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 香港地區一直是廣東重要的經濟合作夥伴。 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 粵港合作的熱度更是升溫。 如何看待粵港經濟合作，
近日，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專訪了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毛豔華。 毛豔華認為， 伴隨著中國內地加入WTO和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簽署， 內地的全方位開放助推香港過去20年的繁榮發展， 鞏固了其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的地位。 就粵港合作而言， 下一步期待一個更高級版本的CEPA， 以適應內地服務業的開放。
值得注意的是， 內地與香港6月28日簽署《CEPA投資協議》和《CEPA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開啟了CEPA再升級的步伐。
香港“中間人”角色更凸顯
《21世紀》：怎麼樣評價香港回歸以來在經濟上取得的成績？粵港合作的模式有何變化？
毛豔華：評價香港經濟， 一定要結合中國內地全方位開放的背景。
對於香港地區而言有兩個重要的轉捩點：2001年中國加入WTO；2003年中央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了CEPA。
加入WTO意味著中國融入全球經濟體系， 迎來了全面開放。 從2000年到2017年， 這短短十七年間， 中國變成了貿易大國、世界第二經濟體。 十七八年的時間， 中國對外貿易從5000多萬美元發展到今天大概是4萬億美元， 這無疑是巨大的進步。
雖然2000年香港已經開始從加工貿易為主的經濟結構向服務業和貿易轉型， 但是直到內地全方位開放， 其對貿易、金融、物流、航運等需求增加之後， 香港在這些領域的中心地位才得到進一步的鞏固。 作為自由港， 香港“中間人”角色更凸顯了。
CEPA的簽訂則標誌著香港與內地合作由早期基於製造業的前店後廠的模式轉化為以服務貿易為主的分工方式。
《21世紀》：當前， “一帶一路”倡議邁入落地生根階段，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也提上議程。 如何看香港在“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中的功能和定位？
毛豔華：“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背景是中國新一輪的全方位雙向開放。 過去， 內地對香港更多的是引進資源、引進資本。 但2015年中國對外投資已經超過了吸引的外資， 成為全球第二大淨資本輸出國。 在這樣的背景下， 中國要逐漸構建新的對外開放理論體系， 這種體系是一個全方位的體系， 包括服務業擴大開放的機制以及全方位開放、區域協調的體制機制。
在這過程中， 香港要發揮的功能應該是“國家所需、香港所長”。 而“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 正是香港的國際化、是香港的“超級連絡人”角色與“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
香港需要發揮內地城市所不具有的優勢， 尤其是經貿投資規則、專業服務與國際更加接軌的優勢。 香港的國際化優勢在雙向開放、“一帶一路”建設中有經驗借鑒和示範作用。 上海自貿區也提出來要對標港澳的營商環境， 其標誌意義深遠。
具體到粵港合作領域， 珠三角企業可利用香港的全球經貿網路、專業服務走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時珠三角城市還可以學習香港的國際化經驗，
“更高級的CEPA”
《21世紀》：規劃中的粵港澳大灣區和世界其他灣區都不一樣， 涉及到三個關稅區。 對推動高端要素在三個關稅區自由流動， 你有何建議？
毛豔華：粵港澳大灣區擁有三個獨立關稅區， 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以及港澳地區的事權。 有些學者認為， 應當在中央政府層面設立統一的粵港澳大灣區協調機構。 這種觀點有合理性， 因為協調三地規劃屬於中央事權。 現在中央政府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思路也是粵港澳共同參與， 三地政府先凝聚共識， 認識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各自的利好， 最終操作方案必定是三地都認可的“最大公約數”。
值得注意的是， 內地現在的經貿規則主要還是適應傳統的製造業經濟， 缺乏要素便捷流通的法制保障和相關規則的相容性，還不太能夠跟海外市場相容。這種不能相容執行的規則會形成“大門開小門不開”的狀況。因而，推動內地與香港要素便捷流通，需要更高級版本的“CEPA協議”，以適應人才流、資金流、資訊流的便捷流動。粵港合作的規則應該聚焦於怎麼保護投資，怎麼解決爭端，怎麼解決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問題，這樣才能更好地和未來的全球規則相適應。
這種高級版CEPA完全可以先在廣東和香港之間嘗試，成功後再推廣開來。香港是個天然的試驗地，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起到“先行先試”的作用。如果大灣區能實行更高水準的開放的話，對於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經貿網路將有積極的示範作用。更高級版的CEPA需要粵港在理念創新、機制創新、政策創新、產業創新和成果共用等方面開展更為廣闊和深入的合作。
《21世紀》：從粵港合作的方式看，以往很多香港企業家到珠三角投資建廠，現在我們也發現開始有一些香港青年帶著科學技術到珠三角創業。如何看待香港青年北上的意義？
毛豔華：香港的優勢在國際化，彙集科技、高端人才資源，但市場空間有限。從趨勢來看，如果香港青年想要發展實體經濟，還是要到內地來，因為內地市場比較大。相比老一代的香港企業家，這一代的香港青年更考慮內地的創業環境，居住與生活環境也變得更為重要。因而，要想吸引香港青年，就要提供好的創新創業環境，營造公平競爭的氛圍。這也將推動珠三角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營商環境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從數量上看，香港青年北上珠三角創業就業還不多，因而需要珠三角甚至內地更加努力。
未來的粵港合作需要經歷一個先易後難的過程。難的方面包括跨境基礎設施建設、法律法規的對接，而容易的方面則是推動珠三角地區放開就業市場，推動更多香港青年北上就業創業。 缺乏要素便捷流通的法制保障和相關規則的相容性，還不太能夠跟海外市場相容。這種不能相容執行的規則會形成“大門開小門不開”的狀況。因而，推動內地與香港要素便捷流通，需要更高級版本的“CEPA協議”，以適應人才流、資金流、資訊流的便捷流動。粵港合作的規則應該聚焦於怎麼保護投資，怎麼解決爭端，怎麼解決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問題，這樣才能更好地和未來的全球規則相適應。
這種高級版CEPA完全可以先在廣東和香港之間嘗試，成功後再推廣開來。香港是個天然的試驗地，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起到“先行先試”的作用。如果大灣區能實行更高水準的開放的話，對於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經貿網路將有積極的示範作用。更高級版的CEPA需要粵港在理念創新、機制創新、政策創新、產業創新和成果共用等方面開展更為廣闊和深入的合作。
《21世紀》：從粵港合作的方式看，以往很多香港企業家到珠三角投資建廠，現在我們也發現開始有一些香港青年帶著科學技術到珠三角創業。如何看待香港青年北上的意義？
毛豔華：香港的優勢在國際化，彙集科技、高端人才資源，但市場空間有限。從趨勢來看，如果香港青年想要發展實體經濟，還是要到內地來，因為內地市場比較大。相比老一代的香港企業家，這一代的香港青年更考慮內地的創業環境，居住與生活環境也變得更為重要。因而，要想吸引香港青年，就要提供好的創新創業環境，營造公平競爭的氛圍。這也將推動珠三角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營商環境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從數量上看，香港青年北上珠三角創業就業還不多，因而需要珠三角甚至內地更加努力。
未來的粵港合作需要經歷一個先易後難的過程。難的方面包括跨境基礎設施建設、法律法規的對接，而容易的方面則是推動珠三角地區放開就業市場，推動更多香港青年北上就業創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