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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她放棄自殺的不是家庭和友誼,而是被遺忘的她們

摘要:14歲就外出打工的她常常有自殺的年頭。 在她眼裡, 家庭不是溫暖的港灣, 朋友也可能再次欺騙她的感情和財物。 直到那一天, 她遇上了她們。

插畫師:補藥臉

“那時候總覺得活著很痛苦, 很累。 ”在接受訪談的時候, 小嵐不止一次提及自己從中學開始就經歷的抑鬱時期。

小嵐來自雷州, 皮膚黝黑, 講一口粵式普通話。 22歲的她已經外出打工7年了。

家和親人未必是港灣

14歲那年, 她決定離開自己的家, 和堂姐堂妹一起來到了深圳打工。 這裡還有她的在外打工多年的表姐, 可以照應她。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間做電子煙的電子廠做流水線普工。 一到週末, 她就會去表姐的廠裡學做模具。

“模具廠很髒, 雜訊很大, 我每次都會把手搞得很髒。 但是我挺喜歡的。 因為車間裡雜訊很大, 所以我不需要和別人說話, 表姐找我說話, 我就假裝聽不到。 ”

光是想像一下這種工業噪音,

我也會不自覺地皺起眉頭, 下意識地感到神經緊張。 但是在她眼裡, 這種噪音卻是逃避與別人交流的好地方。

小嵐有三個哥哥。 他們都和小嵐一樣, 沉默寡言, 兄妹間也很少交流。

“我的父母平時很少和我們說話, 卻總是要求我們做我們不願意做的事情。 TA們很怯懦, 每次被村裡人欺負, TA們只知道忍。 ”在小嵐眼裡, 哥哥們和父母都不是自己可以傾訴內心世界的物件。

在富士康工友跳樓事件發生之後, 關於新生代工人的精神健康研究漸漸豐富起來。 早期對外出務工者的研究基本上有一個相似的結論:家庭和親人給打工者提供了首要的精神支援。

社會網路分析中的強關係與弱關係理論認為, 人際關係的強弱可根據交往雙方的互動頻率、情感捲入程度、親密關係和互惠交往次數四個指標來測量。

雙方交往次數多, 感情好, 就會形成親密關係的強關係, 不緊密或間接聯絡的社會關係是弱關係。 早期的研究通常把親人, 朋友定為強關係, 而同事和其他人定為弱關係。

社會網路分析強弱分析示意圖

這些深奧的研究成果, 小嵐不會讀到。 就算讀到, 她可能也會發出冷笑。 因為家一直是她想要逃離的地方。 這也符合最近學者們對新生代外出務工者的研究發現:和老一輩的外出務工者相比, 新生代的TA們有更強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獲得他人認可的意願。 社會交往越積極的TA們, 獲得的社會網路支援就越充分。

可以聯想到, 因為童年的不愉快而拒絕與人交流的小嵐, 並非不需要與人交流。 相反, 她是一個內心世界矛盾而複雜, 情感豐富而糾結的人, 她渴望被關心, 渴望朋友。

唯一信任的朋友欺騙了我

在外出打工的第二年, 小嵐覺得自己遇到了一個自己可以信任的朋友:貴州大姐。

“她是我在做第一份工作時認識的。 那時候我剛進廠, 因為年齡小, 活兒又不熟練, 一些老員工就會欺負我們新來的, 經常罵我們。 但是, 和我在同一條流水線上的貴州大姐就對我很照顧。 ”後來, 小嵐還和貴州大姐一起外出合租房子了。

但說是合租, 房租卻都是小嵐一個人交的。 那位貴州的大姐從來不提、不主動交房租。 靦腆的小嵐也不好意思問貴州大姐分攤租金。 小嵐經常為兩人買菜做飯, 甚至會幫大姐洗衣服。

聽到這裡, 我大概明白了:這不過是一個在外打工多年、喜歡佔便宜的大姐, 看中了小嵐的單純和天真, 在她那裡蹭吃蹭住而已。

但在那時候小嵐只知道大姐對她很好, 渴望被關心的她很珍惜這個朋友, 所以從來都不敢提房租和水電費的事情。

兩三個月之後,貴州大姐告訴小嵐自己懷孕了,同時又驗出了甲亢,需要錢回老家治病。於是小嵐把自己僅有的2000塊錢積蓄全都給了她。

然後那位大姐就徹底消失了。她還把小嵐的QQ拉黑了。

大姐傷害了她,刺痛了她那顆脆弱敏感的心。

“在那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拒絕與人交朋友,我對所有人都有深深的不信任感。我甚至敵視他們。”時隔7年,小嵐在談及這段被騙經歷時依然有點激動。

被欺騙,似乎是每個初次外出打工者都逃脫不了的“宿命”。

身無分文的小嵐通過各種方式找貴州大姐,甚至守在她丈夫打工的廠門苦苦等待,期望能從她丈夫那裡拿回這筆錢。但是,無論她用了什麼辦法,她也沒有再見過貴州大姐和她老公。

走投無路之下,她只能哭著打電話跟媽媽說自己沒有生活費了。她不敢和媽媽說自己被騙了,因為那樣媽媽就會要她辭職回家。她只好編了個謊言說自己把錢給丟了。

貴州大姐離開後,小嵐開始失眠。每天下班回到家她就只看一些無聊的電視劇、繡一下十字繡,消磨時間到淩晨。然後昏沉沉睡兩三個小時,起床去上班。她從不和廠裡的人出去玩,整天整天地不說話。

因為丟了錢又不肯回家,她和媽媽在電話裡爭吵了幾次。之後,她也不想再給家裡打電話了。

正處於敏感脆弱人生階段的她,關上了自己的內心世界,還在外面裹了好幾層防護,孤獨地蜷縮在裡面。

她們的出現拯救了我

一個人在異鄉的孤獨無助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廠裡的工作忙碌、緊張卻又重複、無聊,外出打工的第二年,15歲的她每天麻木地往返於流水線和出租屋之間。

有時候,她會一整天情緒低落,也曾經想過自殺。

日子就這麼一天天的過去,世界拋棄過無數像小嵐這樣背井離鄉、把絢麗的青春消耗在流水線上的少女。她們也曾天真爛漫,她們也曾對未來充滿無限想像。

2013年,在一個再平常不過的下班路上,小嵐隨手接過一個人發的一張報紙。這種在街邊發的小廣告,小嵐已經習以為常——她猜拿到手上的,多半是婦科私人診所廣告吧。

她下意識地接過了那份報紙,走了幾步正準備扔掉時,“招募義工”四個大字讓她的神經緊張地抽動了一下。

她想起小時候爺爺告訴她,“義工”是做志願者,是幫助別人的,是好人。這句話在她的心裡埋下了種子,她小時候也很想以後可以做義工,想去幫助別人。到深圳之後,她曾經想到共青團深圳市委發起的義工聯做義工。但是因為要填很多資料,她覺得太麻煩,便放棄了。慢慢地,她已經忘記了這個小小的願望。

然而,這份無心卻又似乎命中註定的報紙讓這顆種子破土而出,發了芽。即使她無助,孤獨,漂泊,內心純真善良的她依然有去幫助別人的衝動。

帶著好奇,她申請加入了報紙上提供的QQ群號。因為被欺騙的經歷,這次她學聰明了。連續好幾個月,她都只是暗地裡觀察群裡的工友和義工的聊天,從不發言。

年底,小嵐想換一份工作,多學一點技能。但是工廠不肯放人,還威脅要扣她工資。這是很多打工者都曾經闖過的“辭工難”大關。百般無奈之下,她帶著試一試的心態打了那張傳單上的機構的諮詢電話——這個機構就是後來改變了她整個精神狀態的機構:手牽手工友活動室。

在手牽手工作人員的幫助下,小嵐如願辭職,拿到了屬於自己的勞動報酬。這次經歷讓小嵐放下了內心的防線。但即便如此,如驚弓之鳥的她還是繼續在群裡觀察了半年多,才真正參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義工活動。

“那天好多人啊,把我嚇到了。”小嵐回憶說。那時候,工作人員組織大家玩遊戲相互認識。“自我介紹的時候,我聲音很小不想說話,基本上是之前和我聯繫的工作人員幫我說的。”

花了一個半月,小嵐才慢慢放下戒備,開始對這群熱情、友好的人產生信任。她也開始和人聊天,開始交朋友。

“我會和手牽手的夥伴們一起學習勞動法知識,一起做外展,給路過的工友做勞動法知識普及,一起發報紙,一起去探訪工傷工友。”回憶那段時光,小嵐連說話的語速都輕快了很多。

也就是那段時間,她內心裡想要自殺的念頭在慢慢消解。她看到工友們在義工的幫助下追回欠薪,她看到遇上家庭暴力的工友們在大家的團結互助下脫離險境,她和大家一起探索作為一個女工人所經歷的性別歧視和自我成長,她結識了可以真心信任的朋友——也是和她一起共同進退,助人互助的好夥伴。

然而好景不長,就在小嵐重拾對人生的期望時,這個機構卻因為各種眾所周知的原因被逼遷,直至關停。

手牽手搬走那天,小嵐向工廠請假想去幫忙。工廠不批假,傷心又著急的小嵐和主管大吵了一架,辭職了。在小嵐看來,工作在哪裡做都一樣,這份工丟了再找一份就是了,可是這麼好的機構,關閉了就很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儘管工友們盡力爭取,手牽手工友活動室最終還是關閉了。她很崩潰,失落地離開了深圳。

不回頭地漂泊

“從那以後,我的抑鬱情緒又開始反復出現,甚至比去手牽手之前還糟糕。”

小嵐努力地尋找下一個“手牽手”。她輾轉廣州、深圳各個有類似的公益機構的地方,也認識了不少工友,但是她始終沒有辦法在一個地方待很久。

“她是一個浪子。”周圍的朋友都這樣形容小嵐。

就在我們訪談的幾天後,她又離開了這個她待了不到半年的地方。她說:“我會先在廣州待一陣,之後也有可能會回家,但是也不能確定……在深圳每天上班的時間很長,工資卻很少,花了很多錢租房,洗手間很髒,不通風,還會有臭蟲……我不覺得這城市的公車、現代化和我有關係,我的生活軌跡就是從工廠到出租屋。那些高樓大廈讓我覺得壓抑。”

在她離開深圳的前一晚,我們去唱K。平時她很少肯開口唱歌,那天她唱了張震的《再見》:

我不能答應你,我是否會再回來,不回頭,不回頭地走下去……

這個22歲的資深打工女孩哽咽地唱完這首歌,準備邁進下一階段的人生冒險歷程。

生活給人出了很多難題,再多的理論框架也無法為我們提供解決這些難題的答案。人總是細膩而複雜地和身邊的一切發生聯繫。家庭被認為是打工者首要的社會支持,卻總有可能因為教育、溝通、文化習慣等因素,成為情緒壓抑的源頭;友誼雖然被人歌頌無數遍,但如缺少共同價值觀和誠懇真摯的互動,也會無可避免地成為傷害心靈的刀刃。

而這些真誠地服務工友的機構,默默地牽著工友的手在陌生的打工城市中闖蕩,成為工友們最堅實的精神支柱和心靈港灣。團結友好,互助互愛,用集體的火光照亮每一個孤獨的心靈。

可惜TA們的貢獻卻常被忽視或誤解。被消失的工友服務機構,甚至慢慢地在被遺忘。

*參考文獻《社會支援和精神健康——基於廣東六市新生代農民工的實證調查》,張蕾,常媛媛,《西北人口》2014年第5期 第35卷

所以從來都不敢提房租和水電費的事情。

兩三個月之後,貴州大姐告訴小嵐自己懷孕了,同時又驗出了甲亢,需要錢回老家治病。於是小嵐把自己僅有的2000塊錢積蓄全都給了她。

然後那位大姐就徹底消失了。她還把小嵐的QQ拉黑了。

大姐傷害了她,刺痛了她那顆脆弱敏感的心。

“在那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拒絕與人交朋友,我對所有人都有深深的不信任感。我甚至敵視他們。”時隔7年,小嵐在談及這段被騙經歷時依然有點激動。

被欺騙,似乎是每個初次外出打工者都逃脫不了的“宿命”。

身無分文的小嵐通過各種方式找貴州大姐,甚至守在她丈夫打工的廠門苦苦等待,期望能從她丈夫那裡拿回這筆錢。但是,無論她用了什麼辦法,她也沒有再見過貴州大姐和她老公。

走投無路之下,她只能哭著打電話跟媽媽說自己沒有生活費了。她不敢和媽媽說自己被騙了,因為那樣媽媽就會要她辭職回家。她只好編了個謊言說自己把錢給丟了。

貴州大姐離開後,小嵐開始失眠。每天下班回到家她就只看一些無聊的電視劇、繡一下十字繡,消磨時間到淩晨。然後昏沉沉睡兩三個小時,起床去上班。她從不和廠裡的人出去玩,整天整天地不說話。

因為丟了錢又不肯回家,她和媽媽在電話裡爭吵了幾次。之後,她也不想再給家裡打電話了。

正處於敏感脆弱人生階段的她,關上了自己的內心世界,還在外面裹了好幾層防護,孤獨地蜷縮在裡面。

她們的出現拯救了我

一個人在異鄉的孤獨無助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廠裡的工作忙碌、緊張卻又重複、無聊,外出打工的第二年,15歲的她每天麻木地往返於流水線和出租屋之間。

有時候,她會一整天情緒低落,也曾經想過自殺。

日子就這麼一天天的過去,世界拋棄過無數像小嵐這樣背井離鄉、把絢麗的青春消耗在流水線上的少女。她們也曾天真爛漫,她們也曾對未來充滿無限想像。

2013年,在一個再平常不過的下班路上,小嵐隨手接過一個人發的一張報紙。這種在街邊發的小廣告,小嵐已經習以為常——她猜拿到手上的,多半是婦科私人診所廣告吧。

她下意識地接過了那份報紙,走了幾步正準備扔掉時,“招募義工”四個大字讓她的神經緊張地抽動了一下。

她想起小時候爺爺告訴她,“義工”是做志願者,是幫助別人的,是好人。這句話在她的心裡埋下了種子,她小時候也很想以後可以做義工,想去幫助別人。到深圳之後,她曾經想到共青團深圳市委發起的義工聯做義工。但是因為要填很多資料,她覺得太麻煩,便放棄了。慢慢地,她已經忘記了這個小小的願望。

然而,這份無心卻又似乎命中註定的報紙讓這顆種子破土而出,發了芽。即使她無助,孤獨,漂泊,內心純真善良的她依然有去幫助別人的衝動。

帶著好奇,她申請加入了報紙上提供的QQ群號。因為被欺騙的經歷,這次她學聰明了。連續好幾個月,她都只是暗地裡觀察群裡的工友和義工的聊天,從不發言。

年底,小嵐想換一份工作,多學一點技能。但是工廠不肯放人,還威脅要扣她工資。這是很多打工者都曾經闖過的“辭工難”大關。百般無奈之下,她帶著試一試的心態打了那張傳單上的機構的諮詢電話——這個機構就是後來改變了她整個精神狀態的機構:手牽手工友活動室。

在手牽手工作人員的幫助下,小嵐如願辭職,拿到了屬於自己的勞動報酬。這次經歷讓小嵐放下了內心的防線。但即便如此,如驚弓之鳥的她還是繼續在群裡觀察了半年多,才真正參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義工活動。

“那天好多人啊,把我嚇到了。”小嵐回憶說。那時候,工作人員組織大家玩遊戲相互認識。“自我介紹的時候,我聲音很小不想說話,基本上是之前和我聯繫的工作人員幫我說的。”

花了一個半月,小嵐才慢慢放下戒備,開始對這群熱情、友好的人產生信任。她也開始和人聊天,開始交朋友。

“我會和手牽手的夥伴們一起學習勞動法知識,一起做外展,給路過的工友做勞動法知識普及,一起發報紙,一起去探訪工傷工友。”回憶那段時光,小嵐連說話的語速都輕快了很多。

也就是那段時間,她內心裡想要自殺的念頭在慢慢消解。她看到工友們在義工的幫助下追回欠薪,她看到遇上家庭暴力的工友們在大家的團結互助下脫離險境,她和大家一起探索作為一個女工人所經歷的性別歧視和自我成長,她結識了可以真心信任的朋友——也是和她一起共同進退,助人互助的好夥伴。

然而好景不長,就在小嵐重拾對人生的期望時,這個機構卻因為各種眾所周知的原因被逼遷,直至關停。

手牽手搬走那天,小嵐向工廠請假想去幫忙。工廠不批假,傷心又著急的小嵐和主管大吵了一架,辭職了。在小嵐看來,工作在哪裡做都一樣,這份工丟了再找一份就是了,可是這麼好的機構,關閉了就很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儘管工友們盡力爭取,手牽手工友活動室最終還是關閉了。她很崩潰,失落地離開了深圳。

不回頭地漂泊

“從那以後,我的抑鬱情緒又開始反復出現,甚至比去手牽手之前還糟糕。”

小嵐努力地尋找下一個“手牽手”。她輾轉廣州、深圳各個有類似的公益機構的地方,也認識了不少工友,但是她始終沒有辦法在一個地方待很久。

“她是一個浪子。”周圍的朋友都這樣形容小嵐。

就在我們訪談的幾天後,她又離開了這個她待了不到半年的地方。她說:“我會先在廣州待一陣,之後也有可能會回家,但是也不能確定……在深圳每天上班的時間很長,工資卻很少,花了很多錢租房,洗手間很髒,不通風,還會有臭蟲……我不覺得這城市的公車、現代化和我有關係,我的生活軌跡就是從工廠到出租屋。那些高樓大廈讓我覺得壓抑。”

在她離開深圳的前一晚,我們去唱K。平時她很少肯開口唱歌,那天她唱了張震的《再見》:

我不能答應你,我是否會再回來,不回頭,不回頭地走下去……

這個22歲的資深打工女孩哽咽地唱完這首歌,準備邁進下一階段的人生冒險歷程。

生活給人出了很多難題,再多的理論框架也無法為我們提供解決這些難題的答案。人總是細膩而複雜地和身邊的一切發生聯繫。家庭被認為是打工者首要的社會支持,卻總有可能因為教育、溝通、文化習慣等因素,成為情緒壓抑的源頭;友誼雖然被人歌頌無數遍,但如缺少共同價值觀和誠懇真摯的互動,也會無可避免地成為傷害心靈的刀刃。

而這些真誠地服務工友的機構,默默地牽著工友的手在陌生的打工城市中闖蕩,成為工友們最堅實的精神支柱和心靈港灣。團結友好,互助互愛,用集體的火光照亮每一個孤獨的心靈。

可惜TA們的貢獻卻常被忽視或誤解。被消失的工友服務機構,甚至慢慢地在被遺忘。

*參考文獻《社會支援和精神健康——基於廣東六市新生代農民工的實證調查》,張蕾,常媛媛,《西北人口》2014年第5期 第3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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