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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大城市病該靠政府還是市場?中國區域經濟50人論壇專家看法不一

中國區域經濟50人論壇現場。 圖為上海財經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副院長張學良就城市疏解問題發表演講。 南都記者商西 實習生劉雨錕 攝

南都訊 記者商西 實習生劉雨錕 發自上海 在我國, 解決大城市病、疏解城市功能是應該依靠政府治理, 還是更應遵循市場的力量?

昨日在上海財經大學舉辦的中國區域經濟50人論壇專題聚焦城市功能疏解與大城市病治理與會者對大城市病治理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持不同看法。

有學者呼籲讓市場來“治病”

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煉在論壇上透露, 我國去年底城鎮化率去年底達57.35%, 有近8億人居住在城市。 城市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住房緊張、公共資源短缺等“城市病”問題逐步凸顯。 “城市病在一線城市還有加劇之勢。 ”曹文煉的判斷得到與會專家的認同, 他們認為很多城市和區域處在“亞健康”狀態。

“我想說點尖銳的問題:我們國家的大城市病很多是政府造成的。 ”上海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左學金認為除政府規劃失誤外, 大城市病的另一個原因在於資源配置不均衡, 技術、投資、公共服務等都優先給一線城市, “奧運會在北京, 世博會在上海, 冬奧會還在北京, 為什麼不能在吉林、哈爾濱呢?你什麼都要, 然後說老百姓你不要進來我這裡人口要控制。 市場經濟來看這是矛盾的。 ”

在左學金看來, 特大城市發展後, 邊際成本上升、邊際效應下降, 自然會達成平衡的規模, 現在由於政府干預, 很多東西平衡不了, 只能反過來通過行政干預安排疏解。

和左學金一樣, 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建軍也認為,

解決大城市病、疏解城市功能更應遵循市場的力量。

陳建軍稱, 長三角問題不像京津冀問題那麼突出, 目前已從單一中心走向多元多中心的格局, 這個過程不是通過上海的疏解形成的, 而是市場化和一體化進程。

“長三角為什麼發展的比京津冀好?因為政府之間存在競爭機制。 ”陳建軍告訴南都記者, 長三角最大特點就是地方政府創新, 在互相競爭中市場規律的價值得以顯現, 相應地, 政府在治理大城市病的時候, 也應行使競爭機制。

陳建軍還認為, 封閉的戶籍制度是大城市病的主要原因, 學區制等都與戶籍制掛鉤, “什麼時候進出更自由, 更有利於資源、公共服務均等化, 不斷推進人口在空間上的自由流動,

上海如果能做出表率和試點的話, 可能是最大貢獻了。 ”

市場和政府的手段並不對立


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煉。

但在曹文煉看來,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地方政府間的財力差距、中央政府的調控不力、市場作用發揮不夠等是造成大城市病的原因,

不應把市場和政府的手段對立起來看。

曹文煉指出, 由於資本的逐利性和流動性, 有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區域發展的不平衡, 大城市病更加嚴重。 疏解和優化應該統一, 對於一二線城市可能要以疏解為主, 對三四線城市要加強優質公共產品配給和政府投入、優化功能, 吸納更多人口。

一位元長期關注長三角區域合作的人士告訴南都記者, 過去上海城市功能的疏解主要靠市場, 但“政府不推動, 單單靠市場的話, 地方政府跑不上去, 時間成本、機會成本都比較高”。 在他看來, 在城市功能疏解方面, 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都非常重要, 而目前來看, 長三角城市之間的產業規劃、區域規劃還不夠, 頂層設計和政府合作方面都有待加強。

建議設立上海大都市區區縣書記市長聯席會

“就上海的國際貿易中心地位而言,是不是所有都要做?比如港口的輸送量是不是還要永爭世界第一,還是說把精力放在航運金融、航運標準化上?”上海財經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副院長張學良以上海為例指出,城市功能的疏解並不意味著把核心功能完全保留,非核心功能完全疏解。

張學良強調,大城市疏解要避免郊區縣發展的“燈下黑”,上海城市功能的疏解,應與周邊區域做匹配,將單個城市的多規合一,轉向城市之間的多規合一。

“在缺乏與其他城市聯動的情況下,一個城市很難依靠自身的力量解決自身問題”,張學良指出,上海需從毗鄰區的角度來解決城市交通、人口擁擠情況,將公交、醫療、社會服務等與周邊地市協調起來。

上海去年公佈的2016-2040規劃提出,將建設上海大都市圈,和蘇州、無錫、南通、寧波、嘉興、舟山等地區構建“1+6”協同發展。張學良介紹,上海已經與浙江省平湖市展開密切合作,後者的六成農產品供應上海,九成以上的專案直接或間接來自上海。

在跨區域合作協調機制上,張學良指出,以長三角為例,雖然已有省級“一把手”會,40個市長聯席會議,但層次太高,都是省級、局級幹部,他提議設立上海大都市區區縣書記市長聯席會議,把上海周邊的縣長、市長,縣委、市委書記請到,建立區域合作中的斷頭路問題、產業發展問題等點對點,項目對項目的解決合作機制。

建議設立上海大都市區區縣書記市長聯席會

“就上海的國際貿易中心地位而言,是不是所有都要做?比如港口的輸送量是不是還要永爭世界第一,還是說把精力放在航運金融、航運標準化上?”上海財經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副院長張學良以上海為例指出,城市功能的疏解並不意味著把核心功能完全保留,非核心功能完全疏解。

張學良強調,大城市疏解要避免郊區縣發展的“燈下黑”,上海城市功能的疏解,應與周邊區域做匹配,將單個城市的多規合一,轉向城市之間的多規合一。

“在缺乏與其他城市聯動的情況下,一個城市很難依靠自身的力量解決自身問題”,張學良指出,上海需從毗鄰區的角度來解決城市交通、人口擁擠情況,將公交、醫療、社會服務等與周邊地市協調起來。

上海去年公佈的2016-2040規劃提出,將建設上海大都市圈,和蘇州、無錫、南通、寧波、嘉興、舟山等地區構建“1+6”協同發展。張學良介紹,上海已經與浙江省平湖市展開密切合作,後者的六成農產品供應上海,九成以上的專案直接或間接來自上海。

在跨區域合作協調機制上,張學良指出,以長三角為例,雖然已有省級“一把手”會,40個市長聯席會議,但層次太高,都是省級、局級幹部,他提議設立上海大都市區區縣書記市長聯席會議,把上海周邊的縣長、市長,縣委、市委書記請到,建立區域合作中的斷頭路問題、產業發展問題等點對點,項目對項目的解決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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