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2017年2月19日， 由網路智庫主辦“2017年互聯網思想者大會：向時代提問”， 筆記俠作為合作方， 經主辦方和講者審閱授權發佈筆記。
今日筆記俠客｜筆記俠 責編｜清野
深度好文：5691字 | 7分鐘閱讀
筆記之前， 請先思考：
進入數位化生存新世界， 我們的時代該如何界定？
數位化生存的內涵是什麼？
為什麼說數位化時代遠未到結束時分？
互聯網時代帶來了哪些新的倫理、秩序和挑戰？
後人類文化時代， 思想何為？思想者何為？
完整筆記·文化生活
大家好， 我今天分享的主題是屬於時代的思想和思想者。
這個題目裡有三個關鍵字：時代、思想和思想者。 這是三個很大的詞， 需要破題。 但在破題之前， 先要就“如何破題”來破題。
一、關於“如何破題”的破題
我們知道辯證法（dialectics）這個詞是一個好詞， 可惜在中國被庸俗化了。 給辯證法這個詞一個簡單的定義， 它其實就是一種化解不同意見的論證方法。
它是在兩個或更多對一個主題持不同看法的人之間的對話， 目的是通過這種有充分推理的對話建立起對事物真理的認知。
蘇格拉底贊成真理作為最高價值， 提出它可以通過討論中的理性和邏輯被發現。 所以， 辯證的推理方法的目的是通過理性討論解決分歧， 最終尋求真理。
解決分歧的方法之一是蘇格拉底法， 我們大會的主題叫做“向時代提問”， 其實時代不是一個人， 不能夠回答你什麼， 只能是讓那些以自己的方式認知這個時代的人來回答這個提問。
那麼我講完了以後， 大家看現場的四個玻璃屋， 都是半開放的對話。 在玻璃屋裡面幹什麼呢？其實就是個人之間合作論證性對話的形式， 基於詢問和回答以激發批判性思維，
柏拉圖在蘇格拉底對話中首次描述蘇格拉底反詰法，
反諷：不斷提出問題使對方陷入矛盾之中， 並迫使其承認自己的無知；
催生：啟發、引導學生， 使學生通過自己的思考， 得出結論；
歸納：從大量事實中歸納出一個結論；
定義：使學生逐步掌握明確的定義和概念等步驟。
由於蘇格拉底把教師比喻為“知識的產婆”， 因此， “蘇格拉底法”也被人們稱為“催生法”。 我們希望我們思想者大會的這四場對話， 能夠催生知識。 不過知識催生的過程可能並不吸引人， 既不好看， 也不好聽。
什麼東西好聽？精心準備的修辭和演說才能打動人。 修辭的本質是一種尋求說服、告知或激勵聽眾的話語方法和藝術。
辯士學派， 也就是詭辯學派， 認為在演說中修辭的藝術品質能夠表明一個人的才能高低。
蘇格拉底和詭辯學派對知識的看法也不同。 蘇格拉底的著名論斷是：知識的唯一功用就是“自知之明”（self-knowledge）， 意即自我在智力、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成長。
常和蘇格拉底辯論的普羅塔格拉斯則認為：知識要達到的是“知道如何說、說得好”的能力， 這種能力會讓人看起來有“形象”。
詭辯者追求的是卓越（arête）， 而蘇格拉底追求的是真理， 因為只有真理才能成為人們生活的指南。
所以， 我在這裡做開場的演說， 不是為了修辭效果，不是來說服你的。我也不是來樹立自我形象的，我談論思想與思想者，是為了辯證。在接下來的時間裡，你可能聽不到我的雄辯，但我希望你能摸清我的思路。
待會我走下舞臺，鑽進下邊那四個小玻璃屋中的一個，那裡也沒有教化，沒有說服，沒有傳播，只有發問，只有求索，只有辯證，共同玩一個思想的“拼圖遊戲”。所以我們號召大家來“玩會”。
“玩會”的最高境界不是說服，而是心意相通。
尼古拉·尼葛洛龐帝
在《數位化生存》的第44頁，尼古拉·尼葛洛龐帝就資料的壓縮度作了一個幽默的類比：
假設有6個人圍坐一桌共進晚餐，他們正熱烈討論一個不在場的人——甲先生。在討論中，我向坐在對面的妻子伊蓮眨了眨眼。晚飯後，你走過來問我：“尼古拉，我看到你向伊蓮遞眼色，你想告訴她什麼？”
我對你解釋說，前天晚上，我們恰好和甲先生一起吃晚飯。當時他說，和如何如何相反的是他實際上如何如何，即使大家都以為如何如何，最後他的真正決定卻是如何如何等等。換句話說，我大約要花10萬個比特，才能跟你講明白我用1個比特就能和我太太溝通的話（請容許我暫且假設，眨一下眼睛，正好等於在乙太中傳送了1個比特）。
尼葛洛龐帝告訴我們的是，傳輸者和接受者如果有共同的知識基礎，就可以採用簡略的方式溝通。
在這個例子中，丈夫通過乙太（筆記俠注：乙太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所設想的一種物質，古希臘人以其泛指青天或上層大氣）向太太發射了一定的比特，觸發了她腦子中的更多資訊。而當一個外人問丈夫，他和她交流了什麼時，丈夫不得不把所有的10萬個比特全部傳送給這個人。尼古拉因此失去了10萬比1的資料壓縮度。
親愛的“玩會”者（演講現場的參會者），我希望我和你們之間只需1個比特就心意相通。
關於“如何破題”的破題結束，下邊言歸正傳，來破一下“時代”、“思想”和“思想者”者這三個大詞。
二、數位化革命遠未到結束的時分
“時代”是個大詞。
問個簡單的問題，你能做到在談論互聯網的時候不加上“時代”這個詞嗎？或者，拿出現在最流行的一些書，你會看到，一個典型的書名可能是這樣的：《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要麼是《與機器人共舞：人工智慧時代的大未來》。如果你把書名中的那些“時代”、“革命”、“大未來”之類的詞彙去掉，你可以問一下，那些書還剩下什麼？
我自己並不能免俗。我寫過一本書，叫做《眾聲喧嘩：網路時代的個人表達與公共討論》，在這裡，“網路”和“時代”這兩個詞也是連著用的。為了表明我們的時代的獨特性，我甚至動用了“生存”這個大詞來描述它。
在中國互聯網的啟蒙期，我曾經有一個雅號叫“胡數字”，因為我在1996年，刻意地把尼葛洛龐帝的暢銷書being digital翻譯成《數位化生存》在中國出版，並在封面上打上一句話：“計算不再只和電腦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
為什麼著迷于“生存”呢？因為我們人類有一個特點，我們總認為我們自己生活的時代才是獨一無二的。
丹尼爾·貝爾曾提出“斷裂的時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的觀點，意謂凡是有歷史眼光與世界意識的人，都會驚覺到人類已進入前所未有的新境界，一種新文化已經形成，一個新社會已經到來，而科技的快速成長是最好的例子。
與任何剛剛萌芽的愛情一樣，我們都相信我們新發現的迷戀物件可以改變整個世界。我承認，當時的我，很快就化身尼葛洛龐帝所說的“數位化樂觀主義者”，眼中只有“閃閃發亮的、快樂的比特”。
一晃20年過去了。電子工業出版社剛剛出版了《數位化生存》20周年紀念版。一位讀者對我說：20年前讀《數位化生存》，覺得是科幻書，現在讀，覺得是歷史書。站在今天回望那個年代，或許我們可以真正理解到底什麼是“數位化生存”：
它意味著娛樂世界與資訊世界充分融合，並且開始具備互動性；
它意味著電腦在生活當中從不離場，而你時刻利用這種在場並以之為生活方式和態度；
它構成一種平等主義現象，使人們更容易接近，並允許在一個大而空洞的空間內，聽到小而孤獨的聲音；
它令組織扁平化，打破傳統的中央集權，把大一統的帝國分割為許許多多的家庭工業；
它使網路真正的價值越來越和信息無關，而和社區相關。
就像空氣和水一樣，數位化生存受到注意，只會因為它的缺席，而不是因為它的存在。1999年，為了在中國推廣互聯網，曾經有一個非常轟動的“72小時網路生存測試”，在北京、上海、廣州尋找志願者，把他們關在賓館的房間裡，看他們能否僅僅通過互聯網而生存。那時，沒有淘寶、沒有支付寶、沒有快遞小哥，很多志願者因為受不了忍饑挨餓，不得不中途退出。
2016年，為了向當年致敬，上海做了一個“72小時無網路生存測試”，志願者在結束後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簡直是度日如年。
今天，我們看到數位化生存成為一個過時的東西，人們充滿興奮地談論的新話題是大資料、物聯網、新能源、人工智慧、生命科學、太空探索等。電腦和移動設備都越來越索然無味，因為它們將逐漸消失在其他物體中：自清潔襯衫，無人駕駛汽車，服務機器人，智慧門把手，乃至吞下一粒就能掌握英語的藥丸。
用尼葛洛龐帝的話說，我們將住在電腦裡，把它們穿在身上，甚至以它們為食。A computer a day will keep the doctor away.（一天一粒電腦，醫生遠離你）。
這樣看來，數位化革命已經結束了。所以尼葛洛龐帝應我之邀，為《數位化生存》20周年紀念版所寫的序的題目叫做Been Digital（《數位化之後》）。真正令人驚訝的變化將出現在別的地方，比如我們如何在這個星球上共同管理自身。
但是且慢，想想“無馬的馬車”（horseless carriage）這個在汽車剛剛被發明出來時的說法。仿佛被遮罩遮住了雙眼的馬一樣，汽車的發明者無法預知汽車給人們的工作和生活帶來的巨變，包括我們如何建造和使用城市，或者如何獲得新的商業模式和創造新的衍生業務。
打個比方，你很難在有馬和馬車的日子裡想像汽車的無故障保險。正如馬歇爾·麥克盧漢所說，“我們總是透過後視鏡來觀察目前，我們其實是倒著走向未來”。
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說，我們今天也有類似的失明，因為我們不能想像一個我們的認同感和社區感真正共存於真實和虛擬領域的世界。爬過山的人知道，爬升越高，空氣越稀薄，但我們還沒有真正體驗到缺氧的滋味，因為我們尚未攀爬到數字世界的高峰——甚至都還沒有來到山腳下的數字大本營。
這也就是我認為的今日數字生活的核心困境之所在：當下關心數位商業的人數不勝數，但是關心數字社會基本問題的人少而又少。
我們需要解決的數位社會基本問題複雜而棘手，比如：
個人隱私與社會公開性的衝突；
安全與自由的衝突；
政府監控與個人自治的衝突；
繁榮創意與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衝突；
日益包羅萬象的網路平臺與亟待伸張的用戶權利的衝突等等，不一而足。
在這個意義上，數位化革命遠未到結束的時分，或者說，“been digital”（數位化之後）的問題，比“being digital”（數位化之中）的要嚴重得多。
三、後人類文化時代，
思想何為，思想者何為？
我把這些衝突統稱為“舊制度與數字大革命”的衝突，其產生的原因在於，互聯網終於由工具的層面、實踐的層面抵達了社會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層面。
在這種衝突背景下，討論互聯網時代，最重要的是回到原點，思考一個核心的問題：什麼是互聯網？
這是一個聽上去簡單、但回答起來很複雜，似乎被回答過、但從未獲得真正回答的問題。回答該問題的路徑有兩條：
第一，把互聯網予以概念化 （conceptualizing internet）；
第二，想像互聯網（imagining the internet）。
這就是我們期待今天的思想和思想者所要做的事情。
到底什麼是互聯網？我們該如何理解我們的日常世界中，這個無處不在和熟稔無比的特徵？
互聯網能做什麼？在它能做的事情當中，哪些是嶄新的？
它又引發了什麼新的倫理、社會和政治能力？它使得什麼東西過時了，成為問題，甚至變得不可能？
隨著我們周圍的世界不斷重組，我們稱之為互聯網的那個社會——技術組合對於構成我們居住之地的許多熟悉的假設以及想像都提出了關鍵挑戰。
怎麼看待這些挑戰？
第一個視角是從已知的有關互聯網的一切出發：它是一種用戶活動於其中、促成群體生產與共用的線上環境，在這一環境中，我們通過帶有螢幕的仲介設備與他人互動；
第二個視角是從我們合理地期望看到它在近期乃至更遠的未來會變成的樣子出發。
為此，我們既需要新的價值論（倫理學與政治哲學），也需要新的認識論（關於知識和科學的理論）。
僅以倫理學而言，我們面臨許多挑戰。如果我們把互聯網的發展劃分為三次浪潮：
▷第一次互聯網浪潮始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解決連接問題；
▷第二次浪潮以穀歌和臉書為代表，締造了搜索和社交網路業務；
▷第三次浪潮在中國被叫做“互聯網+”，互聯網被用來改變其他行業，例如醫療、教育、交通和金融。
史蒂夫·凱斯，美國線上前任首席執行官與董事長，有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觀點：矽谷的企業家將無法獨自在第三次浪潮中衝浪。儘管這會惹惱西海岸的自由放任主義者，但政府將發揮關鍵作用。
現在物聯網的方向都會導致一個智慧化的環境，這必然產生很多倫理問題，自動駕駛汽車、無人飛機、穀歌眼鏡、機器人都會產生倫理問題。當互聯網開始改變實體領域的時候，互聯網企業的“傲慢”可能會在實體環境中被打掉。
在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中，企業家面臨的最大挑戰分別在於科技和市場風險，但政策風險將是第三次浪潮的最大障礙。處於第三次浪潮核心的所有行業都受到嚴格監管。例如，政府可以推動無人駕駛汽車的採用，也可能完全禁止。
這還僅僅是開始。
談到倫理問題，我們的思想指向最終一定會達到一個層面：在充分聯網的環境下，到底還有什麼東西能夠構成人的定義？什麼叫做人？什麼叫做人性？
這其實是互聯網文明的可能性問題，最終的含義是人的可能性問題——我們可能會到達“後人類狀態”。
同和尼葛洛龐帝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的建築學家威廉•J.米切爾（William J. Mitchell）有一個比喻：人不過是猿猴的1.0版。現在，經由各種比特的武裝，人類終於將自己升級到猿猴2.0版。談到“後人類”，讓我援引一下凱薩琳•海爾斯（N. Katherine Hayles）的話，她在《我們如何成為後人類》中寫道：
“如果說我的噩夢是在一個後人類文化中，人們只把他們的身體作為時尚的配件而不是存在的基礎。那麼，我的夢想則是，後人類在擁抱資訊技術的可能性的同時，沒有被無限的權力和無身體的不朽的幻想所誘惑，承認和慶祝作為人類境況的有限性，並且理解人類生活被嵌入於一個複雜的物質世界之中，我們的持續生存端賴於這個世界。”
承認和慶祝作為人類境況的有限性，說穿了就是要打破人類中心主義。當我們談到時代，我們將不可避免地遇到代際悖論。
這個悖論就是，每一代人都認為我們和上一代人是完全不一樣的，但是同時，我們卻又希望下一代跟我們自己一樣。
子女的時候，你曾經多麼叛逆你父母企圖給你施加的安排，可是，當你升為父母，你怎麼就積極開始為你的子女規劃起他們的人生道路了呢？
我們的下一代一定是和我們不一樣的，至少，他們將不再是人類中心主義者，不再認為人類是地球上以至宇宙間最核心的或者最重要的物種。
在這種前景下，思想何為，思想者何為？
思想有義務適應他者，調動我們作為人的全部能力。思想並不滿足於只是傾聽他者，要瞭解和思考世界，必須有能力踏進他人的鞋子。
這需要同情心、同理心、悲憫心、承諾和必要的想像力，以便盡可能地把你自己的個人體驗投射到別人身上。從世界退縮到自身，孤立、孤獨和沉迷於邏輯本身，是思想的反面，和對思想的致命打擊，事實上構成所有邪惡的根源。
我越來越相信，思想是外向的，而不是內向的。
它要求個人超越以自我為中心的日常生活的視線，不向身體、情感或智力上的權宜之計投降。不屈從於自私的個人和群體利益，不盲目與社會合作，不沉迷於未加審視的凝聚力和歸屬感。不沉浸于成為強者的快感，不淪陷於謊言、半真相和沉默，不汲汲於生活的功能化和殖民化，以及最重要的，不去證明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謝謝各位“玩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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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為了修辭效果，不是來說服你的。我也不是來樹立自我形象的，我談論思想與思想者，是為了辯證。在接下來的時間裡，你可能聽不到我的雄辯，但我希望你能摸清我的思路。待會我走下舞臺，鑽進下邊那四個小玻璃屋中的一個，那裡也沒有教化，沒有說服，沒有傳播，只有發問，只有求索，只有辯證，共同玩一個思想的“拼圖遊戲”。所以我們號召大家來“玩會”。
“玩會”的最高境界不是說服，而是心意相通。
尼古拉·尼葛洛龐帝
在《數位化生存》的第44頁，尼古拉·尼葛洛龐帝就資料的壓縮度作了一個幽默的類比：
假設有6個人圍坐一桌共進晚餐，他們正熱烈討論一個不在場的人——甲先生。在討論中，我向坐在對面的妻子伊蓮眨了眨眼。晚飯後，你走過來問我：“尼古拉，我看到你向伊蓮遞眼色，你想告訴她什麼？”
我對你解釋說，前天晚上，我們恰好和甲先生一起吃晚飯。當時他說，和如何如何相反的是他實際上如何如何，即使大家都以為如何如何，最後他的真正決定卻是如何如何等等。換句話說，我大約要花10萬個比特，才能跟你講明白我用1個比特就能和我太太溝通的話（請容許我暫且假設，眨一下眼睛，正好等於在乙太中傳送了1個比特）。
尼葛洛龐帝告訴我們的是，傳輸者和接受者如果有共同的知識基礎，就可以採用簡略的方式溝通。
在這個例子中，丈夫通過乙太（筆記俠注：乙太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所設想的一種物質，古希臘人以其泛指青天或上層大氣）向太太發射了一定的比特，觸發了她腦子中的更多資訊。而當一個外人問丈夫，他和她交流了什麼時，丈夫不得不把所有的10萬個比特全部傳送給這個人。尼古拉因此失去了10萬比1的資料壓縮度。
親愛的“玩會”者（演講現場的參會者），我希望我和你們之間只需1個比特就心意相通。
關於“如何破題”的破題結束，下邊言歸正傳，來破一下“時代”、“思想”和“思想者”者這三個大詞。
二、數位化革命遠未到結束的時分
“時代”是個大詞。
問個簡單的問題，你能做到在談論互聯網的時候不加上“時代”這個詞嗎？或者，拿出現在最流行的一些書，你會看到，一個典型的書名可能是這樣的：《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要麼是《與機器人共舞：人工智慧時代的大未來》。如果你把書名中的那些“時代”、“革命”、“大未來”之類的詞彙去掉，你可以問一下，那些書還剩下什麼？
我自己並不能免俗。我寫過一本書，叫做《眾聲喧嘩：網路時代的個人表達與公共討論》，在這裡，“網路”和“時代”這兩個詞也是連著用的。為了表明我們的時代的獨特性，我甚至動用了“生存”這個大詞來描述它。
在中國互聯網的啟蒙期，我曾經有一個雅號叫“胡數字”，因為我在1996年，刻意地把尼葛洛龐帝的暢銷書being digital翻譯成《數位化生存》在中國出版，並在封面上打上一句話：“計算不再只和電腦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
為什麼著迷于“生存”呢？因為我們人類有一個特點，我們總認為我們自己生活的時代才是獨一無二的。
丹尼爾·貝爾曾提出“斷裂的時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的觀點，意謂凡是有歷史眼光與世界意識的人，都會驚覺到人類已進入前所未有的新境界，一種新文化已經形成，一個新社會已經到來，而科技的快速成長是最好的例子。
與任何剛剛萌芽的愛情一樣，我們都相信我們新發現的迷戀物件可以改變整個世界。我承認，當時的我，很快就化身尼葛洛龐帝所說的“數位化樂觀主義者”，眼中只有“閃閃發亮的、快樂的比特”。
一晃20年過去了。電子工業出版社剛剛出版了《數位化生存》20周年紀念版。一位讀者對我說：20年前讀《數位化生存》，覺得是科幻書，現在讀，覺得是歷史書。站在今天回望那個年代，或許我們可以真正理解到底什麼是“數位化生存”：
它意味著娛樂世界與資訊世界充分融合，並且開始具備互動性；
它意味著電腦在生活當中從不離場，而你時刻利用這種在場並以之為生活方式和態度；
它構成一種平等主義現象，使人們更容易接近，並允許在一個大而空洞的空間內，聽到小而孤獨的聲音；
它令組織扁平化，打破傳統的中央集權，把大一統的帝國分割為許許多多的家庭工業；
它使網路真正的價值越來越和信息無關，而和社區相關。
就像空氣和水一樣，數位化生存受到注意，只會因為它的缺席，而不是因為它的存在。1999年，為了在中國推廣互聯網，曾經有一個非常轟動的“72小時網路生存測試”，在北京、上海、廣州尋找志願者，把他們關在賓館的房間裡，看他們能否僅僅通過互聯網而生存。那時，沒有淘寶、沒有支付寶、沒有快遞小哥，很多志願者因為受不了忍饑挨餓，不得不中途退出。
2016年，為了向當年致敬，上海做了一個“72小時無網路生存測試”，志願者在結束後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簡直是度日如年。
今天，我們看到數位化生存成為一個過時的東西，人們充滿興奮地談論的新話題是大資料、物聯網、新能源、人工智慧、生命科學、太空探索等。電腦和移動設備都越來越索然無味，因為它們將逐漸消失在其他物體中：自清潔襯衫，無人駕駛汽車，服務機器人，智慧門把手，乃至吞下一粒就能掌握英語的藥丸。
用尼葛洛龐帝的話說，我們將住在電腦裡，把它們穿在身上，甚至以它們為食。A computer a day will keep the doctor away.（一天一粒電腦，醫生遠離你）。
這樣看來，數位化革命已經結束了。所以尼葛洛龐帝應我之邀，為《數位化生存》20周年紀念版所寫的序的題目叫做Been Digital（《數位化之後》）。真正令人驚訝的變化將出現在別的地方，比如我們如何在這個星球上共同管理自身。
但是且慢，想想“無馬的馬車”（horseless carriage）這個在汽車剛剛被發明出來時的說法。仿佛被遮罩遮住了雙眼的馬一樣，汽車的發明者無法預知汽車給人們的工作和生活帶來的巨變，包括我們如何建造和使用城市，或者如何獲得新的商業模式和創造新的衍生業務。
打個比方，你很難在有馬和馬車的日子裡想像汽車的無故障保險。正如馬歇爾·麥克盧漢所說，“我們總是透過後視鏡來觀察目前，我們其實是倒著走向未來”。
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說，我們今天也有類似的失明，因為我們不能想像一個我們的認同感和社區感真正共存於真實和虛擬領域的世界。爬過山的人知道，爬升越高，空氣越稀薄，但我們還沒有真正體驗到缺氧的滋味，因為我們尚未攀爬到數字世界的高峰——甚至都還沒有來到山腳下的數字大本營。
這也就是我認為的今日數字生活的核心困境之所在：當下關心數位商業的人數不勝數，但是關心數字社會基本問題的人少而又少。
我們需要解決的數位社會基本問題複雜而棘手，比如：
個人隱私與社會公開性的衝突；
安全與自由的衝突；
政府監控與個人自治的衝突；
繁榮創意與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衝突；
日益包羅萬象的網路平臺與亟待伸張的用戶權利的衝突等等，不一而足。
在這個意義上，數位化革命遠未到結束的時分，或者說，“been digital”（數位化之後）的問題，比“being digital”（數位化之中）的要嚴重得多。
三、後人類文化時代，
思想何為，思想者何為？
我把這些衝突統稱為“舊制度與數字大革命”的衝突，其產生的原因在於，互聯網終於由工具的層面、實踐的層面抵達了社會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層面。
在這種衝突背景下，討論互聯網時代，最重要的是回到原點，思考一個核心的問題：什麼是互聯網？
這是一個聽上去簡單、但回答起來很複雜，似乎被回答過、但從未獲得真正回答的問題。回答該問題的路徑有兩條：
第一，把互聯網予以概念化 （conceptualizing internet）；
第二，想像互聯網（imagining the internet）。
這就是我們期待今天的思想和思想者所要做的事情。
到底什麼是互聯網？我們該如何理解我們的日常世界中，這個無處不在和熟稔無比的特徵？
互聯網能做什麼？在它能做的事情當中，哪些是嶄新的？
它又引發了什麼新的倫理、社會和政治能力？它使得什麼東西過時了，成為問題，甚至變得不可能？
隨著我們周圍的世界不斷重組，我們稱之為互聯網的那個社會——技術組合對於構成我們居住之地的許多熟悉的假設以及想像都提出了關鍵挑戰。
怎麼看待這些挑戰？
第一個視角是從已知的有關互聯網的一切出發：它是一種用戶活動於其中、促成群體生產與共用的線上環境，在這一環境中，我們通過帶有螢幕的仲介設備與他人互動；
第二個視角是從我們合理地期望看到它在近期乃至更遠的未來會變成的樣子出發。
為此，我們既需要新的價值論（倫理學與政治哲學），也需要新的認識論（關於知識和科學的理論）。
僅以倫理學而言，我們面臨許多挑戰。如果我們把互聯網的發展劃分為三次浪潮：
▷第一次互聯網浪潮始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解決連接問題；
▷第二次浪潮以穀歌和臉書為代表，締造了搜索和社交網路業務；
▷第三次浪潮在中國被叫做“互聯網+”，互聯網被用來改變其他行業，例如醫療、教育、交通和金融。
史蒂夫·凱斯，美國線上前任首席執行官與董事長，有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觀點：矽谷的企業家將無法獨自在第三次浪潮中衝浪。儘管這會惹惱西海岸的自由放任主義者，但政府將發揮關鍵作用。
現在物聯網的方向都會導致一個智慧化的環境，這必然產生很多倫理問題，自動駕駛汽車、無人飛機、穀歌眼鏡、機器人都會產生倫理問題。當互聯網開始改變實體領域的時候，互聯網企業的“傲慢”可能會在實體環境中被打掉。
在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中，企業家面臨的最大挑戰分別在於科技和市場風險，但政策風險將是第三次浪潮的最大障礙。處於第三次浪潮核心的所有行業都受到嚴格監管。例如，政府可以推動無人駕駛汽車的採用，也可能完全禁止。
這還僅僅是開始。
談到倫理問題，我們的思想指向最終一定會達到一個層面：在充分聯網的環境下，到底還有什麼東西能夠構成人的定義？什麼叫做人？什麼叫做人性？
這其實是互聯網文明的可能性問題，最終的含義是人的可能性問題——我們可能會到達“後人類狀態”。
同和尼葛洛龐帝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的建築學家威廉•J.米切爾（William J. Mitchell）有一個比喻：人不過是猿猴的1.0版。現在，經由各種比特的武裝，人類終於將自己升級到猿猴2.0版。談到“後人類”，讓我援引一下凱薩琳•海爾斯（N. Katherine Hayles）的話，她在《我們如何成為後人類》中寫道：
“如果說我的噩夢是在一個後人類文化中，人們只把他們的身體作為時尚的配件而不是存在的基礎。那麼，我的夢想則是，後人類在擁抱資訊技術的可能性的同時，沒有被無限的權力和無身體的不朽的幻想所誘惑，承認和慶祝作為人類境況的有限性，並且理解人類生活被嵌入於一個複雜的物質世界之中，我們的持續生存端賴於這個世界。”
承認和慶祝作為人類境況的有限性，說穿了就是要打破人類中心主義。當我們談到時代，我們將不可避免地遇到代際悖論。
這個悖論就是，每一代人都認為我們和上一代人是完全不一樣的，但是同時，我們卻又希望下一代跟我們自己一樣。
子女的時候，你曾經多麼叛逆你父母企圖給你施加的安排，可是，當你升為父母，你怎麼就積極開始為你的子女規劃起他們的人生道路了呢？
我們的下一代一定是和我們不一樣的，至少，他們將不再是人類中心主義者，不再認為人類是地球上以至宇宙間最核心的或者最重要的物種。
在這種前景下，思想何為，思想者何為？
思想有義務適應他者，調動我們作為人的全部能力。思想並不滿足於只是傾聽他者，要瞭解和思考世界，必須有能力踏進他人的鞋子。
這需要同情心、同理心、悲憫心、承諾和必要的想像力，以便盡可能地把你自己的個人體驗投射到別人身上。從世界退縮到自身，孤立、孤獨和沉迷於邏輯本身，是思想的反面，和對思想的致命打擊，事實上構成所有邪惡的根源。
我越來越相信，思想是外向的，而不是內向的。
它要求個人超越以自我為中心的日常生活的視線，不向身體、情感或智力上的權宜之計投降。不屈從於自私的個人和群體利益，不盲目與社會合作，不沉迷於未加審視的凝聚力和歸屬感。不沉浸于成為強者的快感，不淪陷於謊言、半真相和沉默，不汲汲於生活的功能化和殖民化，以及最重要的，不去證明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謝謝各位“玩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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