子的高等教育也是靠“在家上學”來完成的。兒子曾經在北大旁聽了兩年的課，“我們聽的內容和時間，比真正在校學生聽的還要多。因為是主動去聽，是為需要而去學，所以效果會更好。”現在的兒子是一名編劇和脫口秀演員，“算是成功就業了。”有人質疑，“在家上學”的社會化問題沒法解決，會導致孩子性格孤僻，難以融入社會。家長們對此反而並不認同。康平說，兒子的朋友非常多，這來自於他的圈子非常多，“他們搞活動的時候，會有非常深入的交流、溝通，所以會交到品質非常高的朋友。而且年齡層次不光是同齡的，有的大，有的小，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更像社會裡豐富的人際交往體驗。”在康平看來，如果從幼稚園上到大學，每年都是與同年齡孩子交往，真正走入社會時，人際交往能力反而會遇到挑戰。“我們的孩子學習時利用的就是社會資源，所以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在學習的時候就已經進入社會了。所以對他來說，進入社會是一個順其自然、水到渠成的過程，別人畢業剛離開校園的時候，他已經在海裡游泳了。”
呼籲能有“折中方案”“我不會讓她在家上學，但是我有時會想孩子可以經常不去上學就好了。”上週末，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舉辦的沙龍活動上，一位家長的心聲贏得了在場不少家長的認同。這位小學二年級的媽媽在思考，有沒有可能存在一種中和“學校教育”和“在家教育”的折中方法，“可以經常不去，平時只要通過考試即可。”
在專家們看來，的確也沒必要將“在家上學”與“學校教育”完全對立。資料圖
據在場有關專家介紹，目前很多地區曾做過這樣的探索。以我國臺灣地區為例，就曾探索讓孩子們擁有更靈活的學制，或者有更靈活的上學安排，“比如說有時候申請上半天學，或者申請某一些學科不在學校裡上，或者某一個學期某一個階段不在學校上，但是學籍在學校，學校不可以拒絕他想要再次來上學的願望。臺灣對義務教育的強制性是政府必須強制的義務的提供，而家長可以自己選擇以什麼樣的方式讓孩子接受什麼樣的教育，義務強制更多在供方而不是需方。”
在專家們看來，的確也沒必要將“在家上學”與“學校教育”完全對立。王佳佳認為，“我們可以做一個參考，但是沒有必要區分一個優劣。”王佳佳表示，“在家上學”的出現多了一種可供選擇的形式，是當出現問題或者是遇到困難的時候做出的一個多樣化的嘗試和探索，但是最終的核心指向是促進孩子更好的成長。“我們要關注這個群體，關注怎樣促進這些孩子的成長，並不是用來跟公立學校的孩子比較取得了什麼樣的成績，而是應該研究究竟是哪一種方式或者模式更適合他們的成長，這才是核心指向。”
此外，在王佳佳看來，“在家上學”的出現給學校教育提了一個醒，說明我們更多地關注到在學校教育中處於弱勢地位、或者沒有得到關注的學生。“本來是學校很強勢，後來是家長慢慢成為一股力量，以家長委員會來參與學校，現在又出現‘在家上學’，像拔河一樣，把繩子又往這方面偏了一點，這樣就可以拉著學校思考學生的訴求。”
有家長關注新出臺的政策文件事關“在家上學”的合法性問題，而仔細研讀檔可以發現，通知並未對此進行強制性的約束，通知要求，各縣（市、區）教育行政部門除加強對傳統控輟保學重點群體監控外，要高度關注接受“私塾”、“讀經班”等社會培訓機構教育的學生。適齡兒童、少年未按《義務教育法》相關規定入學接受義務教育的，學校及教育部門要立即落實失學輟學學生勸返、登記和書面報告責任；對於因身體健康等原因確需緩學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應向縣級教育部門提出申請，獲批准後方可緩學，不得擅自以在家學習替代國家統一實施的義務教育。
值得提醒的是，“在家上學”的實踐者們雖然從這一模式中獲得了極大的自由，卻幾乎一致認為，並不是所有的家庭都適合“在家上學”。他們表示，除了對自我受教育的水準、認知水準、自我學習能力、與社會溝通融合能力進行評估之外，還必須有能客觀、理性、冷靜面對孩子教育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