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塞納河畔》

作者：羅佐歐

塞納河是法國北部的一條大河，它孕育了法國的首都、法國最大的城市巴黎。塞納河畔的巴黎從18、19世紀開始成為世界文化藝術中心，為各地作家和藝術家心馳神往。而俄國女作家奧多耶夫采娃的回憶錄《塞納河畔》，講述的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漂泊巴黎等地的俄國作家和詩人們的坎坷經歷。他們既感受著這座文化都城的精彩與豐富，又心藏著身為僑民的漂泊之感和濃烈的思鄉之情。

幸而這些身在他鄉的俄國僑民作家們並非相互孤立，而是經常相聚在一起，探討文學和藝術。奧多耶夫采娃寫道，

“這是僑民當中最有趣和最有意義的活動之一——博內街的‘星期日’”，後來，他們又成立了“綠燈”協會，聚集了更多的人參與。在那“神話般的歲月”裡，巴黎的文學生活極為活躍，大大小小的沙龍、晚會、音樂會精彩紛呈。俄國僑民作家們的聚會也是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些僑民作家大都是俄國文學“白銀時代”的代表人物。如回憶錄中第一位出場的人物謝韋裡亞寧，他是俄國自我未來派詩人，曾受到諸如曼德爾施塔姆、帕斯捷爾納克和茨維塔耶娃等詩人的推崇。再如第二位出場的大詩人葉塞甯，在人們的印象裡，這是一位來自鄉村、散發著自然氣息的詩人，而在奧多耶夫采娃筆下，葉塞寧又有著另一面，

“他像一陣旋風，一股龍捲風。遇到它會把頭吹斷”。再如奧多耶夫采娃用了較多篇目刻畫的女作家苔菲，她是俄國文學史上承前啟後的幽默大師，既繼承了果戈理的諷刺傳統，又影響了後來的左琴科等人。她的幽默小說當時已經聞名遐邇、深受各階層讀者的喜歡，而她在艱苦生活中依然保持不變的幽默與樂觀深得作者本人的敬佩。此外，還有格奧爾基·伊萬諾夫、格奧爾基·阿達莫維奇、巴爾蒙特、紮耶采夫等人。

閱讀《塞納河畔》，讓人猶如親臨俄國僑民作家們的聚會，置身其中，和他們一起談笑風生、聆聽他們侃侃而談。這離不開奧多耶夫采娃忠實的記錄和高超的技藝。她以女性的敏銳觀察力，通過一些常人不注意的細節，

往往寥寥數筆便把她所接觸過的作家描寫得活靈活現；而且這部回憶錄巧妙地運用了小說一樣的敘述方式，生動有趣地呈現具體的情景和對話，將讀者帶到當時的真實情境，切身感受他們的獨特個性和當時的氛圍。

在這部回憶錄中，最令人難忘的當數這對作家夫婦：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烏斯。因為他們的行為和觀念都讓人感到奇異。奧多耶夫采娃寫道：“吉皮烏斯和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街上形成奇特的景觀”， “他們手牽手走著——準確說，梅列日科夫斯基身子弓得像蝦米，可憐巴巴的，不是靠在吉皮烏斯手臂上，而是掛在她手臂上。吉皮烏斯戴著一頂早已過時的古怪的寬邊呢帽——有時戴小圓帽，

帽檐遮住眉毛，一隻眼戴著單片眼鏡，昂首闊步，威風凜凜”。而他們的婚姻也是“令人驚歎”的婚姻，因為當時作家中沒有一對夫妻沒有離過婚，他們卻是個難得的例外——他們甚至連一天分開都沒法忍受：“不可思議！讓我們分開一夜？這種事我們結婚後還沒發生過，但願以後永遠也不會發生。 ”

同樣令人難忘的是布寧，不過並非有趣，而是他的深沉。 1933年布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在這些僑民作家間引起了很大的震動，有人由衷興奮，也有人大發醋意（比如對該獎志在必得的梅列日科夫斯基）。而獲獎的消息對布寧本人帶來的幸福“只有一分鐘”，接下來的則是空虛、苦悶和孤獨。奧多耶夫采娃在回憶錄中用了許多篇幅講述同布寧一起散步、交談。

大多時候都是布寧在娓娓講述，她在安靜聆聽——聽他講意味深長的故事，講他的難忘經歷，聽他談論文學、美、死亡（讀者也因為她的記錄和回憶有幸聆聽到這一切）。儘管布寧不無缺點，但很顯然作者對他心懷敬仰，有一次散步時“我望著夕陽下他的臉，覺得他的臉發光，就像聖像上聖徒的臉。 ”作者在書中還坦言，儘管“我認識布寧已經多年了，可現在覺得，一個月前，在這裡，在茹安-勒-潘，才同他認識。他是這個小小世界的中心。一切圍著他轉。我也圍著他轉。而我覺得很快活。他在我生活中佔據的位置太重要了，以致我無法想像，如果沒有他我該怎麼辦”。

讀完《塞納河畔》會發現，整本書的風格自然、明快，並不顯得沉重。儘管實際上，這些僑民作家們的命運大都很不幸，像作者所說“有的死在納粹的毒氣室裡，有的在貧困潦倒中結束自己的生命，連諾貝爾獎獲得者布甯也無法逃避貧困的命運”，也包括奧多耶夫采娃本人，她於1922年跟丈夫一道流亡國外，直到91歲高齡才得以重返祖國。但正如作者所欽佩的苔菲那樣，她“在生活中充滿幽默和快活……在最悲慘的情況下，最陰沉的人們，她首先看到別人看不見的可笑的一面”，這本書中也沒有過多對命運的抱怨和對不幸的渲染，而是處處充滿詼諧、回蕩著歡聲笑語，讓人讀來津津有味。

奧多耶夫采娃說：“我不是寫我自己，也不是為自己而寫；我寫的，是我在‘涅瓦河畔’有幸認識的人。我寫他們，為他們而寫。我儘量少寫我自己，只是在與他們有這樣或那樣的聯繫時才提及。我只是眼睛，看到他們的眼睛；只是耳朵，聽到他們的耳朵。我是那些最後看到和聽到他們的人之一，我只是他們活的記憶。”多虧了她的回憶和忠實記錄，才使得在將近一個世紀之後的今天，這些僑民作家們聚會時的交談、爭論和調侃依然在我們的耳邊縈繞、回蕩。（羅佐歐）

儘管實際上，這些僑民作家們的命運大都很不幸，像作者所說“有的死在納粹的毒氣室裡，有的在貧困潦倒中結束自己的生命，連諾貝爾獎獲得者布甯也無法逃避貧困的命運”，也包括奧多耶夫采娃本人，她於1922年跟丈夫一道流亡國外，直到91歲高齡才得以重返祖國。但正如作者所欽佩的苔菲那樣，她“在生活中充滿幽默和快活……在最悲慘的情況下，最陰沉的人們，她首先看到別人看不見的可笑的一面”，這本書中也沒有過多對命運的抱怨和對不幸的渲染，而是處處充滿詼諧、回蕩著歡聲笑語，讓人讀來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