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煥庸線(Hu Line， 或Heihe-Tengchong Line， 或Aihui-Tengchong Line)， 即中國地理學家胡煥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的劃分我國人口密度的對比線， 最初稱“璦琿—騰沖一線”， 後因地名變遷， 先後改稱“愛輝—騰沖一線”、“黑河—騰沖線”。
一、基本資訊
在中國人口地理上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 一直為國內外人口學者和地理學者所承認和引用， 並且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田心源教授稱為“胡煥庸線”。
“璦琿—騰沖一線”(或作“愛輝—騰沖一線”)在地理學(特別是人口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以及人口學上，
這條線從黑龍江省璦琿(1956年改稱愛琿， 1983年改稱黑河市)到雲南省騰沖， 大致為傾斜45度基本直線。 線東南方36%國土居住著96%人口(根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 利用ArcGIS進行的精確計算表明， 按胡煥庸線計算而得的東南半壁占全國國土面積43.8%、總人口94.1%。 )， 以平原、水網、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為主要地理結構， 自古以農耕為經濟基礎;線西北方人口密度極低， 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 自古遊牧民族的天下。 因而劃出兩個迥然不同自然和人文地域。 “胡煥庸線”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目前城鎮化水準的分割線。 這條線的東南各省區市， 絕大多數城鎮化水準高於全國平均水準;而這條線的西北各省區，
二、相關資訊
自古以來， 中國東南地狹人稠、西北地廣人稀似乎早成事實， 但沒有人對這種模糊的認識加以有力的佐證。 璦琿—騰沖線的出現則廓清了這一分界， 影響深遠， 成為研究和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 多年後， 美國學者將之稱為“胡煥庸線”。 胡煥庸線主要描述了中國人口密度在不同地區的分佈， 並由此得出中國第一張人口密度圖。 這張人口密度圖被附在其於1935年發表在《地理學報》上的論文《中國之人口分佈》之後。 胡煥庸線以西是唐代邊塞詩描寫的景象， 那裡是遊牧民族粗獷、豪邁、遼遠的風情;以東則是農耕文明主流的的小巧玲瓏、秀美細膩和略顯局促的景象。
在這張通過多種途徑獲得的全國各區縣人口資料並手繪而成的點子密度圖上， 胡煥庸沿黑龍江璦琿(即愛輝， 今黑河)向西南至雲南騰沖畫出一條人口分佈懸殊的界線。 其中， 全國96%的人口分佈線上之東南
三、研究歷史
1921年就讀于東南大學的胡煥庸， 師從竺可楨。 中國近代地理教育正發端於此——由竺可楨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地理學系。 在當時的學界領袖竺可楨的引領下， 中國地理學界人才輩出。
1926年， 胡煥庸赴法國進修。 受法國學派的影響， 歸國後的胡煥庸致力於人類社會和地理環境之間關係的研究， 這也導致他將人口地理和農業地理作為自己最主要的科研方向。 同為竺可楨傾力培養的學生， 胡煥庸發佈了中國第一張人口密度分佈圖， 另一學生張其昀則于1923年編輯出版了高中教材《本國地理》， 與林語堂編的開明英語教材和戴運軌編的物理教材並稱為“中國三大中學教材”。師同源，卻又另闢蹊徑，他們二人正是當時地理學高度的縮影。
1935年，胡煥庸提出黑河(愛輝)—騰沖線即胡煥庸線，首次揭示了中國人口分佈規律。即自黑龍江璦琿至雲南騰沖畫一條直線(約為45°)，線東南半壁36%的土地供養了全國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僅供養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為42.6∶1。
1987年，胡煥庸根據中國內地1982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得出：“中國東半部面積占目前全國的42.9%，西半部面積占全國的57.1%……在這條分界線以東的地區，居住著全國人口的94.4%;而西半部人口僅占全國人口的5.6%。
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發現，“胡煥庸線”兩側的人口分佈比例，與70年前相差不到2%，但是，線之東南生存的人已經遠不是當年的四億三千萬，而是十二億兩千萬。雖然中國擁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但真正適合人們生存的空間，卻只是這300多萬平方公里。
四、研究背景
地理學家胡煥庸(1901～1998)引進西方近代地理學理論和方法，從人地關係的角度研究我國人口問題和農業問題。提出中國人口的地域分佈以璦琿—騰沖一線為界而劃分為東南與西北兩大基本差異區。
20世紀30年代，胡煥庸就在《地理學報》上發表了我國人口地理和農業地理方面第一批論文。其中，最重要的論文包括《中國人口之分佈》。
《中國人口之分佈》裡，第一次用等值線的方法，繪製《中國人口密度圖》。《中國人口之分佈》一文著重分析我國不同地區的人口密度，特別是我國東南部和西北部在人口密度方面的鮮明對比。我國東南部地狹人稠，而西北部地廣人稀。這是人所共見的。
五、未來發展
胡煥庸線是適宜人類生存地區的界線，其兩側還是農牧交錯帶和眾多江河的水源地，是玉米種植帶的西北邊界。同時，中國的貧困縣主要分佈在胡煥庸線兩側。胡煥庸線與400毫米等降水量線重合，線東南方以平原、水網、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為主，自古以農耕為經濟基礎;線西北方人口密度極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是遊牧民族的天下。中科院國情小組根據2000年資料統計分析，胡煥庸線東南側以占全國43.18%的國土面積，集聚了全國93.77%的人口和95.70%的GDP，壓倒性地顯示出高密度的經濟、社會功能。胡煥庸線西北側地廣人稀，受生態脅迫，其發展經濟、集聚人口的功能較弱，總體以生態恢復和保護為主體功能。
據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學術顧問方克定介紹，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所列22個限制開發區域，大多分佈在胡煥庸線兩側。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大西部”範圍，包括胡煥庸線西北側“遠西部”和東南側“近西部”的國土，面積約占全國的70%以上。
從農業綜合區劃的“東田西草”，林業總體佈局的“西治、東擴、北休、南用”，電力供求關係的“北均，東、南缺，西供”等方面都可以看到胡煥庸線的影響。方克定指出，產業的空間集聚是一種地緣現象。國內從傳統產業集群的分佈看，東部勢如燎原，西部還是星火。
東部除海港優勢外，也是全國中長期鐵路網規劃的重心。西部大開發則需要重點培育成渝城市群、關中城市帶等新的增長極以及南寧、昆明、烏魯木齊等門戶城市。胡煥庸線西北側城市稀疏，更要重視呼包鄂(鄂爾多斯)城市群、河西走廊城市帶和天山北坡城市帶的理性成長。就區域而言，客觀存在的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既是區域發展的動力源泉，又是需要努力克服的問題，即需要努力緩解區域經濟差距擴大的趨勢。
六、研究意義
文章通過分析對比，找出一條可以顯示兩側人口稀密懸殊的明確界線，那就是自黑龍江之璦琿(今黑河)向西南直到雲南之騰沖的直線。根據作者當時的分析，在此線之東南，全國36%的土地，養活全國96%的人口。反之，在此線之西北，在全國64%的土地上，只有全國4%的人口。這就是說，同全國平均密度相比，東南部高出2.67倍，而西北部僅及其1/16。在二者之間，平均人口密度成42.6與1之比。
年降雨量400毫米,是樹木能夠生存的最基本條件。按照這個標準而分割的著名的璦琿——騰沖線，即從黑龍江璦琿起，經大興安嶺、張家口、榆林、蘭州、昌都到雲南騰沖,不包括中國的海洋面積,可把中國分為兩部分。
七、深遠影響
胡煥庸線曾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譯成英文，供當時軍民利用與參考。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發現，這條人口分割線與氣象上的降雨線、地貌區域分割線、文化轉換的分割線以及民族界線均存在某種程度的重合。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社執行總編單之薔將胡煥庸線看作是中國景觀的一個分界線。由景觀聯繫到歷史文化，似乎可以發現，這條線也是中原王朝直接影響力和中央控制疆域的邊界線，是漢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間戰爭與和平的生命線。
由先鋒國家歷史雜誌社出版的《發現西部》一書寫道：“它還是一條文明分界線：它的東部，是農耕的、宗法的、科舉的、儒教的……一句話，是大多數人理解的傳統中國;而它的西部，則是或遊牧或狩獵，是部族的、血緣的、有著多元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非儒教中國。”
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以及中國近現代地理學創立和發展一百周年之際，地理學界給出了一份這樣的答案。由中國地理學會與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社發起的這項“中國地理百年大發現”評選活動，共發佈了30項地理大發現，排在“珠峰測量”之後的，是“胡煥庸線”。
在工業文明的21世紀，胡煥庸線所揭示的人口分佈規律依然沒有被打破。
八、形成原因
胡煥庸線形成有其自然背景。“它是氣候變化的產物。”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教授王錚表示，現在認為胡煥庸線是中國東南季風的影響範圍，而在1230年以前，氣候形勢並不如此。1230年—1260年的氣候突變，基本奠定了中國的現代氣候特徵。由此時期開始，各種旱澇災害特別是大洪澇災害空間頻率分佈的走向與胡煥庸線日趨吻合，越到近代越明顯。所以說，胡煥庸線表現出中國的現代氣候特徵。
王錚等學者研究發現，因氣候變化導致農業生產潛力波動，人口則因農業產出的區域不同作相應變化，從而形成了後來胡煥庸所發現的人口地理分界線——胡煥庸線。這僅是解釋胡煥庸線成因的一個主要理論。
在漢唐時期，西部的黃土高原及關中地區氣候較為溫暖濕潤，因而能夠承載更多的人口，從而成為歷代中國政治、經濟中心。唐中期曾頻繁從長安遷都洛陽，除了政治、經濟上的解釋，長安地區不斷發生的自然災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宋代以後，氣候變化日益表現出“胡煥庸方向”的趨勢，中國人口、文化、經濟重心遂逐漸南遷長江流域。明清兩代，政府雖然大力經營甘肅，但胡煥庸線以西，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糧食自給已成問題。
王錚、吳靜通過建立“中國歷史人口地理演變的自主體類比模型”，重現了伴隨氣候變化而來的土地資源數量和農業產出的波動，並類比顯示出大約在西元918年，中國南方人口總數超過北方人口總數，此後人口分佈南重北輕的格局始終再未改變。換言之，中國人口分佈的南重北輕的格局在唐末到五代之間開始形成。此後隨著氣候溫暖期的結束，至1240年，中國人口的東西分佈差異最終形成，從而出現胡煥庸線所展示的人口分佈特點。
也就是說，胡煥庸線是氣候變化的產物。近代發現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線，是我國半濕潤區和半乾旱區的分界線，該線與胡煥庸線基本重合，也揭示出氣候與人口密度的高度相關性。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土地便向荒漠化發展，正如西北部的草原、沙漠、高原等景色和以畜牧業為主的經濟，東南部降水充沛則地理、氣候迥異，農耕經濟發達。
九、各方觀點
提出胡煥庸線 中國人口地理學創始人——胡煥庸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張新時、牛文元等學者提出中國存在一個自東北向西南延伸的生態環境過渡帶(或稱脆弱帶)，在過渡帶上表現出獨特的生態脆弱性。1995年，王錚、張丕遠等學者陸續撰文論證了生態環境脆弱帶基本沿胡煥庸線分佈的情況。
因此胡煥庸線不僅是人口界線，同時為一條中國生態環境界線，即在胡煥庸線附近，滑坡、泥石流等地貌災害分佈集中;中段是包含黃土高原在內的重點產沙區，黃河的泥沙多源於此。這種脆弱性還表現為，中國的自然災害活動及發生的空間佈局也沿著胡煥庸線分異，並以此為界限呈過渡性，即由西北的無澇區向東南的洪澇區過渡。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發現自元代以來，洪澇、旱災等級的分佈，在胡煥庸線東側具有平行于胡煥庸線的特徵，而在此前的唐、宋溫暖期，這種分佈主要具有經度地帶性。
《科學時報》首席評論員王中宇認為，從全國的角度觀察，胡煥庸線佔據中部主軸，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神山”(基於西南少數民族普遍存在的“神山”信仰)。但這個地帶生態環境脆弱，是東部的生態屏障，承擔著涵養水源、淨化空氣、控制風沙東移、減少水土流失、減輕洪澇的功能。這些功能對於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具有不可估量的戰略意義。
“5·12”汶川大地震後，對於地震帶分佈與地震活動規律的研究使這條分界線再次受到關注。因為，類似胡煥庸線附近的地理區域往往也是地震頻發的地帶。1990年代初，王錚等學者在研究自然災害分佈特別是地震活動的空間分佈時，發現胡煥庸線以東地區的強震活動震中連線具有近于平行于胡煥庸線的特徵，這提示胡煥庸線的形成似乎有地球物理背景，但有待證實。
十、相關研究
1982年和1990年中國進行的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表明，自1935年以來，中國人口分佈的基本格局基本不變。以東南部地區為例，1982年面積占比42.9%，人口占比94.4%，1990年人口占比為94.2%，經歷了55年時間，東西部人口比例變化不大。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發現，東南、西北兩部分的人口比例還是94.2%比5.8%。與當年前相比雖然相差不大，但是線東南的人口數量已非4億多，而變成12億多。滄海桑田、物轉星移，其間種種自然和人為的人口遷徙並沒有撼動胡煥庸線確定的人口分佈格局。
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曾表示，30年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少生了4億多人，使中國的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然而中國這塊土地究竟能承載多少人口仍然堪憂。姚景源指出，中國老齡化的問題正在加劇，勞動年齡人口逐漸減少，人口紅利將會消失，這些都對我國下一步人口戰略的實施提出新挑戰。
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估測，中國人口承載的最大極限約為16億人，最理想的人口數量是7億—10億。王錚認為，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胡煥庸線以東的剩餘勞動力將日益減少，以西或者西部的剩餘勞動力資源將得到開發利用，但西部的人口總量不大，這必將影響到未來中國的發展。這也正是“胡煥庸線的限制或者挑戰”。
也就是說，中西部在以勞動力從東部換取的經濟補償，同時也送走了“人口紅利”，將加大區域間人口結構的不均衡性。如何從源頭上解決這一不均衡性，則需要按國土區位和宜居條件規劃形成人口密集區、稀疏區。未來30年，中國還將新增2億人口，還將有3億農民從鄉村走向城市。這意味著，至少有5億中國人需要在有限的國土空間上重新佈局。而這將不僅僅是擁擠的問題。
十一、地名變遷
由於當時的“璦琿”地名的變遷(即璦琿縣-愛輝縣-黑河市愛輝區)，該線就出現了“璦琿—騰沖一線”、“愛輝—騰沖一線”、“黑河—騰沖一線”等三種表述。
從歷史名詞的角度考慮胡煥庸當時提出時官方使用的名稱為璦琿，可按舊稱“璦琿—騰沖一線”。
1956年12月，國務院為更改地名生僻字，將璦琿縣改稱愛輝縣。“璦琿”二字從行政區劃上正式告別歷史舞臺，成為歷史地名，由“愛輝”取而代之。因此，表述“愛輝—騰沖一線”也無可厚非。
但隨著20世紀80年代愛輝區成為新成立的黑河市的市區，中學教科書等場合多採用現地名，改稱“黑河—騰沖一線”。
這是地理學家胡煥庸提出的劃分我國人口密度的對比線:
這條線從黑龍江省黑河,經四川省雅安,鹽源,到雲南省騰沖,大致為傾斜45度基本直線.線東南方36%國土居住著96%人口,以平原,水網,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為主要地理結構,自古以農耕為經濟基礎;線西北方人口密度極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遊牧民族的天下.因而劃出兩個迥然不同自然和人文地域。
近代發現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線，是我國半濕潤區和半乾旱區的分界線，該線與胡煥庸線基本重合，也揭示出氣候與人口密度的高度相關性。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土地便向荒漠化發展，正如西北部的草原、沙漠、高原等景色和以畜牧業為主的經濟，東南部降水充沛則地理、氣候迥異，農耕經濟發達。
與林語堂編的開明英語教材和戴運軌編的物理教材並稱為“中國三大中學教材”。師同源，卻又另闢蹊徑，他們二人正是當時地理學高度的縮影。1935年，胡煥庸提出黑河(愛輝)—騰沖線即胡煥庸線，首次揭示了中國人口分佈規律。即自黑龍江璦琿至雲南騰沖畫一條直線(約為45°)，線東南半壁36%的土地供養了全國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僅供養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為42.6∶1。
1987年，胡煥庸根據中國內地1982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得出：“中國東半部面積占目前全國的42.9%，西半部面積占全國的57.1%……在這條分界線以東的地區，居住著全國人口的94.4%;而西半部人口僅占全國人口的5.6%。
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發現，“胡煥庸線”兩側的人口分佈比例，與70年前相差不到2%，但是，線之東南生存的人已經遠不是當年的四億三千萬，而是十二億兩千萬。雖然中國擁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但真正適合人們生存的空間，卻只是這300多萬平方公里。
四、研究背景
地理學家胡煥庸(1901～1998)引進西方近代地理學理論和方法，從人地關係的角度研究我國人口問題和農業問題。提出中國人口的地域分佈以璦琿—騰沖一線為界而劃分為東南與西北兩大基本差異區。
20世紀30年代，胡煥庸就在《地理學報》上發表了我國人口地理和農業地理方面第一批論文。其中，最重要的論文包括《中國人口之分佈》。
《中國人口之分佈》裡，第一次用等值線的方法，繪製《中國人口密度圖》。《中國人口之分佈》一文著重分析我國不同地區的人口密度，特別是我國東南部和西北部在人口密度方面的鮮明對比。我國東南部地狹人稠，而西北部地廣人稀。這是人所共見的。
五、未來發展
胡煥庸線是適宜人類生存地區的界線，其兩側還是農牧交錯帶和眾多江河的水源地，是玉米種植帶的西北邊界。同時，中國的貧困縣主要分佈在胡煥庸線兩側。胡煥庸線與400毫米等降水量線重合，線東南方以平原、水網、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為主，自古以農耕為經濟基礎;線西北方人口密度極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是遊牧民族的天下。中科院國情小組根據2000年資料統計分析，胡煥庸線東南側以占全國43.18%的國土面積，集聚了全國93.77%的人口和95.70%的GDP，壓倒性地顯示出高密度的經濟、社會功能。胡煥庸線西北側地廣人稀，受生態脅迫，其發展經濟、集聚人口的功能較弱，總體以生態恢復和保護為主體功能。
據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學術顧問方克定介紹，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所列22個限制開發區域，大多分佈在胡煥庸線兩側。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大西部”範圍，包括胡煥庸線西北側“遠西部”和東南側“近西部”的國土，面積約占全國的70%以上。
從農業綜合區劃的“東田西草”，林業總體佈局的“西治、東擴、北休、南用”，電力供求關係的“北均，東、南缺，西供”等方面都可以看到胡煥庸線的影響。方克定指出，產業的空間集聚是一種地緣現象。國內從傳統產業集群的分佈看，東部勢如燎原，西部還是星火。
東部除海港優勢外，也是全國中長期鐵路網規劃的重心。西部大開發則需要重點培育成渝城市群、關中城市帶等新的增長極以及南寧、昆明、烏魯木齊等門戶城市。胡煥庸線西北側城市稀疏，更要重視呼包鄂(鄂爾多斯)城市群、河西走廊城市帶和天山北坡城市帶的理性成長。就區域而言，客觀存在的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既是區域發展的動力源泉，又是需要努力克服的問題，即需要努力緩解區域經濟差距擴大的趨勢。
六、研究意義
文章通過分析對比，找出一條可以顯示兩側人口稀密懸殊的明確界線，那就是自黑龍江之璦琿(今黑河)向西南直到雲南之騰沖的直線。根據作者當時的分析，在此線之東南，全國36%的土地，養活全國96%的人口。反之，在此線之西北，在全國64%的土地上，只有全國4%的人口。這就是說，同全國平均密度相比，東南部高出2.67倍，而西北部僅及其1/16。在二者之間，平均人口密度成42.6與1之比。
年降雨量400毫米,是樹木能夠生存的最基本條件。按照這個標準而分割的著名的璦琿——騰沖線，即從黑龍江璦琿起，經大興安嶺、張家口、榆林、蘭州、昌都到雲南騰沖,不包括中國的海洋面積,可把中國分為兩部分。
七、深遠影響
胡煥庸線曾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譯成英文，供當時軍民利用與參考。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發現，這條人口分割線與氣象上的降雨線、地貌區域分割線、文化轉換的分割線以及民族界線均存在某種程度的重合。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社執行總編單之薔將胡煥庸線看作是中國景觀的一個分界線。由景觀聯繫到歷史文化，似乎可以發現，這條線也是中原王朝直接影響力和中央控制疆域的邊界線，是漢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間戰爭與和平的生命線。
由先鋒國家歷史雜誌社出版的《發現西部》一書寫道：“它還是一條文明分界線：它的東部，是農耕的、宗法的、科舉的、儒教的……一句話，是大多數人理解的傳統中國;而它的西部，則是或遊牧或狩獵，是部族的、血緣的、有著多元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非儒教中國。”
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以及中國近現代地理學創立和發展一百周年之際，地理學界給出了一份這樣的答案。由中國地理學會與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社發起的這項“中國地理百年大發現”評選活動，共發佈了30項地理大發現，排在“珠峰測量”之後的，是“胡煥庸線”。
在工業文明的21世紀，胡煥庸線所揭示的人口分佈規律依然沒有被打破。
八、形成原因
胡煥庸線形成有其自然背景。“它是氣候變化的產物。”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教授王錚表示，現在認為胡煥庸線是中國東南季風的影響範圍，而在1230年以前，氣候形勢並不如此。1230年—1260年的氣候突變，基本奠定了中國的現代氣候特徵。由此時期開始，各種旱澇災害特別是大洪澇災害空間頻率分佈的走向與胡煥庸線日趨吻合，越到近代越明顯。所以說，胡煥庸線表現出中國的現代氣候特徵。
王錚等學者研究發現，因氣候變化導致農業生產潛力波動，人口則因農業產出的區域不同作相應變化，從而形成了後來胡煥庸所發現的人口地理分界線——胡煥庸線。這僅是解釋胡煥庸線成因的一個主要理論。
在漢唐時期，西部的黃土高原及關中地區氣候較為溫暖濕潤，因而能夠承載更多的人口，從而成為歷代中國政治、經濟中心。唐中期曾頻繁從長安遷都洛陽，除了政治、經濟上的解釋，長安地區不斷發生的自然災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宋代以後，氣候變化日益表現出“胡煥庸方向”的趨勢，中國人口、文化、經濟重心遂逐漸南遷長江流域。明清兩代，政府雖然大力經營甘肅，但胡煥庸線以西，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糧食自給已成問題。
王錚、吳靜通過建立“中國歷史人口地理演變的自主體類比模型”，重現了伴隨氣候變化而來的土地資源數量和農業產出的波動，並類比顯示出大約在西元918年，中國南方人口總數超過北方人口總數，此後人口分佈南重北輕的格局始終再未改變。換言之，中國人口分佈的南重北輕的格局在唐末到五代之間開始形成。此後隨著氣候溫暖期的結束，至1240年，中國人口的東西分佈差異最終形成，從而出現胡煥庸線所展示的人口分佈特點。
也就是說，胡煥庸線是氣候變化的產物。近代發現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線，是我國半濕潤區和半乾旱區的分界線，該線與胡煥庸線基本重合，也揭示出氣候與人口密度的高度相關性。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土地便向荒漠化發展，正如西北部的草原、沙漠、高原等景色和以畜牧業為主的經濟，東南部降水充沛則地理、氣候迥異，農耕經濟發達。
九、各方觀點
提出胡煥庸線 中國人口地理學創始人——胡煥庸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張新時、牛文元等學者提出中國存在一個自東北向西南延伸的生態環境過渡帶(或稱脆弱帶)，在過渡帶上表現出獨特的生態脆弱性。1995年，王錚、張丕遠等學者陸續撰文論證了生態環境脆弱帶基本沿胡煥庸線分佈的情況。
因此胡煥庸線不僅是人口界線，同時為一條中國生態環境界線，即在胡煥庸線附近，滑坡、泥石流等地貌災害分佈集中;中段是包含黃土高原在內的重點產沙區，黃河的泥沙多源於此。這種脆弱性還表現為，中國的自然災害活動及發生的空間佈局也沿著胡煥庸線分異，並以此為界限呈過渡性，即由西北的無澇區向東南的洪澇區過渡。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發現自元代以來，洪澇、旱災等級的分佈，在胡煥庸線東側具有平行于胡煥庸線的特徵，而在此前的唐、宋溫暖期，這種分佈主要具有經度地帶性。
《科學時報》首席評論員王中宇認為，從全國的角度觀察，胡煥庸線佔據中部主軸，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神山”(基於西南少數民族普遍存在的“神山”信仰)。但這個地帶生態環境脆弱，是東部的生態屏障，承擔著涵養水源、淨化空氣、控制風沙東移、減少水土流失、減輕洪澇的功能。這些功能對於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具有不可估量的戰略意義。
“5·12”汶川大地震後，對於地震帶分佈與地震活動規律的研究使這條分界線再次受到關注。因為，類似胡煥庸線附近的地理區域往往也是地震頻發的地帶。1990年代初，王錚等學者在研究自然災害分佈特別是地震活動的空間分佈時，發現胡煥庸線以東地區的強震活動震中連線具有近于平行于胡煥庸線的特徵，這提示胡煥庸線的形成似乎有地球物理背景，但有待證實。
十、相關研究
1982年和1990年中國進行的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表明，自1935年以來，中國人口分佈的基本格局基本不變。以東南部地區為例，1982年面積占比42.9%，人口占比94.4%，1990年人口占比為94.2%，經歷了55年時間，東西部人口比例變化不大。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發現，東南、西北兩部分的人口比例還是94.2%比5.8%。與當年前相比雖然相差不大，但是線東南的人口數量已非4億多，而變成12億多。滄海桑田、物轉星移，其間種種自然和人為的人口遷徙並沒有撼動胡煥庸線確定的人口分佈格局。
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曾表示，30年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少生了4億多人，使中國的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然而中國這塊土地究竟能承載多少人口仍然堪憂。姚景源指出，中國老齡化的問題正在加劇，勞動年齡人口逐漸減少，人口紅利將會消失，這些都對我國下一步人口戰略的實施提出新挑戰。
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估測，中國人口承載的最大極限約為16億人，最理想的人口數量是7億—10億。王錚認為，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胡煥庸線以東的剩餘勞動力將日益減少，以西或者西部的剩餘勞動力資源將得到開發利用，但西部的人口總量不大，這必將影響到未來中國的發展。這也正是“胡煥庸線的限制或者挑戰”。
也就是說，中西部在以勞動力從東部換取的經濟補償，同時也送走了“人口紅利”，將加大區域間人口結構的不均衡性。如何從源頭上解決這一不均衡性，則需要按國土區位和宜居條件規劃形成人口密集區、稀疏區。未來30年，中國還將新增2億人口，還將有3億農民從鄉村走向城市。這意味著，至少有5億中國人需要在有限的國土空間上重新佈局。而這將不僅僅是擁擠的問題。
十一、地名變遷
由於當時的“璦琿”地名的變遷(即璦琿縣-愛輝縣-黑河市愛輝區)，該線就出現了“璦琿—騰沖一線”、“愛輝—騰沖一線”、“黑河—騰沖一線”等三種表述。
從歷史名詞的角度考慮胡煥庸當時提出時官方使用的名稱為璦琿，可按舊稱“璦琿—騰沖一線”。
1956年12月，國務院為更改地名生僻字，將璦琿縣改稱愛輝縣。“璦琿”二字從行政區劃上正式告別歷史舞臺，成為歷史地名，由“愛輝”取而代之。因此，表述“愛輝—騰沖一線”也無可厚非。
但隨著20世紀80年代愛輝區成為新成立的黑河市的市區，中學教科書等場合多採用現地名，改稱“黑河—騰沖一線”。
這是地理學家胡煥庸提出的劃分我國人口密度的對比線:
這條線從黑龍江省黑河,經四川省雅安,鹽源,到雲南省騰沖,大致為傾斜45度基本直線.線東南方36%國土居住著96%人口,以平原,水網,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為主要地理結構,自古以農耕為經濟基礎;線西北方人口密度極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遊牧民族的天下.因而劃出兩個迥然不同自然和人文地域。
近代發現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線，是我國半濕潤區和半乾旱區的分界線，該線與胡煥庸線基本重合，也揭示出氣候與人口密度的高度相關性。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土地便向荒漠化發展，正如西北部的草原、沙漠、高原等景色和以畜牧業為主的經濟，東南部降水充沛則地理、氣候迥異，農耕經濟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