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報 爭鳴
歷史是被制度決定的嗎
南京政治學院上海校區教授 孫 力
◤本報不久前刊登了韓東屏教授的《歷史是被什麼決定的》（點擊閱讀）一文。
什麼決定人類歷史的發展， 本來是已經被馬克思講清楚了的問題， 恩格斯所指出的馬克思一生兩個偉大貢獻之一的唯物史觀， 就是回答這個問題的。
恩格斯的《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闡述得很清楚：“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 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 即歷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 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 所以， 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 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 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 法的觀點， 藝術以至宗教觀念，
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是在社會主義運動和唯物史觀傳播的過程中， 對馬克思這一觀點的誤讀也相當多。 韓東屏教授的《歷史是被什麼決定的》， 就是這樣一篇偏離唯物史觀的文章。 韓文認為“制度決定歷史的走向”， “制度是社會的決定因素”。
生產力水準決定社會發展程度
首先， 把制度說成是“社會的決定因素”、“決定歷史的走向”， 不是唯物史觀。 馬恩對唯物史觀的表述一直是清楚的。
他們早在唯物史觀確立時期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明確指出：“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 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 必須能夠生活。 但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 因此第一個歷史生活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 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 ”
物質資料的生產決定了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 千姿百態的人類社會和豐富多彩的歷史進程就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精彩地描繪了生產力發展水準與社會制度的關係：“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
這同韓文所說的人類歷史“只能是人為選擇史的過程， 即制度安排者選擇制定什麼樣的制度， 大眾就選擇按這種制度的導向行動的過程”完全是兩碼事。 其實， 這恰恰是馬克思批判的觀點：“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 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 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任何人的制度設計都不可能是隨心所欲的， 商鞅變法能夠設計出現代民主制度、政黨制度、市場交易制度嗎？在制度設計背後起決定作用的是其生產力的發展水準。把人為的制度安排作為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與唯物史觀大相徑庭。
不能離開社會存在抽象分析人性
其次，韓文“制度決定歷史的走向”的論證並不能夠真正闡明歷史。韓文用“兩個方面的事實”來論證制度起決定作用的觀點。其一是從“理性自利人”入手的進一步闡發，認為“人既然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自利人，那麼在滿足人的生存發展需求的各種資源不是無限供給時，必然是‘懷賞畏罰’”，“所以，人就是懷賞畏罰的理性自利人”。
無論是理性人還是懷賞畏罰的理性自利人，都是人性的分析方法。人性是存在的，人性分析方法也是有效的，但卻是不徹底的！因為人性不是平白無故產生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唯物史觀的深刻之處就在於它揭示了人性背後的社會存在，這才能夠準確地闡釋人的屬性，避免抽象討論人性的缺陷。正如恩格斯批判費爾巴哈“他把人作為出發點；但是，關於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卻根本沒有講到，因而這個人始終是宗教哲學所說的那種抽象的人”。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鮮明特色就是從不離開社會存在抽象地分析人性，而現在抽象分析人性的仍然隨處可見，這不是科學的歷史觀。
韓文緊接著論證了制度方面，認為“制度具有最強的社會賞罰功能”，因此，“絕大多數人出於實際利益得失的考慮，都會選擇按制度化社會賞罰的導向行事而不是相反”。
的確，人類社會按照制度安排來運作是人類歷史體現的一個重要現象。但根據這一現象就認定制度決定歷史方向未免太簡單隨意。為什麼不同的歷史時代會有根本不同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制度特色呢？實際上，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並不是決定人類社會的上帝之手，它會受到更加重要因素的制約，即與生產力發展水準相適應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制約。
如馬恩所述，“人們的國家制度”等“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一基礎，即生產力的發展、物質資料生產方式不是人們主觀選擇的產物，所以馬克思強調：“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 韓文的制度決定的觀點與此相悖，因此也就得出“由制度決定的人類活動史，也註定不是什麼‘自然史的過程’”。這一解釋就更賦予了歷史的主觀性。
制度受制於“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最後，應該正確認識制度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功能。毫無疑問，制度對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先進的制度能夠較好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落後的制度則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但不能夠把制度的設計看成是主觀的產物，它背後具有不可忽略的客觀必然性。
把握社會發展的主動權，不是依靠掌握制度設計的權力就能夠做到的，而是要遵循生產力發展的需求去建構制度。無產階級政黨用社會主義制度取代資本主義制度，關鍵在於社會主義制度能夠更好地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運動的最終目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也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述為：“個人的全面性不是想像的或設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現實關係和觀念關係的全面性。……要達到這點，首先必須使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成為生產條件，使一定的生產條件不表現為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這才是唯物史觀的制度定位，即它受制於“生產力發展的界限”。應該運用唯物史觀正確地認識制度功能和進行制度選擇，並不斷地完善制度，才能夠更好地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本文原載於社科報總1549期，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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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變法能夠設計出現代民主制度、政黨制度、市場交易制度嗎？在制度設計背後起決定作用的是其生產力的發展水準。把人為的制度安排作為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與唯物史觀大相徑庭。不能離開社會存在抽象分析人性
其次，韓文“制度決定歷史的走向”的論證並不能夠真正闡明歷史。韓文用“兩個方面的事實”來論證制度起決定作用的觀點。其一是從“理性自利人”入手的進一步闡發，認為“人既然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自利人，那麼在滿足人的生存發展需求的各種資源不是無限供給時，必然是‘懷賞畏罰’”，“所以，人就是懷賞畏罰的理性自利人”。
無論是理性人還是懷賞畏罰的理性自利人，都是人性的分析方法。人性是存在的，人性分析方法也是有效的，但卻是不徹底的！因為人性不是平白無故產生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唯物史觀的深刻之處就在於它揭示了人性背後的社會存在，這才能夠準確地闡釋人的屬性，避免抽象討論人性的缺陷。正如恩格斯批判費爾巴哈“他把人作為出發點；但是，關於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卻根本沒有講到，因而這個人始終是宗教哲學所說的那種抽象的人”。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鮮明特色就是從不離開社會存在抽象地分析人性，而現在抽象分析人性的仍然隨處可見，這不是科學的歷史觀。
韓文緊接著論證了制度方面，認為“制度具有最強的社會賞罰功能”，因此，“絕大多數人出於實際利益得失的考慮，都會選擇按制度化社會賞罰的導向行事而不是相反”。
的確，人類社會按照制度安排來運作是人類歷史體現的一個重要現象。但根據這一現象就認定制度決定歷史方向未免太簡單隨意。為什麼不同的歷史時代會有根本不同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制度特色呢？實際上，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並不是決定人類社會的上帝之手，它會受到更加重要因素的制約，即與生產力發展水準相適應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制約。
如馬恩所述，“人們的國家制度”等“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一基礎，即生產力的發展、物質資料生產方式不是人們主觀選擇的產物，所以馬克思強調：“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 韓文的制度決定的觀點與此相悖，因此也就得出“由制度決定的人類活動史，也註定不是什麼‘自然史的過程’”。這一解釋就更賦予了歷史的主觀性。
制度受制於“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最後，應該正確認識制度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功能。毫無疑問，制度對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先進的制度能夠較好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落後的制度則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但不能夠把制度的設計看成是主觀的產物，它背後具有不可忽略的客觀必然性。
把握社會發展的主動權，不是依靠掌握制度設計的權力就能夠做到的，而是要遵循生產力發展的需求去建構制度。無產階級政黨用社會主義制度取代資本主義制度，關鍵在於社會主義制度能夠更好地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運動的最終目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也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述為：“個人的全面性不是想像的或設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現實關係和觀念關係的全面性。……要達到這點，首先必須使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成為生產條件，使一定的生產條件不表現為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這才是唯物史觀的制度定位，即它受制於“生產力發展的界限”。應該運用唯物史觀正確地認識制度功能和進行制度選擇，並不斷地完善制度，才能夠更好地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本文原載於社科報總1549期，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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