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衰敗的關鍵：嘉慶帝只是平庸的好人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 就在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 雖然經常心灰意懶， 但是他從來沒有放鬆過權柄，

一直到去世前一天， 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 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 成了一種“懶惰”著的勤奮。 他弄不明白為什麼他越努力， 形勢就越糟。 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 為什麼還是不見效。 越到後來， 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 他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表面上， 他一天到晚， 一刻也不休息。 實際上， 他已經習慣於不動腦子， 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 “體皇考之心為心， 本皇考之治為治。 ”只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 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到了晚年， 他的“守成”“法祖”已經昇華到如此高度， 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

嘉慶二十年（1815年）， 禮親王昭璉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

嚴刑拷打， 手段非常殘酷。 皇帝聞知十分生氣， 判昭璉革去王爵， 圈禁兩年。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 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 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 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 免其監禁。 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 於是皇帝當日下旨， 改變前判， “敬承家法”， 將昭璉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 宮內文穎館失火。 火勢不大， 內宮太監鑒於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 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 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救火， 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 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 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後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實錄”， 內載乾隆帝規定， 凡宮內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

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滅。 於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 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 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 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沉淪， 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 孔子後人、第七十三代衍聖公進京面聖， 回來後把皇帝的談話一絲不苟地記載下來， 使我們得以直擊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 皇帝一見面就說：“我想到曲阜去， 不能， 你知道不？山東的水都過了臨清了， 這個怎麼好， 真沒法。 聖廟新修的， 我等到七八年後去， 又殘舊了， 怎麼了？”

過幾天辭行， 皇帝又舊事重提， 絮絮叨叨地說：“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 總不能去（祭孔）， 是缺個大典。 我從前雖然隨著高宗（乾隆皇帝）去過兩回，

到底不算。 我到你那裡去容易， 就是路上難， 水路吧亦難走， 旱路吧亦難走……你看河上水這麼大， 山東民情亦不好， 到底怎麼好？弄得真沒法， 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沒法”“怎麼好”“怎麼了”“了不得”， 似乎已經成了皇帝的口頭語， 焦頭爛額之態畢顯。 帝王生涯現在對他來說， 簡直是一種刑罰。 在撒手而去的時候， 他的最後一絲意識也許不是留戀， 而是輕鬆。

從親政初期的偉大， 到謝幕時的尷尬， 嘉慶的滑落曲線如此令人歎息。 在全面盤點嘉慶皇帝的統治時， 歷史書給出的詞彙是“嘉慶中衰”， 他二十多年的統治， 前面連著“康乾盛世”， 緊接其後的， 則是“鴉片戰爭”。 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 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復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

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浹髓， 全面擴散。 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 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 成了風中之燭， 所以在他之後， 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才那麼容易地淪為任人宰割的物件。 這個辛苦了一輩子的皇帝， 後來是作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進入了歷史。

失敗的原因， 是一直標榜“法祖”的嘉慶， 在最核心的地方背離了祖先的傳統。

清朝歷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一以貫之的特點， 一是“現實精神”， 二是超凡勇氣。 皇太極說過：“凡事莫貴于務實。 ”雍正皇帝也說：“本朝龍興關外， 統一天下， 所依靠的， 唯有‘實行’與‘武略’耳。 我族並不崇尚虛文粉飾， 而採取的舉措， 都符合古來聖帝明王之經驗，並無稍有不及之處。由此可知，實行勝於虛文也。”從努爾哈赤到多爾袞，正是因為他們頭腦不受束縛，一切判斷從現實出發，因勢利導，靈活實用，才成功地從東北走到了北京。從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現實精神的指導下，才出現了連續百餘年間多次不拘定勢的政治創新，生機勃勃、充滿進取精神的政治態勢，不斷生長、修正、完善的制度演變，才導致了康乾盛世的誕生。他們高舉“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宏大氣魄。

恰恰是從高喊守成的嘉慶開始，清朝皇帝丟掉了祖先的精神內核。對失敗的恐懼，已經註定嘉慶是個失敗的皇帝。因為一個沒有缺點的人，註定是平庸的人。一個不敢承擔任何風險的統治者，註定不能成大事。在這“千年不遇之變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關鍵的不是勤奮，不是仁愛，也不是節儉，而是眼光、觀念和勇氣。

可惜，嘉慶皇帝缺乏的，就是這樣一雙能發現問題的眼睛和解決問題的勇氣。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於需要偉大人物的時候，坐在這個位置上的卻是一個平庸的好人。

都符合古來聖帝明王之經驗，並無稍有不及之處。由此可知，實行勝於虛文也。”從努爾哈赤到多爾袞，正是因為他們頭腦不受束縛，一切判斷從現實出發，因勢利導，靈活實用，才成功地從東北走到了北京。從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現實精神的指導下，才出現了連續百餘年間多次不拘定勢的政治創新，生機勃勃、充滿進取精神的政治態勢，不斷生長、修正、完善的制度演變，才導致了康乾盛世的誕生。他們高舉“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宏大氣魄。

恰恰是從高喊守成的嘉慶開始，清朝皇帝丟掉了祖先的精神內核。對失敗的恐懼，已經註定嘉慶是個失敗的皇帝。因為一個沒有缺點的人，註定是平庸的人。一個不敢承擔任何風險的統治者，註定不能成大事。在這“千年不遇之變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關鍵的不是勤奮，不是仁愛，也不是節儉，而是眼光、觀念和勇氣。

可惜，嘉慶皇帝缺乏的，就是這樣一雙能發現問題的眼睛和解決問題的勇氣。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於需要偉大人物的時候，坐在這個位置上的卻是一個平庸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