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 鬥轉星移。 十八年前的七月二十二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發出了關於取締法輪大法研究會的決定， 認定法輪大法研究會及其操縱的“法輪功”組織為非法組織， 決定予以取締。 據此，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發出禁止“法輪功”非法活動的通告， 明確提出六條禁令。 通告指出：“違反上述規定， 構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 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七月二十九日， 李洪志因涉嫌擾亂公共秩序罪， 經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批准逮捕， 公安部發出通緝令。
從此， 展開了一場舉世矚目的正與邪的較量。
十八年後的今天， 我們取得了反對“法輪功”邪教組織的決定性勝利， 而自稱有天助神祐的“法輪功”卻日趨衰微破敗， 幾個逃到境外的頭頭， 只能在西方反華勢力和境外敵對勢力卵翼下， 苟留殘息。
十八年後的今天， 中國社會各領域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 改革開放不斷取得重大突破， 經濟實力大幅提升，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改善， 正日益從溫飽向全面小康社會跨躍；民主法治建設不斷加強， 社會文明程度大幅提升， 人們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上升， 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宣導與踐行， 為經濟全球化增加了巨大動力，
十八年後的今天， 我們站在新的時空節點上， 回望十八年前的中國， 仍感觸目驚心。 那時， 邪教組織在我國一些地方滋生蔓延， 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後果。 特別是“法輪功”邪教組織涉及範圍之廣， 參與人員之多， 印製違禁品數量之大， 對社會危害之烈， 是建國以來所沒有的。 試想， 如果那時我們容忍這些非法活動， 任憑他們宣揚迷信邪說， 矇騙群眾， 挑動製造事端， 破壞社會穩定， 那麼， 十八年後， 中國會是什麼樣子？
歷史進程的回答是：沒有“如果”。 因為， 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都不會聽任邪教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 破壞公共秩序和社會穩定；以人民利益為最高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政府，
時間是最好的試金石。 十八年前， 中國政府取締“法輪功”邪教組織的決策是正確的， 其正確性已被中國十八年的歷史進程所充分證明。
十八年過去了， 中國反對“法輪功”邪教組織的鬥爭仍在繼續， 特別是境外“法輪功”仍有一定的能量。 這有著深刻複雜的國際社會背景。
北京奧運會主題歌《我和你》有這樣兩句：“我和你心連心， 同住地球村。 ”經濟全球化和資訊網路化， 日益把世界各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如同一個村莊。 互聯網的廣泛應用， 使人們可以突破時空限制， 無限制地交流資訊。 現代交通的快捷性， 使出國像上下班一樣方便。
當今世界仍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格局。 各國政府在對待邪教的態度上， 存在一定的差異。 不同的文化背景、國家體制、政治制度以及不同的法律法規等因素， 使得不同國家對邪教的判定存在不同的標準， 在處置邪教的做法上， 也不盡一致。 這使得開展反邪教國際合作， 變得複雜起來， 但也無可厚非。
最令人可惡的是， 少數西方國家出於某種政治需要， 對邪教問題採取“雙重標準”， 即對危害別國利益的邪教態度曖昧， 甚至公開縱容支持，用來作為牽制其他國家、遏制其發展的工具，西化、分化、瓦解對方的手段。你說是邪教，它說是“精神運動”；而對那些嚴重危害本國利益的邪教，則不惜動用軍隊、使用武力來對付，從不手軟。
這種情況，給一些邪教提供了苟存的機會。當一個主權國家依法打擊產生在本土的邪教時，詭計多端、無孔不入的邪教，就會跑到其他國家找到發展蔓延的土壤條件。
“法輪功”邪教正是如此。
“狡兔三窟”。“法輪功”頭頭李洪志，當然知道他所作所為的違法犯罪性質。為逃避打擊，早在1998年便舉家遷到美國定居了。待到中國政府取締“法輪功”後，在西方反華勢力和境外敵對勢力的支持下，便在美國構築起指揮機構。從此，境外策劃、網上傳播、挑動境內鬧事，成為“法輪功”的主要活動方式。同時，把觸角伸到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幹盡了醜化中國執政黨和政府的罪惡勾當。至此，“法輪功”已演化成一個跨國傳播的邪教組織。
“法輪功”在西方一些國家立足並蔓延，是其與西方反華勢力相互勾結的結果。一方面，“法輪功”需要西方反華勢力的政治保護和金錢滋養；另一方面，西方反華勢力需要這樣一個具有邪惡本性的邪教來充當西化、分化、擾亂社會主義中國的工具。二者狼狽為奸，一拍即合。
這樣一來，反對“法輪功”邪教組織的鬥爭，形成了境內、境外兩個戰場。境內戰場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法輪功”境外策劃、網上傳播的最終目的是在境內挑起事端，鬧不起事來便了無收穫；同時，西方反華勢力與境外敵對勢力之所以支持“法輪功”，也在於“法輪功”在境內的極少數頑固分子不時地鬧起一點小風小波，待到它鬧不起任何風波的時候，“法輪功”便失去了存在價值，會被一腳踢開，成為向隅而泣的喪家之犬。
這從境外“民運”的結局中，已經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境外鬥爭是不可忽視的，境內外鬥爭是緊密相連的。當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境外鬥爭在戰略全域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不可稍有疏忽。也應深入研究，在多個層面上（官方的和民間的）開展工作，特別是在建立國際反邪教統一戰線方面，爭取也像公安部“獵虎行動”抓外逃經濟嫌犯那樣重點突破。我們相信，作惡多端的邪教頭子會有這麼一天的。
十八年正與邪的較量，我們付出了代價，但也為世界反邪教鬥爭樹起了一根標杆，為世界反邪教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參照和經驗，對推動世界反邪教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我們堅信：邪教是國際公害，為其邪惡本質所決定，它在本國是社會“毒瘤”，而逃到境外，即便受到當局的認可，這“毒瘤”也決不會變成“寶貝”，也不會因此對社會沒有什麼危害，不起任何破壞作用，也不產生消極影響，它依然是所在社會的毒瘤和怪胎，它決不會給所在社會帶來文明、進步和福祉。反人類、反社會、反科學的邪教滋生蔓延，是對全人類的挑戰；面對邪教，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只有開展反邪教國際合作，才能有效遏制邪教。但願早日形成共識並見諸行動。
甚至公開縱容支持，用來作為牽制其他國家、遏制其發展的工具，西化、分化、瓦解對方的手段。你說是邪教，它說是“精神運動”；而對那些嚴重危害本國利益的邪教，則不惜動用軍隊、使用武力來對付，從不手軟。這種情況，給一些邪教提供了苟存的機會。當一個主權國家依法打擊產生在本土的邪教時，詭計多端、無孔不入的邪教，就會跑到其他國家找到發展蔓延的土壤條件。
“法輪功”邪教正是如此。
“狡兔三窟”。“法輪功”頭頭李洪志，當然知道他所作所為的違法犯罪性質。為逃避打擊，早在1998年便舉家遷到美國定居了。待到中國政府取締“法輪功”後，在西方反華勢力和境外敵對勢力的支持下，便在美國構築起指揮機構。從此，境外策劃、網上傳播、挑動境內鬧事，成為“法輪功”的主要活動方式。同時，把觸角伸到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幹盡了醜化中國執政黨和政府的罪惡勾當。至此，“法輪功”已演化成一個跨國傳播的邪教組織。
“法輪功”在西方一些國家立足並蔓延，是其與西方反華勢力相互勾結的結果。一方面，“法輪功”需要西方反華勢力的政治保護和金錢滋養；另一方面，西方反華勢力需要這樣一個具有邪惡本性的邪教來充當西化、分化、擾亂社會主義中國的工具。二者狼狽為奸，一拍即合。
這樣一來，反對“法輪功”邪教組織的鬥爭，形成了境內、境外兩個戰場。境內戰場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法輪功”境外策劃、網上傳播的最終目的是在境內挑起事端，鬧不起事來便了無收穫；同時，西方反華勢力與境外敵對勢力之所以支持“法輪功”，也在於“法輪功”在境內的極少數頑固分子不時地鬧起一點小風小波，待到它鬧不起任何風波的時候，“法輪功”便失去了存在價值，會被一腳踢開，成為向隅而泣的喪家之犬。
這從境外“民運”的結局中，已經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境外鬥爭是不可忽視的，境內外鬥爭是緊密相連的。當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境外鬥爭在戰略全域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不可稍有疏忽。也應深入研究，在多個層面上（官方的和民間的）開展工作，特別是在建立國際反邪教統一戰線方面，爭取也像公安部“獵虎行動”抓外逃經濟嫌犯那樣重點突破。我們相信，作惡多端的邪教頭子會有這麼一天的。
十八年正與邪的較量，我們付出了代價，但也為世界反邪教鬥爭樹起了一根標杆，為世界反邪教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參照和經驗，對推動世界反邪教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我們堅信：邪教是國際公害，為其邪惡本質所決定，它在本國是社會“毒瘤”，而逃到境外，即便受到當局的認可，這“毒瘤”也決不會變成“寶貝”，也不會因此對社會沒有什麼危害，不起任何破壞作用，也不產生消極影響，它依然是所在社會的毒瘤和怪胎，它決不會給所在社會帶來文明、進步和福祉。反人類、反社會、反科學的邪教滋生蔓延，是對全人類的挑戰；面對邪教，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只有開展反邪教國際合作，才能有效遏制邪教。但願早日形成共識並見諸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