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一張非洲遊客頭頂毛巾， 靠坐在天安門廣場遮陽傘欄杆邊的中暑照片， 昨日（7月13日）在網上熱傳。
北青報報導顯示， 這位元中暑的外國遊客來自非洲一個島國， 是一名60歲的老人。 999急救人員為其量血壓和體溫時， 指數均偏高， 但在傘下休息一會兒後， 中暑的外國遊客感覺症狀減輕， 之後自行離開了。
但留下了話題。
在新聞和圖片之下， 酷暑之下的中國段子手紛紛模擬這位非洲老人的“心路歷程”：
“我還以為非洲是最熱的地方， 到了北京才知道”；
“非洲人：長見識了”；
“我還有曬黑的空間”；
“炎炎非洲六十載， 竟頂不住北京一日遊”……
當然， “連非洲人都扛不住了”只是以某種新奇性帶出了那些已因為被輿論反復咀嚼而處於“新聞疲態”的話題。 很明顯， 在這幅新聞照片之外， 還有更多人在酷暑下進行常態性的工作， 比如救助這位非洲老人的天安門武警和急救醫生。
高溫津貼在前幾年已經經歷了一輪上漲， 結束了有些高溫地區尚在執行二十年前標準、或一天僅補助一兩塊錢的吊詭景象。 但觀察可見， 即便是對室外高溫作業補貼最高的省份， 月津貼也就是二百多元；即便是對高溫津貼管理最為動態化的地區， 若參看調整頻率， 其漲幅也要低於CPI上浮。 無論基於何種考慮， 這都與烈日下高強度的勞動不相稱。
更需要關注問題則是， 除重慶等以氣溫為准進行階梯補貼，
在任何分配正義的理論當中， 底層權利伸張都是要旨， 而高溫津貼正關乎底層權利的伸張， 關乎極端情況對勞動保障制度的考驗。 最近幾年來， 它的的確進行了比較大的上調， 但這種上調不能僅僅“自己和自己比較”， 還應納入整個社會發展動態中進行反向觀察。
當下的中國， 空調器在建築物中的普及率不斷翻倍,中國已成為繼美國、日本之後世界第三大空調市場。 在一二線城市， 幾乎沒有任何辦公樓和公共空間沒有氣溫調節系統，
換句話說， 當室內溫度調節已經普遍化， 室外工作人群實際上相當於被析離出了這種普遍權利， 在其原來的勞動保障之上， 還應加上對這種權利的補償。 動態參照社會發展的其他指數， 不斷提升高溫津貼的含金量， 才不會不自覺地將“室內”和“室外”人群固化為兩個階層。
也才會充分理解“非洲大叔都扛不住了”的弦外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