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怎樣的世界
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 在人類社會所有的領域都帶來了巨大的變化， 而且這種變化的速度越來越快。 這一事實已成為人們的常識。 反映最明顯的是經濟領域。 中國經濟的飛躍發展是當今世界經濟急劇變化的中心， 它支撐著“中國的崛起”。 世界大變化也波及到了國際政治領域和軍事安全領域。 總體而言， “中國的崛起”是當今世界大變化中最重大的組成部分。 簡言之， 是中國在改變著世界。
有必要切實地認清我們已經強烈意識到的、目前正在湧動的世界大變化究竟改變了什麼，
世界的大變化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 也改變了國與國之間的力量對比。 然而， 仔細觀察的話就可以發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構建起來的國際秩序基本上沒有變化這一事實。
人類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遭受了空前的災禍。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構建起來的國際秩序， 是人類為了避免再次發生這類災禍殫精竭智地想出來的。 它最根本的一點可以歸結為：怎麼做才能不會再次發生世界大戰。
考慮到保護主義和集團主義最終導致了戰爭， 在經濟領域堅持反對保護主義和集團主義， 構建起基於自由經濟原則的國際經濟秩序。 通過IMF、世界銀行來確保資金的自由流動， 通過WTO及其前身的GATT確立自由貿易體制。
再有就是二戰後構建的國際政治秩序否定了德國、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日本的軍國主義， 避免其死灰復燃。 這明白無誤地體現在《聯合國憲章》中。 歐盟和東盟等區域性聯合體也是基於同樣的理念建立起來的。 此其二。
為了確保世界和平， 這兩大機制是不可或缺的。 最近常有人說， 歐洲和美國出現的一些動向是否定這兩大機制的。 但是， 我認為歐洲和美國目前仍然是支持基本的國際秩序的。 這是因為誰也沒有足以取代這兩大機制的東西。 只不過歐洲和美國， 尤其是英美兩國像過去那樣發揮“領導力”、堅定維護這國際秩序的意志明顯減弱了。
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 對構建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秩序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在世界走向多極化、領導力量多元化的今天， 中日兩國應該為維護和發展現有的國際秩序作出積極的貢獻。 這是進入從長遠的視野觀察、科學技術發揮巨大作用的時代的題中應有之義。
思考中日關係的新的視角
我們必須從如何在維持和發展國際秩序的同時， 實現亞洲的和平與發展的這一新的視角， 思考中日關係的走向。
國際秩序既有支撐她的理念和價值觀， 又有基於將這些理念和價值觀具體化的制度和規則的國際法體系。 這是人類進步的象徵。
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28日聯合國大會演講中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 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 目標遠未完成， 我們仍須努力。 ”
與此同時， 歐美國家的一些主張雖然也含有普遍的價值觀， 但還不是完整的， 存在著不足， 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或者說， 同樣說一件事我們也可以換一種不同的說法。
關於國際法體系也完全可以這麼說。 它是處在不斷成熟和發展的過程中的， 日本和中國應該積極參加這一進程， 努力使國際秩序更趨完整。
譬如， 怎樣才能強化自由貿易體制這一問題。 自由貿易對發展經濟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 徹底貫徹這一原則自然是經濟上的強國獲勝。 於是， 經濟較弱的國家為維護自身利益採取保護主義政策， 結果卻阻礙了自身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日本的農業保護就是典型的事例。所以，即便採取保護措施，也要有個時間表，最終是要實現完全的自由貿易。至於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如果能實現的話，必定能有助於強化全球的自由貿易體制。
我今天無法一一細述了。從2013年以來，我對習近平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價值觀差不多全部都是贊同的。問題是這些理念和價值觀如何進一步具體化。正如前面所敘述的，這些原則和規則必須不折不扣地予以落實。
中日兩國可以共同探討為確立東亞的和平與發展所必須的理念，制定實現這些理念的原則和規則，構建能確保這些原則和規則能有效貫徹的制度框架。
怎麼解決中日兩國的“相互定位”問題
201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超越日本時，我就主張中日兩國的“相互定位”問題已作為兩國間的核心問題提上議事日程。換言之，兩國如何給對方國家定位非常重要。日本有必要正視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強、話語權越來大的現實，在此基礎上構建日本的對華政策；而中國也有必要繼續正確地認識日本的重要性並制定對日政策。中日兩國都不要因排名次序發生變化，而感情用事地推行對外政策。
最根本的是要對對方國家、社會和國民抱有敬意。這一點在中日關係上特別重要。1972年邦交正常化時兩國領導人就是這樣做的。當時，日本國內對中國深厚的文化傳統懷有尊敬之心，對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克服眾多困難實現社會主義也抱有敬意。而且，很多日本人對當年侵略中國有負疚感。田中角榮首相、大平正芳外相也就是帶著這種心情到中國來的。
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儘管親身參加了反對日本侵略的戰鬥，但對日本這個國家，對日本人民始終是抱有敬意的。張香山先生
結果卻阻礙了自身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日本的農業保護就是典型的事例。所以，即便採取保護措施，也要有個時間表，最終是要實現完全的自由貿易。至於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如果能實現的話，必定能有助於強化全球的自由貿易體制。我今天無法一一細述了。從2013年以來，我對習近平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價值觀差不多全部都是贊同的。問題是這些理念和價值觀如何進一步具體化。正如前面所敘述的，這些原則和規則必須不折不扣地予以落實。
中日兩國可以共同探討為確立東亞的和平與發展所必須的理念，制定實現這些理念的原則和規則，構建能確保這些原則和規則能有效貫徹的制度框架。
怎麼解決中日兩國的“相互定位”問題
201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超越日本時，我就主張中日兩國的“相互定位”問題已作為兩國間的核心問題提上議事日程。換言之，兩國如何給對方國家定位非常重要。日本有必要正視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強、話語權越來大的現實，在此基礎上構建日本的對華政策；而中國也有必要繼續正確地認識日本的重要性並制定對日政策。中日兩國都不要因排名次序發生變化，而感情用事地推行對外政策。
最根本的是要對對方國家、社會和國民抱有敬意。這一點在中日關係上特別重要。1972年邦交正常化時兩國領導人就是這樣做的。當時，日本國內對中國深厚的文化傳統懷有尊敬之心，對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克服眾多困難實現社會主義也抱有敬意。而且，很多日本人對當年侵略中國有負疚感。田中角榮首相、大平正芳外相也就是帶著這種心情到中國來的。
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儘管親身參加了反對日本侵略的戰鬥，但對日本這個國家，對日本人民始終是抱有敬意的。張香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