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在璿 原《四川日報》資深攝影記者。
人物簡介
方大曾， 祖籍江蘇無錫， 出生在北平， 父親是外交官。 17歲時成立了中國北方第一個少年攝影社團“少年影社”並舉辦攝影展。 “九·一八”事變後國難當頭， 他以相機和文字為武器， 為抗日救亡而奔走， 留下了很多反映抗日題材的攝影作品， 如《日軍炮火下的宛平城》、《奮勇殺敵的二十九軍》等。
灰色的小木屋
我沒見過舅舅， 聽母親說， 在我還沒出生以前， 他就隻身離家到烽火連天的抗日前線採訪， 從此再也沒有回來。
我第一次聽說家裡還有個舅舅， 是1950年5歲時隨父母從上海回到北京協和胡同七號外婆的方家老宅。 老宅很大， 占地有一畝多， 分前、後兩個院落， 佈局呈“日”字形。 北邊一排房外婆住， 南邊一排房姨媽家住， 中間一排是我們家， 前院的西邊有一條過道與後院相連。 前院東南角坐落著一個碉堡樣的灰色木質小屋，
方大曾妹妹方澄敏老人的家：北京東城區協和胡同10號
失蹤的戰地記者
舅舅方大曾， 又名方德曾， 筆名小方， 1912年生於北平， 隨後發展為抄家、打人、砸物。 舅舅的那箱底片讓家裡人很緊張， 因為他拍攝的《綏遠抗戰》都是抗戰初期佈防在綏遠前線的傅作義部隊， 官兵們服裝、帽徽以及旗幟都有國民黨青天白日的標識， 在那個年代收藏這些是犯忌的；他在通訊《冀東一瞥》中， 揭露冀東偽政府統治區十分猖獗的娼、賭、煙、毒、走私等社會醜惡現象的照片， 那時也都是有口難辯的“四舊”。 萬一這些底片讓“紅衛兵”看到， 不用說底片， 家裡的人將會遭受到滅頂之災。
一周後的一天， 我正在家休息，上午十點左右，突然聽到擂鼓般的打門聲並夾雜著喊開門的吼聲，我剛打開院門，一群帶著“紅衛兵”袖標的男女們沖進來直奔後院姨媽家，進屋就亂翻亂砸。他們說是姨父工作單位的“紅衛兵”，莫名其妙地說姨父私藏有手槍。因為是親戚，我們家也沒能倖免，連地板都撬了。抄家一直持續到午後，結果什麼有價值的東西都沒找到，只好掃興而去。下午，姨父下班回家，見到瘡痍滿目的刧後院落，滿腹冤屈的他氣得以頭撞門，姨媽含淚安慰他說：“人能平安回來就已經是萬幸了。”家人都很慶倖舅舅底片沒有在家裡，否則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1968年初我離開北京到四川工作，行前去看外婆。83歲的她精神已經不是很好了，在臥室裡正斜靠在床上閉著眼睛養神，床邊平櫃上原放置小木箱的地方已改放了一張舅舅在中學讀書時的自拍照。那時我也已經非常喜愛攝影，自然就和外婆聊起舅舅，她可能已經意識到舅舅回不來了，很傷感地對我說：“你照相時可別像你大舅，他太愛冒險了。”她也知道自己身體已大不如從前，又說：“你們記著，等我死了用小木屋給我做個棺材。”我非常難受，心中在流淚，明知道這是一個不可能夠實現的願望，但當時還是點頭應下了這個不能兌現的承諾。我知道，外婆至死都想和兒子在一起。一年後外婆去世，她到底沒能等到舅舅的歸來。
中法大學經濟系出身、外交官之子、中外通訊社記者方大曾，投身戰地報導再也沒有回來，母親一直沒有搬家，在這裡等他到1969年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1979年，退休後的姨媽有一天到原工作單位去玩，在工會辦公室的角落裡幾張廢報紙包著一疊疊粉紅色的袋子散落在地上，姨媽一眼就認出這是她哥哥的底片。這些底片每一張都是裝入一個半透明紙做的內袋，然後再放入一個粉紅外袋裡，外袋上印有“德記商行”“王府井大街北口路西”的字樣。興奮的姨媽立即找到工會負責人，負責人說“‘紅衛兵辦公室’早就不在了，這些東西沒人管，是你的你就拿回去吧。”欣喜若狂的姨媽迅速把底片小心拾回，仔細包好帶回了家。又過了些日子，姨媽又去工會參加退休職工活動，聚餐時看見食堂大師傅用裝底片的小木箱在賣飯票，她就跑到街上買了一個白鐵皮做的箱子，找到大師傅商量換回小木箱。說明情況後大師傅很爽快地答應了。失而復得，舅舅的小木箱和底片離開家十三年後又奇跡般地回到家中，這是它躲過的第二次刧難。
獨家專業合作機構
音訊合作機構
我的歷史我來寫
“我的歷史圖書館”
收藏個人史、家族史作品。
我正在家休息，上午十點左右，突然聽到擂鼓般的打門聲並夾雜著喊開門的吼聲，我剛打開院門，一群帶著“紅衛兵”袖標的男女們沖進來直奔後院姨媽家，進屋就亂翻亂砸。他們說是姨父工作單位的“紅衛兵”，莫名其妙地說姨父私藏有手槍。因為是親戚，我們家也沒能倖免，連地板都撬了。抄家一直持續到午後，結果什麼有價值的東西都沒找到，只好掃興而去。下午，姨父下班回家，見到瘡痍滿目的刧後院落，滿腹冤屈的他氣得以頭撞門，姨媽含淚安慰他說：“人能平安回來就已經是萬幸了。”家人都很慶倖舅舅底片沒有在家裡，否則後果是可想而知的。1968年初我離開北京到四川工作，行前去看外婆。83歲的她精神已經不是很好了，在臥室裡正斜靠在床上閉著眼睛養神，床邊平櫃上原放置小木箱的地方已改放了一張舅舅在中學讀書時的自拍照。那時我也已經非常喜愛攝影，自然就和外婆聊起舅舅，她可能已經意識到舅舅回不來了，很傷感地對我說：“你照相時可別像你大舅，他太愛冒險了。”她也知道自己身體已大不如從前，又說：“你們記著，等我死了用小木屋給我做個棺材。”我非常難受，心中在流淚，明知道這是一個不可能夠實現的願望，但當時還是點頭應下了這個不能兌現的承諾。我知道，外婆至死都想和兒子在一起。一年後外婆去世，她到底沒能等到舅舅的歸來。
中法大學經濟系出身、外交官之子、中外通訊社記者方大曾，投身戰地報導再也沒有回來，母親一直沒有搬家，在這裡等他到1969年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1979年，退休後的姨媽有一天到原工作單位去玩，在工會辦公室的角落裡幾張廢報紙包著一疊疊粉紅色的袋子散落在地上，姨媽一眼就認出這是她哥哥的底片。這些底片每一張都是裝入一個半透明紙做的內袋，然後再放入一個粉紅外袋裡，外袋上印有“德記商行”“王府井大街北口路西”的字樣。興奮的姨媽立即找到工會負責人，負責人說“‘紅衛兵辦公室’早就不在了，這些東西沒人管，是你的你就拿回去吧。”欣喜若狂的姨媽迅速把底片小心拾回，仔細包好帶回了家。又過了些日子，姨媽又去工會參加退休職工活動，聚餐時看見食堂大師傅用裝底片的小木箱在賣飯票，她就跑到街上買了一個白鐵皮做的箱子，找到大師傅商量換回小木箱。說明情況後大師傅很爽快地答應了。失而復得，舅舅的小木箱和底片離開家十三年後又奇跡般地回到家中，這是它躲過的第二次刧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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