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以前， 日本海軍上下的政治頭腦， 向來比陸軍要高出一個檔次。
說來也奇怪，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常以世界戰史、國家戰略這類看上去視野宏大的課程為主，
但要說戰前的日本海軍都理性務實， 也不全對， 比如其“艦隊派”就是一個反例。
臺上開大會 台下開小會
一切都要從這個日子開始說：1929年10月24日， 美國華爾街股票崩盤。
那次經濟大蕭條給世界各國衝擊之大， 毋庸贅言。 時任日本首相乃是民政黨黨首濱口雄幸， 他一貫奉行精兵簡政政策，
不止日本，
全球目光也聚焦于海軍裁軍。
1922年《華盛頓條約》確定了英、美、日、法、意五個海軍大國的噸位比，
但只涉及戰列艦與航空母艦，
對巡洋艦就沒什麼限制。
大家也不傻，
沒限制就肯定會多造，
所謂“條約型巡洋艦”在那段時間大行其道，
放任下去肯定又是一場軍備競賽。
財部彪
還是因為經濟危機， 英國於1930年1月召集海軍五大國聚集倫敦， 重點商討巡洋艦與潛艇噸位的比例問題。 濱口雄幸當然高興， 派出民政黨二號人物若槻禮次郎作為首席代表前往倫敦談判， 海軍大臣財部彪為首席海軍代表。
會議前前後後開了兩個多月， 最後定下來， 日本海軍非主力艦總噸位為美國的69.75%， 重巡洋艦總噸位是美國60%， 潛艇噸位規模保持在5.27萬噸。
3月26日， 日本海軍內部就是否接受協議開了個小會。 一開始多數人主張接受談判結果， 豈料半路殺出了海軍軍令部長加藤寬治， 他對上述比例非常不滿意， 尤其是日本的重巡洋艦居然只有美國的60%，
第二天， 海軍小會上的爭論傳到了內閣， 首相濱口雄幸怕天皇裕仁跟著海軍跑， 專門去了一趟皇宮。 這位老政治家一見到裕仁就開講大道理：不管國內如何反對， 無論國際形勢還是國內財政都不容許日本再擴軍了， 裁軍才是正道！
裕仁沒說什麼，
濱口雄幸就電令若槻禮次郎：簽字！
加藤寬治
事情還沒完。 4月2日， 加藤寬治也跑去皇宮， 代表軍令部反對簽字。 4月21日， 海軍軍令部派出使者去了一趟海軍省， 痛駡海軍省自作主張。
這下有點奇怪了：這個海軍軍令部到底是什麼機構， 為什麼連海軍省都敢罵？
“條約”對“艦隊” 曲終人未散
“天皇統帥陸海軍”——二戰前的《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1條如是說。
那時候的日本，
軍權與行政權是平級權力，
同歸天皇掌控。
行政權最高機構內閣不能過問軍權事宜，
而內閣下的陸軍省、海軍省本身屬於軍政機構，
主管招兵買馬、武裝訓練、評級定銜，
但對何時用兵、怎麼用兵無權干涉。
軍令權各屬於參謀本部(陸軍)、海軍軍令部(海軍)所有。
犬養毅
問題在於，日本帝國的軍政、軍令之分不一定那麼明確。就在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要簽字之前，日本國會第58次特別議會召開，會場上，在野黨政友會的党首犬養毅、幹部鳩山一郎(2009年出任日本首相的鳩山由紀夫的爺爺)發揚了日本政客沒事找事的話嘮傳統，把軍備削減問題從軍政問題說成了軍令問題，矛頭直指日本海軍省越權行事，干涉了天皇對軍隊的統帥權。日本近代著名的“統帥權干犯”事件爆發。
按理說，軍備是後勤問題，明顯是軍政範疇。但“統帥權干犯”這個標題黨一出，很多海軍實權派人物自然會生氣，生了氣自然就不會再看什麼具體細節——日俄戰爭功勳老臣東鄉平八郎就是其中一員，這位年近八旬的老帥站了出來，成為了所謂“艦隊派”(即主張海軍擴容)的精神領袖。
伏見宮博恭王
精神領袖終歸沒什麼實際用處，但另一位領袖也隨之而出，這就是天皇裕仁的叔叔、海軍軍官出身的伏見宮博恭王。他聲言：“決不允許干預統帥權，海軍省要是幹了這事，日本軍備就危險了！軍備的實際指揮權應歸軍令部所有，海軍省這種事務機關無權過問！”
皇族一發話，理念之爭立刻變成路線鬥爭。“艦隊派”與“條約派”之間吵得越來越厲害。
既然天皇統帥陸海軍，那決定權還是要回到天皇手中。首相濱口雄幸在議會通過了裁軍條約案之後，呈送裕仁。裕仁不理會“艦隊派”的反對，批准簽訂條約。
裕仁之所以批准，倒不是他支持哪一派。正如他自己所言：“哪怕對內閣上奏案有反對意見，也要給予裁可(同意)”。縱觀二戰結束以前裕仁的表現，他在戰前最大的特點，就是當政壇出現爭執時不選邊站隊，任由兩派各自發展，誰發展好了就獎勵，發展不好就懲罰。這種中間路線固然能明哲保身，幫助他在軍部重壓下生存下來，成為他在戰後東京審判未受起訴的救命稻草，但對日本日益滑向激進的軍國主義道路，顯然沒有起到有力制約作用。
既然裕仁批准簽約，“艦隊派”起碼表面上是輸了，於是海軍軍令部部長加藤寬治辭職。與此同時，由於受不了“艦隊派”攻擊，“條約派”幹將財部彪也只能宣佈辭職，似乎雙方是打了個平手。
大角岑生
但問題沒那麼簡單。1932年2月，伏見宮博恭王就任海軍軍令部長，立刻向當時的海軍大臣大角岑生施壓，將“條約派”一干人馬全部提前打入預備役。而在日本政壇，軍人一旦退出現役，就等於走完了整個政治生涯。海軍內部逐漸被“艦隊派”所蠶食，最終走上了偷襲珍珠港，悍然對美國開戰的不歸路。
犬養毅
問題在於，日本帝國的軍政、軍令之分不一定那麼明確。就在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要簽字之前，日本國會第58次特別議會召開，會場上，在野黨政友會的党首犬養毅、幹部鳩山一郎(2009年出任日本首相的鳩山由紀夫的爺爺)發揚了日本政客沒事找事的話嘮傳統，把軍備削減問題從軍政問題說成了軍令問題，矛頭直指日本海軍省越權行事，干涉了天皇對軍隊的統帥權。日本近代著名的“統帥權干犯”事件爆發。
按理說，軍備是後勤問題，明顯是軍政範疇。但“統帥權干犯”這個標題黨一出，很多海軍實權派人物自然會生氣，生了氣自然就不會再看什麼具體細節——日俄戰爭功勳老臣東鄉平八郎就是其中一員，這位年近八旬的老帥站了出來，成為了所謂“艦隊派”(即主張海軍擴容)的精神領袖。
伏見宮博恭王
精神領袖終歸沒什麼實際用處，但另一位領袖也隨之而出，這就是天皇裕仁的叔叔、海軍軍官出身的伏見宮博恭王。他聲言：“決不允許干預統帥權，海軍省要是幹了這事，日本軍備就危險了！軍備的實際指揮權應歸軍令部所有，海軍省這種事務機關無權過問！”
皇族一發話，理念之爭立刻變成路線鬥爭。“艦隊派”與“條約派”之間吵得越來越厲害。
既然天皇統帥陸海軍，那決定權還是要回到天皇手中。首相濱口雄幸在議會通過了裁軍條約案之後，呈送裕仁。裕仁不理會“艦隊派”的反對，批准簽訂條約。
裕仁之所以批准，倒不是他支持哪一派。正如他自己所言：“哪怕對內閣上奏案有反對意見，也要給予裁可(同意)”。縱觀二戰結束以前裕仁的表現，他在戰前最大的特點，就是當政壇出現爭執時不選邊站隊，任由兩派各自發展，誰發展好了就獎勵，發展不好就懲罰。這種中間路線固然能明哲保身，幫助他在軍部重壓下生存下來，成為他在戰後東京審判未受起訴的救命稻草，但對日本日益滑向激進的軍國主義道路，顯然沒有起到有力制約作用。
既然裕仁批准簽約，“艦隊派”起碼表面上是輸了，於是海軍軍令部部長加藤寬治辭職。與此同時，由於受不了“艦隊派”攻擊，“條約派”幹將財部彪也只能宣佈辭職，似乎雙方是打了個平手。
大角岑生
但問題沒那麼簡單。1932年2月，伏見宮博恭王就任海軍軍令部長，立刻向當時的海軍大臣大角岑生施壓，將“條約派”一干人馬全部提前打入預備役。而在日本政壇，軍人一旦退出現役，就等於走完了整個政治生涯。海軍內部逐漸被“艦隊派”所蠶食，最終走上了偷襲珍珠港，悍然對美國開戰的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