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賢章
要說我村裡最好的朋友， 是和我同齡同輩的兄弟阿英。 大概我比他早出生兩三個月， 我自認為我是兄長， 但阿英絕不承認。 兩人都直呼對方的姓名。
阿英是個英俊活潑的小夥子。 歌聲也好， 又愛唱歌。 在我看來， 他穿什麼樣的衣服都漂亮， 走有走的姿勢， 坐有坐的儀錶。 總之， 一見他就開心。
十六歲那年， 我因家窮， 在小學當“助教”， 是我母親求一位校董的堂叔爭得這個不倫不類的小學教師的。 一學期薪酬白米九鬥， 約合一百六十斤米。 母親對我說：“你初等師範畢業了， 弟弟還失學。 你得尋份工作，
母親說話從來說一不二， 這樣， 她便以父親生前一副水晶老花鏡的代價， 求堂叔在故鄉的小學給我謀得小學“助教”的職務。 幸運的是學校老師沒有輕視我。 和我同一房間的劉喜祥先生還教我讀《四書》。
阿英在丙村中學念初三。 每逢週末， 他必回家， 週末下午四點， 我必然站在小學大門口， 期待看到阿英瀟灑的身影。 果然， 遠處飄來歌聲， 是我熟悉迷醉的阿英的歌聲：
紅遮翠障錦雪中/人間鸞鳳禦爐香/縹緲隨風/今宵花月多美好/春意溢深宮……
這是解放前大詞作家范煙橋寫的歌詞。 百代唱片公司曾灌過“金嗓子”周璿唱這首歌的唱片。 年輕人喜歡唱這首歌， 阿英也喜歡唱這首歌。 我很奇怪， 也忘記問音樂人！為何許多“黃色歌都解禁了，
阿英唱《天長地久》音域很寬， 音色亮麗， 就像他瀟灑漂亮的儀錶。 由於有阿英， 解放前電影小白臉白雲和解放後的“影帝”王心剛都絕對靠邊了。
阿英回家， 必先路過學校。
“英先生， 又給我們帶回什麼精神食糧？”博覽群書的劉喜祥先生笑眯眯問。
“有， 回房間說話。 ”阿英一邊向我們臥室走去， 一邊拍著他身上掛的綠色書包。
一到房裡， 他必然掏出現在非常普通， 當時卻被國民黨政權規定為禁書諸如高爾基、果戈理、蔣光慈、茅盾、巴金、丁玲的作品， 全都在書名前面畫√。 而我和劉喜祥先生， 便把阿英帶來的書藏到鋪蓋枕頭下。 時值冬令， 北風颼颼， 我們便挑亮煤油燈，
一九四七年， 潮梅剿共司令塗思宗正在興梅地區開展“十字掃蕩”。 每逢圩日， 小鎮街頭電話水泥杆上， 總有一兩個人頭掛在上面， 以示他們剿共的成績。 當時讀禁書， 是要冒生命危險的。 但我們卻鄙視那些禁令， 如饑似渴讀那些禁書。 “人生第一樂事， 莫如雪夜閉門讀禁書。 ”我們自言自語， 孤芳自賞， 其樂融融。 讀如高爾基的作品， 果戈理的《死魂靈》， 茅盾的《子夜》，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 我們都是在被國民黨封殺、列為禁書的時候， 冬夜閉門閱讀的。 阿英必然和我們擠在一張小床上， 一起閱讀這些豐富人類文化的名著佳作。 我和阿英還有一段輕喜劇， 大約一九四八年夏天， 夏收曬穀的時候，
一九四八年冬， 在淮海戰役的隆隆大炮聲中， 阿英奉父命隨母離開故鄉， 去南洋謀生。 在他跳上停泊在碼頭的船上時， 我頓時號啕大哭， 童年、少年的莫逆之交從款款的船槳聲中畫上了句號。
四十九歲那年， 阿英從印尼回來， 我們久別從逢， 總想撿回一點破碎的回憶。 可惜我們都到了知天命之年， 已經青春不再。
這就是我生命搖籃——故鄉大雅村留下那一片瓦， 一塊磚， 一抔土， 一滴水。 童年， 一片灰色， 以至我不肯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