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近4萬字， 是在2005年關於蔣慶的一個評論的基礎上擴展而成的。 原因是形勢變了。 這12年來， 中國有很大變化， 新儒家也有很大變化。 所以， 本文是由點及面， 從對蔣慶的評論開始， 涉及對新儒家的整體評估。 當然， 也涉及對中國道路的討論， 而且核心問題是如何認識中國道路與中國革命的問題。
2017年1月起， 在《經濟導刊》雜誌上分三次刊發， 題為《新儒家的心性與政治》。 雜誌在刊發時做了大量編輯工作， 我非常感激。 但這裡仍然刊出我的原文。 因原文較長， 不太適合網路傳播， 因此， 我在這裡也將分開連載， 供大家參考。
新儒家的心性與政治（四）
儒家復興與階層固化
經常有人以國外對儒家越來越重視來證明儒家的價值。 其實， 如前文所論， 這是一個誤會。 一個人窮的時候， 他的祖先自然也不會得到什麼尊重， 當他發達了之後， 重修祖墳， 鄰居們紛紛表示， 他的祖先就不是一般人。
然而不幸的是， 國內似乎真有越來越多的人這樣認為， 而且其中還不乏政經要人， 這種趨勢就未免讓人擔心他們是不是中了別人的糖衣炮彈了。
除了新儒家在思想界的聲音越來越大， 在社會上， 儒家的影響力近些年來也呈穩步擴大之勢。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也許是各種國學班和讀經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全國遍地開花， 受到不少人的歡迎。
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經濟發達地區， 白領數量龐大，
2004年之前， 社會上就已經出現零星的讀經、祭孔活動， 但並未引起社會關注。 2004年， 讀經運動經媒體報導後， 在社會上引起關注， 隨即引發了關於儒家復興的大規模討論。 這場討論並未形成任何結論和共識，
2016年， 本身也參與新儒家活動的同濟大學教授柯小剛公開批評了這種情況， 而他轉發的一些父母在醒悟之後披露的讀經活動的情況， 讓人覺得， 這簡直就是一種邪教活動。 孩子長期封閉讀經， 不與外界接觸， 不到學校接受正規教育， 讓孩子不僅在學習上遠遠落後於同齡的孩子， 而且，孩子還因為沒有到正規學校接受教育，無法與同齡的孩子交流，從而在社會交往能力訓練傷也落後于同齡孩子。但柯小剛的批評不僅未能引起國內新儒家的正視與反思，反而激發了一些讀經活動人士的仇恨，在新儒家圈子內部對柯小剛進行人身攻擊。
不過，讀經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根本性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新儒家的提倡，而是社會變化使然。實際上，就在讀經活動在社會上開始繁榮起來的同時，一些以按照英國貴族的標準和禮儀教育孩子的機構也在國內悄然興起。
衣食足而知禮節。對許多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先富起來的人來說，他們已經在改革開放這些年裡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但是在精神上和文化上，他們多數仍然處於較低水準，因此並不被社會上視為貴族。因此，他們希望能夠將自己的孩子培育成為具有貴族氣質和內涵，從裡到外，從精神到物質，都成為完全的貴族，與普通人家的孩子區別開來。在大學裡，各種形式的總裁班、國學班、EMBO也大行其道，成為熱門行業，還有一些培訓或與國外的交流項目乾脆直接以培育未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領袖為名義。
也就是說，先富起來的人們不但絲毫沒有像1980年代的宣傳口號所說的那樣，用自己的財富帶動更多人走上致富之路，反而千方百計地想著讓他們從物質財富上的貴族變成完完全全的貴族，不僅他們自己要通過豪車、別墅和各種奢侈品與普通大眾區別開來，而且要在精神上變成貴族，還要讓他們的孩子在坐享他們積累的財富的同時，在精神上也成為與眾不同、徹頭徹尾的貴族。本質上，大學裡的各種領袖培育項目、社會上的英國貴族禮儀學校和一些國學班、讀經機構一樣，都是先富起來的人群將自己和孩子與普通人群區隔開來的一種方式，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貴族，只是成為英國式的貴族還是中國傳統的貴族的問題。
正如前文已經提到的曹錦清的話，中國人民是世界上唯一勝利過的人民，平等是中國革命最基本的遺產之一。因此，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加深，階層固化日趨嚴重，階層流動日益困難，但在人格上和內心裡，先富起來的人們和普通民眾仍然很難建立起制度化的有效區隔，也就是等級制度。先富起來的人們今天已經擁有的那些物質財富和賴以與普通人群區分開來的標誌，如豪車、別墅、奢侈品等，本質上並不是真正的身份標誌，這些只能證明他們比其他人更有錢，只要別人有錢了，同樣可以擁有這些東西。那麼，真正讓自己與其他人區隔開來，自己有別人卻很難同樣擁有的東西是什麼呢？就是文化修養和精神氣質層面的區隔，而這必須通過教育、規訓來獲得。這也就是前面說的各種正規學校教育之外的那些培訓機構之所以能夠日益繁榮的原因。
總結來說就是，先富起來的人們在建立起經濟上、社會上的優越感之後，還要建立文化上的優越感，將已經形成的社會等級徹底固定下來。
而在這些現象背後，則是中國的貧富分化日趨擴大，占人口比例很少的一部分人佔有社會財富的絕大部分。一直到2000年前後，都還有大量可以通過個人奮鬥進入高收入階層的機會。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進行，原來那種一夜暴富的機會正在變得越來越少，純粹依賴個人奮鬥，已經很難實現社會階層向上流動。而且，隨著改革開放後的年輕人逐漸進入社會，他們在社會上立足也越來越依賴于父母和長輩的資本積累，這種資本積累不僅包括物質財富，也包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
在制度上，高考在過去很長時間裡曾經扮演著主要的社會階層流動管道的角色，但近些年來，隨著高考改革的推進，所謂的素質教育和自主招生在高考中的比例越來越高，高考的社會流動管道功能也在逐步削弱。甚至在北大、清華、復旦等國內頂尖高校，一度出現了農村學生和社會下層的孩子幾乎絕跡的情況，迫使國家不得不做出強制性規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這些學校在招生時必須招收一定比例的農村學生。
舉個例子來說。內地許多農村勞動力到沿海發達地區打工，確實增加了家庭的貨幣收入，改善了家庭經濟狀況，讓孩子能夠上得起更好的學校。但如果是父母同時在外打工，孩子留在老家，由爺爺奶奶帶大，這些孩子無論在學習上還是性格上，就會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最終導致教育失敗，後來只能步父母的後塵，再出去打工。而那些已經擁有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本積累的家庭，則可以利用自己的資本積累，為子女找到更好的機會和出路。我們很難想像，今天的中國還有農民工的子女可以通過個人奮鬥成為各方面的精英，也很難想像今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的子女未來會成為社會下層。
也就是說，社會階層在代際之間的繼承會越來越明顯，窮生窮，富生富會成為社會常態。而且，隨著社會資本積累的增加，只有有錢才能賺更多的錢，只有用錢賺錢才能賺更多的錢，用勞動賺錢只能維持基本生存，社會財富還會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社會階層分化更加嚴重，中間階層日漸減少，社會階層逐步向兩極分化方向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等級的形成幾乎是必然的結果。
當然，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是常態，在今天的實際上也仍然可以算是“普世價值”。但仍然要提出的還是曹錦清的話，中國人民是世界上唯一勝利過的人民。中國革命留下的最重要的遺產就是平等，這就意味著，即使事實上已經出現了社會等級分化，在制度上仍然不能把社會等級分化坐實，形成公開的社會等級制度，在法律上和制度上，仍然必須保證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即使是一個億萬富翁與一個一無所有的農民工，在權利上也必須平等。如果說在今天的世界上，哪怕是資本主義國家，也要承認這一點，那麼我們還必須考慮到，中國革命的一大成就就是完全打破了社會等級，不僅在權利上保證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還努力讓人們在能力上、機會上更加平等，以此來實現結果的平等。也就是說，平等在經過過革命勝利之後，作為一個重要的傳統，不僅是權利上和程式上的，而且是實質上的，如果出現了嚴重的社會等級分化和階層固化，就出形成較大的政治危機。也就是說，印度乞丐笑眯眯這種情況，在今天的中國絕不會出現，任何將社會等級固化和制度化的企圖，都會遭到絕大多數人的強烈反對。
在歷史上，儒家是更加講究秩序的，而這種秩序往往與一定的等級秩序相關聯。可以說，儒家在今天的復興一定程度上就是這種社會等級分化在文化領域的表現。正是因為社會等級分化在經濟上和財富分配上已經成為事實，才需要在文化上加以論證和輔助，也才為儒家復興提供了機遇。而且，除了讀經這樣明顯的與社會等級分化捆綁在一起的事實之外，今天的新儒家們還在許多方面依附於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而存在。尤其是那些所謂的高端國學班，完全服務于為先富起來的人群做文化上的包裝和加持。還有一些媒體吹捧的國學大師，往往與政治、經濟上的權貴們關係密切。而對普通中下層老百姓來說，對儒家復興的需求就顯得沒有那麼緊迫。
因此，對今天的儒家來說，就必須做出一個帶有政治性的決斷，如果復興儒家必須與社會等級分化捆綁在一起，犧牲平等，儒家將會作何選擇？大致來說，對那些更重視在形式上復興儒家的新儒家們來說，復興儒家的重要性高於一切，其它的一切都可以犧牲。更何況，既然在他們看來，禮崩樂壞正是因為中國革命過分追求平等導致的結果，那麼在今天當然應該恢復一定程度上的等級，對復興儒家來說，就是必要的。而對另一些更重視儒家精神的復興，主張儒家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大概會認為，如果是這樣，寧可選擇讓儒家妥協，也應該承認平等在今天的中國所具有的特殊的價值。
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等級分化既是儒家復興的機遇，但也隱藏著巨大的危險，即儒家變成在今天的中國恢復社會等級制度的理論幫閒。如果是這樣，儒家將來可能還要經歷至少一次嚴厲的批判。如果到那時，儒家再想要復興，就不太可能了，畢竟，歷史不會給儒家把同一齣戲演兩遍的機會。
而且，孩子還因為沒有到正規學校接受教育，無法與同齡的孩子交流，從而在社會交往能力訓練傷也落後于同齡孩子。但柯小剛的批評不僅未能引起國內新儒家的正視與反思，反而激發了一些讀經活動人士的仇恨，在新儒家圈子內部對柯小剛進行人身攻擊。不過，讀經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根本性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新儒家的提倡，而是社會變化使然。實際上，就在讀經活動在社會上開始繁榮起來的同時，一些以按照英國貴族的標準和禮儀教育孩子的機構也在國內悄然興起。
衣食足而知禮節。對許多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先富起來的人來說，他們已經在改革開放這些年裡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但是在精神上和文化上，他們多數仍然處於較低水準，因此並不被社會上視為貴族。因此，他們希望能夠將自己的孩子培育成為具有貴族氣質和內涵，從裡到外，從精神到物質，都成為完全的貴族，與普通人家的孩子區別開來。在大學裡，各種形式的總裁班、國學班、EMBO也大行其道，成為熱門行業，還有一些培訓或與國外的交流項目乾脆直接以培育未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領袖為名義。
也就是說，先富起來的人們不但絲毫沒有像1980年代的宣傳口號所說的那樣，用自己的財富帶動更多人走上致富之路，反而千方百計地想著讓他們從物質財富上的貴族變成完完全全的貴族，不僅他們自己要通過豪車、別墅和各種奢侈品與普通大眾區別開來，而且要在精神上變成貴族，還要讓他們的孩子在坐享他們積累的財富的同時，在精神上也成為與眾不同、徹頭徹尾的貴族。本質上，大學裡的各種領袖培育項目、社會上的英國貴族禮儀學校和一些國學班、讀經機構一樣，都是先富起來的人群將自己和孩子與普通人群區隔開來的一種方式，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貴族，只是成為英國式的貴族還是中國傳統的貴族的問題。
正如前文已經提到的曹錦清的話，中國人民是世界上唯一勝利過的人民，平等是中國革命最基本的遺產之一。因此，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加深，階層固化日趨嚴重，階層流動日益困難，但在人格上和內心裡，先富起來的人們和普通民眾仍然很難建立起制度化的有效區隔，也就是等級制度。先富起來的人們今天已經擁有的那些物質財富和賴以與普通人群區分開來的標誌，如豪車、別墅、奢侈品等，本質上並不是真正的身份標誌，這些只能證明他們比其他人更有錢，只要別人有錢了，同樣可以擁有這些東西。那麼，真正讓自己與其他人區隔開來，自己有別人卻很難同樣擁有的東西是什麼呢？就是文化修養和精神氣質層面的區隔，而這必須通過教育、規訓來獲得。這也就是前面說的各種正規學校教育之外的那些培訓機構之所以能夠日益繁榮的原因。
總結來說就是，先富起來的人們在建立起經濟上、社會上的優越感之後，還要建立文化上的優越感，將已經形成的社會等級徹底固定下來。
而在這些現象背後，則是中國的貧富分化日趨擴大，占人口比例很少的一部分人佔有社會財富的絕大部分。一直到2000年前後，都還有大量可以通過個人奮鬥進入高收入階層的機會。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進行，原來那種一夜暴富的機會正在變得越來越少，純粹依賴個人奮鬥，已經很難實現社會階層向上流動。而且，隨著改革開放後的年輕人逐漸進入社會，他們在社會上立足也越來越依賴于父母和長輩的資本積累，這種資本積累不僅包括物質財富，也包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
在制度上，高考在過去很長時間裡曾經扮演著主要的社會階層流動管道的角色，但近些年來，隨著高考改革的推進，所謂的素質教育和自主招生在高考中的比例越來越高，高考的社會流動管道功能也在逐步削弱。甚至在北大、清華、復旦等國內頂尖高校，一度出現了農村學生和社會下層的孩子幾乎絕跡的情況，迫使國家不得不做出強制性規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這些學校在招生時必須招收一定比例的農村學生。
舉個例子來說。內地許多農村勞動力到沿海發達地區打工，確實增加了家庭的貨幣收入，改善了家庭經濟狀況，讓孩子能夠上得起更好的學校。但如果是父母同時在外打工，孩子留在老家，由爺爺奶奶帶大，這些孩子無論在學習上還是性格上，就會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最終導致教育失敗，後來只能步父母的後塵，再出去打工。而那些已經擁有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本積累的家庭，則可以利用自己的資本積累，為子女找到更好的機會和出路。我們很難想像，今天的中國還有農民工的子女可以通過個人奮鬥成為各方面的精英，也很難想像今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的子女未來會成為社會下層。
也就是說，社會階層在代際之間的繼承會越來越明顯，窮生窮，富生富會成為社會常態。而且，隨著社會資本積累的增加，只有有錢才能賺更多的錢，只有用錢賺錢才能賺更多的錢，用勞動賺錢只能維持基本生存，社會財富還會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社會階層分化更加嚴重，中間階層日漸減少，社會階層逐步向兩極分化方向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等級的形成幾乎是必然的結果。
當然，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是常態，在今天的實際上也仍然可以算是“普世價值”。但仍然要提出的還是曹錦清的話，中國人民是世界上唯一勝利過的人民。中國革命留下的最重要的遺產就是平等，這就意味著，即使事實上已經出現了社會等級分化，在制度上仍然不能把社會等級分化坐實，形成公開的社會等級制度，在法律上和制度上，仍然必須保證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即使是一個億萬富翁與一個一無所有的農民工，在權利上也必須平等。如果說在今天的世界上，哪怕是資本主義國家，也要承認這一點，那麼我們還必須考慮到，中國革命的一大成就就是完全打破了社會等級，不僅在權利上保證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還努力讓人們在能力上、機會上更加平等，以此來實現結果的平等。也就是說，平等在經過過革命勝利之後，作為一個重要的傳統，不僅是權利上和程式上的，而且是實質上的，如果出現了嚴重的社會等級分化和階層固化，就出形成較大的政治危機。也就是說，印度乞丐笑眯眯這種情況，在今天的中國絕不會出現，任何將社會等級固化和制度化的企圖，都會遭到絕大多數人的強烈反對。
在歷史上，儒家是更加講究秩序的，而這種秩序往往與一定的等級秩序相關聯。可以說，儒家在今天的復興一定程度上就是這種社會等級分化在文化領域的表現。正是因為社會等級分化在經濟上和財富分配上已經成為事實，才需要在文化上加以論證和輔助，也才為儒家復興提供了機遇。而且，除了讀經這樣明顯的與社會等級分化捆綁在一起的事實之外，今天的新儒家們還在許多方面依附於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而存在。尤其是那些所謂的高端國學班，完全服務于為先富起來的人群做文化上的包裝和加持。還有一些媒體吹捧的國學大師，往往與政治、經濟上的權貴們關係密切。而對普通中下層老百姓來說，對儒家復興的需求就顯得沒有那麼緊迫。
因此，對今天的儒家來說，就必須做出一個帶有政治性的決斷，如果復興儒家必須與社會等級分化捆綁在一起，犧牲平等，儒家將會作何選擇？大致來說，對那些更重視在形式上復興儒家的新儒家們來說，復興儒家的重要性高於一切，其它的一切都可以犧牲。更何況，既然在他們看來，禮崩樂壞正是因為中國革命過分追求平等導致的結果，那麼在今天當然應該恢復一定程度上的等級，對復興儒家來說，就是必要的。而對另一些更重視儒家精神的復興，主張儒家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大概會認為，如果是這樣，寧可選擇讓儒家妥協，也應該承認平等在今天的中國所具有的特殊的價值。
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等級分化既是儒家復興的機遇，但也隱藏著巨大的危險，即儒家變成在今天的中國恢復社會等級制度的理論幫閒。如果是這樣，儒家將來可能還要經歷至少一次嚴厲的批判。如果到那時，儒家再想要復興，就不太可能了，畢竟，歷史不會給儒家把同一齣戲演兩遍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