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 瞿秋白和楊之華在上海舉行了結婚典禮， 瞿秋白親手雕刻了一方“秋之白華”的印章留作紀念。 為了紀念他們的結合， 瞿秋白還在一枚金別針上刻上“贈我生命的伴侶”7個字， 送給楊之華。
獨伊回憶說：“在我模糊的記憶中， 父親戴著眼鏡， 面容清瘦， 他話不多， 很溫和。 母親不讓我簡單地叫‘爸爸’， 而是讓我叫‘好爸爸’， 我就是一直這樣稱呼的， 而他也親切地稱我‘小獨伊’。 在我的心目中， 瞿秋白就是我的慈父。 ”
為赴中共“六大”時， 楊之華帶瞿獨伊秘密來到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0日，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區的一座鄉間別墅中召開。
那時， 瞿獨伊已7歲， 開始記事了。 她回憶當時情形說：“爸爸瞿秋白和周恩來等是提前到莫斯科籌備會議的。 之後， 媽媽帶著我和一些代表阿姨、叔叔， 從滿洲里邊防出境。 那時， 國民黨軍警封鎖得很嚴， 在媽媽的引導下， 我管幾位叔叔叫‘爸爸’。 就這樣， 我掩護著那些‘假爸爸’出了境。 當時， 我和媽媽等是從上海外灘登上客輪， 到大連後改乘火車， 穿越滿洲里和西伯利亞，
瞿獨伊（攝于40年代延安）
“我的父親，
“我永遠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兒童院時的一件事。 那次， 爸爸和媽媽來看我， 帶我到兒童院旁邊河裡去撐起木筏玩，
瞿秋白
鮑羅廷視獨伊如己出，
1930年7月， 瞿秋白和楊之華奉命回國工作。 為了避開國內白色恐怖， 同時也考慮到帶著孩子從事地下工作很不方便， 他們只好忍痛將瞿獨伊繼續留在莫斯科國際兒童院， 並委託國際友人鮑羅廷夫婦代為照顧。
瞿獨伊至今還保存著一張八十多年前的明信片。 那是從德國柏林寄出的。 明信片上面印有一束美麗的“勿忘我”花， 用中文寫著獨伊的名字， 背面用俄文寫的“送給獨伊”， 落款是“媽媽、1930.8.1 克裡米亞”。
此刻， 獨伊才明白父母並非到南俄執行任務， 而是遠離莫斯科另有使命。 到底他們去何處了， 瞿獨伊全然不知。 她並沒想到父母是回國參加革命鬥爭， 更沒想到接到這張“勿忘我”明信片之際， 是和爸爸永遠的離別。這張明信片經歷了80多年的風風雨雨，一直保存到今天，成為瞿秋白和楊之華留給女兒的一件最為珍貴的紀念品。
瞿獨伊在談到鮑羅廷夫婦時激動異常，她說，她畢生都不會忘記“這兩位老人對我們全家，尤其對我的關愛和幫助。我不記得我的親奶奶和爺爺，鮑羅廷夫婦猶如我的親奶奶和親爺爺！”
瞿秋白和楊之華於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蘇聯工作學習期間，除了抽時間到獨伊所在的學校探望女兒外，就是到鮑羅廷夫婦家中探訪。他們第一次帶獨伊去拜訪鮑羅廷夫婦時，兩位老人就把獨伊認作“中國孫女”，獨伊成了鮑羅廷一家頗受寵愛的孩子。
瞿秋白與楊之華（1924年攝於上海）
1935年秋的一天，瞿獨伊和兒童院的同學到烏克蘭的德聶伯彼特羅夫斯克旅遊，她偶然從《共青團真理報》上看到了瞿秋白英勇犧牲的消息。獨伊頓時頭暈目眩，失聲大哭，當即昏倒在地。老師和同學急忙搶救，獨伊才慢慢從深沉的哀痛中蘇醒過來。之後她才知道爸媽早于五年前就回國參加革命鬥爭去了。如今爸爸犧牲了，媽媽情況怎麼樣呢？小獨伊一無所知。幸有鮑羅廷一家人悉心安慰、鼓勵，瞿獨伊才逐漸從悲傷中解脫出來。
不久，楊之華忍著喪夫之痛，從國內來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國際紅色救濟會常委，留在莫斯科工作。
回國經歷煉獄堅定志向，獨伊觀禮臺上見證共和國成立
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瞿獨伊結束了13年旅居異國的生活，隨母親離開莫斯科經新疆回國。然而到達新疆時，軍閥盛世才背信棄義，將我黨應邀派往新疆幫助工作的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人，以及由蘇聯回國途經新疆的馬明方、楊之華等130多人逮捕並關進監獄。
年輕的瞿獨伊在獄中經受了嚴峻考驗。她回憶說：“在新疆坐牢的日子裡是很苦的，住在一個陰暗潮濕的破廟裡，饅頭是被有意摻了沙子的，吃的菜沒有油，每天兩餐清水白菜湯。”敵人以為她年輕可欺，企圖通過單獨提審進行拉攏。他們勸誘說：“你還年輕，只要與我們合作，馬上就單獨放你出去。”令敵人想不到的是，她的回答大義凜然：“我決不單獨出獄，也決不為你們工作。你們要把我們全體同志無罪釋放，送回延安去！”
後來瞿獨伊回憶說：“近4年的監獄生活讓我難以忘懷。在與敵人面對面的鬥爭中，我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對階級的愛恨觀有了新的認識。”“由於久住蘇聯，回國時中文水準很差，我的中文基本是在新疆坐牢時跟難友們學的。”
瞿獨伊近影
4年後，經組織營救，國民黨好友張治中先生派專人專車護送，100多位難友分乘10輛大卡車，歷經一個多月的長途跋涉，終於安全到達了延安。
回到延安不久，黨中央為新疆蒙難同志的歸來召開了盛大歡迎會。毛澤東還特邀楊之華、瞿獨伊等人到家中做客。不久後，毛主席還單獨請楊之華母女到家中吃飯。毛主席鄭重地對她們母女說：“瞿秋白同志的問題解決了，中央已作了一個《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46年，用瞿獨伊的話來說，是她一生中少有的幸福歲月，走出了牢獄回到了延安；爸爸的名譽得到了恢復；媽媽擔任了黨中央婦女委員和晉冀魯豫中央局婦委書記；她也由張子意（新疆獄中領導人之一）、嚴振剛二位同志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一年，瞿獨伊和她的丈夫李何一起被分配到新華通訊社工作。
1949年10月1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瞿獨伊說，這是她一生中“永遠的驕傲”。她受組織委派陪同以法捷耶夫、西蒙諾夫為首的蘇聯文化友好代表團，登上了天安門觀禮台。當毛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一種民族自豪感使我激動不已，我是含著眼淚向蘇聯友人翻譯解說大會的盛況和自己的感受的。”
瞿獨伊近影
周恩來鄧穎超叫她“楊姐”，楊之華冤獄中留下遺言
新中國成立後，瞿獨伊的媽媽楊之華先後擔任了全國婦聯國際部部長、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部長，後來她還當選為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瞿秋白、楊之華深受老一輩革命家尊重，周總理、鄧穎超等同志總是親切地稱呼瞿秋白為“秋白同志”，他們喜歡尊稱楊之華為“楊姐”。然而，“文革”一開始，便推翻了黨中央過去的結論，紅衛兵到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砸碑、挖墓。楊之華被污蔑為“新疆叛徒集團成員”，連當初入獄年紀尚小的瞿獨伊也“升格”為“叛徒”。家中老小統統掃地出門。作家茅盾對此極為氣憤，冒著風險將瞿獨伊偷偷藏在家中保護起來。
楊之華被定為以“敵我矛盾”對待，註銷戶口，押送秦城監獄，瞿獨伊也隨之被隔離審查。楊之華在監獄被整整囚禁了6年，家人不知其死活。瞿獨伊曾等多次給周總理寫信反映情況，後來由於總理親自干預，家人才被允許探望，但瞿獨伊被列為“同案犯”，仍禁止她與母親見面。
瞿秋白就義前在福建長汀
就這樣，瞿獨伊再一次上書周恩來，終於在1973年秋的一天獲准首次探視。瞿獨伊說，當我看到離別多年的媽媽瘦骨如柴地病癱在床上，心如刀割。媽媽說：“沒有想到還能見到你。”
臨別時，媽媽依依不捨地說：“我有好多話要對你講啊。”一向不流淚的媽媽禁不住掩面哭泣起來。不久楊之華便含冤撒手人間，臨終前她念念不忘對專案組說：“我的問題，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正確解決的！”這是她最後的遺言。
粉碎“四人幫”後，楊之華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黨中央對她的人生和歷史功績做出了高度評價，楊之華被列入我國傑出的女革命家名冊。
為恢復父親名譽奔走，為父親榮列感動中國人物激動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烈士遺骨安葬儀式在北京舉行。坑下抬棺者為周恩來、彭真等。坑上左一、二分別為董必武、陶鑄
瞿獨伊經常說，自己不愛回憶往事，因為內心的傷痛實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說，“為了後人能瞭解歷史”。
談及父親的英勇就義時，瞿獨伊不禁老淚縱橫。
193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就義的日子。據天津《大公報》的報導，瞿秋白來到行刑前照相地——福建長汀中山公園，然後，他慢步走向刑場，沿途用俄文高唱《國際歌》，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到達刑場後，瞿秋白盤膝坐在草坪上，對劊子手點頭說：“此地很好。”瞿獨伊談到上述情況時，眼眶裡一直噙滿淚水……
“文革”雖然結束，但是瞿秋白的歷史冤案依然如故，對“叛徒”之說，既無人肯定，也無人否定。她決心在有生之年刨根問底，徹底搞清緣由，為父親的不白之冤尋找公正、公道答案。
瞿秋白烈士墓
瞿獨伊在眾多前輩的鼓勵下向中紀委進行了申訴，為此，中紀委成立了“瞿秋白複查組”，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外調與核查。
“而我呢，則帶著女兒，直接去找了對我父親執行槍決的原國民黨36師師長宋希濂——他是個獲赦戰犯。我去見宋希濂，於我而言，實在是一件痛苦無比的事。而宋希濂見到我，也是渾身不自在，一臉難堪相。但這是沒辦法的事啊！我們這兩人必須見這一面。”宋希濂如實向瞿獨伊介紹了情況，他說瞿秋白在臨終時高呼“共產黨萬歲”等口號，神態從容地環視刑場上的松樹與草坪，微微地笑說“此地很好”，爾後，慷慨就義……“那天，我和女兒是一邊流著熱淚，一邊記錄證明材料的。而中紀委複查組則以更為大量的材料，有力證明了‘文革’強加給我父親的叛徒帽子，完全沒有一點根據！”瞿獨伊感歎，“今天，父親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1985年7月18日，黨中央在中南海召開了瞿秋白就義50周年紀念會。中央高度評價“瞿秋白同志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宣傳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獨伊回憶說：“那一天，激動、興奮的心情難以言表。我含淚默默地告慰九泉之下的爸媽：安息吧！女兒深深地懷念你們！党和人民永遠懷念你們！”
如今，“秋之白華”的女兒已是94歲的老人了。剛離休時，她曾專門學過畫畫、鋼琴、書法，後來因為忙於尋訪有關父親生平活動的知情人、搜集整理有關材料，又將這些愛好放棄了。近些年來，瞿獨伊參與編著過《憶秋白》《回憶楊之華》等書。每年她還經常邀請過去在莫斯科國際兒童院的老同學聚會，大家用俄語交談敘舊。有時還邀請過去在新疆國民黨監獄的難友聚會。
2011年，中央宣傳部等十一個部門，為緬懷創立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先驅、謳歌為中華民族做出不朽貢獻的傑出共產黨員，在全國開展“雙百”人物中的共產黨員評選活動。瞿秋白被評為感動中國的優秀人物，而且排在第一位。瞿獨伊對此很是感動和欣慰，她深感：歷史終究須由人民公正評論，從此她的“好爸爸”作為“雙百”感動中國人物被載入了共和國的光榮史冊，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過去種種猜測、懷疑、污蔑，由此休矣！長期受盡冤屈的瞿秋白、楊之華，在九泉之下可以閉目長眠，寬心安息了。
本欄目主編：伍斌 本文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文/王建柱 是和爸爸永遠的離別。這張明信片經歷了80多年的風風雨雨，一直保存到今天，成為瞿秋白和楊之華留給女兒的一件最為珍貴的紀念品。瞿獨伊在談到鮑羅廷夫婦時激動異常，她說，她畢生都不會忘記“這兩位老人對我們全家，尤其對我的關愛和幫助。我不記得我的親奶奶和爺爺，鮑羅廷夫婦猶如我的親奶奶和親爺爺！”
瞿秋白和楊之華於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蘇聯工作學習期間，除了抽時間到獨伊所在的學校探望女兒外，就是到鮑羅廷夫婦家中探訪。他們第一次帶獨伊去拜訪鮑羅廷夫婦時，兩位老人就把獨伊認作“中國孫女”，獨伊成了鮑羅廷一家頗受寵愛的孩子。
瞿秋白與楊之華（1924年攝於上海）
1935年秋的一天，瞿獨伊和兒童院的同學到烏克蘭的德聶伯彼特羅夫斯克旅遊，她偶然從《共青團真理報》上看到了瞿秋白英勇犧牲的消息。獨伊頓時頭暈目眩，失聲大哭，當即昏倒在地。老師和同學急忙搶救，獨伊才慢慢從深沉的哀痛中蘇醒過來。之後她才知道爸媽早于五年前就回國參加革命鬥爭去了。如今爸爸犧牲了，媽媽情況怎麼樣呢？小獨伊一無所知。幸有鮑羅廷一家人悉心安慰、鼓勵，瞿獨伊才逐漸從悲傷中解脫出來。
不久，楊之華忍著喪夫之痛，從國內來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國際紅色救濟會常委，留在莫斯科工作。
回國經歷煉獄堅定志向，獨伊觀禮臺上見證共和國成立
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瞿獨伊結束了13年旅居異國的生活，隨母親離開莫斯科經新疆回國。然而到達新疆時，軍閥盛世才背信棄義，將我黨應邀派往新疆幫助工作的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人，以及由蘇聯回國途經新疆的馬明方、楊之華等130多人逮捕並關進監獄。
年輕的瞿獨伊在獄中經受了嚴峻考驗。她回憶說：“在新疆坐牢的日子裡是很苦的，住在一個陰暗潮濕的破廟裡，饅頭是被有意摻了沙子的，吃的菜沒有油，每天兩餐清水白菜湯。”敵人以為她年輕可欺，企圖通過單獨提審進行拉攏。他們勸誘說：“你還年輕，只要與我們合作，馬上就單獨放你出去。”令敵人想不到的是，她的回答大義凜然：“我決不單獨出獄，也決不為你們工作。你們要把我們全體同志無罪釋放，送回延安去！”
後來瞿獨伊回憶說：“近4年的監獄生活讓我難以忘懷。在與敵人面對面的鬥爭中，我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對階級的愛恨觀有了新的認識。”“由於久住蘇聯，回國時中文水準很差，我的中文基本是在新疆坐牢時跟難友們學的。”
瞿獨伊近影
4年後，經組織營救，國民黨好友張治中先生派專人專車護送，100多位難友分乘10輛大卡車，歷經一個多月的長途跋涉，終於安全到達了延安。
回到延安不久，黨中央為新疆蒙難同志的歸來召開了盛大歡迎會。毛澤東還特邀楊之華、瞿獨伊等人到家中做客。不久後，毛主席還單獨請楊之華母女到家中吃飯。毛主席鄭重地對她們母女說：“瞿秋白同志的問題解決了，中央已作了一個《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46年，用瞿獨伊的話來說，是她一生中少有的幸福歲月，走出了牢獄回到了延安；爸爸的名譽得到了恢復；媽媽擔任了黨中央婦女委員和晉冀魯豫中央局婦委書記；她也由張子意（新疆獄中領導人之一）、嚴振剛二位同志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一年，瞿獨伊和她的丈夫李何一起被分配到新華通訊社工作。
1949年10月1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瞿獨伊說，這是她一生中“永遠的驕傲”。她受組織委派陪同以法捷耶夫、西蒙諾夫為首的蘇聯文化友好代表團，登上了天安門觀禮台。當毛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一種民族自豪感使我激動不已，我是含著眼淚向蘇聯友人翻譯解說大會的盛況和自己的感受的。”
瞿獨伊近影
周恩來鄧穎超叫她“楊姐”，楊之華冤獄中留下遺言
新中國成立後，瞿獨伊的媽媽楊之華先後擔任了全國婦聯國際部部長、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部長，後來她還當選為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瞿秋白、楊之華深受老一輩革命家尊重，周總理、鄧穎超等同志總是親切地稱呼瞿秋白為“秋白同志”，他們喜歡尊稱楊之華為“楊姐”。然而，“文革”一開始，便推翻了黨中央過去的結論，紅衛兵到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砸碑、挖墓。楊之華被污蔑為“新疆叛徒集團成員”，連當初入獄年紀尚小的瞿獨伊也“升格”為“叛徒”。家中老小統統掃地出門。作家茅盾對此極為氣憤，冒著風險將瞿獨伊偷偷藏在家中保護起來。
楊之華被定為以“敵我矛盾”對待，註銷戶口，押送秦城監獄，瞿獨伊也隨之被隔離審查。楊之華在監獄被整整囚禁了6年，家人不知其死活。瞿獨伊曾等多次給周總理寫信反映情況，後來由於總理親自干預，家人才被允許探望，但瞿獨伊被列為“同案犯”，仍禁止她與母親見面。
瞿秋白就義前在福建長汀
就這樣，瞿獨伊再一次上書周恩來，終於在1973年秋的一天獲准首次探視。瞿獨伊說，當我看到離別多年的媽媽瘦骨如柴地病癱在床上，心如刀割。媽媽說：“沒有想到還能見到你。”
臨別時，媽媽依依不捨地說：“我有好多話要對你講啊。”一向不流淚的媽媽禁不住掩面哭泣起來。不久楊之華便含冤撒手人間，臨終前她念念不忘對專案組說：“我的問題，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正確解決的！”這是她最後的遺言。
粉碎“四人幫”後，楊之華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黨中央對她的人生和歷史功績做出了高度評價，楊之華被列入我國傑出的女革命家名冊。
為恢復父親名譽奔走，為父親榮列感動中國人物激動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烈士遺骨安葬儀式在北京舉行。坑下抬棺者為周恩來、彭真等。坑上左一、二分別為董必武、陶鑄
瞿獨伊經常說，自己不愛回憶往事，因為內心的傷痛實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說，“為了後人能瞭解歷史”。
談及父親的英勇就義時，瞿獨伊不禁老淚縱橫。
193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就義的日子。據天津《大公報》的報導，瞿秋白來到行刑前照相地——福建長汀中山公園，然後，他慢步走向刑場，沿途用俄文高唱《國際歌》，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到達刑場後，瞿秋白盤膝坐在草坪上，對劊子手點頭說：“此地很好。”瞿獨伊談到上述情況時，眼眶裡一直噙滿淚水……
“文革”雖然結束，但是瞿秋白的歷史冤案依然如故，對“叛徒”之說，既無人肯定，也無人否定。她決心在有生之年刨根問底，徹底搞清緣由，為父親的不白之冤尋找公正、公道答案。
瞿秋白烈士墓
瞿獨伊在眾多前輩的鼓勵下向中紀委進行了申訴，為此，中紀委成立了“瞿秋白複查組”，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外調與核查。
“而我呢，則帶著女兒，直接去找了對我父親執行槍決的原國民黨36師師長宋希濂——他是個獲赦戰犯。我去見宋希濂，於我而言，實在是一件痛苦無比的事。而宋希濂見到我，也是渾身不自在，一臉難堪相。但這是沒辦法的事啊！我們這兩人必須見這一面。”宋希濂如實向瞿獨伊介紹了情況，他說瞿秋白在臨終時高呼“共產黨萬歲”等口號，神態從容地環視刑場上的松樹與草坪，微微地笑說“此地很好”，爾後，慷慨就義……“那天，我和女兒是一邊流著熱淚，一邊記錄證明材料的。而中紀委複查組則以更為大量的材料，有力證明了‘文革’強加給我父親的叛徒帽子，完全沒有一點根據！”瞿獨伊感歎，“今天，父親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1985年7月18日，黨中央在中南海召開了瞿秋白就義50周年紀念會。中央高度評價“瞿秋白同志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宣傳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獨伊回憶說：“那一天，激動、興奮的心情難以言表。我含淚默默地告慰九泉之下的爸媽：安息吧！女兒深深地懷念你們！党和人民永遠懷念你們！”
如今，“秋之白華”的女兒已是94歲的老人了。剛離休時，她曾專門學過畫畫、鋼琴、書法，後來因為忙於尋訪有關父親生平活動的知情人、搜集整理有關材料，又將這些愛好放棄了。近些年來，瞿獨伊參與編著過《憶秋白》《回憶楊之華》等書。每年她還經常邀請過去在莫斯科國際兒童院的老同學聚會，大家用俄語交談敘舊。有時還邀請過去在新疆國民黨監獄的難友聚會。
2011年，中央宣傳部等十一個部門，為緬懷創立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先驅、謳歌為中華民族做出不朽貢獻的傑出共產黨員，在全國開展“雙百”人物中的共產黨員評選活動。瞿秋白被評為感動中國的優秀人物，而且排在第一位。瞿獨伊對此很是感動和欣慰，她深感：歷史終究須由人民公正評論，從此她的“好爸爸”作為“雙百”感動中國人物被載入了共和國的光榮史冊，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過去種種猜測、懷疑、污蔑，由此休矣！長期受盡冤屈的瞿秋白、楊之華，在九泉之下可以閉目長眠，寬心安息了。
本欄目主編：伍斌 本文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文/王建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