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想天開的“新儒家”
葛兆光一篇《異想天開——近年來大陸新儒學的政治訴求》， 近日在思想界激起浪花。 葛兆光在文中對大陸新儒家的做出尖銳批判， 他指出， 近年來新儒家在大陸思想文化界的種種行動顯現引人矚目的思想轉變， 而其內在的政治訴求不可不謹慎對待。 然而什麼是“大陸新儒家”， 他們有何訴求？
1， 葛兆光指出， 以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等為先導的海外新儒家儘管痛心于傳統文化的飄零， 還是基本肯定民主、自由、人權等現代價值， 並在學理上致力發掘傳統中國儒家思想與現代西方普世價值的匯通之處。
2， 從文化到政治， 從幕後到台前。 這種“價值→種族→力量”的思路已經暗示了新儒家對大國力量和政治秩序的野心：大陸新儒家的另一大特點， 便是將關注從文化轉向了政治。 海外新儒家主要關注社會倫理、人文精神和思想資源的闡發上，
葛兆光
縱覽全文， 葛兆光主要從政治、社會、教育三方面批判大陸新儒學為中國設計的一套“藍圖”。 而對新儒家政治訴求的質疑， 構成其批判核心。
1， 政治上， 大陸新儒家在政權合法性上試圖建立中國式的天地人“三重合法性”， 即超越現世現存（天）， 承續歷史文化（地）， 又代表的人民心意（人）；而這種合法性方案的落實， 在政治制度上體現為“庶民院”、“通儒院”、“國體院”的三位一體。 葛兆光看到， 大陸新儒家政治制度設計的基礎， 源於康有為提出的“君主論”與“國體論”——其核心， 在於以各族共主的君主維繫多族群帝國， 以作為公民宗教的儒教凝聚國家和民族認同。
葛兆光指出， 大陸新儒家確實看到了現代中國對清朝疆域規模與族群結構的延續，
2， 社會上， 大陸新儒家試圖在傳統中國家庭-家族-家族共同體的基礎上， 按照儒家理念重建父子主軸、差序格局、禮制秩序和男女有別的社會。 包括在鄉村重建宗族， 在家庭恢復內外有別的秩序， 以“夫妻之道”要求女性輔佐丈夫。 而為實現這樣的社會理想， 教育上， 新儒家設想了一個“儒化社會”， 具體方案， 包括將儒學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並在儒學之士中選拔賢能， 同時恢復孔子的國家祭典， 重建各地家族祠堂。葛兆光認為，這種教育設想的核心，是使儒教成為“國教”，將儒學作為“王官之學”，使中國變成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
對此，葛兆光同樣表達尖銳質疑：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結構、政治制度與生活方式早已發生巨大變化，這種恢復傳統時代結構、秩序和習俗的願望豈非時代錯亂？在它看來，新儒家未來想像的根本困境，是拒斥儒家之外的其他思想，只在所謂“傳統”中找尋資源。其“傳統”不過是被發明的傳統，而其未來理想國家、宗教與社會設想不過是古代中國政治制度作極端化想像的產物。
不同於海外新儒家或其他思想流派，大陸新儒家具有鮮明的“入世”特徵。葛兆光也看到，大陸新儒學的問題意識和學術思想，與當代中國政治和思想語境有密切聯繫：大陸新儒學宣導者期望承擔文化功能，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入世之心固然可貴，然而其拒絕共識偏執一隅之態必須避免，而其期望利用時勢攀附權力之意更必須批判。在葛兆光看來，一種思想的良性發展，不僅需要它積極參與思想市場的競爭，汲取各種文化、各類資源的啟示，更需要與政治或政治制度的建設保持一定距離，使自身不至頑固腐化；而在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中國，我們仍需努力找尋一種包容的、和諧的、有共識的未來方案。
“港味兒”從何而來
7月1日，香港回歸20周年。
在這有重要紀念意義的時刻，各大媒體和公眾平臺紛紛推出相關的紀念專題，諸如新京報《香港回歸20年北上導演12人》，冰點週刊的特稿《1997年7月1日：大雨轉晴》，介面新聞《滄海桑田的味道：五道美食裡的百年香港》與澎湃新聞的“香江廿年”系列報導。我們看到，相比起十年前大張旗鼓，回歸20年之際，公眾似乎更樂意從螢屏的影像故事，街角的柴米油鹽，私人的口述記憶來切身地體驗香港20年來社會文化與日常生活的變遷——旺角街頭推車上一碗彈牙的咖喱魚蛋，銀幕裡林立的高樓和曖昧浮動的光影，TVB劇集中步伐堅定雷厲風行的女性律師，曲調綿延文辭雅致的粵語歌曲……“港味兒”成為人們回憶、理解與共情的關鍵字。
然而“港味兒”從何而來？是什麼塑造了香港社會文化的獨特面貌？“香港”、“香港人”到底意味著怎樣的認同或身份？近日傳播甚廣的陳冠中的一篇舊文《九十分鐘香港社會文化史》，或許可為我們揭示一二。
《重慶森林》劇照
在陳冠中看來，要理解如今香港社會與文化的特點，需追溯其百年來的歷史發展。在他娓娓道來的敘述中，我們看到歷史上那種種牽動香港文化板塊走向的重要時段與重要事件：
1890s | “被忽略”下存續的華人社會——香港文化多元之始
1898年英國強行向清政府“租借”新界後，香港完全淪入英國統治。與其它殖民地不同，香港主要被英國視為貿易轉口的自由港，而非生產原料或傾銷產品的基地。這種“中轉”的角色，使殖民政府既無英化當地人的興趣，也沒有改造當地社會肌理與居民行為的意圖。陳冠中指出，當地華人社會“被忽視”的狀況，反而使其社會文化在客觀上得到延續；而自由港的角色，則使香港在延續大部分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出現多元化與國際化趨勢。傳統嶺南文化、英式殖民地文化與小規模南陽文化等種種資源的交融，奠定了香港文化多元的開端。
1920s | 唱“老調子”的殖民政府——“文縐縐”的延續
那麼，在近代中國文化的重要轉捩點、即五四與新文化運動興起的19世紀20年代，香港有何變化呢？一個反諷的現象是：在大陸引進西學提倡白話文之時，殖民地政府竟主動提倡起了中國國學。直到20年代末，在上海、北京的報刊與小說普遍使用白話文時，香港坊間各類通俗小說仍以文言文撰寫為主，這種舊體文言寫作甚至延續到50年代以後。在陳冠中看來，這段歷史有助於我們理解香港和大陸在書面語寫作方面的差異，“文言句法、成語及‘三及第’文體可說是香港人書寫時的集體無意識。”
1950s-1960s | 南來的上海人——國語文化興起
在殖民地頭一百年，香港可謂廣東人的城市——在1937年，香港約有百萬廣東移民，所謂“省港一家”，香港和廣東在文化上有高度的一體性。五十年代，香港迎來新一波移民潮，而上海人在其中最為矚目。陳冠中敏銳地看到上海人給香港文化氛圍帶來的變化：這些從上海這個國語文化生產中心南下的“外省人”，使國語文化在香港所占份額大增，一時間竟蓋過了本地粵語文化的勢頭。在一直延續到70年代初的國語文化流行期中，南來文人大放光彩——他們創辦報刊、文化雜誌與出版社，不少知識份子參與統戰和馬列思想宣傳。國語文化的興起及其與本土文化的交融促進了該時期香港書報出版的繁榮，也成為其未來文化發展的重要資源。
1970s | 嬰兒潮一代——更西化，也更本土化
1960年代，香港流行樂壇的英美歌曲和國語歌曲尚且對粵語歌曲有壓倒性優勢，但到70年代，港式粵語流行曲幾乎取代國語歌曲，而1976年後，粵語電視劇更是霸佔了香港電視臺的黃金時段。——發生了什麼？陳冠中將目光轉向香港的新一代：他們多在二戰後到60年代後期香港出生或稚齡來港，並在未來二三十年中以其人多勢眾帶動了香港文化板塊移動。陳冠中看到，“嬰兒潮一代”與上一代大陸人在文化取向上的顯著區別：一方面是更西化——由於生長在香港，他們缺乏父母輩所抱有的濃郁大陸情懷，而受到60、70年代新英美文化的吸引，他們與同時期大陸人在人生經歷、知識結構和世界觀上也具有較大差異；另一方面是更本土化——當香港從一個過客為主的城市變為一個長期定居者為主的城市，當他們既拒絕自認英國人，和大陸又缺乏更密切文化聯繫時，“香港人”成為他們為自己創造的獨特身份標籤。
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問題：“港味”何來？在陳冠中看來，不管是“港人”還是“港味”，它們的出現都並不是很遙遠的事——它們是被發明的、被想像的、被建構的，但同樣是真實的、物質的、有歷史意義的。而它們的出現，體現了香港對自身認同的尋求。但我們看到，這種“主體性”的來源，絕非單一文化或單一思想，而是漫長歷史發展變動和多元文化交融碰撞的沉澱。陳冠中以“雜種化”概括這種文化特色的特殊建構過程：所謂“雜種”的文化既是傳統的也是現代的，既是本土的也是跨域的，既是國內多數民族的也是國內少數民族的——這種多元文化的並存、混雜，這種包含認同價值的雜種化，便是我們說不清道不明，卻又為之沉迷的“港味”。
2017年7月1日香港舉行慶祝回歸20周年煙花匯演。新華社 圖
但我們在追溯香港社會文化發展歷史時，有一點不可忽略。正如鄭戈在《一國兩制與國家整合：寫在香港回歸20周年前夕》中提及：在新中國成立之時，共產黨儘管有能力武力收復香港，卻出於成熟而清醒的考慮不急於消除殖民地。陳冠中則看到，即使在內地困難時期或冷戰期間，中國也沒有中斷向香港供應必需品。大陸政府的務實政策與物資支持，客觀上構成了香港1949到1997年間繁榮安定與文化發展的大背景。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依然被堅決堅持的今天，“兩制”前的“一國”，是大多數人接受、支持乃至欣賞另一種制度下另一種文化形態的前提。
或許正因如此，陳冠中在呈現香港社會文化發展脈絡，肯定港人認同之為事實而非問題的同時，也堅持“香港人”與“中國人”等身份不應該是非此即彼的。在他看來，重要的是接納一種多層次多方向的身份認同——共存共榮，才是未來發展之道。
重建各地家族祠堂。葛兆光認為，這種教育設想的核心，是使儒教成為“國教”，將儒學作為“王官之學”，使中國變成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對此，葛兆光同樣表達尖銳質疑：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結構、政治制度與生活方式早已發生巨大變化，這種恢復傳統時代結構、秩序和習俗的願望豈非時代錯亂？在它看來，新儒家未來想像的根本困境，是拒斥儒家之外的其他思想，只在所謂“傳統”中找尋資源。其“傳統”不過是被發明的傳統，而其未來理想國家、宗教與社會設想不過是古代中國政治制度作極端化想像的產物。
不同於海外新儒家或其他思想流派，大陸新儒家具有鮮明的“入世”特徵。葛兆光也看到，大陸新儒學的問題意識和學術思想，與當代中國政治和思想語境有密切聯繫：大陸新儒學宣導者期望承擔文化功能，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入世之心固然可貴，然而其拒絕共識偏執一隅之態必須避免，而其期望利用時勢攀附權力之意更必須批判。在葛兆光看來，一種思想的良性發展，不僅需要它積極參與思想市場的競爭，汲取各種文化、各類資源的啟示，更需要與政治或政治制度的建設保持一定距離，使自身不至頑固腐化；而在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中國，我們仍需努力找尋一種包容的、和諧的、有共識的未來方案。
“港味兒”從何而來
7月1日，香港回歸20周年。
在這有重要紀念意義的時刻，各大媒體和公眾平臺紛紛推出相關的紀念專題，諸如新京報《香港回歸20年北上導演12人》，冰點週刊的特稿《1997年7月1日：大雨轉晴》，介面新聞《滄海桑田的味道：五道美食裡的百年香港》與澎湃新聞的“香江廿年”系列報導。我們看到，相比起十年前大張旗鼓，回歸20年之際，公眾似乎更樂意從螢屏的影像故事，街角的柴米油鹽，私人的口述記憶來切身地體驗香港20年來社會文化與日常生活的變遷——旺角街頭推車上一碗彈牙的咖喱魚蛋，銀幕裡林立的高樓和曖昧浮動的光影，TVB劇集中步伐堅定雷厲風行的女性律師，曲調綿延文辭雅致的粵語歌曲……“港味兒”成為人們回憶、理解與共情的關鍵字。
然而“港味兒”從何而來？是什麼塑造了香港社會文化的獨特面貌？“香港”、“香港人”到底意味著怎樣的認同或身份？近日傳播甚廣的陳冠中的一篇舊文《九十分鐘香港社會文化史》，或許可為我們揭示一二。
《重慶森林》劇照
在陳冠中看來，要理解如今香港社會與文化的特點，需追溯其百年來的歷史發展。在他娓娓道來的敘述中，我們看到歷史上那種種牽動香港文化板塊走向的重要時段與重要事件：
1890s | “被忽略”下存續的華人社會——香港文化多元之始
1898年英國強行向清政府“租借”新界後，香港完全淪入英國統治。與其它殖民地不同，香港主要被英國視為貿易轉口的自由港，而非生產原料或傾銷產品的基地。這種“中轉”的角色，使殖民政府既無英化當地人的興趣，也沒有改造當地社會肌理與居民行為的意圖。陳冠中指出，當地華人社會“被忽視”的狀況，反而使其社會文化在客觀上得到延續；而自由港的角色，則使香港在延續大部分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出現多元化與國際化趨勢。傳統嶺南文化、英式殖民地文化與小規模南陽文化等種種資源的交融，奠定了香港文化多元的開端。
1920s | 唱“老調子”的殖民政府——“文縐縐”的延續
那麼，在近代中國文化的重要轉捩點、即五四與新文化運動興起的19世紀20年代，香港有何變化呢？一個反諷的現象是：在大陸引進西學提倡白話文之時，殖民地政府竟主動提倡起了中國國學。直到20年代末，在上海、北京的報刊與小說普遍使用白話文時，香港坊間各類通俗小說仍以文言文撰寫為主，這種舊體文言寫作甚至延續到50年代以後。在陳冠中看來，這段歷史有助於我們理解香港和大陸在書面語寫作方面的差異，“文言句法、成語及‘三及第’文體可說是香港人書寫時的集體無意識。”
1950s-1960s | 南來的上海人——國語文化興起
在殖民地頭一百年，香港可謂廣東人的城市——在1937年，香港約有百萬廣東移民，所謂“省港一家”，香港和廣東在文化上有高度的一體性。五十年代，香港迎來新一波移民潮，而上海人在其中最為矚目。陳冠中敏銳地看到上海人給香港文化氛圍帶來的變化：這些從上海這個國語文化生產中心南下的“外省人”，使國語文化在香港所占份額大增，一時間竟蓋過了本地粵語文化的勢頭。在一直延續到70年代初的國語文化流行期中，南來文人大放光彩——他們創辦報刊、文化雜誌與出版社，不少知識份子參與統戰和馬列思想宣傳。國語文化的興起及其與本土文化的交融促進了該時期香港書報出版的繁榮，也成為其未來文化發展的重要資源。
1970s | 嬰兒潮一代——更西化，也更本土化
1960年代，香港流行樂壇的英美歌曲和國語歌曲尚且對粵語歌曲有壓倒性優勢，但到70年代，港式粵語流行曲幾乎取代國語歌曲，而1976年後，粵語電視劇更是霸佔了香港電視臺的黃金時段。——發生了什麼？陳冠中將目光轉向香港的新一代：他們多在二戰後到60年代後期香港出生或稚齡來港，並在未來二三十年中以其人多勢眾帶動了香港文化板塊移動。陳冠中看到，“嬰兒潮一代”與上一代大陸人在文化取向上的顯著區別：一方面是更西化——由於生長在香港，他們缺乏父母輩所抱有的濃郁大陸情懷，而受到60、70年代新英美文化的吸引，他們與同時期大陸人在人生經歷、知識結構和世界觀上也具有較大差異；另一方面是更本土化——當香港從一個過客為主的城市變為一個長期定居者為主的城市，當他們既拒絕自認英國人，和大陸又缺乏更密切文化聯繫時，“香港人”成為他們為自己創造的獨特身份標籤。
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問題：“港味”何來？在陳冠中看來，不管是“港人”還是“港味”，它們的出現都並不是很遙遠的事——它們是被發明的、被想像的、被建構的，但同樣是真實的、物質的、有歷史意義的。而它們的出現，體現了香港對自身認同的尋求。但我們看到，這種“主體性”的來源，絕非單一文化或單一思想，而是漫長歷史發展變動和多元文化交融碰撞的沉澱。陳冠中以“雜種化”概括這種文化特色的特殊建構過程：所謂“雜種”的文化既是傳統的也是現代的，既是本土的也是跨域的，既是國內多數民族的也是國內少數民族的——這種多元文化的並存、混雜，這種包含認同價值的雜種化，便是我們說不清道不明，卻又為之沉迷的“港味”。
2017年7月1日香港舉行慶祝回歸20周年煙花匯演。新華社 圖
但我們在追溯香港社會文化發展歷史時，有一點不可忽略。正如鄭戈在《一國兩制與國家整合：寫在香港回歸20周年前夕》中提及：在新中國成立之時，共產黨儘管有能力武力收復香港，卻出於成熟而清醒的考慮不急於消除殖民地。陳冠中則看到，即使在內地困難時期或冷戰期間，中國也沒有中斷向香港供應必需品。大陸政府的務實政策與物資支持，客觀上構成了香港1949到1997年間繁榮安定與文化發展的大背景。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依然被堅決堅持的今天，“兩制”前的“一國”，是大多數人接受、支持乃至欣賞另一種制度下另一種文化形態的前提。
或許正因如此，陳冠中在呈現香港社會文化發展脈絡，肯定港人認同之為事實而非問題的同時，也堅持“香港人”與“中國人”等身份不應該是非此即彼的。在他看來，重要的是接納一種多層次多方向的身份認同——共存共榮，才是未來發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