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羅德·霍恩的非洲裔美國人歷史研究

吉羅德·霍恩（Gerald Horne）是著名的非洲裔美國歷史學家， 現為休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 他致力於歷史研究並未妨礙他對政治事務的熱情， 其目標不是為了純粹的學術， 而是要把嚴謹的學術與追求社會正義相結合。 他的學術研究特點概言之， 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 從跨國視角來研究非洲裔美國人史， 在美國學界獨樹一幟， 有較大的影響。

著作縱貫美國歷史且意義深遠

霍恩從1986年出版第一本書以來， 至今已經出版30本書， 大部分論著的內容主要是世界史中被邊緣和被忽視的非洲裔美國人群體和個人的故事。

主題大都是非洲裔美國人激進分子和左派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鬥爭。 他的論著時間縱貫整個美國歷史， 範圍遍及亞非拉大部分區域， 基本圍繞著一個主題：力量弱小的非洲裔美國人如何尋找國際盟友。 他的諸多論著的跨國主題被人總結為“霍恩命題”。 著名左派非洲裔美國歷史學家曼甯·馬拉布林曾讚歎說， “霍恩是他那代人中對種族事務研究最有天賦和洞察力的歷史學家之一。 ”

可見， 霍恩的著作具有鮮明的跨國特色。 霍恩從歷史事實中斷定非洲裔美國人從來不能在國內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中找到可靠的盟友， 因此只能從國外尋找強有力的盟友。 他認為， 非洲裔美國人的進步依賴於國際力量和國際輿論，

批評1948年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因為冷戰壓力從國際領域撤退， 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失去了強有力的聯盟。 因此在霍恩的30本專著中很多主題都與非洲裔美國人尋找盟友有關。 如他認為在美國奴隸制時期， 非洲裔美國人尋求與西班牙人、法國人、英國人、古巴人等結盟， 提出美國的敵人是非洲裔美國人的朋友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 代表作有《1776年的反革命：奴隸反抗與美國的起源》、《革命的種族：在奴隸制和種族隔離制時期的美國與古巴》等；他又指出在美國種族隔離制時期， 非洲裔美國人尋求與墨西哥人、日本人結盟， 甚至與法西斯交好， 別出心裁地認為墨西哥革命、日本帝國主義和德國法西斯有利於非洲裔美國人的鬥爭， 進一步闡發了“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論點， 如《黑色與棕色：非洲裔美國人與墨西哥革命（1910—1920年）》等；他重點論述了非洲裔美國人在冷戰和美國民權運動時期， 尋求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非洲和印度的非殖民化運動聯合的過程， 強調冷戰反共主義對非洲裔美國人左派的壓制， 及對民權運動和全球非殖民化運動的消極作用， 代表作有《黑與紅：杜波依斯與非洲裔美國人對冷戰的反應（1944—1963年）》等。

不辭辛苦的科研精神造就學術成果

霍恩顯然繼承了一些非洲裔美國學者為現實服務的激進主義的傳統。 他效仿的榜樣就是著名學者杜波依斯。 杜波依斯早期的一系列關於非洲裔美國人問題的研究，

目的就是要改革美國社會， 努力利用自己的學術研究來提高非洲裔美國人的地位；晚年他思想逐漸左傾， 致力於在非洲裔美國人與蘇聯人、中國人和迦納人之間培養跨國和跨文化的聯繫， 越來越投身於全球革命。 受到杜波依斯的強烈影響， 霍恩逐漸成為一名毫不妥協的具有奉獻精神和國際視野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一次紀念杜波依斯的會議上， 他指出其歷史寫作的目的就是通過修正或重寫歷史來復興激進主義傳統。 因此， 他對以往的非洲裔美國人歷史著作非常不滿， 特別反對美國白人敵視貶低非洲裔美國人的“宣傳史學”。

霍恩力圖在批判白人研究的基礎上繼承發揚杜波依斯等人的激進傳統，

從跨國視角重新闡釋非洲裔美國人歷史。 為此， 霍恩到全世界旅行去獲取並查閱歷史記錄， 不遺餘力地搜集檔案。 但全球範圍搜尋檔案殊為不易， 而且評估檔案尤其是國家擁有的檔案非常困難， 因為這樣的評價常常被看作是對官方陳述和政策的威脅。 因此， 霍恩在很多國家搜集查閱檔案受到限制。 但他仍迎難而上。 在一般假期裡， 他每星期用2—3天的時間查找檔案， 在暑假的時候則每星期用5天來查閱檔案。 正是建立在大量翔實的一手資料的基礎上， 霍恩的著作才能視野廣闊、立意新穎， 產生很大的影響。

有學者總結霍恩的最大貢獻是他提出並完善了“霍恩命題”。 這一命題完全是跨國視野的， 它認為， 白人至上主義和反共主義是塑造二戰後美國社會與政治的主要力量， 對全球的非洲後裔和殖民地人民有重要的影響。美國的冷戰鬥士在與蘇聯爭奪全球霸權的鬥爭過程中意識到，種族隔離制是美國開展的爭取第三世界人民人心的對外宣傳運動的致命缺陷。結果美國政府當局嚴厲壓制了杜波依斯等左派非洲裔美國人，因為他們都在國際領域開展了反種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戰後對左派的壓制在非洲裔美國人社會中創造了一個意識形態真空。非洲裔美國民族主義者所支持的各種形式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填補了這個真空。霍恩對冷戰期間非洲裔美國人與左派的關係，以及戰後非洲裔美國人自由鬥爭與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鬥爭之間關係的論述富有洞見，他的學術研究對於理解全球冷戰對離散的非洲人世界的影響有著重要意義。

引領跨國研究潮流

總之，霍恩學術探索的勇氣非常令人敬佩。作為底層的非洲裔美國人，他靠自己的努力和環境機遇，在美國的名牌大學接受教育，經歷可謂輝煌，本應成為融於體制內的中產階級非洲裔美國歷史學家，但卻成為反體制的鬥士。因為在他的“雙重靈魂”中，非洲裔美國人意識更為強烈，對美國主流社會幾乎完全持批判態度。他把歷史作為現實的反映，滿懷著社會和歷史責任感，到全世界搜尋檔案資料，打破了封閉的民族國家的疆界，填補了很多非洲裔美國人在塑造現代世界過程中被遺漏的資訊，幾乎以一已之力，重寫了非洲裔美國人國際史，引領了非洲裔美國人歷史跨國研究的潮流。後來做相關研究的學者多少都受到了他的啟發，借鑒了他的研究，從而促進了非洲裔美國人歷史研究領域一種重要的跨國方式的形成和發展。如2011年，一些主張以跨國的方法和視角研究非洲裔美國人歷史的中堅學者和青年新銳，包括烏拉·泰勒、埃裡克·麥克達菲、羅伯遜·費雷澤、布藍達·普盧默等人，專門為霍恩開了一次圓桌會議，高度評價了霍恩在非洲裔美國人歷史研究領域，尤其是跨國的非洲裔美國人歷史領域的開拓性貢獻和傑出成就。

當然，霍恩的研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作為一名激進的非洲裔美國學者，一方面他要追求學術，以扎實的檔案資料為基礎進行研究；另一方面，其研究的目的卻是為了現實的需要，即為了提高非洲裔美國人的地位，改善他們的境況。當然有時候兩者有契合，但更多情況下兩者往往不可兼得。如他認為美國革命是一場反革命，其實犯了時空倒錯的毛病，沒有把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放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去理解。因此，對他及其著作一方面要有理解同情的態度，認識到他這種寫作風格是基於非洲裔美國人自身苦難的歷史和作者本人痛苦的經歷，目的是為提高非洲裔美國人自身地位，不單純是學術事業；另一方面，在批評其不足的同時也應給予其客觀公允的評價，因為他確實利用現實關懷和新的跨國界視野，提出了很多新的問題和論點，給人以啟迪，並且廣泛搜尋利用一手檔案進行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學術成果。

（本文系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冷戰對美國民權改革的影響研究”（15BSS02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文明區劃研究中心）

對全球的非洲後裔和殖民地人民有重要的影響。美國的冷戰鬥士在與蘇聯爭奪全球霸權的鬥爭過程中意識到，種族隔離制是美國開展的爭取第三世界人民人心的對外宣傳運動的致命缺陷。結果美國政府當局嚴厲壓制了杜波依斯等左派非洲裔美國人，因為他們都在國際領域開展了反種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戰後對左派的壓制在非洲裔美國人社會中創造了一個意識形態真空。非洲裔美國民族主義者所支持的各種形式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填補了這個真空。霍恩對冷戰期間非洲裔美國人與左派的關係，以及戰後非洲裔美國人自由鬥爭與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鬥爭之間關係的論述富有洞見，他的學術研究對於理解全球冷戰對離散的非洲人世界的影響有著重要意義。

引領跨國研究潮流

總之，霍恩學術探索的勇氣非常令人敬佩。作為底層的非洲裔美國人，他靠自己的努力和環境機遇，在美國的名牌大學接受教育，經歷可謂輝煌，本應成為融於體制內的中產階級非洲裔美國歷史學家，但卻成為反體制的鬥士。因為在他的“雙重靈魂”中，非洲裔美國人意識更為強烈，對美國主流社會幾乎完全持批判態度。他把歷史作為現實的反映，滿懷著社會和歷史責任感，到全世界搜尋檔案資料，打破了封閉的民族國家的疆界，填補了很多非洲裔美國人在塑造現代世界過程中被遺漏的資訊，幾乎以一已之力，重寫了非洲裔美國人國際史，引領了非洲裔美國人歷史跨國研究的潮流。後來做相關研究的學者多少都受到了他的啟發，借鑒了他的研究，從而促進了非洲裔美國人歷史研究領域一種重要的跨國方式的形成和發展。如2011年，一些主張以跨國的方法和視角研究非洲裔美國人歷史的中堅學者和青年新銳，包括烏拉·泰勒、埃裡克·麥克達菲、羅伯遜·費雷澤、布藍達·普盧默等人，專門為霍恩開了一次圓桌會議，高度評價了霍恩在非洲裔美國人歷史研究領域，尤其是跨國的非洲裔美國人歷史領域的開拓性貢獻和傑出成就。

當然，霍恩的研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作為一名激進的非洲裔美國學者，一方面他要追求學術，以扎實的檔案資料為基礎進行研究；另一方面，其研究的目的卻是為了現實的需要，即為了提高非洲裔美國人的地位，改善他們的境況。當然有時候兩者有契合，但更多情況下兩者往往不可兼得。如他認為美國革命是一場反革命，其實犯了時空倒錯的毛病，沒有把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放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去理解。因此，對他及其著作一方面要有理解同情的態度，認識到他這種寫作風格是基於非洲裔美國人自身苦難的歷史和作者本人痛苦的經歷，目的是為提高非洲裔美國人自身地位，不單純是學術事業；另一方面，在批評其不足的同時也應給予其客觀公允的評價，因為他確實利用現實關懷和新的跨國界視野，提出了很多新的問題和論點，給人以啟迪，並且廣泛搜尋利用一手檔案進行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學術成果。

（本文系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冷戰對美國民權改革的影響研究”（15BSS02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文明區劃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