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艾栗斯
1235年， 義大利博洛尼亞的一位大學生在日記裡描繪了中世紀大學的理想場景：
“安靜、整潔， 憑窗眺望， 風景宜人。 牆壁被塗成綠色…….老師坐得高高， 看得見所有的學生， 也能被所有學生看見……學生座椅都是專門設計的， 根據他們來自的國家、個人地位和聲譽……”
不過這位一千年前的大學生話鋒一轉， 開始抱怨道：
“但我從來也沒有在這樣的教室裡上過課， 也不相信世上曾建造過這樣的教室。 ”
對物質生活極為匱乏的中世紀來說，
最早的那些大學開路者們可謂是篳路藍縷，
白手起家。
教室開設在教堂、老師家中、甚至是露天的一角；學生擠坐在稻草堆上，
手持對他們來說昂貴的筆和紙，
記錄下老師授課的內容。
除了汲取知識的養分，
一開始籠罩在大學師生頭上的經費問題是揮之不去的陰霾。
在中世紀上大學是一件費時費錢的事情， 十八歲入學讀到三十歲畢業都是常事。 在這漫長的十多年光陰裡， 學生來自家庭或資助人的費用常捉襟見肘， 要繳納給學校的費用名目繁多：註冊費是大學收入的最主要來源。 學生要繳納的註冊費就分為校長收的普通註冊費、學院註冊費， 以及同鄉會的註冊費；攻讀學位聽的每一節課程都需要費用， 比如“里斯本一所大學根據1392年國王胡安一世的法令，
而貧窮人家的孩子為了繼續學業， 選擇給同學當僕人甚至街頭乞討的也不在少數。 中世紀托缽僧一度流行， 大學裡甚至鼓勵這種為了知識乞討的行為， 給予學生乞討權。 在要錢的問題上， 師生配合默契， 畢竟最開始教師的收入都是來自于學生的學費。
好在大學的價值很快被發現， 資助者們一個個湧現了出來。
第一個出現的“爸爸”是教會。本來中世紀的大學很多脫胎於教會的教堂學校， 大學第一專業神學以及教會法學都是未來傳教業的中堅力量， 所以教會的資助理所應當。 來自教會錢財、房產、圖書的捐贈源源不斷進入了大學， 其中圖書的捐贈最為常見：
“法國教士羅伯特.德.索邦創立了索邦神學院， 同時捐出了自己的私人圖書館，這所私人圖書館在13世紀赫赫有名；1291年，法國副主教斯蒂芬留下遺囑，將自己私人圖書館的27部書贈給巴黎大學”。劉河燕《歐洲中世紀大學經費來源》
中世紀捐書的概念和今天完全不一樣，一本書的價值差不多就是一隻愛馬仕包包。在印刷術還未興起之前，書籍都是手工謄寫描繪的羊皮書，價格十分昂貴。按照威爾.杜蘭在《世界文明史》裡的估算，一本羊皮書的價值相當於1949年的160-200美元之間；直到15世紀，帕維亞大學教授一年的工資還不夠買兩本書。所以在中世紀大學的圖書館裡，重要書籍都是用鐵鍊拴在桌子上，外借需要嚴格的擔保。
第二個資助者是大學所在的城市。隨著大學活力的日益突顯，大學所在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從一開始的嫌棄變成了珍惜：動輒幾千人的師生極大地促進了當地商業的消費繁榮，畢業的學生成為市政當局的人才資源，而慕名前來遊學、交流者們也傳播了城市的美名——大學由此成為一所城市的城市之光。為了聘請優秀的老師，中世紀大學所在的城市之間展開了激勵的競爭。
1228年，帕多瓦大學的一些師生不滿意其待遇，就遷移到義大利的維爾切利，並與該城簽訂了合同，按照合同規定，教授的薪資由城市支付；弗洛倫薩在遭遇黑死病打擊後把大學視為力量之源，不斷高新聘請優秀老師，每年拿出金額總數達2500金弗洛用於學校運行；博洛尼亞則乾脆將該市稅收的一半，用作招“鳳”築巢。
教師跳槽非常頻繁，半年一躍也不足為奇，這背後除了學校提供的薪酬，也有城市給出的高額籌碼。對於城市來說，他們更歡迎資助法學、醫學這種實用性的人才，所以法學家和醫學家的待遇也最為豐厚，西方世界裡醫生和律師的金領職業，原來從中世紀時就興起了。
當然中世紀大學最光輝的時刻，是來自國王的資助和授予的特權。從十三世紀起，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國王及政府就開始對大學生進行資助，幫助貧窮但有志的年輕人完成學業，也是為政府機構補充未來的新鮮血液，這其中又尤其以英國、法國國王為先鋒：14世紀菲力浦四世的國庫帳目的消費分冊中就出現了向大學生提供學費的條款，這是一筆很大的教育預算。
除了明面上的資金支持，中世紀大學還有一項變相收入，即免稅特權。中世紀的稅收名目繁多，市場稅、貨物稅、酒稅、運輸稅、關稅、售貨稅......這些稅收的物件是農民和平民，而貴族和教士則有免稅的特權，現在又加上了大學的師生。在這些除了知識一無所有的人也被國王賦予了這樣的特權之後，意味著中世紀大學也迎來了自己影響力最大的時期。
中世紀捐書的概念和今天完全不一樣，一本書的價值差不多就是一隻愛馬仕包包。在印刷術還未興起之前，書籍都是手工謄寫描繪的羊皮書，價格十分昂貴。按照威爾.杜蘭在《世界文明史》裡的估算，一本羊皮書的價值相當於1949年的160-200美元之間；直到15世紀，帕維亞大學教授一年的工資還不夠買兩本書。所以在中世紀大學的圖書館裡，重要書籍都是用鐵鍊拴在桌子上，外借需要嚴格的擔保。
第二個資助者是大學所在的城市。隨著大學活力的日益突顯，大學所在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從一開始的嫌棄變成了珍惜：動輒幾千人的師生極大地促進了當地商業的消費繁榮，畢業的學生成為市政當局的人才資源，而慕名前來遊學、交流者們也傳播了城市的美名——大學由此成為一所城市的城市之光。為了聘請優秀的老師，中世紀大學所在的城市之間展開了激勵的競爭。
1228年，帕多瓦大學的一些師生不滿意其待遇，就遷移到義大利的維爾切利，並與該城簽訂了合同，按照合同規定，教授的薪資由城市支付；弗洛倫薩在遭遇黑死病打擊後把大學視為力量之源，不斷高新聘請優秀老師，每年拿出金額總數達2500金弗洛用於學校運行；博洛尼亞則乾脆將該市稅收的一半，用作招“鳳”築巢。
教師跳槽非常頻繁，半年一躍也不足為奇，這背後除了學校提供的薪酬，也有城市給出的高額籌碼。對於城市來說，他們更歡迎資助法學、醫學這種實用性的人才，所以法學家和醫學家的待遇也最為豐厚，西方世界裡醫生和律師的金領職業，原來從中世紀時就興起了。
當然中世紀大學最光輝的時刻，是來自國王的資助和授予的特權。從十三世紀起，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國王及政府就開始對大學生進行資助，幫助貧窮但有志的年輕人完成學業，也是為政府機構補充未來的新鮮血液，這其中又尤其以英國、法國國王為先鋒：14世紀菲力浦四世的國庫帳目的消費分冊中就出現了向大學生提供學費的條款，這是一筆很大的教育預算。
除了明面上的資金支持，中世紀大學還有一項變相收入，即免稅特權。中世紀的稅收名目繁多，市場稅、貨物稅、酒稅、運輸稅、關稅、售貨稅......這些稅收的物件是農民和平民，而貴族和教士則有免稅的特權，現在又加上了大學的師生。在這些除了知識一無所有的人也被國王賦予了這樣的特權之後，意味著中世紀大學也迎來了自己影響力最大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