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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甘仁對近代中醫藥的影響

孟河中醫是江蘇醫家一大流派, 孟河醫家, 最具代表性的是費、馬、巢、丁四大家。 孟河四大家以其高深的學術造詣, 豐富的臨床經驗,

對祖國醫學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功績。 丁甘仁(1865年~1926年), 名澤周, 為孟河醫派代表人物之一, 醫術好, 品德高, 樂善好施, 對病者不論貧富, 一視同仁, 為群眾所敬仰。 當年, 孫中山先生曾以大總統的名義贈以“博施濟眾”金字匾額, 以示表揚, 堪稱名副其實, 在孟河四大家中對當今中醫藥的發展最有影響。 筆者作為丁甘仁先輩故鄉的中醫藥工作者, 在丁甘仁先生誕生140周年之際, 就丁甘仁對近代中醫藥發展的貢獻進行分析探討, 既是為了紀念他, 更是為了學習他的求實精神和學術思想、豐富的臨床經驗以及高尚的醫德, 為人民的健康多做貢獻。

1.高舉孟河醫派大旗

丁家三世業醫, 堂兄丁松溪學醫于費伯雄(1800年~1879年, 是孟河醫派的奠基人), 盡得其傳。 丁甘仁初受教于丁松溪, 繼而學醫于圩塘馬紹成。 19歲娶妻馬氏, 又從業于一代宗匠馬培之。 他勤學深研, 無問寒暑, 對馬氏的治療經驗, 如內科方案的記錄、外科方案的煉製, 積累甚富, 因此, 能兼收並蓄馬氏內外二科(包括喉科)之長。 丁氏在繼承孟河費氏醫學經驗中,

崇尚他的醇正和緩和歸醇糾偏的學術風格, 費伯雄所著的《醫醇剩義》即以歸醇糾偏為宗旨, 丁氏認為名曰和、緩, “和”則無猛峻之劑, “緩”則無急切之功, “和緩”乃先賢遺風。 其在處方用藥上, 大都以輕靈見長, 最擅運用“輕可去實”之法;在臨診中務必要做到三個方面的考慮, 第一要估計患者體質的強弱;第二要酌量病勢的輕重緩急;第三對患者的居處習慣、飲食嗜好等也要作適當的考慮。 在投藥無效時, 必須細究其原因, 是藥不對症, 還是藥不勝病, 然後加以變動。 丁氏對內科的治療, 則以《傷寒》、《金匱》方論為主, 並結合其業師馬紹成、汪蓮石的經驗進行臨床治療, 尤其擅治中風證, 如屬陽虛夾痰者, 用小續命湯、參附湯、半硫丸、人參再造丸等溫陽通絡;屬陰虛挾痰熱者,
用溫膽湯、至寶丹、指迷茯苓丸和丁氏驗方天麻半夏羚羊湯等柔肝熄風、豁痰疏絡。 丁氏對外科證治亦有許多獨到之處, 自製各類外科藥品, 如外用敷貼膏藥、油膏敷藥、藥線、散藥等;他還擅長外科手術, 如用中式手術刀切開排膿血, 還常採用古法“火針”穿刺腫瘍, 排除膿血以消腫瘍, 用以代替外科手術刀, 其特點是穿刺創口小而深、排除膿血通暢、收口較快、肌膚表層無疤痕。 他認為這一手術方法, 尤其可以避免乳房內層局部組織過分損傷的流弊, 其方法特殊。

丁甘仁的醫案獨具風格, 其所書的每一方案, 均有理有法, 詳其舌苔、脈象、診斷正確, 往往引用《內經》的論述而書諸方案,

然後因病辨證, 因證處方, 這對後學頗多啟發, 理論聯繫實際, 既可引起學生對理論知識的重視, 又增進了學生的理解和實踐的能力。 施今墨先生認為丁甘仁的理、法、方、藥運用規範, 臨床醫案經過整理後頗有參考價值。 為便於學生學習, 施今墨在華北國醫學院任教時, 即以丁甘仁醫案為教材親自講授。

2.巧用傷寒溫病大法

丁甘仁青年時期曾經懸壺于姑蘇城大約4年余, 蘇州為溫病學說的發祥地之一, 且人文薈萃, 丁氏在此行醫, 耳濡目染, 無師自通, 學術上受益頗多。 譬如丁氏治療感冒、風溫、濕溫, 用藥皆得“輕、靈、巧”之妙, 深諳吳門醫派的精髓。 及至滬上, 又拜安徽籍名醫汪蓮石為師, 窮研仲景《傷寒論》。 當時, 溫病學派與傷寒學派之間存在很深的鴻溝,有如水火不能相容,但丁甘仁能擇善而從,由溫熱派兼學傷寒學派,從時方派入,而由經方派出。他轉益多師,博採眾長,並在臨床實踐中融會貫通,逐漸摸索形成了丁氏的醫療風格。在治療外感熱病,宗《傷寒論》而不拘泥于傷寒方,宗溫病學說而不拘泥于四時溫病。在外感熱病辨證論治方面,採取傷寒辨六經與溫病辨衛氣營血及其主治方藥的綜合運用,打破常規,獨出心裁,在實際應用中摸索出治療外感熱病的治則,並將實踐經驗不斷上升為理論。寒溫融合辨證體系,突破了寒溫分立的格局。孟河丁甘仁、紹興何廉臣為代表的寒溫融合學派的興起,標誌著近代中醫學術的不斷發展。丁甘仁在畢生的臨床實踐中,對外感熱病深有研究。他指出,熟讀《素問·熱論》之後,必須深入領會《傷寒論》,熟悉歷來的溫病學說,如吳又可的《溫疫論》、葉天士的《溫熱論》、薛生白的《濕熱條辨》、吳鞠通的《溫病條辨》、王孟英的《溫熱經緯》等。丁氏更加熟悉和掌握《傷寒論》與溫病學說的辨證方法,認為在實際應用時,必須互相聯繫,而不能對立起來;在治療外感熱病的過程中,必須把兩種學說融會貫通,因人制宜,隨宜應用。在臨床上丁氏並不把經方和時方作為劃分界限,而是傷寒方與溫病方同時採用,如在治療外感熱病中根據病情常常是經方與時方合用,充分體現熔傷寒與溫病學說於一爐的治學態度。如傷寒案用陽旦湯、麻黃附子細辛湯、白虎湯、增液湯;發熱壯盛而神昏者,用紫雪丹;高熱肢冷、汗出神衰的危急病變,用參附龍牡救急。溫病案中,風溫證高熱,重用白虎湯、麻杏石甘湯、銀翹散、桑菊飲;暑溫證高熱神煩者,重用竹葉石膏湯、黃連香薷飲、牛黃清心丸;濕溫證發熱不解,重用葛根芩連湯、柴葛解肌湯、黃連解毒飲、蒼術白虎湯、調胃承氣湯、甘露消毒丹、四逆散等;病變危重者,治熱以犀角、羚羊湯;治寒以附子理中湯等,這種傷寒辨六經與溫病辨衛氣營血相結合、經方與時方並用的治學方法,充分體現寒溫融合學派的辨證論治特色,皆是丁氏的臨床寶貴經驗,故往往能靈活掌握運用而取得很好的療效,這是他學貫古今所取得的成果。這些學術經驗至今仍然有著比較高的學術價值,在臨床上有指導作用。

3.革新中醫教育模式

丁甘仁學成後曾經先後在武進孟河以及無錫、蘇州行醫,後來從蘇州到上海,不久即名譽滬上,播譽四方,求診者眾多,他除了為人治病,還先後招收來自南北各地的弟子達數百人。西方各國在滬人士,亦以重金爭相邀請,但先生對活人之術不願自秘,志在發揚中醫,培養下一代。以前的中醫界多以私人傳授醫學技術,而且思想保守,對某些醫學良方,秘而不宣,他認為這種個體授醫術的方法,不能很快培養中醫人才。創辦近代中醫教育,培養中醫後繼人才,是中醫事業發展的關鍵,他傾心于中醫教育事業,慨然以發揚中醫為已任,立志興學,培養後繼人才,乃聯合同道夏應堂、謝觀等集資辦學,創辦“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現為上海中醫藥大學),於1917年7月正式開學,開創了近代中醫教育的先河。接著先後成立滬南、滬北兩所廣益中醫院,為在校學生提供臨證實習基地。兩年後,又創辦了“女子中醫專門學校”。上海中醫專門學校與女子中醫專門學校相繼成立後,丁氏擔任兩校董事會主任兼女校之長,並聘請當時的知名人士謝觀擔任中醫專校校長,曹穎甫任教務長。他對學校教學抓得很緊,親自抓課程的計畫與安排,他所著述的《脈學輯要》、《醫經輯要》、《藥性輯要》,均為早年上海中醫專門學校課本。並設置了生理解剖學、病理學等西醫重點課程,吸收西醫學知識為我所用,並組織學生到滬南、滬北廣益中醫院,臨證學習,使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由於辦學有方,當時聞風而來求學者遍及全國,由此造就了大批高水準的中醫人才,如建國後擔任上海中醫學院院長的程門雪、黃文東,以及建國前後的著名中醫丁濟萬、曹仲衡、劉佐彤、王一仁、盛夢仙、張伯臾、秦伯未、許半龍、陳耀堂、章次公、王慎軒、陳存仁等,均為早期畢業于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的高材生。可謂“醫譽滿海上,桃李遍天下”之稱頌。先輩丁甘仁先生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所中醫學校,開創了近代中醫教育的先河,改變了培養中醫師承家傳的單一方式,應該被認為是他為近代中醫藥事業發展做出的最為傑出的創舉而載入史冊。

1921年,丁甘仁又發起成立“國醫學會”,組織中醫師研究中醫學術,相互切磋,開創了團結協作之風。學會編輯出版《中醫雜誌》。與此同時,還發起成立“江蘇省中醫聯合會”,中醫界公推丁氏為首任會長,以加強全國中醫界的聯絡。

4.力研傳染病治法

時疫爛喉丹痧,自清雍正癸醜年(1733年)以來,曾幾度流行。壬寅(1902年)春再度流行,人煙稠密的上海傳播尤甚。當時醫界因襲於“白喉忌表”,一味滋降寒涼,結果死者無數。

其時,丁甘仁已有二十餘年的臨證經驗,對於痧喉證治頗有心得。他汲取葉天士以來各家診治此症的實踐經驗,切中時弊地提出:凡遇爛喉丹痧,“以得暢汗為第一要義”、“重痧不重喉,痧透喉自愈”。嗣後,丁甘仁總結自身臨床治療經驗,撰著《喉痧症治概要》。在書中丁氏自謂:“臨證數十年,診治爛喉痧不下一萬人次,對於此證略有心得。”他探索時疫喉痧的治療措施,系依據溫病衛氣營血辨證綱領,察其在氣、在營而分初、中、末三期,施表、清、下諸法。丁氏自擬一套治痧喉方,初用解肌透痧湯為主,中用涼營清氣湯,末用加減滋陰清肺湯、敗毒湯;並加外用吹喉藥玉鑰匙、金不換、錫類散、加味珠黃散等。他為尋求診治時疫爛喉丹痧的有效良方,煞費苦心,為後人提供了中醫藥治療急性熱病的寶貴經驗。

在外感熱病的辨證方面,丁氏根據傷寒邪從外來、循六經傳變的規律,辨別其夾雜情況,隨機應變,施以適當治法。對於溫病,則辨析證屬風溫或是濕溫,辨證論治:風溫邪從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病變最速;濕溫之邪常表裡兼受,其勢彌漫,蘊蒸氣分的時間最長,濕與溫合,或從陽化熱,或從陰變寒,與傷寒六經之傳變多相符合。濕溫邪在衛分、氣分按三陽經治法:如濕溫初起,表未解而胸悶泛惡,苔白脈濡,用桂枝湯、三仁湯等方;如邪留募原,寒熱往來,苔膩,脈濡滑,用柴葛解肌湯、甘露消毒丹等方;如熱在陽明,濕在太陰,而熱重於濕,壯熱口幹,苔黃脈數,用蒼術白虎湯(重用石膏)再加銀、翹之類;甚至濕從熱化,勢將由氣及營,由經入府,宿垢不得下達,舌後膩黃,脈象沉數,用調胃承氣湯為主,加入青蒿、白薇、丹皮、赤芍之類,使有形之滯得下,則無形之邪自易解散。濕勝陽微按三陰經治法:如身熱泄瀉,渴喜熱飲,舌灰淡黃,脈象濡數,用附子理中合小柴胡湯等方;如濕困太陰,健運無權,水濕氾濫,膚腫腹滿,舌淡苔白,脈象遲弱,用五苓、真武等方;如濕溫月餘不解,身熱汗多,神識昏糊,舌苔幹膩,脈象沉細,急用參附回陽、龍牡潛陽之法,得以轉危為安。邪熱從陽入陰按溫病熱傳營血治法:如灼熱有汗不解,煩躁少寐,舌紅糙無津,脈象弦數,為邪熱入營,傷陰劫津,化源告竭,有風動痙厥之變,用大劑生津涼營熄風之劑;甚則唇焦齒幹,用犀角地黃湯及牛黃清心丸等方。這些豐富的臨床經驗為我們今天學習傷寒論和溫病學提供了很好的參考資料。

孟河醫派在近代中國的崛起是傳統中醫向現代中醫發展的必然,正如丁甘仁在《診餘集》序中所說:“吾吳中醫家之盛甲天下,而吾孟河名醫之眾,又冠于吳中。”丁甘仁先輩在繼承發展孟河醫派的學術思想中別具一格,敢於創新,與時俱進,值得我們後人學習。

溫病學派與傷寒學派之間存在很深的鴻溝,有如水火不能相容,但丁甘仁能擇善而從,由溫熱派兼學傷寒學派,從時方派入,而由經方派出。他轉益多師,博採眾長,並在臨床實踐中融會貫通,逐漸摸索形成了丁氏的醫療風格。在治療外感熱病,宗《傷寒論》而不拘泥于傷寒方,宗溫病學說而不拘泥于四時溫病。在外感熱病辨證論治方面,採取傷寒辨六經與溫病辨衛氣營血及其主治方藥的綜合運用,打破常規,獨出心裁,在實際應用中摸索出治療外感熱病的治則,並將實踐經驗不斷上升為理論。寒溫融合辨證體系,突破了寒溫分立的格局。孟河丁甘仁、紹興何廉臣為代表的寒溫融合學派的興起,標誌著近代中醫學術的不斷發展。丁甘仁在畢生的臨床實踐中,對外感熱病深有研究。他指出,熟讀《素問·熱論》之後,必須深入領會《傷寒論》,熟悉歷來的溫病學說,如吳又可的《溫疫論》、葉天士的《溫熱論》、薛生白的《濕熱條辨》、吳鞠通的《溫病條辨》、王孟英的《溫熱經緯》等。丁氏更加熟悉和掌握《傷寒論》與溫病學說的辨證方法,認為在實際應用時,必須互相聯繫,而不能對立起來;在治療外感熱病的過程中,必須把兩種學說融會貫通,因人制宜,隨宜應用。在臨床上丁氏並不把經方和時方作為劃分界限,而是傷寒方與溫病方同時採用,如在治療外感熱病中根據病情常常是經方與時方合用,充分體現熔傷寒與溫病學說於一爐的治學態度。如傷寒案用陽旦湯、麻黃附子細辛湯、白虎湯、增液湯;發熱壯盛而神昏者,用紫雪丹;高熱肢冷、汗出神衰的危急病變,用參附龍牡救急。溫病案中,風溫證高熱,重用白虎湯、麻杏石甘湯、銀翹散、桑菊飲;暑溫證高熱神煩者,重用竹葉石膏湯、黃連香薷飲、牛黃清心丸;濕溫證發熱不解,重用葛根芩連湯、柴葛解肌湯、黃連解毒飲、蒼術白虎湯、調胃承氣湯、甘露消毒丹、四逆散等;病變危重者,治熱以犀角、羚羊湯;治寒以附子理中湯等,這種傷寒辨六經與溫病辨衛氣營血相結合、經方與時方並用的治學方法,充分體現寒溫融合學派的辨證論治特色,皆是丁氏的臨床寶貴經驗,故往往能靈活掌握運用而取得很好的療效,這是他學貫古今所取得的成果。這些學術經驗至今仍然有著比較高的學術價值,在臨床上有指導作用。

3.革新中醫教育模式

丁甘仁學成後曾經先後在武進孟河以及無錫、蘇州行醫,後來從蘇州到上海,不久即名譽滬上,播譽四方,求診者眾多,他除了為人治病,還先後招收來自南北各地的弟子達數百人。西方各國在滬人士,亦以重金爭相邀請,但先生對活人之術不願自秘,志在發揚中醫,培養下一代。以前的中醫界多以私人傳授醫學技術,而且思想保守,對某些醫學良方,秘而不宣,他認為這種個體授醫術的方法,不能很快培養中醫人才。創辦近代中醫教育,培養中醫後繼人才,是中醫事業發展的關鍵,他傾心于中醫教育事業,慨然以發揚中醫為已任,立志興學,培養後繼人才,乃聯合同道夏應堂、謝觀等集資辦學,創辦“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現為上海中醫藥大學),於1917年7月正式開學,開創了近代中醫教育的先河。接著先後成立滬南、滬北兩所廣益中醫院,為在校學生提供臨證實習基地。兩年後,又創辦了“女子中醫專門學校”。上海中醫專門學校與女子中醫專門學校相繼成立後,丁氏擔任兩校董事會主任兼女校之長,並聘請當時的知名人士謝觀擔任中醫專校校長,曹穎甫任教務長。他對學校教學抓得很緊,親自抓課程的計畫與安排,他所著述的《脈學輯要》、《醫經輯要》、《藥性輯要》,均為早年上海中醫專門學校課本。並設置了生理解剖學、病理學等西醫重點課程,吸收西醫學知識為我所用,並組織學生到滬南、滬北廣益中醫院,臨證學習,使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由於辦學有方,當時聞風而來求學者遍及全國,由此造就了大批高水準的中醫人才,如建國後擔任上海中醫學院院長的程門雪、黃文東,以及建國前後的著名中醫丁濟萬、曹仲衡、劉佐彤、王一仁、盛夢仙、張伯臾、秦伯未、許半龍、陳耀堂、章次公、王慎軒、陳存仁等,均為早期畢業于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的高材生。可謂“醫譽滿海上,桃李遍天下”之稱頌。先輩丁甘仁先生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所中醫學校,開創了近代中醫教育的先河,改變了培養中醫師承家傳的單一方式,應該被認為是他為近代中醫藥事業發展做出的最為傑出的創舉而載入史冊。

1921年,丁甘仁又發起成立“國醫學會”,組織中醫師研究中醫學術,相互切磋,開創了團結協作之風。學會編輯出版《中醫雜誌》。與此同時,還發起成立“江蘇省中醫聯合會”,中醫界公推丁氏為首任會長,以加強全國中醫界的聯絡。

4.力研傳染病治法

時疫爛喉丹痧,自清雍正癸醜年(1733年)以來,曾幾度流行。壬寅(1902年)春再度流行,人煙稠密的上海傳播尤甚。當時醫界因襲於“白喉忌表”,一味滋降寒涼,結果死者無數。

其時,丁甘仁已有二十餘年的臨證經驗,對於痧喉證治頗有心得。他汲取葉天士以來各家診治此症的實踐經驗,切中時弊地提出:凡遇爛喉丹痧,“以得暢汗為第一要義”、“重痧不重喉,痧透喉自愈”。嗣後,丁甘仁總結自身臨床治療經驗,撰著《喉痧症治概要》。在書中丁氏自謂:“臨證數十年,診治爛喉痧不下一萬人次,對於此證略有心得。”他探索時疫喉痧的治療措施,系依據溫病衛氣營血辨證綱領,察其在氣、在營而分初、中、末三期,施表、清、下諸法。丁氏自擬一套治痧喉方,初用解肌透痧湯為主,中用涼營清氣湯,末用加減滋陰清肺湯、敗毒湯;並加外用吹喉藥玉鑰匙、金不換、錫類散、加味珠黃散等。他為尋求診治時疫爛喉丹痧的有效良方,煞費苦心,為後人提供了中醫藥治療急性熱病的寶貴經驗。

在外感熱病的辨證方面,丁氏根據傷寒邪從外來、循六經傳變的規律,辨別其夾雜情況,隨機應變,施以適當治法。對於溫病,則辨析證屬風溫或是濕溫,辨證論治:風溫邪從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病變最速;濕溫之邪常表裡兼受,其勢彌漫,蘊蒸氣分的時間最長,濕與溫合,或從陽化熱,或從陰變寒,與傷寒六經之傳變多相符合。濕溫邪在衛分、氣分按三陽經治法:如濕溫初起,表未解而胸悶泛惡,苔白脈濡,用桂枝湯、三仁湯等方;如邪留募原,寒熱往來,苔膩,脈濡滑,用柴葛解肌湯、甘露消毒丹等方;如熱在陽明,濕在太陰,而熱重於濕,壯熱口幹,苔黃脈數,用蒼術白虎湯(重用石膏)再加銀、翹之類;甚至濕從熱化,勢將由氣及營,由經入府,宿垢不得下達,舌後膩黃,脈象沉數,用調胃承氣湯為主,加入青蒿、白薇、丹皮、赤芍之類,使有形之滯得下,則無形之邪自易解散。濕勝陽微按三陰經治法:如身熱泄瀉,渴喜熱飲,舌灰淡黃,脈象濡數,用附子理中合小柴胡湯等方;如濕困太陰,健運無權,水濕氾濫,膚腫腹滿,舌淡苔白,脈象遲弱,用五苓、真武等方;如濕溫月餘不解,身熱汗多,神識昏糊,舌苔幹膩,脈象沉細,急用參附回陽、龍牡潛陽之法,得以轉危為安。邪熱從陽入陰按溫病熱傳營血治法:如灼熱有汗不解,煩躁少寐,舌紅糙無津,脈象弦數,為邪熱入營,傷陰劫津,化源告竭,有風動痙厥之變,用大劑生津涼營熄風之劑;甚則唇焦齒幹,用犀角地黃湯及牛黃清心丸等方。這些豐富的臨床經驗為我們今天學習傷寒論和溫病學提供了很好的參考資料。

孟河醫派在近代中國的崛起是傳統中醫向現代中醫發展的必然,正如丁甘仁在《診餘集》序中所說:“吾吳中醫家之盛甲天下,而吾孟河名醫之眾,又冠于吳中。”丁甘仁先輩在繼承發展孟河醫派的學術思想中別具一格,敢於創新,與時俱進,值得我們後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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