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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紅的《朗讀者》們,能不能帶我們回歸人文傳統

《見字如面》現場, 張國立讀左權寫給劉志蘭的信

96歲翻譯家許淵沖做客《朗讀者》圈粉無數

王小波在與李銀河的一封書信中寫道:“人世間有一種庸俗勢力的大合唱, 誰一旦對它屈服, 就永遠沉淪了。 “這封信被拿到《見字如面》上, 由何冰演繹出來, 在網上傳開了。 節目“拆信人”, 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這樣解讀:“這個‘庸俗勢力的大合唱’可能是文化的、可能是金錢的, 可能是買房子,

也可能是綜藝節目。 “

自2013年《爸爸去哪兒》後, 綜藝節目陷入了“大合唱”式的喧囂。 跟風興起的明星競技類真人秀充斥螢屏, 拼資本、拼咖位元、拼話題, 結果是同質化嚴重, 原創力匱乏。 最近, 這樣的局面似乎有了扭轉的跡象, 綜藝“清流”接二連三地刷了屏。 先是《見字如面》, 曹禺和黃永玉之間肝膽相照的書信往來, 經由張國立和王耀慶的演繹, 引發朋友圈的轉發熱潮。 緊接著是霸屏春節長假的《中國詩詞大會》, 17歲女中學生武亦姝博聞強識, 引發多輪討論。 隨後, 央視主播董卿從《詩詞大會》走進《朗讀者》, 邀名流讀書, 把96歲的翻譯家許淵沖推上網路熱搜。 一時間, 原本被邊緣化的綜藝類型, 風頭甚至蓋過明星紮堆的真人秀。
二十年前, 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呂新雨去臺灣地區訪問,

發現那裡的綜藝節目非常糟糕, 靠不斷挑戰社會底線來賺取收視率。 “當時就覺得大陸的媒體改革不能走這個路。 結果, 我們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她看來, 綜藝節目的唯市場化, 以及由此導致的低俗化, 不僅與大學、學術界、知識份子所代表的人文傳統日益分離, 與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也產生了無法彌補的斷裂。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 回歸是大勢所趨:“這三檔節目是應運而生, 它回歸了社會主流價值觀, 這個主流價值觀包含了對人的命運的關注, 不管是不是名人, 都被放在了普通人的位置上。 ”

文學是所有藝術的根

“清流”綜藝的出現被視為對過去電視節目純娛樂傾向的一種反抗,

而在《見字如面》的總導演關正文看來, 所有的精神產品都有娛樂屬性, 只不過, 一種是感官層級的快樂, 另一種則是精神層面的愉悅:“如果說人在感官層面上的快樂有點像肌膚之親, 那麼人在精神上的快樂就像愛情。 精神生活所帶來的愉悅, 遠遠超過感官的淺層快樂, 能給觀眾帶來更大的滿足。 ”

因此, 節目剛起步, 關正文就篤定它能在市場上找到自己的觀眾。 他認為, 所謂大資料劃出了傳播的舒適區, 不但限定了產品的樣式, 也描繪了互聯網受眾的樣貌, 數億人都被“沒文化”了。 他把節目方案帶到騰訊, 所有人都說好, 但也避免不了對大眾化前景的擔心。 在沒有廣告商贊助的情況下, 《見字如面》“裸奔”上線。 但事實證明:“市場是個好東西。

”第一期合集視頻網站點擊量已經突破了4000萬。 一夜之間, 人們都在談論它。

熟悉關正文此前的經歷, 就不難理解他為什麼執意將《見字如面》帶到觀眾面前。 他曾是《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中國成語大會》的原創著作權人和總導演, 這些項目幾乎都是同期競品中的異數。 在跨入電視行業之前, 八十年代初, 中國文學最活躍的時期, 關正文在作家協會當編輯, 參與出版了北島、舒婷、顧城的詩選, 阿來的小說《塵埃落定》等文學作品。 他告訴第一財經:“我分別經歷了文學和電視最繁榮的時代, 文學是所有藝術的根, 離不開。 ”

何冰與林更新登臺《見字如面》

3月16日的那一期《見字如面》選了顧城的書信:四封他與妻子謝燁的情書,一封是他的遺書,節目安排王耀慶先讀遺書,再由徐濤和蔣勤勤演繹情書。這樣的安排出自關正文:“從故事的終點走向起點,是想告訴人們,雖然它有一個慘痛的結局,但也有一個最美好的開始。”

1993年10月8日,紐西蘭北部的激流島,詩人顧城用斧頭砍傷妻子謝燁,而後自縊於一棵大樹之下。作為朦朧詩的代表人物之一,顧城是文學史繞不開的名字,而悲劇的終結,因其撲朔迷離的過程,有了各式各樣的揣測。“沒有人會忽略他詩歌的美感,也沒有人能夠寬容他後來的行為,但是我覺得,八卦的有效期已經過去了,我們能做的是,如何接近一個更真實的人,從他的生命歷程中得到一些啟示。”

關正文和顧城、謝燁曾是交往密切的朋友,節目錄製現場,57歲的他忍不住唏噓落淚:“那天我在家裡看見顧城送給我的畫,這麼多年過去,忽然想起,物是人非,非常難過,非常想念。”

這幾封信對於關正文而言意義特殊,但選擇它們的標準和其他信件並無二致:“具有公共傳播價值,值得被更多人讀到,並且直指人心”。 歷時一年多,節目組遍訪博物館、檔案館、資料館,邀收藏家、文化名人提供書信的來源,從上萬封信件中,精選出一百封,分別交予歸亞蕾、張國立、何冰、王耀慶等八位讀信人。紙上文字經由聲音的演繹,重塑了生命。這些戲骨撐起《見字如面》的金字招牌,靠的是打磨多年的臺詞功底和演繹能力,而非人氣或是顏值。

一個人、一張桌子、一封信、一段往事。觀眾跟隨讀信人,穿越到鮮為人知的歷史瞬間,感知時代洪流中的悲歡離合。正如黃永玉寫給曹禺的信中寫道的:“人到底太少接觸純真的感情了”。書信因其文體的日常化與私密性,天然具備這樣的真誠。在秦軍將士黑夫的家書中,抗日將領左權的絕筆中,讀到的是赤子之心與家國情懷;陳寅恪與傅斯年,郁達夫與沈從文的來信裡,閃耀著的是知識份子的良心與品格;徐志摩與陸小曼,馮亦代與黃宗英的情書,字裡行間是愛侶間的情真意切。寫信的人,或是讀信的人,無論是否名人,都摘去光環,還原為一個普通人。人們得以從那些歷史的塵埃中,讀懂人心,也看清自己。

一前一後相繼推出的《見字如面》和《朗讀者》常被拿來一起討論,在關正文看來,這是兩檔風格迥異的節目:“各有各的興趣,各有各的觀眾,各有各的資源,差別非常大。但多樣性的生態中是沒有高下之分的。”他肯定了“對手”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一條街上只有一個飯館,這個飯館非餓死不可。如果這條街是飯館一條街,那就最好了,大家都能活下來。”

關正文向第一財經透露,《見字如面》第二季已在籌備之中。除此之外,他們將很快推出一檔全新形態的讀書節目,這個想法已經在他心中盤旋了很久,聽上去他對這檔正在孵化中的節目相當自信:“當初困擾我的核心問題已經徹底解決了。”

“給走夜道兒的人照個亮兒”

即使背靠央視,《朗讀者》找投資也並非像外界想的那麼一帆風順,過去一年,製作人董卿帶著《朗讀者》的理念參加了多次面向廣告商的節目推介會,並沒有引起太多人的關注,遲遲沒有動靜。直到今年1月才找到了贊助商,緊鑼密鼓地錄製播出,

即使背靠央視,《朗讀者》找投資也並不順利

《朗讀者》的舞美請到了世界一流的團隊,鐵凝、王蒙、余秋雨和馮驥才是文學顧問,幕後班底著實強大。節目嘉賓大多是也是名流,偶爾也會有素人參與。最新一期請到的演員王學圻,作家劉震雲,京劇名角王珮瑜,天才棋手柯潔,作曲家許鏡清,航太英雄楊利偉。每一位都是響噹噹的人物。節目中,王珮瑜用京劇韻白朗誦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舉手投足盡是瀟灑。加之董卿嫺熟的控場能力和主持技巧,一檔節目下來行雲流水,自然流暢,常有動人處,惹人淚下。

耐人尋味的是,《見字如面》和《朗讀者》最初都在豆瓣網上獲得了9.4的高分,隨著節目的推進,它們的評分都有不同程度地下降。關於《見字如面》,批評聲集中在主持人和女嘉賓身上,或是對一些讀信人的演繹感到失望:“浮誇”、“戲過了”,為了讓節目顯得更通俗,關正文把文言文的書信翻成白話文,不少觀眾卻希望原文照搬。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副教授吳暢暢一直追看這兩檔綜藝節目,他對於《見字如面》的直觀感受是太過“精緻”,門檻高,其中一些民國書信讓他聯想到許鞍華的《黃金時代》:“這種風格特別對某些人的趣味,但不會是大眾的文化趣味。電視是一個大眾文化,講究形象大過於講究聲音,視覺文化不太利於傳遞很深刻的思想。”

帶著文學訴求來看節目的觀眾也感到困惑。他們發現,在這檔以朗讀為名的節目中,故事成了主角,閱讀則是點綴。有豆瓣網友統計,節目中真正用於嘉賓朗讀的時間僅為節目總長度的四分之一,其餘皆為情感對話:”這不是朗讀版《藝術人生》或者《感動中國》嗎?“

四川大學錦城學院文學與傳播系副教授康斌看了幾期《朗讀者》,也幾度被嘉賓們的故事所打動,尤其是許淵沖老先生讀林徽因的詩那一段,紅了眼眶。然而,他並不認為這是一檔讀書節目:“它像什麼呢?因為要表達某種情感,所以要選擇相應的作品來配合它。它的目的不在於引領閱讀,而在於精神撫慰或者情感宣洩。他為主流文化的傳播提供了很好的樣板,把慈悲、感恩、愛、責任感等美好品質,用一種比較委婉的方式表現了出來。”

《朗讀者》中,與親情相關的故事分享或是朗讀選段,往往能瞬間擊中觀眾的淚腺。當世界小姐張梓琳為女兒讀《願你慢慢長大》,自然流露的母愛美好而真摯:“願你有好運氣,如果沒有,願你在不幸中學會慈悲,願你被很多人愛,如果沒有,願你在寂寞中學會寬容。”作家麥家講述父子三代人之間隔閡與疏離,讓人們看到了一個普通的父親,如何包容和試圖接近青春期叛逆的兒子:“到此為止,我不想你,也希望你別想家。如果實在想了,就讀本書吧。”徐靜蕾讀史鐵生的《奶奶的星星》,講人世間最溫暖最遙遠的守護:“人死了,就變成一個星星。給走夜道兒的人照個亮兒。”

吳暢暢印象最深的是鄭淵潔與86歲的父親鄭洪升一同朗讀童話故事《父與子》。他認為,朗讀以知為名,最重要的還是情感,它能夠呼應中國社會各個階層中,因為不同的教育,不同的出身所導致的不同的情感結構。在他看來,當下是高度流動的社會,利用空間的距離感,打“親情牌”尤其能夠成為高效的動員方式。“電視的煽情是一種有力的吸引觀眾的手段,但是用多了也會麻木,觀眾繼而產生免疫力,就會轉移。”

在明星天價薪酬橫行、進口綜藝模式引進受限的環境,《朗讀者》、《見字如面》的出現提供了一種新鮮而不失態度的綜藝形式,儘管有諸多瑕疵,因其對人文精神的訴求,誕生之初就被人們寄予改善國民閱讀生態的厚望。此前,有評論者斷言,我國國民疲於奔命,為物質殫精竭慮,根本無暇顧及所謂的閱讀生活。在呂新雨看來,情況恰恰相反,正因為太疲於奔命了,精神層面的缺失已經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你看到社會中,大量的精神問題,大量的抑鬱症,高自殺率、校園暴力,這個背後恰恰是這個社會對意義的饑渴。”讀書本身是一個尋求意義的過程,大眾傳媒中,尋求意義的過程變成節目來討論、來引領,而不是簡單給出答案。她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尋求意義的歷程,我們通過分享對意義的追尋,分享心靈的困惑、人生的艱難困苦,使得意義的追求變成一個尋求對話、尋求共識的過程。這就是有意義的。”

專訪呂新雨:回歸平實,回歸健康的市場

第一財經:您怎樣看待《中國詩詞大會》、《朗讀者》、《見字如面》這些文化類節目的走紅?

呂新雨:首先,這標誌著中國綜藝類節目的風頭終於開始轉向了。它們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現象級,是逆勢回歸的新現象,是好事。其實,綜藝節目在原有的市場邏輯下早已經窮途末路,由於把收視率都壓在明星身上,對明星的搶拼導致綜藝節目的成本不斷地攀升,攀升到令人咋舌的程度。少數“顏值”明星從綜藝節目中獲得的巨額收入既嚴重違背社會公正,扭曲社會價值,形成勞動價值嚴重的不對稱,也使自己成為被消費的對象。這個惡性市場化模式其實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無以為繼的程度。物極必反,這與國家文化政策的轉向也有關係,現在是觸底反彈。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它們是值得關注的。

綜藝節目的唯市場化,以及由此導致的低俗化,不僅與大學、學術界、知識份子所代表的人文傳統日益分離,與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也產生了無法彌補的斷裂。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回歸是大勢所趨。節目對人的情感與人文的結合、對傳統和歷史的重新闡釋,都做得不錯,耳目一新,雖然並不完美。但節目回到了對社會價值觀的重建上,就是一種撥亂反正。

回歸到電視媒體最樸素的意義,大眾傳媒的原點,即作為社會交往和溝通的功能。不再是才藝、唱歌之類旨在形式上耍花樣,不走心,不走腦,依靠所謂IP、粉絲的非理性消費,而是回到語言的交流上。用朗讀的方式去閱讀,回到文字,回到文學,回到書籍,回到中國人的詩歌傳統,也就是用中國人最普通、最本真、最傳統的方式去溝通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歷史,這樣的溝通本來應該是大眾傳媒承擔的責任。這些在過去綜藝節目裡,已經嚴重缺失了,而且大家對這種缺失不以為怪,習以為常。在去年電視業斷崖式下跌之後,電視只有迎合年輕人才能贏得市場的神話也破滅了。電視通過閱讀的方式回歸傳統、回歸人文、回歸社會的知識積累和主流價值觀,既是突圍,也是物極必反。在省級衛視大戰中被動挨打的央視,現在終於開始摸索著找到自己的位置了。而《見字如面》來自被視為三線衛視的黑龍江電視臺的小成本製作,也意味著新的洗牌,以及新的可能。大勢已變。

第一財經:同樣是人與人的溝通,它們與《感動中國》、《藝術人生》這樣的節目有什麼區別?

呂新雨:以前的那種為感動而感動,容易走向偏執和形式主義,走向窺視和獵奇,走向對明星和權力的崇拜,以及對資本的追捧。現在這些節目返璞歸真,不管你是不是明星,都要回到最本真的人的感情,回到“低”位置,這個位置是可以和社會平等交流的。這個過程中,以人文素養為評判標準,而不是以既有的社會地位為評判標準。明顯也要通過自己的講述讓大家重新認識你,這種講述不再是獵奇式,或炫耀性,而需要在公眾面前去展示人文素養,讓人文素養形成社會共識的基礎。

第一財經:這些節目在觀眾層面也產生了良好的反響,是否意味著他們的誕生順應了觀眾的某種精神需求呢?

呂新雨:這就涉及如何去理解市場。我們被市場的怪圈所挾裹,所有人都陷入其中無法自拔。在贏者通吃的市場邏輯下,省級衛視為了爭奪頭籌,互相血拼。做現象級娛樂節目是死,不做,更是死。現在這些節目回歸平實,重新尋找觀眾的訴求,恰恰是回歸了健康的市場。它證明這個社會並非不需要好的節目,不需要溫暖人心的、有人文素質的節目,而是我們自己製造了惡質的市場,卻以為只有這樣才叫市場。就像總有人把迎合低級趣味的軟色情、非理性叫做人性,我們往往把那種東西叫做市場。人除了有肉體的生理性,還有精神性,有對意義的需要,這本來不是問題,但是在綜藝節目的血拼中,卻成了問題。除了消費主義的價值觀,什麼都不剩,一個社會如何能夠長久容忍主流媒體這種現象?起碼,這些節目的出現,表明健康的市場是可能的,也是值得追求的。滿足人民不斷增加的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才是正途。

第一財經:電視綜藝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引領觀眾走向閱讀生活呢?

以前的明星節目從來沒有往讀書這個層面上走。現在這些節目在重新界定名人,不管是什麼樣的名人,把名人和書做一個建構,起碼對整個社會的讀書風氣和思考,或者是閱讀風氣的形成是有好處的。節目不再走向小鮮肉,不再靠顏值,不再是一種表面的東西,而在於你的人生經歷,作為一個有深度的存在的人,你的閱讀和表達。從這個角度來講,起碼對明星類節目風氣的改變是有好處的,對明星來講也有好處,不再是消耗性地消費明星,對明星也是一種尊重。

何冰與林更新登臺《見字如面》

3月16日的那一期《見字如面》選了顧城的書信:四封他與妻子謝燁的情書,一封是他的遺書,節目安排王耀慶先讀遺書,再由徐濤和蔣勤勤演繹情書。這樣的安排出自關正文:“從故事的終點走向起點,是想告訴人們,雖然它有一個慘痛的結局,但也有一個最美好的開始。”

1993年10月8日,紐西蘭北部的激流島,詩人顧城用斧頭砍傷妻子謝燁,而後自縊於一棵大樹之下。作為朦朧詩的代表人物之一,顧城是文學史繞不開的名字,而悲劇的終結,因其撲朔迷離的過程,有了各式各樣的揣測。“沒有人會忽略他詩歌的美感,也沒有人能夠寬容他後來的行為,但是我覺得,八卦的有效期已經過去了,我們能做的是,如何接近一個更真實的人,從他的生命歷程中得到一些啟示。”

關正文和顧城、謝燁曾是交往密切的朋友,節目錄製現場,57歲的他忍不住唏噓落淚:“那天我在家裡看見顧城送給我的畫,這麼多年過去,忽然想起,物是人非,非常難過,非常想念。”

這幾封信對於關正文而言意義特殊,但選擇它們的標準和其他信件並無二致:“具有公共傳播價值,值得被更多人讀到,並且直指人心”。 歷時一年多,節目組遍訪博物館、檔案館、資料館,邀收藏家、文化名人提供書信的來源,從上萬封信件中,精選出一百封,分別交予歸亞蕾、張國立、何冰、王耀慶等八位讀信人。紙上文字經由聲音的演繹,重塑了生命。這些戲骨撐起《見字如面》的金字招牌,靠的是打磨多年的臺詞功底和演繹能力,而非人氣或是顏值。

一個人、一張桌子、一封信、一段往事。觀眾跟隨讀信人,穿越到鮮為人知的歷史瞬間,感知時代洪流中的悲歡離合。正如黃永玉寫給曹禺的信中寫道的:“人到底太少接觸純真的感情了”。書信因其文體的日常化與私密性,天然具備這樣的真誠。在秦軍將士黑夫的家書中,抗日將領左權的絕筆中,讀到的是赤子之心與家國情懷;陳寅恪與傅斯年,郁達夫與沈從文的來信裡,閃耀著的是知識份子的良心與品格;徐志摩與陸小曼,馮亦代與黃宗英的情書,字裡行間是愛侶間的情真意切。寫信的人,或是讀信的人,無論是否名人,都摘去光環,還原為一個普通人。人們得以從那些歷史的塵埃中,讀懂人心,也看清自己。

一前一後相繼推出的《見字如面》和《朗讀者》常被拿來一起討論,在關正文看來,這是兩檔風格迥異的節目:“各有各的興趣,各有各的觀眾,各有各的資源,差別非常大。但多樣性的生態中是沒有高下之分的。”他肯定了“對手”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一條街上只有一個飯館,這個飯館非餓死不可。如果這條街是飯館一條街,那就最好了,大家都能活下來。”

關正文向第一財經透露,《見字如面》第二季已在籌備之中。除此之外,他們將很快推出一檔全新形態的讀書節目,這個想法已經在他心中盤旋了很久,聽上去他對這檔正在孵化中的節目相當自信:“當初困擾我的核心問題已經徹底解決了。”

“給走夜道兒的人照個亮兒”

即使背靠央視,《朗讀者》找投資也並非像外界想的那麼一帆風順,過去一年,製作人董卿帶著《朗讀者》的理念參加了多次面向廣告商的節目推介會,並沒有引起太多人的關注,遲遲沒有動靜。直到今年1月才找到了贊助商,緊鑼密鼓地錄製播出,

即使背靠央視,《朗讀者》找投資也並不順利

《朗讀者》的舞美請到了世界一流的團隊,鐵凝、王蒙、余秋雨和馮驥才是文學顧問,幕後班底著實強大。節目嘉賓大多是也是名流,偶爾也會有素人參與。最新一期請到的演員王學圻,作家劉震雲,京劇名角王珮瑜,天才棋手柯潔,作曲家許鏡清,航太英雄楊利偉。每一位都是響噹噹的人物。節目中,王珮瑜用京劇韻白朗誦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舉手投足盡是瀟灑。加之董卿嫺熟的控場能力和主持技巧,一檔節目下來行雲流水,自然流暢,常有動人處,惹人淚下。

耐人尋味的是,《見字如面》和《朗讀者》最初都在豆瓣網上獲得了9.4的高分,隨著節目的推進,它們的評分都有不同程度地下降。關於《見字如面》,批評聲集中在主持人和女嘉賓身上,或是對一些讀信人的演繹感到失望:“浮誇”、“戲過了”,為了讓節目顯得更通俗,關正文把文言文的書信翻成白話文,不少觀眾卻希望原文照搬。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副教授吳暢暢一直追看這兩檔綜藝節目,他對於《見字如面》的直觀感受是太過“精緻”,門檻高,其中一些民國書信讓他聯想到許鞍華的《黃金時代》:“這種風格特別對某些人的趣味,但不會是大眾的文化趣味。電視是一個大眾文化,講究形象大過於講究聲音,視覺文化不太利於傳遞很深刻的思想。”

帶著文學訴求來看節目的觀眾也感到困惑。他們發現,在這檔以朗讀為名的節目中,故事成了主角,閱讀則是點綴。有豆瓣網友統計,節目中真正用於嘉賓朗讀的時間僅為節目總長度的四分之一,其餘皆為情感對話:”這不是朗讀版《藝術人生》或者《感動中國》嗎?“

四川大學錦城學院文學與傳播系副教授康斌看了幾期《朗讀者》,也幾度被嘉賓們的故事所打動,尤其是許淵沖老先生讀林徽因的詩那一段,紅了眼眶。然而,他並不認為這是一檔讀書節目:“它像什麼呢?因為要表達某種情感,所以要選擇相應的作品來配合它。它的目的不在於引領閱讀,而在於精神撫慰或者情感宣洩。他為主流文化的傳播提供了很好的樣板,把慈悲、感恩、愛、責任感等美好品質,用一種比較委婉的方式表現了出來。”

《朗讀者》中,與親情相關的故事分享或是朗讀選段,往往能瞬間擊中觀眾的淚腺。當世界小姐張梓琳為女兒讀《願你慢慢長大》,自然流露的母愛美好而真摯:“願你有好運氣,如果沒有,願你在不幸中學會慈悲,願你被很多人愛,如果沒有,願你在寂寞中學會寬容。”作家麥家講述父子三代人之間隔閡與疏離,讓人們看到了一個普通的父親,如何包容和試圖接近青春期叛逆的兒子:“到此為止,我不想你,也希望你別想家。如果實在想了,就讀本書吧。”徐靜蕾讀史鐵生的《奶奶的星星》,講人世間最溫暖最遙遠的守護:“人死了,就變成一個星星。給走夜道兒的人照個亮兒。”

吳暢暢印象最深的是鄭淵潔與86歲的父親鄭洪升一同朗讀童話故事《父與子》。他認為,朗讀以知為名,最重要的還是情感,它能夠呼應中國社會各個階層中,因為不同的教育,不同的出身所導致的不同的情感結構。在他看來,當下是高度流動的社會,利用空間的距離感,打“親情牌”尤其能夠成為高效的動員方式。“電視的煽情是一種有力的吸引觀眾的手段,但是用多了也會麻木,觀眾繼而產生免疫力,就會轉移。”

在明星天價薪酬橫行、進口綜藝模式引進受限的環境,《朗讀者》、《見字如面》的出現提供了一種新鮮而不失態度的綜藝形式,儘管有諸多瑕疵,因其對人文精神的訴求,誕生之初就被人們寄予改善國民閱讀生態的厚望。此前,有評論者斷言,我國國民疲於奔命,為物質殫精竭慮,根本無暇顧及所謂的閱讀生活。在呂新雨看來,情況恰恰相反,正因為太疲於奔命了,精神層面的缺失已經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你看到社會中,大量的精神問題,大量的抑鬱症,高自殺率、校園暴力,這個背後恰恰是這個社會對意義的饑渴。”讀書本身是一個尋求意義的過程,大眾傳媒中,尋求意義的過程變成節目來討論、來引領,而不是簡單給出答案。她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尋求意義的歷程,我們通過分享對意義的追尋,分享心靈的困惑、人生的艱難困苦,使得意義的追求變成一個尋求對話、尋求共識的過程。這就是有意義的。”

專訪呂新雨:回歸平實,回歸健康的市場

第一財經:您怎樣看待《中國詩詞大會》、《朗讀者》、《見字如面》這些文化類節目的走紅?

呂新雨:首先,這標誌著中國綜藝類節目的風頭終於開始轉向了。它們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現象級,是逆勢回歸的新現象,是好事。其實,綜藝節目在原有的市場邏輯下早已經窮途末路,由於把收視率都壓在明星身上,對明星的搶拼導致綜藝節目的成本不斷地攀升,攀升到令人咋舌的程度。少數“顏值”明星從綜藝節目中獲得的巨額收入既嚴重違背社會公正,扭曲社會價值,形成勞動價值嚴重的不對稱,也使自己成為被消費的對象。這個惡性市場化模式其實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無以為繼的程度。物極必反,這與國家文化政策的轉向也有關係,現在是觸底反彈。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它們是值得關注的。

綜藝節目的唯市場化,以及由此導致的低俗化,不僅與大學、學術界、知識份子所代表的人文傳統日益分離,與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也產生了無法彌補的斷裂。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回歸是大勢所趨。節目對人的情感與人文的結合、對傳統和歷史的重新闡釋,都做得不錯,耳目一新,雖然並不完美。但節目回到了對社會價值觀的重建上,就是一種撥亂反正。

回歸到電視媒體最樸素的意義,大眾傳媒的原點,即作為社會交往和溝通的功能。不再是才藝、唱歌之類旨在形式上耍花樣,不走心,不走腦,依靠所謂IP、粉絲的非理性消費,而是回到語言的交流上。用朗讀的方式去閱讀,回到文字,回到文學,回到書籍,回到中國人的詩歌傳統,也就是用中國人最普通、最本真、最傳統的方式去溝通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歷史,這樣的溝通本來應該是大眾傳媒承擔的責任。這些在過去綜藝節目裡,已經嚴重缺失了,而且大家對這種缺失不以為怪,習以為常。在去年電視業斷崖式下跌之後,電視只有迎合年輕人才能贏得市場的神話也破滅了。電視通過閱讀的方式回歸傳統、回歸人文、回歸社會的知識積累和主流價值觀,既是突圍,也是物極必反。在省級衛視大戰中被動挨打的央視,現在終於開始摸索著找到自己的位置了。而《見字如面》來自被視為三線衛視的黑龍江電視臺的小成本製作,也意味著新的洗牌,以及新的可能。大勢已變。

第一財經:同樣是人與人的溝通,它們與《感動中國》、《藝術人生》這樣的節目有什麼區別?

呂新雨:以前的那種為感動而感動,容易走向偏執和形式主義,走向窺視和獵奇,走向對明星和權力的崇拜,以及對資本的追捧。現在這些節目返璞歸真,不管你是不是明星,都要回到最本真的人的感情,回到“低”位置,這個位置是可以和社會平等交流的。這個過程中,以人文素養為評判標準,而不是以既有的社會地位為評判標準。明顯也要通過自己的講述讓大家重新認識你,這種講述不再是獵奇式,或炫耀性,而需要在公眾面前去展示人文素養,讓人文素養形成社會共識的基礎。

第一財經:這些節目在觀眾層面也產生了良好的反響,是否意味著他們的誕生順應了觀眾的某種精神需求呢?

呂新雨:這就涉及如何去理解市場。我們被市場的怪圈所挾裹,所有人都陷入其中無法自拔。在贏者通吃的市場邏輯下,省級衛視為了爭奪頭籌,互相血拼。做現象級娛樂節目是死,不做,更是死。現在這些節目回歸平實,重新尋找觀眾的訴求,恰恰是回歸了健康的市場。它證明這個社會並非不需要好的節目,不需要溫暖人心的、有人文素質的節目,而是我們自己製造了惡質的市場,卻以為只有這樣才叫市場。就像總有人把迎合低級趣味的軟色情、非理性叫做人性,我們往往把那種東西叫做市場。人除了有肉體的生理性,還有精神性,有對意義的需要,這本來不是問題,但是在綜藝節目的血拼中,卻成了問題。除了消費主義的價值觀,什麼都不剩,一個社會如何能夠長久容忍主流媒體這種現象?起碼,這些節目的出現,表明健康的市場是可能的,也是值得追求的。滿足人民不斷增加的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才是正途。

第一財經:電視綜藝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引領觀眾走向閱讀生活呢?

以前的明星節目從來沒有往讀書這個層面上走。現在這些節目在重新界定名人,不管是什麼樣的名人,把名人和書做一個建構,起碼對整個社會的讀書風氣和思考,或者是閱讀風氣的形成是有好處的。節目不再走向小鮮肉,不再靠顏值,不再是一種表面的東西,而在於你的人生經歷,作為一個有深度的存在的人,你的閱讀和表達。從這個角度來講,起碼對明星類節目風氣的改變是有好處的,對明星來講也有好處,不再是消耗性地消費明星,對明星也是一種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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