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萬象每日新報 2017-07-05 14:27
[摘要]對“精神病”這個話題， 馬斐然不回避， 但十分痛恨。 她認為精神病這個“帽子”將她創造出的一切好的東西全都剝奪走了， 曾經的工作也因此半途而廢。 她告訴記者， 自己曾隻身去韓國當老師， 但韓國警方查出來她申請簽證時隱瞞了精神病診斷， 最終被遣送回國。
天津北方網訊：生活在同一城市， 卻不願再相見， 這或許算得上最遙遠的距離。 因一篇文章而走進公眾視野的天津女孩馬斐然和她的父母， 現在就站在這距離的兩端。 家是溫暖的港灣， 她卻將家視為“牢籠”；父母是最堅強的依靠， 她的希望卻是不要再見……
近日， 一篇名為《我考上了名校， 但最終死在了原生家庭手裡》的帖子在網上引發熱議。 主人公是一位化名“康莫”的34歲女性。
此前， 有關媒體報導， 文中的“康莫”是天津人， 真名叫馬斐然。 經過多方搜尋， 記者終於聯繫到了她本人。 7月3日， 在河東區八緯路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 記者見到了馬斐然。
對話馬斐然
儘量避免一個人外出
馬斐然所住房間的桌子上， 放著一個女士挎包， 旁邊6瓶礦泉水和4個盛滿白開水的杯子十分醒目。 “杯子是酒店的， 走廊裡就有飲水機， 一次接滿白開水為圖個省事兒。 ”因為不想頻繁下樓購物， 入住酒店時她一次性備足礦泉水， 吃飯都用外賣解決。 她說， 儘量避免一個人走出房間。
馬斐然從挎包裡拿出了一個白色塑膠袋， 裡面有她的二級精神殘疾證、身份證、一張列印的住院費用清單， 以及四個藥瓶和兩個藥板。 藥瓶上寫著“碳酸鋰緩釋片”， 藥板上寫著“奧氮平”。 馬斐然說， 此前自己每天都要服用這兩種藥物。 自從她離開家以後， 幾乎就沒再服用過， 用她自己的話說， 帶出來是為了保留“證據”， 是從家裡偷出來的。
採訪過程中， 馬斐然的手機不斷地收到資訊， 她告訴記者， 有志願者等在樓下， 來看看她的錢夠不夠花。 在離家的這段時間裡， 馬斐然一直靠著網友及武漢大學校友會的資助在生活， “這些錢應該夠我堅持到重新鑒定的時候。 ”
離開家後仍疲憊不堪
說起自己的父母， 馬斐然顯然還有一肚子怨氣， 對父母的不滿竟然一口氣地列舉出來。 父母經常吵架的影子已經深深烙在了馬斐然的心裡。 對於父親， 馬斐然的評價是“抽煙、遛狗、打麻將”。 而對於母親， 馬斐然說的更多一些， 諸如母親經常和父親大吵大鬧， 將她控制在家裡多年， 在她的房間內安裝了鐵柵欄， 她每天無法外出， 與外界聯繫困難， 每週五上午10點到下午2點趁母親外出， 才能和同學說些心裡話。母親扼殺了她的音樂愛好，貶低她的音樂才華等等。
自我感覺沒有精神病
對“精神病”這個話題，馬斐然不回避，但十分痛恨。她認為精神病這個“帽子”將她創造出的一切好的東西全都剝奪走了，曾經的工作也因此半途而廢。她告訴記者，自己曾隻身去韓國當老師，但韓國警方查出來她申請簽證時隱瞞了精神病診斷，最終被遣送回國。
馬斐然本科學廣播電視新聞學、輔修了心理學，研究生讀了臨床語言學。她坦言，自己沒有資格診斷自己是否有精神病，但她自我感覺沒有。家人和醫生認為，她說話語速過快，音量大，“我練聲樂的音量不大行嗎？我學廣播電視新聞的，語速快很正常。”馬斐然說，她在醫院治療期間，都是她的母親代她描述病情，她自己甚至沒有和醫生進行過系統的交流。
委託律師撤銷殘疾證
對於未來，馬斐然心裡有著一個美好的規劃。她想先把身體調理好，如今她飽受頸椎病的困擾，而且身體明顯發福。然後，她想擺脫母親的控制，不要“困在家裡的牢籠”。對於困擾她多年的殘疾證，她恨不得立即撤銷。她告訴記者，已經委託了律師，還有志願者和媒體的協助，最近就要進行協力廠商精神病鑒定。如果鑒定結果自己沒有精神病，那麼她的未來將一片光明。
馬斐然最想進入唱片公司工作，憑藉她多年對音樂的熱愛和積累的音樂知識來做自己喜歡的事，哪怕待遇不好也沒關係，至少有了屬於自己的事業。
臨近中午，馬斐然決定換一家酒店。退房的過程中，她也沒和記者客氣：“哪位帥哥幫我拎著行李？”馬斐然有些調侃地說，她的“行李”除了挎包外，就是那六瓶礦泉水了。
鄰居說
小時候很安靜後來很少見
記者在馬斐然家樓下見到了幾位鄰居，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爺告訴記者，她對馬斐然小時候印象挺好，小女孩挺安靜的，經常和她父親下樓遛狗。後來聽說馬斐然去國外留學了，當時她父親特別驕傲，還和鄰居們說女兒年薪30萬歐元。後來聽說馬斐然生病了，但究竟得了什麼病並不清楚，而且就很少見到馬斐然外出了。
對於馬斐然的父母，另一位元大爺告訴記者，馬父喜歡打麻將，馬母退休比較早，以前喜歡跳舞，但最近忙什麼就不得而知了。
室友說
性格外向大方比較聊得來
劉晶(化名)是馬斐然武漢大學曾經的室友，她記憶中的馬斐然性格外向、大方，而且非常好學。
“喜歡學英語、唱歌、吉他、心理學，學了很多東西，也常在寢室大聲唱歌。求知欲望強烈，非常願意去學習其他領域的事情。”據劉晶回憶，馬斐然和寢室內的同學相處的還不錯，她性格比較獨立，在大三的時候就搬出了寢室，之後在上課的時候碰到，還是會一起聊天。有比較強烈的和人交流、聊天的欲望，大家和她也都比較聊得來。
她回憶，大三的時候，馬斐然搬出了原先居住的湖濱宿舍區，借住到了播音主持專業位於楓園的宿舍區。理由是那裡空房間比較多，方便她安靜地學習和練習聲樂。馬斐然到香港讀研究生之後，和寢室同學的聯繫就很少了。劉晶聽其他在香港的同學說，她研究生畢業後到了德國繼續深造。後來聽國外的校友說，馬斐然因為眼睛出現問題已經回國。
馬斐然父母
對於女兒病因這麼多年也沒弄明白
距離馬斐然居住酒店20公里外，紅橋區一處老式居民樓裡，住著馬斐然的父母。記者到的時候，屬地街道的工作人員正在瞭解馬斐然一家的情況。屋裡的擺設簡單，一張大圓桌上擺著還沒來得及收拾的午餐。馬斐然的母親楊女士站在桌旁，提起網上關於這件事的帖子，她一肚子的委屈變成了兩行熱淚。“沒想到孩子會這麼說我。”楊女士反復說了幾次。
楊女士說，女兒上大學的時候和常人一樣，可自從把她從香港接回來以後，女兒就像變了一個人——她經常在屋裡吵鬧，和父母大聲說話，還多次說想換一處房子。可家裡條件不好，夫妻倆的退休金很大一部分給女兒買藥看病。說起這些的時候，楊女士再次流淚。服用藥物後，女兒就會好很多，她就喜歡在屋裡看書。
楊女士帶記者走進了馬斐然的臥室：一張雙人床被各種書籍佔據了一半，一個發舊的抱抱熊佔據了馬斐然的位置。一本《完全音樂理論教程》，書頁上有折疊的痕跡，馬斐然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做了很多標記。
說起閨女的成績，馬斐然的母親頓時顯得有些驕傲。她告訴記者，女兒的成績一直很好，拿過很多證書，去香港和國外讀過書，看的書也特別多。
馬斐然的父親話並不多，他對記者說，希望女兒得到社會認可，能有一份工作，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如果有組織或個人能夠為女兒提供協力廠商鑒定，還是希望女兒能夠重新鑒定是否真的有精神病，“如果證明女兒沒有病，我們都會為她高興；如果她真的有病，我們也會讓她好好治療，儘早恢復健康”。
對於女兒的病因，馬斐然的父母這麼多年也一直沒弄明白，女兒上大學時好好的，自從將她從香港接回來以後就像變了一個人。
安定醫院
三次住院治療在醫院待了9個多月
7月4日，記者來到了馬斐然曾接受治療的天津市安定醫院。在心境障礙十科，記者見到了從馬斐然第一次住院就瞭解其情況的王立娜主任。王立娜向記者還原了馬斐然的診斷和治療過程。
2011年3月，馬斐然的父親和姑姑第一次把她送到了安定醫院就診，並且向醫院提供了馬斐然之前的病史。“當時家屬向醫院出示了她在香港明德醫院的診斷報告和治療情況及在天津中醫一附屬的診斷報告影本，當時診斷報告顯示馬斐然為精神分裂症。”隨後醫院對馬斐然進行了診斷，在馬斐然的診斷情況報告中看到，馬斐然精神狀態為非血統妄想和現實脫離妄想等症狀。然後馬斐然辦理了住院，在醫院住院治療97天，情況好轉後出院。
2012年11月份，馬斐然再次在安定醫院住院治療。王立娜回憶，當時馬斐然被送到醫院時，她的父母向醫院提供的情況顯示，在上次出院後馬斐然獨自前往了韓國，在韓國的這段時間裡，馬斐然懷疑自己被跟蹤、居住的地方也被監控。後來她被大使館和韓國的一家醫療組織救助，然後遣送回國，回國以後就到了醫院進行住院治療。其中，在韓國時救助她的醫療組織也出具了診斷報告，並對其使用了相關的藥物。
當時安定醫院發現，馬斐然營養不良、電解質紊亂。診斷後認為，馬斐然有被害妄想症，認為父母不是親生，同時有精力旺盛、言辭誇大、情緒旺盛等情況，屬明顯的躁狂症的症狀。所以第二次診斷報告中填寫的馬斐然症狀為伴精神病症狀的躁狂發作。隨後進行了為期90天的住院治療，在症狀好轉以後辦理了出院。
王立娜說，在2015年10月初，馬斐然的姑姑來醫院開精神異常證明，稱因為馬斐然去廣西北海市買了兩套房子，並透支信用卡交了訂金。她的父母得知情況後，趕去了廣西想退還訂金，但是必須要醫院開具的證明。當年10月份，馬斐然和父母回到天津後，來醫院進行了第三次住院治療。其父母還給醫生看了馬斐然當時在北海某醫院進行了9天的住院治療證明和治療精神方面的用藥情況。記者在就診記錄裡看到，馬斐然第三次住院後，經過了92天的治療後出院。
“馬斐然在住院期間，沒有發病時會和普通人一樣，並且馬斐然是個很安靜的姑娘，比較喜歡看書，也很懂禮貌。但是在發病時，她精神會很亢奮，不喜歡睡覺，情感高漲，並且在住院部裡打抱不平，為各個病人向醫生申訴。”王立娜告訴記者，馬斐然最近的一次取藥時間是2017年6月19日，她本人及父母基本上兩周到四周的時間回來醫院拿一次藥。在她的印象中還有幾次是馬斐然自己來醫院拿藥。
律師
尚未接受正式委託
鑒定無法繞開父母
6月底，馬斐然隻身來到位於東馬路的得安律師事務所，找到主任王增強律師，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希望王律師可以幫助她摘掉“二級精神殘疾”的帽子。
據王增強律師回憶，當時是馬斐然主動聯繫了他，“她是獨自一人來的律師事務所，和我講述了她這些年的經歷，具體內容和帖子裡的內容差不多。我們作為非專業人士，只能通過與她交流進行初步的直觀判斷，她的語言能力沒有問題，表述非常清晰，目的也很明確，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幫助她找到權威的鑒定機構，重新進行精神鑒定，撤銷殘疾證。”王律師說，“但是精神疾病是非常複雜的，我們作為非專業人士很難直觀判斷她是否具備完全行為能力。既然她是通過程式取得了殘疾證，那麼也需要走程式來登出殘疾證。”
針對馬斐然提出的訴求，目前得安律師事務所對她提供了援助性質的法律諮詢服務。不過，馬斐然與得安律師事務所之間並沒有簽訂正式的委託協定。“我們諮詢了包括中國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在內的幾家司法鑒定機構，對馬斐然的精神殘疾進行重新鑒定需要公檢法機構出具委託書。”王律師說，因為馬斐然事件並沒有進入司法程式，所以暫時拿不到委託書，事務所也無權確定鑒定的具體時間。
馬斐然向記者講述，她曾在2016年“逃到”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填寫了一張精神鑒定申請表，但鑒定需要她的監護人簽字。而她的父親並沒有為馬斐然簽字，也就沒有實現。“無論是醫院出具的醫療鑒定，還是通過訴訟程式進行司法鑒定，都無法繞過她的監護人。”王增強律師也證實了這個說法。他強調，對馬斐然進行的法律援助和諮詢，都是建立在她所述皆為事實的基礎上。從法律上來講，她有二級精神殘疾，她獨立簽署的檔不能說絕對無效，但是效力也要打個問號。因此她與律師事務所簽訂的委託協定，也需要監護人的簽字才能實現。
“現在需要進入訴訟程式，才可能拿到法院的委託鑒定書。但是目前沒有她父母的簽字，我們目前沒有建立委託，也是因為她的獨立委託是否有效的問題，而到法院‘訴’什麼也是個問題。所以下一步我們也在考慮如何做。目前馬斐然沒有起訴她的父母的訴求，主要訴求還是鑒定自己有沒有精神疾病。但無論起訴還是鑒定，都繞不開她的父母。”王增強律師解釋說。
才能和同學說些心裡話。母親扼殺了她的音樂愛好，貶低她的音樂才華等等。自我感覺沒有精神病
對“精神病”這個話題，馬斐然不回避，但十分痛恨。她認為精神病這個“帽子”將她創造出的一切好的東西全都剝奪走了，曾經的工作也因此半途而廢。她告訴記者，自己曾隻身去韓國當老師，但韓國警方查出來她申請簽證時隱瞞了精神病診斷，最終被遣送回國。
馬斐然本科學廣播電視新聞學、輔修了心理學，研究生讀了臨床語言學。她坦言，自己沒有資格診斷自己是否有精神病，但她自我感覺沒有。家人和醫生認為，她說話語速過快，音量大，“我練聲樂的音量不大行嗎？我學廣播電視新聞的，語速快很正常。”馬斐然說，她在醫院治療期間，都是她的母親代她描述病情，她自己甚至沒有和醫生進行過系統的交流。
委託律師撤銷殘疾證
對於未來，馬斐然心裡有著一個美好的規劃。她想先把身體調理好，如今她飽受頸椎病的困擾，而且身體明顯發福。然後，她想擺脫母親的控制，不要“困在家裡的牢籠”。對於困擾她多年的殘疾證，她恨不得立即撤銷。她告訴記者，已經委託了律師，還有志願者和媒體的協助，最近就要進行協力廠商精神病鑒定。如果鑒定結果自己沒有精神病，那麼她的未來將一片光明。
馬斐然最想進入唱片公司工作，憑藉她多年對音樂的熱愛和積累的音樂知識來做自己喜歡的事，哪怕待遇不好也沒關係，至少有了屬於自己的事業。
臨近中午，馬斐然決定換一家酒店。退房的過程中，她也沒和記者客氣：“哪位帥哥幫我拎著行李？”馬斐然有些調侃地說，她的“行李”除了挎包外，就是那六瓶礦泉水了。
鄰居說
小時候很安靜後來很少見
記者在馬斐然家樓下見到了幾位鄰居，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爺告訴記者，她對馬斐然小時候印象挺好，小女孩挺安靜的，經常和她父親下樓遛狗。後來聽說馬斐然去國外留學了，當時她父親特別驕傲，還和鄰居們說女兒年薪30萬歐元。後來聽說馬斐然生病了，但究竟得了什麼病並不清楚，而且就很少見到馬斐然外出了。
對於馬斐然的父母，另一位元大爺告訴記者，馬父喜歡打麻將，馬母退休比較早，以前喜歡跳舞，但最近忙什麼就不得而知了。
室友說
性格外向大方比較聊得來
劉晶(化名)是馬斐然武漢大學曾經的室友，她記憶中的馬斐然性格外向、大方，而且非常好學。
“喜歡學英語、唱歌、吉他、心理學，學了很多東西，也常在寢室大聲唱歌。求知欲望強烈，非常願意去學習其他領域的事情。”據劉晶回憶，馬斐然和寢室內的同學相處的還不錯，她性格比較獨立，在大三的時候就搬出了寢室，之後在上課的時候碰到，還是會一起聊天。有比較強烈的和人交流、聊天的欲望，大家和她也都比較聊得來。
她回憶，大三的時候，馬斐然搬出了原先居住的湖濱宿舍區，借住到了播音主持專業位於楓園的宿舍區。理由是那裡空房間比較多，方便她安靜地學習和練習聲樂。馬斐然到香港讀研究生之後，和寢室同學的聯繫就很少了。劉晶聽其他在香港的同學說，她研究生畢業後到了德國繼續深造。後來聽國外的校友說，馬斐然因為眼睛出現問題已經回國。
馬斐然父母
對於女兒病因這麼多年也沒弄明白
距離馬斐然居住酒店20公里外，紅橋區一處老式居民樓裡，住著馬斐然的父母。記者到的時候，屬地街道的工作人員正在瞭解馬斐然一家的情況。屋裡的擺設簡單，一張大圓桌上擺著還沒來得及收拾的午餐。馬斐然的母親楊女士站在桌旁，提起網上關於這件事的帖子，她一肚子的委屈變成了兩行熱淚。“沒想到孩子會這麼說我。”楊女士反復說了幾次。
楊女士說，女兒上大學的時候和常人一樣，可自從把她從香港接回來以後，女兒就像變了一個人——她經常在屋裡吵鬧，和父母大聲說話，還多次說想換一處房子。可家裡條件不好，夫妻倆的退休金很大一部分給女兒買藥看病。說起這些的時候，楊女士再次流淚。服用藥物後，女兒就會好很多，她就喜歡在屋裡看書。
楊女士帶記者走進了馬斐然的臥室：一張雙人床被各種書籍佔據了一半，一個發舊的抱抱熊佔據了馬斐然的位置。一本《完全音樂理論教程》，書頁上有折疊的痕跡，馬斐然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做了很多標記。
說起閨女的成績，馬斐然的母親頓時顯得有些驕傲。她告訴記者，女兒的成績一直很好，拿過很多證書，去香港和國外讀過書，看的書也特別多。
馬斐然的父親話並不多，他對記者說，希望女兒得到社會認可，能有一份工作，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如果有組織或個人能夠為女兒提供協力廠商鑒定，還是希望女兒能夠重新鑒定是否真的有精神病，“如果證明女兒沒有病，我們都會為她高興；如果她真的有病，我們也會讓她好好治療，儘早恢復健康”。
對於女兒的病因，馬斐然的父母這麼多年也一直沒弄明白，女兒上大學時好好的，自從將她從香港接回來以後就像變了一個人。
安定醫院
三次住院治療在醫院待了9個多月
7月4日，記者來到了馬斐然曾接受治療的天津市安定醫院。在心境障礙十科，記者見到了從馬斐然第一次住院就瞭解其情況的王立娜主任。王立娜向記者還原了馬斐然的診斷和治療過程。
2011年3月，馬斐然的父親和姑姑第一次把她送到了安定醫院就診，並且向醫院提供了馬斐然之前的病史。“當時家屬向醫院出示了她在香港明德醫院的診斷報告和治療情況及在天津中醫一附屬的診斷報告影本，當時診斷報告顯示馬斐然為精神分裂症。”隨後醫院對馬斐然進行了診斷，在馬斐然的診斷情況報告中看到，馬斐然精神狀態為非血統妄想和現實脫離妄想等症狀。然後馬斐然辦理了住院，在醫院住院治療97天，情況好轉後出院。
2012年11月份，馬斐然再次在安定醫院住院治療。王立娜回憶，當時馬斐然被送到醫院時，她的父母向醫院提供的情況顯示，在上次出院後馬斐然獨自前往了韓國，在韓國的這段時間裡，馬斐然懷疑自己被跟蹤、居住的地方也被監控。後來她被大使館和韓國的一家醫療組織救助，然後遣送回國，回國以後就到了醫院進行住院治療。其中，在韓國時救助她的醫療組織也出具了診斷報告，並對其使用了相關的藥物。
當時安定醫院發現，馬斐然營養不良、電解質紊亂。診斷後認為，馬斐然有被害妄想症，認為父母不是親生，同時有精力旺盛、言辭誇大、情緒旺盛等情況，屬明顯的躁狂症的症狀。所以第二次診斷報告中填寫的馬斐然症狀為伴精神病症狀的躁狂發作。隨後進行了為期90天的住院治療，在症狀好轉以後辦理了出院。
王立娜說，在2015年10月初，馬斐然的姑姑來醫院開精神異常證明，稱因為馬斐然去廣西北海市買了兩套房子，並透支信用卡交了訂金。她的父母得知情況後，趕去了廣西想退還訂金，但是必須要醫院開具的證明。當年10月份，馬斐然和父母回到天津後，來醫院進行了第三次住院治療。其父母還給醫生看了馬斐然當時在北海某醫院進行了9天的住院治療證明和治療精神方面的用藥情況。記者在就診記錄裡看到，馬斐然第三次住院後，經過了92天的治療後出院。
“馬斐然在住院期間，沒有發病時會和普通人一樣，並且馬斐然是個很安靜的姑娘，比較喜歡看書，也很懂禮貌。但是在發病時，她精神會很亢奮，不喜歡睡覺，情感高漲，並且在住院部裡打抱不平，為各個病人向醫生申訴。”王立娜告訴記者，馬斐然最近的一次取藥時間是2017年6月19日，她本人及父母基本上兩周到四周的時間回來醫院拿一次藥。在她的印象中還有幾次是馬斐然自己來醫院拿藥。
律師
尚未接受正式委託
鑒定無法繞開父母
6月底，馬斐然隻身來到位於東馬路的得安律師事務所，找到主任王增強律師，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希望王律師可以幫助她摘掉“二級精神殘疾”的帽子。
據王增強律師回憶，當時是馬斐然主動聯繫了他，“她是獨自一人來的律師事務所，和我講述了她這些年的經歷，具體內容和帖子裡的內容差不多。我們作為非專業人士，只能通過與她交流進行初步的直觀判斷，她的語言能力沒有問題，表述非常清晰，目的也很明確，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幫助她找到權威的鑒定機構，重新進行精神鑒定，撤銷殘疾證。”王律師說，“但是精神疾病是非常複雜的，我們作為非專業人士很難直觀判斷她是否具備完全行為能力。既然她是通過程式取得了殘疾證，那麼也需要走程式來登出殘疾證。”
針對馬斐然提出的訴求，目前得安律師事務所對她提供了援助性質的法律諮詢服務。不過，馬斐然與得安律師事務所之間並沒有簽訂正式的委託協定。“我們諮詢了包括中國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在內的幾家司法鑒定機構，對馬斐然的精神殘疾進行重新鑒定需要公檢法機構出具委託書。”王律師說，因為馬斐然事件並沒有進入司法程式，所以暫時拿不到委託書，事務所也無權確定鑒定的具體時間。
馬斐然向記者講述，她曾在2016年“逃到”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填寫了一張精神鑒定申請表，但鑒定需要她的監護人簽字。而她的父親並沒有為馬斐然簽字，也就沒有實現。“無論是醫院出具的醫療鑒定，還是通過訴訟程式進行司法鑒定，都無法繞過她的監護人。”王增強律師也證實了這個說法。他強調，對馬斐然進行的法律援助和諮詢，都是建立在她所述皆為事實的基礎上。從法律上來講，她有二級精神殘疾，她獨立簽署的檔不能說絕對無效，但是效力也要打個問號。因此她與律師事務所簽訂的委託協定，也需要監護人的簽字才能實現。
“現在需要進入訴訟程式，才可能拿到法院的委託鑒定書。但是目前沒有她父母的簽字，我們目前沒有建立委託，也是因為她的獨立委託是否有效的問題，而到法院‘訴’什麼也是個問題。所以下一步我們也在考慮如何做。目前馬斐然沒有起訴她的父母的訴求，主要訴求還是鑒定自己有沒有精神疾病。但無論起訴還是鑒定，都繞不開她的父母。”王增強律師解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