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7月17日發表該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的文章《特朗普的文明衝突觀vs全球共同體》稱， 西方世界必須當心“文明衝突”這個會自我實現的預言， 不僅是因為這是不實之詞， 還因為我們必須合作。
文章稱， 在華沙演講時， 美國總統特朗普似乎宣稱存在文明的衝突。 他隨即參加了20個主要經濟體的首腦峰會。 二十國集團（G20）代表了“全球共同體”的理想。 而文明間的戰爭則恰恰相反。 那麼到底哪一種對呢？
文章稱， 特朗普兩名高級顧問——麥克馬斯特和加里·科恩在5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世界不是一個‘全球共同體’，
文章稱， 如果要求西方團結起來應對文明間的戰爭， 西方將分崩離析， 就像伊拉克戰爭時那樣。 人們很容易認同特朗普所謂的“激進的伊斯蘭恐怖主義”令人擔憂。 但把它視為壓倒一切的生存威脅就很荒謬了。 納粹主義是生存威脅， 而恐怖主義只是令人討厭的麻煩事。 一大危險是對它反應過度， 這可能讓西方與世界各地16億穆斯林的關係惡化。
文章稱， 人們必須當心“文明衝突”這個會自我實現的預言，
人們正日益使用“人類紀”這個詞來稱呼我們這個時代：這是人類改變這個星球的時代。 關於“人類紀”這個概念， 重點是人類造成了危害， 也只有人類才能解決這些危害。 這就是全球共同體並非空洞之言的一個原因。 沒有全球共同體， 這些危害將不會得到治理。
再想想和平。 在核時代， 戰爭是不可想像的， 但這並不是說戰爭不可能發生。 處理核武國家之間的摩擦是一件無可避免、必須要做的事。
再想想繁榮。 全球經濟一體化不是邪惡的陰謀， 它是市場力量在一個技術飛速革新時代的自然延伸。 在這樣一個世界裡， 一個國家不免會受到其他國家政策決定的影響。 就如我們在2008年看到的， 全球金融系統絕不比它最脆弱的環節強大。 那些依賴國際貿易的人需要對其他國家的市場准入抱有信心。
文章稱， 這就是為何二十國集團對金融監管的擔憂以及目前對保護主義的擔憂都有正當理由。 主權與閉關自守是不同的。 就如2009年的G20峰會聯合公報指出的， “我們的出發點是相信繁榮不可分割”。 此外， 我們對他人命運的關心也是恰當的。 發展是一項道德事業。 但要解決移民問題， 發展也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 2008年11月在華盛頓召開二十國集團第一次領導人峰會的決定是勢在必行的。 由西方國家主導的七國集團（G7）沒有權力也沒有力量協調全球經濟事務。 以中國和印度為首的其他國家的崛起日益清楚地凸顯出這一點。 此外， 西方國家的人口在全人類中占的比例太小， 沒有立場宣稱擁有管理全球事務的權利。
文章稱， 全球合作將一直是不完美和令人沮喪的。 全球合作無法避免意見分歧和利益衝突。 它也代替不了良好國內政策和合法國內機構的關鍵基礎。 事實上， 這兩者都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 現如今人類的事務如此緊密地相互交織、影響如此深遠， 它們不可能只是純粹的國家決策的附帶結果。 這個真相可能令人痛苦，
有人可能會問， 為何比起在西方與其他地區之間， 眼下這場文明的衝突在西方內部反而更加猛烈——德國總理默克爾和特朗普大相徑庭的觀點就是這一衝突的象徵。
沃爾夫稱之為悲劇， 並將之歸咎於美國的“富豪民粹主義”。 沃爾夫稱，其背後有一個引人注意的現象：就收入分配而言，現在的美國更像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不是一個發達國家。（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義是社會高度不平等的自然產物。如果是這樣，特朗普或許並非一時的異常現象。
文章稱，我們當前所看到的美國的變化可能將是持久的。若真是如此，世界已進入了一個危險的時代。前美國國務院官員理查·哈斯說，“美國自己是不夠的，但它是必要的。”他說的對。如果一個“必要”的參與者缺席，混亂似乎避無可避。
沃爾夫稱，其背後有一個引人注意的現象：就收入分配而言，現在的美國更像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不是一個發達國家。（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義是社會高度不平等的自然產物。如果是這樣，特朗普或許並非一時的異常現象。文章稱，我們當前所看到的美國的變化可能將是持久的。若真是如此，世界已進入了一個危險的時代。前美國國務院官員理查·哈斯說，“美國自己是不夠的，但它是必要的。”他說的對。如果一個“必要”的參與者缺席，混亂似乎避無可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