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胡適拜訪溥儀的行為， 魯迅是很不以為然的。 不過， 當時的胡適與魯迅， 還都是新文化運動的戰友， 魯迅當時並沒有發作。 不過到了後來， 魯迅還是對胡適的這次行為做了有力的諷刺。
1922年6月5日晚， 胡適寫了一首詩來紀一件事， 名曰《有感》：
咬不開， 搥不碎的核兒，
關不住核兒裡的一點生意；
百尺的宮牆， 千年的禮教，
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1]
後來， 胡適還在這首詩旁邊還特意加了一個注釋：“此是我進宮見溥儀廢帝之後作的一首小詩， 讀者定不懂我指的是誰。 ”[2]
胡適這首詩表達的是去拜訪溥儀之後的感受。
1
胡適拜訪溥儀事件
， 聽說大致是不錯的；《京津時報》的評論是平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謎的記載， 輕薄的評論了。 最可笑的是， 到了最近半個月之內， 還有人把這事當作一件“新聞”看， 還捏造出“胡適為帝者師”、“胡適請求免拜跪”種種無根據的話。 我沒有工夫去一一更正他們， 只能把這事的真相寫出來， 叫人家知道這是一件可以不必大驚小怪的事。 [8]
胡適禮節性的拜訪溥儀一事，
在這件事， 胡適與嘲諷他的人的關注點是不一樣的。 如果說胡適的關注更多的是一個叫做溥儀的十七歲的少年的話， 那麼， 嘲諷胡適的人的關注點更側重於溥儀背後皇權的象徵意義。
由此， 胡適在《宣統與胡適》一文那句“他稱我先生， 我稱他皇上”的話廣受非議， 也就不難理解了。 嘲諷胡適的人， 從胡適這句話中看出了弦外之音：作為皇帝的溥儀稱你胡適為“先生”，
公平的說， 胡適這話雖是實寫， 但是漢語的豐富性可以讓人產生更多的聯想性理解。 當然， 從胡適這方面來講， 一個權力已經被關進籠子裡的君王， 充其量也就是一個榮譽性的特殊公民而已， 本沒什麼大不了。 但在當時廢除帝制還沒多少年並且還遭遇過復辟的時代裡， 許多人還是由此斷定認為胡適有做“帝王師”的念頭。 這件由胡適拜訪溥儀引發的風波， 恰恰反證了時人帝制思想的殘留。
胡適反對此事， 最根本的理由乃是源於契約意識與程式正義。
1911年， 辛亥革命發生後， 在袁世凱的壓力下， 滿清皇帝退位的前提是建立在《大清皇帝辭位後之優待條件》的基礎上的。
不過， 那些反對胡適的人， 也並非都是不講道理之人。 胡適公開信發表之後， 周作人即致信胡適， 表達自己的反對意見。
周作人首先善意的認為胡適的觀點是受到了外國人的謬論所惑。 他指出， 這些為溥儀說話的外國人都不是民國之友， 若接受他們的觀點， 便是上當受騙了。
1924年12月13日， 周鯁生在《現代評論》發表《清室優待條件》。 文中， 周鯁生寫道：
實則嚴格的說來， 在張勳擁戴清室復辟的時候， 清室已經犯著背叛民國的罪情， 已經喪失了繼續享受優待條件的權利。 優待條件是因為清帝贊成共和遜位之後而給予的。 清帝復辟， 自己已經破壞優待條件存在的根據， 民國在道義上已無再承認這項條件的義務。 [19]
持這種觀點的還有章太炎與孫中山。 1924年11月8日，章太炎給黃郛（按：時黃郛是代理內閣總理）寫信說：
讀歌電，知清酉出宮，夷為平庶，此諸君第一功也。……六年溥儀妄行復辟，則優待條件自消。……今諸君但令出宮，貸其餘命，仍似過寬，而要不失為優待。[20]
1925年1月，孫中山北上來京。因清室內務府有人來函讓孫中山主持公道。孫中山即認為：清室未踐移宮之約，而又有民國6年復辟一事，已自行破壞優待條件，更無責人踐約之理。[21]
周作人、周鯁生、孫中山、章太炎等人的觀點貌似有理，實則偏袒民國。因為實行復辟的不是清室，也不是溥儀，而是張勳。是張勳率領辮子軍復辟的，光杆的皇上溥儀也沒有力量來制約武人張勳。說白了，清室在當時也只是隨著形勢走而已。可見，這撕毀契約的罪名不應該是溥儀與清室，而是張勳。他們似乎將張勳所負的責任轉嫁給了清室。除此之外，要真正論起理來，首先撕毀契約的還是民國政府。據曹汝霖回憶：“遜帝居宮時，因積欠優待費，以古物向銀行抵押借款，余曾親見，以此內務府遂開監守自盜之門。”[22]
由此可見，當溥儀退位之後，民國政府並沒有按時給遜帝發優待費，害的他只好賣古玩。要知道，發優待費也是明文規定在《大清皇帝辭位後之優待條件》中的，按照這點來講，又是誰首先違背契約的呢？
在這件事件上的這些分歧，也使當時很多人對胡適很有看法，胡適的形象嚴重受損。
（三）
據筆者研究，馮玉祥驅逐溥儀，其第一推動力也是源于李石曾的遊說，他可算是這一事件幕後的人物。
1924年11月6日，也就是驅逐溥儀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顧頡剛在日記中寫道：
清室宣統帝於昨日被迫出宮，去帝號，此事系石曾先生向政府建議者。所遺下之物件，擬組織委員會清理保存之。此事手段太辣，予心甚不忍。開會之際，眾人稱快，予獨淒然。但我亦知作事非如此不可，我非作事之材於此益可證明。[23]
由此可見，李石曾才是驅逐溥儀案的始作俑者。對此，顧頡剛覺得“手段太辣”，“於心不忍”。後來，顧頡剛還在日記中寫道：
馮玉祥班師回京，受渠（按：即李石曾）慫恿，驅逐溥儀出宮，改為“故宮博物院”，此亦佳事，乃以易培基為院長，朋比為奸，日賣假古董二百元，由易氏攜入院長室，提取宮中古物以出，裝運至巴黎出售，以彼在巴黎設有文物肆也。[24]
與顧頡剛日記相互印證，1959年3月12日，鄧之誠在說到陳垣過去的歷史時寫道：“（陳垣）後與李石曾、馬衡合謀說馮玉祥逐宣統出宮，事後懼禍，避居大連半年。”[25]
由此可見，馮玉祥驅逐溥儀，其幕後策劃的人物即李石曾，而李石曾當時的身份是國民黨左派的領袖，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時期，李石曾與李大釗、徐謙關係非常親密，他們都是北京政壇幕後最活躍的黨派領袖。此外，當天驅逐溥儀的人中也有李石曾。據陳紀瀅《李石曾傳》記載：
十一月五日上午十時，北京警備司令鹿鐘麟、員警總監張璧會同先生（按：即李石曾）往訪清廷內務府紹英，偕往溥儀處磋商，溥儀即日廢除尊號，交出宮殿及印璽，並改優待為每年五十萬元。……先生（即李石曾）仍繼續奔走，連日與清室會談洽商解散清室警衛隊、太監、宮娥、雇人等暨接收國璽三十顆及點收封鎖宮殿房屋事宜。[26]
溥儀出宮之後，為了方便接受相關財產，民國政府還組織了清室善後委員會。其中委員長即李石曾，委員則有陳垣、易培基、馬衡等人。當胡適寫公開信抗議此事之後，李書華與李宗侗曾給胡適寫信，與他辯難。李書華跟李石曾一樣，都是留法學生，李書華是李石曾的助手，兩人關係非常親密。李宗侗則是李石曾的親侄子。這兩人給胡適的信，其實就是為李石曾的所作所為做辯護而已。信中，兩人認為胡適以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身份為溥儀辯護，殊令人失望。他們認為，民國建立的前提就是皇帝名號的取消，從這點出發，他們對於強迫溥儀出宮，認為絕對正當。[27]
收到此信後，胡適給他們寫了回信，信中胡適認為他們堅持的前提本身就錯了。他以英法兩國為例論證自己觀點。在胡適看來：“英國不廢除王室而不害其為民國，法國容忍王黨而不害法國為民國。”[28]
既然英法兩國可以如此，中華民國又何嘗不能如此呢？信中胡適還批評了輿論不容異己的專制氣息。針對胡適此信，李書華與李宗侗再次致信胡適，他們認為英國不是民國，而是君主立憲國家；法國雖然是民國，但是當年法國大革命時路易十六也曾上了斷頭臺，對此，法國歷史家也從未說道這是法國革命史上意見最不名譽的事。既然如此，為何非常說民國驅逐溥儀是一件不名譽的事情呢？此外，兩人還指出，胡適的這封抗議信，很容易被用來對中華民國撥弄是非，成為別人攻擊民國的口實。應該說，李書華、李宗侗與胡適的爭辯，基本還是維護了學者的風度。不過，此後李石曾與易培基的所作所為，就未免有些下作了。
（四）
1961年12月23日，他跟他的秘書胡頌平回憶說：
“馮玉祥逼宮之後，易培基他們組織‘故宮博物院’。他們一班人都是反對我的，要在故宮裡找尋我的劣跡，說我私通宣統。他們搜查的結果，發現我給宣統的一張片子，上面寫了‘我今天上午有課，不能進宮，乞恕’幾個字，他們配起一個鏡框，掛在故宮裡作為展覽品。我曾到故宮博物院去看過。我問可以照相嗎？他們說不可以；因此就沒有這張片子的照相。到了此地之後，李宗侗對我表示不贊同他的叔父，而對我表示很好。”[29]
李宗侗的叔父即李石曾，雖然李宗侗不同意他的做法，但李石曾與易培基在接收了故宮的財產之後，刻意找出了溥儀與胡適來往的相關東西，然後提供給媒體，抹黑胡適。除了展出胡適寫給宣統的片子，他們還找到了金梁寫給宣統的信，作為證據。1922年，胡適探望溥儀之後，作為晚清遺老的金梁，覺得可以籠絡胡適，於是他給溥儀寫了諫書，建議溥儀籠絡胡適，以為所用。李石曾、易培基等人看到此信後，如獲至寶，立即在媒體上披露了此事，意圖抹黑胡適。
關於此事，1962年1月1日，胡適曾跟胡頌平回憶說：
金梁是清室的內務府大臣，他密謀復辟的文件中，有舉賢才的奏摺。在這個奏摺中勸溥儀應該羅致的人才，其中有我的名字。這些奏摺，溥儀存在養心齋裡，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被故宮委員會發現。這時有些人要找尋我的“劣跡”，說我的名字在金梁的奏摺中，還有我複宣統無暇進宮去看他的一個名片。[30]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李石曾與易培基此舉，完全是針對胡適的。因為金梁所舉薦的賢才並非胡適一人，而是有30人之多。金梁奏摺中，凡涉及胡適的有兩處。
第一，他在《奏為列舉賢才事》一折中重點推薦了梁啟超與蔡元培，其中寫道：
梁啟超：著書立說文采動人後生學子靡然從之實能左右輿論。……蔡元培：異說警人似有魔力實則化之以德未嘗不可援墨歸儒胡適即其例也。[31]
第二，金梁在向宣統推薦江亢虎的奏摺中寫道：
皇上以德服人，昔胡適既見後，為皇上所化。今江亢虎未見前即為所化，皇上聖德感人古今未有。[32]
李石曾等人在媒體曝光的罪證，即第二條資料。他為什麼不用第一條資料呢？如果用第一條資料，那就不僅證明胡適與宣統有勾結，而且還證明蔡元培也有宣統有勾結了。李石曾與蔡元培一樣，都屬於國民黨，他並不想得罪蔡元培。他通過這條奏摺，重點打擊胡適，無非是胡適反對他用武力驅逐溥儀，他懷恨在心，以此洩憤，來抹黑胡適形象而已。
可以說，驅逐溥儀案背後的思想論戰，周作人除外，本質上其實是胡適與以李石曾、易培基等國民黨左派因政見不同發生的思想鬥爭。此時，因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正處於蜜月期，他們在驅逐溥儀的觀點上，基本一致。因此，胡適這次的抗議信，也導致了他在革命青年心目中形象的直線下降。毛壯侯對胡適態度的180度轉變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
（五）
在驅逐溥儀事件之前，毛壯侯與胡適就認識並有往來。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毛壯侯是一個詩人。他寫了一些詩，打算出一本詩集，為此他寫信給胡適，希望胡適可以給他寫個序。信中毛壯侯寫道：
先生是文學界革命中的大將，尤其是一顆閃灼照耀的巨星，用不著我來恭維。不過我因為見著替平民叫苦的文藝太少，努力做了一冊血花，擬付印宣傳，想在“無病呻吟”的文藝裡面，下一服興奮劑。唉！談何容易，不是我微弱的力量做得到的呵！我只有誠意的請求先生給我做一篇序，不致令我失望嗎？血花呈上，敬請鐸安。[33]
通觀此信，可以看出毛壯侯對胡適的推崇與尊敬。收到信之後，胡適仔細看了他寫的詩，給他回了一封信。原信如下：
壯侯先生：
我實在不能寫序，只好寫了幾句話，請你不要見怪。
內中第9首“丘八”“丘九”的話是不應該用在詩裡的。“丘八”已不通，“丘九”更不成話。偶然詼諧是可以用的，但不值的入詩。此首可刪。適 [34]
兩人就詩歌問題磋商，毛壯侯虛心請教，胡適坦誠相對，很是和諧。然而，1924年，當得知胡適為溥儀辯護之後，毛壯侯對胡適的態度大變，他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溥儀出宮與胡適》，痛駡胡適，在這篇文章中，毛壯侯寫道：
“這回溥儀搬家，胡適大博士的抱不平，更引人啼笑不得，但切身利害的溥儀孺子，反有努力為人，願解放木偶式的舊束縛。舊思想漩渦中的小兒，還想做人，新思潮中的鉅子，卻不想做人，這真是時代思潮中的不幸呵！卑怯……可恥……”[35]
說胡適悲怯、可恥，還算是好的了。後面還有更進一步的語言暴力，他還寫道：
但是溥儀人格增輝之日，卻是胡適人格降下之時；……溥儀因受新思潮的影響，知道胡適是現代新思潮中一條得意的精蟲，造成了他們相見的機會，這位精蟲化的灰色酸秀才，得意忘形，給了我們一個可恥的暗示，就是他自己說：“他稱我稱先生，我稱他稱皇上。”[36]
以前，毛壯侯在信中稱胡適為新文化運動的巨星，萬人敬仰。如今，毛壯侯則以“精蟲”來比喻胡適，其話語之粗鄙，惡語之傷人，令人吃驚。
毛壯侯的這些話語暴力，在當時文壇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看到毛壯侯的這篇文章後，丁西林在《現代評論》發表《批評與罵人》對此反唇相譏：
“你看見了本月7日《政治生活》上毛壯侯罵胡適的那篇文章沒有？什麼‘新思潮中的鉅子，卻不想做人’，什麼‘胡適人格降下’，什麼‘這位精蟲化的灰色酸秀才，得意忘形’，這真是什麼話？我說，別忙，別忙，我贊成的是一個批評家罵‘人’，甚而至於丟‘人’的臉，我決不贊成一個人亂罵人，因而丟了自己的臉。”[37]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發表毛壯侯這篇文章的《政治生活》，是中共中央北方區黨委的機關刊物，中共早期革命領導人高君宇即是《政治生活》的編輯。也正是他，將毛壯侯的文章發表的。此文發表時，高君宇還加了一個編者按，從這段話中也可以看出中共革命青年對胡適此舉的看法，高君宇寫道：
這篇投稿寄來快有一個月了。起初我們以為像胡先生那樣比十三世紀還落後的言論，真不值得深刻的去批評，所以沒將毛君的來稿發表。可是這半月來，中國腐敗官僚、臭架子名士、外國大流氓，都在那裡大叫特叫，反對清室優待條件之修改；且聽說執政府已暗中決定恢復優待了。可見如毛君所說不想做人的正多著呢！所以我們感到毛君此文價值尚在，故特登載於此。[38]
由此可見，在反對馮玉祥用暴力驅逐溥儀出宮這件事上，胡適得罪了很多人。除了李石曾、易培基等國民黨左派之外，還有毛壯侯、高君宇這些激進的革命青年。胡適形象在這一問題上的變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當時思想文化界日益激進化的思想潮流。
參考文獻
[2]胡適：《胡適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71頁。
[3][16]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中華書局，第140，179頁。
[7]《溥儀與胡適》，偶拾，《星期(上海1922)》，1922年第21期, 第8頁。）
[9]魯迅：《二心集·知難行難》，《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47頁。
[10]見《胡適日記全集》第6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632頁
[11][22]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4月，第258頁。
[12][13][18][27][28]《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8月，第268，269，270，276，278頁。
[14] [15]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第2026，2027頁。
[17]莊士敦：《紫禁城的黃昏》，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頁。
[19]周鯁生：《清室優待條件》，《現代評論》第1卷第1期。
[20]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843頁。
[21]朱文華著：《胡適評傳》，青島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158頁。
[23]《顧頡剛日記》第一卷，臺北：臺灣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5月，第550頁。
[24]《顧頡剛日記》第六卷，臺北：臺灣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5月，第50頁。
[25]鄧之誠：《鄧之誠文史劄記》下冊，鳳凰出版社2012年4月，第 1145頁。
[26] 陳紀瀅：《一代振奇人——李石曾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2年8月初版，1984年4月再版，第179頁。
[29][30]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39，246頁。
[31][32]佚名輯：《隆裕太后大事記·甲子清室密謀復辟文證》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88—189，193頁。
[33] 耿雲志主編：《胡適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1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第620頁。
[34] 耿雲志主編：《胡適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9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第23頁。
[35][36]毛壯侯：《溥儀出宮與胡適》，見《溥儀想做人——胡適不想做人（讀了〈溥儀出宮與胡適〉之後）》的附錄，《高君宇文集》，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00頁。）
[37]西林：《批評與罵人》，《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期）
[38]高君宇：《溥儀想做人——胡適不想做人（讀了〈溥儀出宮與胡適〉之後）》，《高君文集》，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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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1月8日，章太炎給黃郛（按：時黃郛是代理內閣總理）寫信說：讀歌電，知清酉出宮，夷為平庶，此諸君第一功也。……六年溥儀妄行復辟，則優待條件自消。……今諸君但令出宮，貸其餘命，仍似過寬，而要不失為優待。[20]
1925年1月，孫中山北上來京。因清室內務府有人來函讓孫中山主持公道。孫中山即認為：清室未踐移宮之約，而又有民國6年復辟一事，已自行破壞優待條件，更無責人踐約之理。[21]
周作人、周鯁生、孫中山、章太炎等人的觀點貌似有理，實則偏袒民國。因為實行復辟的不是清室，也不是溥儀，而是張勳。是張勳率領辮子軍復辟的，光杆的皇上溥儀也沒有力量來制約武人張勳。說白了，清室在當時也只是隨著形勢走而已。可見，這撕毀契約的罪名不應該是溥儀與清室，而是張勳。他們似乎將張勳所負的責任轉嫁給了清室。除此之外，要真正論起理來，首先撕毀契約的還是民國政府。據曹汝霖回憶：“遜帝居宮時，因積欠優待費，以古物向銀行抵押借款，余曾親見，以此內務府遂開監守自盜之門。”[22]
由此可見，當溥儀退位之後，民國政府並沒有按時給遜帝發優待費，害的他只好賣古玩。要知道，發優待費也是明文規定在《大清皇帝辭位後之優待條件》中的，按照這點來講，又是誰首先違背契約的呢？
在這件事件上的這些分歧，也使當時很多人對胡適很有看法，胡適的形象嚴重受損。
（三）
據筆者研究，馮玉祥驅逐溥儀，其第一推動力也是源于李石曾的遊說，他可算是這一事件幕後的人物。
1924年11月6日，也就是驅逐溥儀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顧頡剛在日記中寫道：
清室宣統帝於昨日被迫出宮，去帝號，此事系石曾先生向政府建議者。所遺下之物件，擬組織委員會清理保存之。此事手段太辣，予心甚不忍。開會之際，眾人稱快，予獨淒然。但我亦知作事非如此不可，我非作事之材於此益可證明。[23]
由此可見，李石曾才是驅逐溥儀案的始作俑者。對此，顧頡剛覺得“手段太辣”，“於心不忍”。後來，顧頡剛還在日記中寫道：
馮玉祥班師回京，受渠（按：即李石曾）慫恿，驅逐溥儀出宮，改為“故宮博物院”，此亦佳事，乃以易培基為院長，朋比為奸，日賣假古董二百元，由易氏攜入院長室，提取宮中古物以出，裝運至巴黎出售，以彼在巴黎設有文物肆也。[24]
與顧頡剛日記相互印證，1959年3月12日，鄧之誠在說到陳垣過去的歷史時寫道：“（陳垣）後與李石曾、馬衡合謀說馮玉祥逐宣統出宮，事後懼禍，避居大連半年。”[25]
由此可見，馮玉祥驅逐溥儀，其幕後策劃的人物即李石曾，而李石曾當時的身份是國民黨左派的領袖，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時期，李石曾與李大釗、徐謙關係非常親密，他們都是北京政壇幕後最活躍的黨派領袖。此外，當天驅逐溥儀的人中也有李石曾。據陳紀瀅《李石曾傳》記載：
十一月五日上午十時，北京警備司令鹿鐘麟、員警總監張璧會同先生（按：即李石曾）往訪清廷內務府紹英，偕往溥儀處磋商，溥儀即日廢除尊號，交出宮殿及印璽，並改優待為每年五十萬元。……先生（即李石曾）仍繼續奔走，連日與清室會談洽商解散清室警衛隊、太監、宮娥、雇人等暨接收國璽三十顆及點收封鎖宮殿房屋事宜。[26]
溥儀出宮之後，為了方便接受相關財產，民國政府還組織了清室善後委員會。其中委員長即李石曾，委員則有陳垣、易培基、馬衡等人。當胡適寫公開信抗議此事之後，李書華與李宗侗曾給胡適寫信，與他辯難。李書華跟李石曾一樣，都是留法學生，李書華是李石曾的助手，兩人關係非常親密。李宗侗則是李石曾的親侄子。這兩人給胡適的信，其實就是為李石曾的所作所為做辯護而已。信中，兩人認為胡適以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身份為溥儀辯護，殊令人失望。他們認為，民國建立的前提就是皇帝名號的取消，從這點出發，他們對於強迫溥儀出宮，認為絕對正當。[27]
收到此信後，胡適給他們寫了回信，信中胡適認為他們堅持的前提本身就錯了。他以英法兩國為例論證自己觀點。在胡適看來：“英國不廢除王室而不害其為民國，法國容忍王黨而不害法國為民國。”[28]
既然英法兩國可以如此，中華民國又何嘗不能如此呢？信中胡適還批評了輿論不容異己的專制氣息。針對胡適此信，李書華與李宗侗再次致信胡適，他們認為英國不是民國，而是君主立憲國家；法國雖然是民國，但是當年法國大革命時路易十六也曾上了斷頭臺，對此，法國歷史家也從未說道這是法國革命史上意見最不名譽的事。既然如此，為何非常說民國驅逐溥儀是一件不名譽的事情呢？此外，兩人還指出，胡適的這封抗議信，很容易被用來對中華民國撥弄是非，成為別人攻擊民國的口實。應該說，李書華、李宗侗與胡適的爭辯，基本還是維護了學者的風度。不過，此後李石曾與易培基的所作所為，就未免有些下作了。
（四）
1961年12月23日，他跟他的秘書胡頌平回憶說：
“馮玉祥逼宮之後，易培基他們組織‘故宮博物院’。他們一班人都是反對我的，要在故宮裡找尋我的劣跡，說我私通宣統。他們搜查的結果，發現我給宣統的一張片子，上面寫了‘我今天上午有課，不能進宮，乞恕’幾個字，他們配起一個鏡框，掛在故宮裡作為展覽品。我曾到故宮博物院去看過。我問可以照相嗎？他們說不可以；因此就沒有這張片子的照相。到了此地之後，李宗侗對我表示不贊同他的叔父，而對我表示很好。”[29]
李宗侗的叔父即李石曾，雖然李宗侗不同意他的做法，但李石曾與易培基在接收了故宮的財產之後，刻意找出了溥儀與胡適來往的相關東西，然後提供給媒體，抹黑胡適。除了展出胡適寫給宣統的片子，他們還找到了金梁寫給宣統的信，作為證據。1922年，胡適探望溥儀之後，作為晚清遺老的金梁，覺得可以籠絡胡適，於是他給溥儀寫了諫書，建議溥儀籠絡胡適，以為所用。李石曾、易培基等人看到此信後，如獲至寶，立即在媒體上披露了此事，意圖抹黑胡適。
關於此事，1962年1月1日，胡適曾跟胡頌平回憶說：
金梁是清室的內務府大臣，他密謀復辟的文件中，有舉賢才的奏摺。在這個奏摺中勸溥儀應該羅致的人才，其中有我的名字。這些奏摺，溥儀存在養心齋裡，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被故宮委員會發現。這時有些人要找尋我的“劣跡”，說我的名字在金梁的奏摺中，還有我複宣統無暇進宮去看他的一個名片。[30]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李石曾與易培基此舉，完全是針對胡適的。因為金梁所舉薦的賢才並非胡適一人，而是有30人之多。金梁奏摺中，凡涉及胡適的有兩處。
第一，他在《奏為列舉賢才事》一折中重點推薦了梁啟超與蔡元培，其中寫道：
梁啟超：著書立說文采動人後生學子靡然從之實能左右輿論。……蔡元培：異說警人似有魔力實則化之以德未嘗不可援墨歸儒胡適即其例也。[31]
第二，金梁在向宣統推薦江亢虎的奏摺中寫道：
皇上以德服人，昔胡適既見後，為皇上所化。今江亢虎未見前即為所化，皇上聖德感人古今未有。[32]
李石曾等人在媒體曝光的罪證，即第二條資料。他為什麼不用第一條資料呢？如果用第一條資料，那就不僅證明胡適與宣統有勾結，而且還證明蔡元培也有宣統有勾結了。李石曾與蔡元培一樣，都屬於國民黨，他並不想得罪蔡元培。他通過這條奏摺，重點打擊胡適，無非是胡適反對他用武力驅逐溥儀，他懷恨在心，以此洩憤，來抹黑胡適形象而已。
可以說，驅逐溥儀案背後的思想論戰，周作人除外，本質上其實是胡適與以李石曾、易培基等國民黨左派因政見不同發生的思想鬥爭。此時，因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正處於蜜月期，他們在驅逐溥儀的觀點上，基本一致。因此，胡適這次的抗議信，也導致了他在革命青年心目中形象的直線下降。毛壯侯對胡適態度的180度轉變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
（五）
在驅逐溥儀事件之前，毛壯侯與胡適就認識並有往來。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毛壯侯是一個詩人。他寫了一些詩，打算出一本詩集，為此他寫信給胡適，希望胡適可以給他寫個序。信中毛壯侯寫道：
先生是文學界革命中的大將，尤其是一顆閃灼照耀的巨星，用不著我來恭維。不過我因為見著替平民叫苦的文藝太少，努力做了一冊血花，擬付印宣傳，想在“無病呻吟”的文藝裡面，下一服興奮劑。唉！談何容易，不是我微弱的力量做得到的呵！我只有誠意的請求先生給我做一篇序，不致令我失望嗎？血花呈上，敬請鐸安。[33]
通觀此信，可以看出毛壯侯對胡適的推崇與尊敬。收到信之後，胡適仔細看了他寫的詩，給他回了一封信。原信如下：
壯侯先生：
我實在不能寫序，只好寫了幾句話，請你不要見怪。
內中第9首“丘八”“丘九”的話是不應該用在詩裡的。“丘八”已不通，“丘九”更不成話。偶然詼諧是可以用的，但不值的入詩。此首可刪。適 [34]
兩人就詩歌問題磋商，毛壯侯虛心請教，胡適坦誠相對，很是和諧。然而，1924年，當得知胡適為溥儀辯護之後，毛壯侯對胡適的態度大變，他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溥儀出宮與胡適》，痛駡胡適，在這篇文章中，毛壯侯寫道：
“這回溥儀搬家，胡適大博士的抱不平，更引人啼笑不得，但切身利害的溥儀孺子，反有努力為人，願解放木偶式的舊束縛。舊思想漩渦中的小兒，還想做人，新思潮中的鉅子，卻不想做人，這真是時代思潮中的不幸呵！卑怯……可恥……”[35]
說胡適悲怯、可恥，還算是好的了。後面還有更進一步的語言暴力，他還寫道：
但是溥儀人格增輝之日，卻是胡適人格降下之時；……溥儀因受新思潮的影響，知道胡適是現代新思潮中一條得意的精蟲，造成了他們相見的機會，這位精蟲化的灰色酸秀才，得意忘形，給了我們一個可恥的暗示，就是他自己說：“他稱我稱先生，我稱他稱皇上。”[36]
以前，毛壯侯在信中稱胡適為新文化運動的巨星，萬人敬仰。如今，毛壯侯則以“精蟲”來比喻胡適，其話語之粗鄙，惡語之傷人，令人吃驚。
毛壯侯的這些話語暴力，在當時文壇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看到毛壯侯的這篇文章後，丁西林在《現代評論》發表《批評與罵人》對此反唇相譏：
“你看見了本月7日《政治生活》上毛壯侯罵胡適的那篇文章沒有？什麼‘新思潮中的鉅子，卻不想做人’，什麼‘胡適人格降下’，什麼‘這位精蟲化的灰色酸秀才，得意忘形’，這真是什麼話？我說，別忙，別忙，我贊成的是一個批評家罵‘人’，甚而至於丟‘人’的臉，我決不贊成一個人亂罵人，因而丟了自己的臉。”[37]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發表毛壯侯這篇文章的《政治生活》，是中共中央北方區黨委的機關刊物，中共早期革命領導人高君宇即是《政治生活》的編輯。也正是他，將毛壯侯的文章發表的。此文發表時，高君宇還加了一個編者按，從這段話中也可以看出中共革命青年對胡適此舉的看法，高君宇寫道：
這篇投稿寄來快有一個月了。起初我們以為像胡先生那樣比十三世紀還落後的言論，真不值得深刻的去批評，所以沒將毛君的來稿發表。可是這半月來，中國腐敗官僚、臭架子名士、外國大流氓，都在那裡大叫特叫，反對清室優待條件之修改；且聽說執政府已暗中決定恢復優待了。可見如毛君所說不想做人的正多著呢！所以我們感到毛君此文價值尚在，故特登載於此。[38]
由此可見，在反對馮玉祥用暴力驅逐溥儀出宮這件事上，胡適得罪了很多人。除了李石曾、易培基等國民黨左派之外，還有毛壯侯、高君宇這些激進的革命青年。胡適形象在這一問題上的變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當時思想文化界日益激進化的思想潮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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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佚名輯：《隆裕太后大事記·甲子清室密謀復辟文證》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88—189，193頁。
[33] 耿雲志主編：《胡適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1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第620頁。
[34] 耿雲志主編：《胡適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9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第23頁。
[35][36]毛壯侯：《溥儀出宮與胡適》，見《溥儀想做人——胡適不想做人（讀了〈溥儀出宮與胡適〉之後）》的附錄，《高君宇文集》，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00頁。）
[37]西林：《批評與罵人》，《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期）
[38]高君宇：《溥儀想做人——胡適不想做人（讀了〈溥儀出宮與胡適〉之後）》，《高君文集》，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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