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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牛津大學的一次血光之災,城鎮與學袍之爭,誰是贏家?

文|艾栗斯

1355年2月, 英國牛津一帶的氣溫照舊乍暖還寒, 10號這天晚上, 冰冷的街道上卻突然出現了2000多名舉著火把、打著黑棋的人。 從這群人憤怒的口音聽來, 他們中有牛津本地市民, 也有來自考利、黑德頓、新科西等周邊村莊的鄉下人。 烏合之眾們在城裡四處尋嗅毆打學生、燒毀書籍、大開殺戮, 目標只有一個:摧毀牛津大學。

牛津城與牛津大學, 本是一對冤家。 中世紀素有 “城市與學袍之爭”(即大學與所在城市的衝突), 但在牛津這裡達到了沸點。

雖然今天牛津大學名聲遠大於牛津, 但當然是先有的牛津才來的牛津大學。 從那晚起時間往前倒撥443年, 牛津城已經成為英格蘭的一處要地。 “Oxford”一詞源自薩克森時代, 意為“拉牛車可淌過的淺灘”, 得名來自該城位於泰晤士河與柴威爾河的交匯。 這裡確實是淺灘, 更是西去倫敦的必經之地、英國南部的商業重鎮、英國最早興起的城市之一、手工業者和商人安居樂業的家園。

直到1167年。

1167年是英格蘭與法蘭西戰爭之際, 劍拔弩張之下, 英王亨利二世把寄讀在巴黎大學的英國學者們悉數召回, 在牛津給他們找了一塊地盤, 牛津正式迎來了他們的牛津大學。 在此之前,

英國師生都是漂洋過海去往以法國為首的歐陸國家求學, 這次終於有了自己的大學, 英國各地求知若渴的年輕人紛紛前來就讀。 到了12世紀末牛津大學已初具規模, 成為英語國家中最古老的大學。 對於英格蘭來說, 這是一件值得慶賀與驕傲的文化里程碑, 而對於牛津市民來說, 則意味著他們寧靜的生活被完全侵入。

英格蘭人、蘇格蘭人、愛爾蘭人、威爾士人以及尼德蘭人……來自不同的地區和民族的大學師生, 浩浩蕩蕩有大幾千人, 吃住活動都在落腳的城市裡。 不同的文化、語言和風俗差異, 使得雙方互相看不順眼:在市民眼中大學師生是陌生的外幫人, 製造不安定的分子;而在大學師生眼裡他們是善於欺詐的商人, 難以溝通的野蠻人。 圍繞著“亂漲租金、開賣假酒、偷雞摸狗、行為不端”這些瑣事, 雙方罵罵咧咧, 打打鬧鬧的摩擦總是接連不斷。

其實中世紀的大學生自己也相當野蠻, 遠離了父母管教的年輕人思想活躍、生活不羈、經常在市民開設的酒館中喝酒鬧事。 在牛津城裡“城鎮與學袍之爭”最激烈的兩次衝突中, 最初的挑事者也是這些不省心的學生。

一次是1209年, 也是牛津大學有了正式校長以後的第八年, 牛津大學的一名學生在練箭時誤殺了一名當地婦女。 之前只是打架, 而這次是殺人, 已經是很嚴重的行為, 結果這個熊孩子竟然攜帶著犯罪弓箭逃跑了!逃跑了!

憤怒的牛津市長和市民自然不能咽下這口氣,他們沖進學校對學生宿舍進行翻家式的大搜捕。雖然主犯逃了,但他們抓住了與該生平時的好友以及室友,其中兩名年輕人在市司法的審判下被處以死刑。

牛津市民鋪天蓋地的憎恨讓師生如坐針氈,他們卷起鋪蓋一路逃到了劍橋等地才停頓下來,由此英國多了一所劍橋大學,成為今天的“牛劍”雙雄之一。

但在當時,英王亨利三世卻認為這場被迫的遷徙簡直是災難。在牛津的師生代表哭哭啼啼在他面前控訴牛津市民的暴行時,英王護犢子的心情簡直爆表!他當即以國王之面請求羅馬教皇英諾森三世親自調停此事,無論如何要給一個“公正”的說法,並好言好語把師生請回牛津。為了補足牛津師生的顏面,羅馬教皇要求參事的市民“赤足走到遇害者墓地補贖罪過”;英王給予師生在牛津市租房子租金不漲、免稅的特權;1213年教皇更是頒佈了一張特許狀,賦予牛津大學師生享有與教會一樣的獨立審判權——也就是說牛津的熊孩子再有犯事的,也只能接受牛津大學自己的審判,牛津市司法無權置喙。在教會和國王的雙重庇護下,牛津大學儼然成為牛津市的“國中國”。

但是怨恨這種東西越是壓制、越只會以更激烈的方式爆發。1348年黑死病襲來牛津時,大批本地市民倒下,“外地人”大學師生卻可以緊急停課四處避難,更激起市民的嫉恨。可惜傲嬌的牛津師生壓根沒有收斂,所謂不作死就不會死, 1355年2月,牛津的幾名學生在市里的斯文德爾斯托克酒店喝酒,喝到醉醺醺時抱怨葡萄酒摻假,並肆意將拳頭砸在店主溫特的頭臉上。

長久以來憤怒的火焰就此點著,伴隨著溫特的朋友敲響的聖馬丁教堂的警鐘,市民們捏起拳頭包圍了酒館的惹是生非者,在把他們當成人肉沙袋狂毆一頓後,怒火仍遠遠沒有平息。全副武裝的市民加上他們雇傭的周邊農民,近2000多人帶著弓箭和其他武器沖進了牛津的校園。學生和市民之間展開了一場血肉橫飛的殊死搏鬥,牛津市被咒駡和擊破聲、年輕的求救聲、火焰的吞噬聲淹沒。牛津市的執政官甚至親自參與指揮戰鬥,出面維持秩序的牛津大學校長被流箭射中,整個牛津大學死傷62人。

這是牛津大學建校以來遭受最嚴重的血光之災,也是他們由此獲得最多特權的機會。其中大學師生抱著英王愛德華三世大腿哭訴請求作主的橋段已無需贅述,威脅“傷心的牛津師生將徹底離開牛津乃至英國”的伎倆也不用多提;總之愛德華三世對此次惡性事件予以高度重視,將牛津市長撤職,委以執行官投入調查,宣佈對牛津大學的師生予以“王室級別”,對,是“王室級別”的保護,更狠的是一口氣罰了牛津市一筆巨額罰金——這筆罰金分為五百年償還。此後每年聖修士節那天,牛津市長都必須領著六十二名市民前去牛津大學,為衝突中死難的六十二名學生哀悼致歉。

基於對啤酒品質的質疑引起的這次血的衝突,牛津大學從王室那裡獲得了牛津市麵包、啤酒品質和稱量方法的管理權。致辭牛津大學可以管理牛津城的商品品質、裁決交易爭端,甚至可以對整個牛津城市宣佈實行宵禁。“城鎮與學袍”之爭裡,學袍仗著“知識的(流氓)力量一步一步拓展特權,牛津大學終於在1355年戰勝了市政當局,控制了這所城市的行政大權。一直到1974年,牛津都活在牛津大學的陰影之下,成為牛津大學的“牛津”城。

牛津大學的趾高氣昂並非孤例,巴黎大學、博洛尼亞大學都有這樣的特權。在中世紀的大學在與城市的衝突中,學袍派們頻頻獲勝,特權在十三世紀時達到高峰。一旦裁決對大學不利,學生和老師就用腳投票,去為別處的精神文明建設添磚加瓦——反正中世紀的大學是輕資產,來去輕鬆想走就走。

吃了巴黎大學去造福牛津大學的虧,當大學與城市發生衝突時,國王和教會都一心站在大學的一邊進行拉攏:法國國王菲力浦四世、菲力浦六世、查理斯五世不但肯定了大學的特權,還設立了國王特權保護委員會,督促市長為所在城市師生做好服務保障。

不過隨著國王政治力量的加強與大學的趨於成熟,曾經國王傲教的“小女兒”開始失寵了。大學的建築和師生日益增多,學校更多依託於建築存在而非簡單的團體組織,再也不能肆意地想走就走;另一方面,王室和教會也難以忍受大學特權開始染指政治和教會事務,對他們還以顏色開始取消特權。1449年,法國國王查理七世取消了巴黎大學的稅務特權,大學放話要以罷課威脅,可是國王帶著全副武裝的軍隊在巴黎城裡走了一圈,巴黎大學立馬就收聲了。

結果這個熊孩子竟然攜帶著犯罪弓箭逃跑了!逃跑了!

憤怒的牛津市長和市民自然不能咽下這口氣,他們沖進學校對學生宿舍進行翻家式的大搜捕。雖然主犯逃了,但他們抓住了與該生平時的好友以及室友,其中兩名年輕人在市司法的審判下被處以死刑。

牛津市民鋪天蓋地的憎恨讓師生如坐針氈,他們卷起鋪蓋一路逃到了劍橋等地才停頓下來,由此英國多了一所劍橋大學,成為今天的“牛劍”雙雄之一。

但在當時,英王亨利三世卻認為這場被迫的遷徙簡直是災難。在牛津的師生代表哭哭啼啼在他面前控訴牛津市民的暴行時,英王護犢子的心情簡直爆表!他當即以國王之面請求羅馬教皇英諾森三世親自調停此事,無論如何要給一個“公正”的說法,並好言好語把師生請回牛津。為了補足牛津師生的顏面,羅馬教皇要求參事的市民“赤足走到遇害者墓地補贖罪過”;英王給予師生在牛津市租房子租金不漲、免稅的特權;1213年教皇更是頒佈了一張特許狀,賦予牛津大學師生享有與教會一樣的獨立審判權——也就是說牛津的熊孩子再有犯事的,也只能接受牛津大學自己的審判,牛津市司法無權置喙。在教會和國王的雙重庇護下,牛津大學儼然成為牛津市的“國中國”。

但是怨恨這種東西越是壓制、越只會以更激烈的方式爆發。1348年黑死病襲來牛津時,大批本地市民倒下,“外地人”大學師生卻可以緊急停課四處避難,更激起市民的嫉恨。可惜傲嬌的牛津師生壓根沒有收斂,所謂不作死就不會死, 1355年2月,牛津的幾名學生在市里的斯文德爾斯托克酒店喝酒,喝到醉醺醺時抱怨葡萄酒摻假,並肆意將拳頭砸在店主溫特的頭臉上。

長久以來憤怒的火焰就此點著,伴隨著溫特的朋友敲響的聖馬丁教堂的警鐘,市民們捏起拳頭包圍了酒館的惹是生非者,在把他們當成人肉沙袋狂毆一頓後,怒火仍遠遠沒有平息。全副武裝的市民加上他們雇傭的周邊農民,近2000多人帶著弓箭和其他武器沖進了牛津的校園。學生和市民之間展開了一場血肉橫飛的殊死搏鬥,牛津市被咒駡和擊破聲、年輕的求救聲、火焰的吞噬聲淹沒。牛津市的執政官甚至親自參與指揮戰鬥,出面維持秩序的牛津大學校長被流箭射中,整個牛津大學死傷62人。

這是牛津大學建校以來遭受最嚴重的血光之災,也是他們由此獲得最多特權的機會。其中大學師生抱著英王愛德華三世大腿哭訴請求作主的橋段已無需贅述,威脅“傷心的牛津師生將徹底離開牛津乃至英國”的伎倆也不用多提;總之愛德華三世對此次惡性事件予以高度重視,將牛津市長撤職,委以執行官投入調查,宣佈對牛津大學的師生予以“王室級別”,對,是“王室級別”的保護,更狠的是一口氣罰了牛津市一筆巨額罰金——這筆罰金分為五百年償還。此後每年聖修士節那天,牛津市長都必須領著六十二名市民前去牛津大學,為衝突中死難的六十二名學生哀悼致歉。

基於對啤酒品質的質疑引起的這次血的衝突,牛津大學從王室那裡獲得了牛津市麵包、啤酒品質和稱量方法的管理權。致辭牛津大學可以管理牛津城的商品品質、裁決交易爭端,甚至可以對整個牛津城市宣佈實行宵禁。“城鎮與學袍”之爭裡,學袍仗著“知識的(流氓)力量一步一步拓展特權,牛津大學終於在1355年戰勝了市政當局,控制了這所城市的行政大權。一直到1974年,牛津都活在牛津大學的陰影之下,成為牛津大學的“牛津”城。

牛津大學的趾高氣昂並非孤例,巴黎大學、博洛尼亞大學都有這樣的特權。在中世紀的大學在與城市的衝突中,學袍派們頻頻獲勝,特權在十三世紀時達到高峰。一旦裁決對大學不利,學生和老師就用腳投票,去為別處的精神文明建設添磚加瓦——反正中世紀的大學是輕資產,來去輕鬆想走就走。

吃了巴黎大學去造福牛津大學的虧,當大學與城市發生衝突時,國王和教會都一心站在大學的一邊進行拉攏:法國國王菲力浦四世、菲力浦六世、查理斯五世不但肯定了大學的特權,還設立了國王特權保護委員會,督促市長為所在城市師生做好服務保障。

不過隨著國王政治力量的加強與大學的趨於成熟,曾經國王傲教的“小女兒”開始失寵了。大學的建築和師生日益增多,學校更多依託於建築存在而非簡單的團體組織,再也不能肆意地想走就走;另一方面,王室和教會也難以忍受大學特權開始染指政治和教會事務,對他們還以顏色開始取消特權。1449年,法國國王查理七世取消了巴黎大學的稅務特權,大學放話要以罷課威脅,可是國王帶著全副武裝的軍隊在巴黎城裡走了一圈,巴黎大學立馬就收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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