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攤開畫布， 拿起筆刷， 在顏料斑駁的畫板上調好顏色， 對著手機看了幾眼原圖， 趙小勇開始作畫了。 整個過程一氣呵成， 沒有猶豫， 沒有停頓， 沒有與別人言語。 40分鐘後， 一張梵古的自畫像躍然紙上， 綠色的眼睛尤為神采。
攤開畫布，
拿起筆刷，
在顏料斑駁的畫板上調好顏色，
對著手機看了幾眼原圖，
趙小勇開始作畫了。
整個過程一氣呵成，
沒有猶豫，
沒有停頓，
沒有與別人言語。
40分鐘後，
一張梵古的自畫像躍然紙上，
綠色的眼睛尤為神采。
20年前開始拿起畫筆時，
趙小勇和鐘早春也許不曾想到，
這一畫就是超過十萬張梵古，
一個人一個月畫500張梵古
梵古，
一個傳世的荷蘭畫家，
成為遠在中國深圳的畫工趙小勇，
和妻子鐘早春的人生關鍵字。
這間小小的畫室在深圳大芬油畫村後巷的角落，
沒有醒目的大字招牌，
只寫著“印象畫室”四個字。
招牌之上，
是一張照片，
十年前的趙小勇舉著一張剛畫完的梵古，
背後是當年的畫室，
環境簡陋，
與工廠無異，
三五個畫工和上百張還在加工的油畫。
這是大芬的縮影。
在這個咫尺見方的畫室，
記者見到她時，
她就坐在這個位置，
畫一張尺寸不大的《收穫的景象》，
第二天就換成了《盛開的杏花》。
在她的正上方還掛著四五十張正在晾乾的油畫。 這一次的訂單是700張， 時間約為一個月， 客戶是一位元香港商人。 趕單， 就是把一張畫反復畫N遍， 這也是畫工的工作常態。
雖然現在的鐘早春儼然是一個老畫師，
調色用筆作畫幾乎都已經成為本能，
不需要思考。
但當年她從江西農村來深圳打工，
沒有遇見趙小勇時，
應該從未想過仿製名畫會成為自己的工作。
1994年，
趙小勇從湖南農村來到深圳打工，
雖然從小喜歡畫畫，
但是維持生計讓他不得不選擇在工藝品廠裡做流水線工人，
在那裡，
他認識了妻子鐘早春。
1997年，
他跟隨老鄉來到了大芬村，
開始在這裡做學徒工。
當年在工廠裡介紹趙小勇來大芬畫畫的工友，
不到兩個月就重回廠裡做工了，
因為“實在堅持不下來，
畫不下來”。幾年過去，工友還是會給老趙打電話，“你要是不想畫了，這個工廠老闆還是要你過來”。這些邀請都被趙小勇婉拒了，繼續一頭紮在大芬一張又一張的畫布裡。
《咖啡廳》是趙小勇賣出去的第一張梵古，60*90cm，成交的價格是280元。雖然畫得不算差，但徒弟的身份，讓他比老師傅們低了幾十塊錢，“不賣的話我哪有錢呢？還要買布買顏料，還要繼續畫啊，沒辦法的。”
1999年到2008年之間，是訂單量最多的十年。趙小勇說，最多的時候一張畫要五千張，一個月畫500張。那時，他還沒有帶學徒，大量的訂單就靠著夫妻倆和弟弟、舅舅四人完成。平均一天要畫14-15個小時。
生活和畫畫，就濃縮在這個兩室一廳的出租屋裡，客廳裡畫畫吃飯，臥室睡覺，肉眼所及都掛滿了梵古。枯燥和機械重複的生活，讓趙小勇不止一次扔了畫筆，“真的就是不想畫了”，但看著上百上千的訂單，和嗷嗷待哺的兩個孩子，他不得不重新撿起畫筆。長期在狹窄空間裡作畫，讓趙小勇身體狀況一年不如一年，高血壓，習慣性的頭暈，消瘦。
去年5月，趙小勇的師傅，就是20年前在大芬教他畫第一張梵古的老師，在家中去世了兩天才被發現，身邊還放著上一批賣畫拿到的3800元現金。死因據說是長期咳嗽沒有及時治療，這跟長期悶頭畫畫不無關係。鐘早春說，現在提起這件事，老趙還是會難受的頭皮發麻。採訪過程中，趙小勇不止一次擺擺手，“畫畫太累了，用畫畫來賺錢，實在太累了”。
出走大芬，原創依然遙遠
如今，留守大芬村，接單畫梵古的任務，多由妻子鐘早春完成。當年還在陶瓷工藝廠打工時，鐘早春並沒有任何美術基礎，只是偶爾會隨手畫些簡單的小玩意兒。零基礎開始跟老公一起轉行畫畫，她算是趙小勇的第一個徒弟。
她的生活就是簡單的兩點一線，早起給還在上小學的兒子做飯，做家務，再等著兒子中午回來吃午飯，然後收拾停當去工作室繼續畫梵古訂單。
現在鐘早春畫的每一張訂單梵古，畫布上都有一層淺淺的噴繪，保證畫面的比例輪廓百分之百正確。“反正我們畫的是商業畫，價錢也賣不了很多，就得提高一點速度。有了微噴就不累腦了，我們畫的時候會把噴繪完全蓋住，誰也看不出來。”
2013年，一位常買畫的朋友在蘇州開了畫廊，趙小勇前去觀摩，他發現，自己賣給朋友七八百元一張的《星空》，在這裡的售價居然是七八千元，接近十倍的價格差讓他頗為意外，“原來我的畫還是有價值的”。
於是，趙小勇選擇了出走大芬，到寧波開畫廊，一口氣就開了兩家。即便每月的營業成本就有三四萬元，但相比於大芬激烈的競爭和透明的價格，如今一幅畫能買幾千，這個選擇顯然不算失敗。“畫得再好，在大芬也賣不到什麼價錢”。趙小勇開始常駐寧波，兩三個月回一次深圳，看望妻兒，並從大芬村進貨。
鐘早春和趙小勇的境遇在畫工中已算不錯的，房價還沒暴漲時咬咬牙，靠著畫梵古攢下的一點積蓄，在村口的社區買了房子，大女兒已畢業工作，兒子在讀小學五年級。但是趙小勇的家裡卻沒有掛一張梵古。“我自己畫的肯定是要把它賣掉，沒有多少思想在裡面。畫得好或許會捨不得，但價格也能賣得高一點。”
現在，大芬畫室裡掛著的梵古畫作，多是鐘早春和其他徒弟完成的。其中有一張趙小勇的自畫像，是他為數不多的原創作品，卻依然離不開梵古的影子。趙小勇雖然這兩年也開始嘗試原創或創意的畫作，但都只是閒暇時的嘗試，並不會投入太多的時間和心血。
背後的原因很現實，訂單太多沒時間原創，也怕了耗盡心力畫的原創作品沒法快速變現。畢竟，對於包括趙小勇夫婦在內的多數大芬一線畫工來說，畫一批就能賣掉一批，養家賺錢才是最重要的。鐘早春依然會對創作獨立作品的畫家心生羡慕，但在現實面前，也僅僅是嚮往。
藝術，創作，離他們或許還太遙遠。
當“梵古”看到了真的梵古
採訪間隙，趙小勇的朋友進店跟他寒暄，談及對老趙畫作的評價，這位朋友脫口而出，“那還用說，我叫他第二個梵古”。然而直到畫了第十七年梵古，趙小勇都還不知道真正的梵古長什麼樣。
梵古的筆觸真的那麼瀟灑嗎？顏料真的很厚嗎？畫幅尺寸都很大嗎？趙小勇不知道，他所認知的梵古都來自圖片和畫冊，看不見細膩的筆觸，也看不見顏料堆積出來凹凸不平的畫面。
2014年8月，趙小勇跟隨攝影師余海波和他女兒余天琦，第一次去了荷蘭阿姆斯特丹，見到了梵古的真跡。“比我們想像中的差得太遠了，不是那麼厚油，看到最大的一幅畫就是那個吃土豆的人，就這一幅畫大一點，其他的畫都是小小的。有時候看到梵古的自畫像，就是30*40釐米那麼大的。”
他駐足觀看了很久，畫了那麼多年，這才是他離梵古最近的一次。
《咖啡廳》是趙小勇賣出去的第一張梵古，60*90cm，成交的價格是280元。雖然畫得不算差，但徒弟的身份，讓他比老師傅們低了幾十塊錢，“不賣的話我哪有錢呢？還要買布買顏料，還要繼續畫啊，沒辦法的。”
1999年到2008年之間，是訂單量最多的十年。趙小勇說，最多的時候一張畫要五千張，一個月畫500張。那時，他還沒有帶學徒，大量的訂單就靠著夫妻倆和弟弟、舅舅四人完成。平均一天要畫14-15個小時。
生活和畫畫，就濃縮在這個兩室一廳的出租屋裡，客廳裡畫畫吃飯，臥室睡覺，肉眼所及都掛滿了梵古。枯燥和機械重複的生活，讓趙小勇不止一次扔了畫筆，“真的就是不想畫了”，但看著上百上千的訂單，和嗷嗷待哺的兩個孩子，他不得不重新撿起畫筆。長期在狹窄空間裡作畫，讓趙小勇身體狀況一年不如一年，高血壓，習慣性的頭暈，消瘦。
去年5月，趙小勇的師傅，就是20年前在大芬教他畫第一張梵古的老師，在家中去世了兩天才被發現，身邊還放著上一批賣畫拿到的3800元現金。死因據說是長期咳嗽沒有及時治療，這跟長期悶頭畫畫不無關係。鐘早春說，現在提起這件事，老趙還是會難受的頭皮發麻。採訪過程中，趙小勇不止一次擺擺手，“畫畫太累了，用畫畫來賺錢，實在太累了”。
出走大芬，原創依然遙遠
如今，留守大芬村，接單畫梵古的任務，多由妻子鐘早春完成。當年還在陶瓷工藝廠打工時，鐘早春並沒有任何美術基礎，只是偶爾會隨手畫些簡單的小玩意兒。零基礎開始跟老公一起轉行畫畫，她算是趙小勇的第一個徒弟。
她的生活就是簡單的兩點一線，早起給還在上小學的兒子做飯，做家務，再等著兒子中午回來吃午飯，然後收拾停當去工作室繼續畫梵古訂單。
現在鐘早春畫的每一張訂單梵古，畫布上都有一層淺淺的噴繪，保證畫面的比例輪廓百分之百正確。“反正我們畫的是商業畫，價錢也賣不了很多，就得提高一點速度。有了微噴就不累腦了，我們畫的時候會把噴繪完全蓋住，誰也看不出來。”
2013年，一位常買畫的朋友在蘇州開了畫廊，趙小勇前去觀摩，他發現，自己賣給朋友七八百元一張的《星空》，在這裡的售價居然是七八千元，接近十倍的價格差讓他頗為意外，“原來我的畫還是有價值的”。
於是，趙小勇選擇了出走大芬，到寧波開畫廊，一口氣就開了兩家。即便每月的營業成本就有三四萬元，但相比於大芬激烈的競爭和透明的價格，如今一幅畫能買幾千，這個選擇顯然不算失敗。“畫得再好，在大芬也賣不到什麼價錢”。趙小勇開始常駐寧波，兩三個月回一次深圳，看望妻兒，並從大芬村進貨。
鐘早春和趙小勇的境遇在畫工中已算不錯的，房價還沒暴漲時咬咬牙，靠著畫梵古攢下的一點積蓄，在村口的社區買了房子，大女兒已畢業工作，兒子在讀小學五年級。但是趙小勇的家裡卻沒有掛一張梵古。“我自己畫的肯定是要把它賣掉，沒有多少思想在裡面。畫得好或許會捨不得，但價格也能賣得高一點。”
現在，大芬畫室裡掛著的梵古畫作，多是鐘早春和其他徒弟完成的。其中有一張趙小勇的自畫像，是他為數不多的原創作品，卻依然離不開梵古的影子。趙小勇雖然這兩年也開始嘗試原創或創意的畫作，但都只是閒暇時的嘗試，並不會投入太多的時間和心血。
背後的原因很現實，訂單太多沒時間原創，也怕了耗盡心力畫的原創作品沒法快速變現。畢竟，對於包括趙小勇夫婦在內的多數大芬一線畫工來說，畫一批就能賣掉一批，養家賺錢才是最重要的。鐘早春依然會對創作獨立作品的畫家心生羡慕，但在現實面前，也僅僅是嚮往。
藝術，創作，離他們或許還太遙遠。
當“梵古”看到了真的梵古
採訪間隙，趙小勇的朋友進店跟他寒暄，談及對老趙畫作的評價，這位朋友脫口而出，“那還用說，我叫他第二個梵古”。然而直到畫了第十七年梵古，趙小勇都還不知道真正的梵古長什麼樣。
梵古的筆觸真的那麼瀟灑嗎？顏料真的很厚嗎？畫幅尺寸都很大嗎？趙小勇不知道，他所認知的梵古都來自圖片和畫冊，看不見細膩的筆觸，也看不見顏料堆積出來凹凸不平的畫面。
2014年8月，趙小勇跟隨攝影師余海波和他女兒余天琦，第一次去了荷蘭阿姆斯特丹，見到了梵古的真跡。“比我們想像中的差得太遠了，不是那麼厚油，看到最大的一幅畫就是那個吃土豆的人，就這一幅畫大一點，其他的畫都是小小的。有時候看到梵古的自畫像，就是30*40釐米那麼大的。”
他駐足觀看了很久，畫了那麼多年，這才是他離梵古最近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