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瑩穎案件離事發已經過去一個多月了， 然而， 兇手還在負隅頑抗， 還沒得到應有的懲治， 這讓不少關注章瑩穎事件的朋友恨得牙癢癢，
提到罪犯， 尤其是死刑犯， 人們的認知裡都會認為， 犯了罪， 坐了牢， 這些人定是十惡不赦， 不應該得到別人的原諒， 也不配得到別人的愛和幫助。
劇情在這裡開始反轉.....
“爸， 我好想你；爸， 我又好恨你！我想你，
一個孩子在監獄禮堂裡， 給1000多名服刑人員念的一封寫給父親的信。 在場的所有人都淚流滿面， 服刑人員哭了， 獄警哭了， 監獄長也哭了……
這是張淑琴安排的一場服刑人員“親情幫教”的活動。
在這場活動中， 她扮演著“老祖母”的角色， 而在這之前， 她是一個記者， 一名作家， 而更為人熟悉的角色是擁有一級警督警銜的人民警察。
她曾經是最鐵血的監獄高級警官。
如果不是一名女性記者、作家的身份， 她的眼光除了罪犯， 也許不會關注到罪犯的家庭、孩子。 因為工作的關係， 張淑琴走遍了陝西大大小小的女子監獄和少管所。
張淑琴發現， 少年犯管教所的一部分少年犯，
1995年， 張淑琴去監獄採訪一個重刑犯， 因為他舉報了監獄暴動而減刑7年， 但是對方並沒有很興奮。 帶著疑惑， 張淑琴開始了採訪：
“為什麼你減了這麼多刑還不開心？”
“我家裡還有五個孩子， 老婆也在服刑，家裡還有一個老母親，在照顧這些孩子。”
“孩子多大了？”
“最大的13歲，最小的也有6歲了，我已經好長時間沒見到過孩子了”
“父母有罪，但孩子是無辜的”，作為母親的張淑琴很理解罪犯的心情，於是她答應對方去女監那邊詢問罪犯的老婆有沒有孩子的消息。然而，得到的答案也是一樣。
無奈之下，張淑琴答應了這對服刑的夫妻，幫她們去尋找孩子，瞭解她們的生活情況。
當張淑琴翻山越嶺去尋找那些被遺失的小生命的時候，她被眼前的真相刺傷了內心。
“我記得那個夏天雨水特別多，我進房之後拿手摸了一下他們家的床鋪，沒有鋪被子，鋪的都是硬紙片。我從來沒有見過家裡這麼窮的，一個老奶奶坐在門口，大概七十多歲，一直在咳，身邊圍了四個孩子，我問她不是五個孩子嗎？另一個呢？她說那個大的去年生病了沒錢治，死掉了。”
年邁多病的老人帶著4個未滿14歲的孩子，家裡的經濟來源僅僅能依靠的就是家門口的一片麥田。
到了收割的季節，老人身體不好，只能跪在田埂上割，然後讓孩子們一捆一捆地往家裡拖.......
父母犯罪進了監獄，孩子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
她發現並開始思索一個問題：假如是英雄或烈士留下的孩子，人們會把敬佩和感激之情轉移到英烈子女身上；但對於罪犯的孩子有些人則會把痛恨及厭惡延伸到這些孩子身上，使他們淪為一個不幸的特殊群體。
而這些孩子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的話，很大程度上又會影響到父母在獄中的表現。
張淑琴翻閱了大量的法律文獻和資料，都沒有看到一條法律會提到服刑人員子女保護的法律。只在《監獄法》裡面看到一句話，罪犯不得攜帶子女進監獄。罪犯服刑不能帶孩子，孩子該怎麼辦？怎麼辦？
她開始找民政、找司法、找人大.....
很多人不理解，認為張淑琴的行為只是政治野心的產物，她的努力更多時候得到的是職能部門辦事人員的冷漠和置若罔聞。
這些孩子總要有人管啊。全國這麼大，她能走到的地方畢竟有限，還有更多相同命運的孩子不知道流落在哪裡，甚至可能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1995年，張淑琴決定放棄了一級警督的職位，花費10年、20年，不管如何，她想給那些沒有安全感的眼神、破爛的衣衫、洗不乾淨的小臉一個“家”。
1996年，在張淑琴的努力下太陽村應運而生，全國第一個屬於為服刑人員子女打造的兒童村，並且一管就是20年。
太陽村的孩子，有的是爸爸媽媽都在監獄服刑；有的是媽媽服刑，沒有爸爸；還有就是爸爸媽媽都是死刑犯，張淑琴每年都會帶孩子們去探監，在照顧這些孩子之前，張淑琴會與這些服刑人員簽協議，為他們負責。
但是，“沒有外界的捐助，沒有政府的支持，要如何養活這些孩子？”帶著這個疑問，張淑琴開始了新一輪的探索之路。
張淑琴在村裡面買了500畝土地，想通過種植賣棗的模式來獲得經濟來源，但是成果不顯著；後來又改用“認捐”的方式，在土地上種植了大量的“棗樹”，終於有所成效，為孩子們改善了生活，但好景不長，由於天氣原因，種植的棗樹也大量死去……這種朝不保夕的日子在一天天上演。
張淑琴明白，太陽村要生存下去就必須要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打造自己的造血功能。於是，太陽村註冊了種植基地，也像企業一樣進行了太陽村商標註冊。
太陽村用這種特殊企業模式整合了社會資源，後來，他們有了自己的桃園、棗園以及愛心藝術畫廊，所得的善款全部用來救助這些孩子。
能吃飽穿足，但是這裡的孩子，每個人都有無法抹去的“傷疤”。
張淑琴向外界募集了一些志願者，白天為孩子們的生計奔波，晚上回來為這些當“知心媽媽”，到了節假日，張淑琴會帶著幾個孩子去監獄看望他們的父母。
太陽村救助這些特殊的孩子，對服刑人員的積極改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張淑琴深知這個群體的特性，她又聯合監獄開展“親情幫教”活動，並定期帶孩子去監獄探訪。
太陽村的“親情幫教”讓很多服刑人員的改造行為變得異常積極，有的則提前刑滿釋放，和家人團聚。
麗麗的父親就是其中一位積極改造的典型。
2007年剛剛年滿14歲的麗麗被送到了太陽村。和其他孩子一樣，她的命運從出生就被打上了感嘆號。出生前三個月父親剛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緩；半年後，母親改嫁；李麗由爺爺奶奶撫養……
2008年，麗麗第一次到監獄探監的時候， 15年，她從來沒見過自己的爸爸，不知道爸爸什麼模樣，也不知道爸爸為什麼會在監獄。那天，麗麗第一次去監獄，這是父女倆生平第一次見面。
父親的眼裡盈滿了淚水，他做夢也想不到這輩子還能見到自己的女兒，撲通一下跪在監獄長面前說：“你們救了我的孩子，我又有了新的寄託！從現在起，我保證好好改造，服從教導，認真做好每一件事！”果然，李某在獄中積極改造，先後獲兩次減刑。現在，李某父女終於團聚。
太陽村不僅僅是一個社救中心，它對預防和矯正青少年過失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於服刑人員子女來到太陽村，從根本上改變了他們的命運，避免了他們誤入歧途。
如今68歲的張淑琴老人，20年來成功創辦了一個“太陽系”----12個太陽村，分佈在我國的西部地區、犯罪率高的地區、貧困地區，幫扶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超過了1萬名。同時，為當地公安、法院、檢察院等執法部門託管涉案人員攜帶的嬰幼兒700余名。
20年來已從太陽村走出的孩子，有的上了大學，有的找到了工作，有的已結婚成家。
尤其是得到太陽村救助孩子的父母90﹪都減了刑，出獄的人員也沒發現再次犯罪。同時，全國服刑人員的孩子來太陽村的不足1﹪，有的在流浪，有的已走上犯罪的道路。
一晃20餘年，張媽媽已經成為了張奶奶，婦女和兒童，本是最弱小的部分，卻因為她的堅持，成了最堅強的部分。
老婆也在服刑，家裡還有一個老母親，在照顧這些孩子。”“孩子多大了？”
“最大的13歲，最小的也有6歲了，我已經好長時間沒見到過孩子了”
“父母有罪，但孩子是無辜的”，作為母親的張淑琴很理解罪犯的心情，於是她答應對方去女監那邊詢問罪犯的老婆有沒有孩子的消息。然而，得到的答案也是一樣。
無奈之下，張淑琴答應了這對服刑的夫妻，幫她們去尋找孩子，瞭解她們的生活情況。
當張淑琴翻山越嶺去尋找那些被遺失的小生命的時候，她被眼前的真相刺傷了內心。
“我記得那個夏天雨水特別多，我進房之後拿手摸了一下他們家的床鋪，沒有鋪被子，鋪的都是硬紙片。我從來沒有見過家裡這麼窮的，一個老奶奶坐在門口，大概七十多歲，一直在咳，身邊圍了四個孩子，我問她不是五個孩子嗎？另一個呢？她說那個大的去年生病了沒錢治，死掉了。”
年邁多病的老人帶著4個未滿14歲的孩子，家裡的經濟來源僅僅能依靠的就是家門口的一片麥田。
到了收割的季節，老人身體不好，只能跪在田埂上割，然後讓孩子們一捆一捆地往家裡拖.......
父母犯罪進了監獄，孩子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
她發現並開始思索一個問題：假如是英雄或烈士留下的孩子，人們會把敬佩和感激之情轉移到英烈子女身上；但對於罪犯的孩子有些人則會把痛恨及厭惡延伸到這些孩子身上，使他們淪為一個不幸的特殊群體。
而這些孩子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的話，很大程度上又會影響到父母在獄中的表現。
張淑琴翻閱了大量的法律文獻和資料，都沒有看到一條法律會提到服刑人員子女保護的法律。只在《監獄法》裡面看到一句話，罪犯不得攜帶子女進監獄。罪犯服刑不能帶孩子，孩子該怎麼辦？怎麼辦？
她開始找民政、找司法、找人大.....
很多人不理解，認為張淑琴的行為只是政治野心的產物，她的努力更多時候得到的是職能部門辦事人員的冷漠和置若罔聞。
這些孩子總要有人管啊。全國這麼大，她能走到的地方畢竟有限，還有更多相同命運的孩子不知道流落在哪裡，甚至可能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1995年，張淑琴決定放棄了一級警督的職位，花費10年、20年，不管如何，她想給那些沒有安全感的眼神、破爛的衣衫、洗不乾淨的小臉一個“家”。
1996年，在張淑琴的努力下太陽村應運而生，全國第一個屬於為服刑人員子女打造的兒童村，並且一管就是20年。
太陽村的孩子，有的是爸爸媽媽都在監獄服刑；有的是媽媽服刑，沒有爸爸；還有就是爸爸媽媽都是死刑犯，張淑琴每年都會帶孩子們去探監，在照顧這些孩子之前，張淑琴會與這些服刑人員簽協議，為他們負責。
但是，“沒有外界的捐助，沒有政府的支持，要如何養活這些孩子？”帶著這個疑問，張淑琴開始了新一輪的探索之路。
張淑琴在村裡面買了500畝土地，想通過種植賣棗的模式來獲得經濟來源，但是成果不顯著；後來又改用“認捐”的方式，在土地上種植了大量的“棗樹”，終於有所成效，為孩子們改善了生活，但好景不長，由於天氣原因，種植的棗樹也大量死去……這種朝不保夕的日子在一天天上演。
張淑琴明白，太陽村要生存下去就必須要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打造自己的造血功能。於是，太陽村註冊了種植基地，也像企業一樣進行了太陽村商標註冊。
太陽村用這種特殊企業模式整合了社會資源，後來，他們有了自己的桃園、棗園以及愛心藝術畫廊，所得的善款全部用來救助這些孩子。
能吃飽穿足，但是這裡的孩子，每個人都有無法抹去的“傷疤”。
張淑琴向外界募集了一些志願者，白天為孩子們的生計奔波，晚上回來為這些當“知心媽媽”，到了節假日，張淑琴會帶著幾個孩子去監獄看望他們的父母。
太陽村救助這些特殊的孩子，對服刑人員的積極改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張淑琴深知這個群體的特性，她又聯合監獄開展“親情幫教”活動，並定期帶孩子去監獄探訪。
太陽村的“親情幫教”讓很多服刑人員的改造行為變得異常積極，有的則提前刑滿釋放，和家人團聚。
麗麗的父親就是其中一位積極改造的典型。
2007年剛剛年滿14歲的麗麗被送到了太陽村。和其他孩子一樣，她的命運從出生就被打上了感嘆號。出生前三個月父親剛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緩；半年後，母親改嫁；李麗由爺爺奶奶撫養……
2008年，麗麗第一次到監獄探監的時候， 15年，她從來沒見過自己的爸爸，不知道爸爸什麼模樣，也不知道爸爸為什麼會在監獄。那天，麗麗第一次去監獄，這是父女倆生平第一次見面。
父親的眼裡盈滿了淚水，他做夢也想不到這輩子還能見到自己的女兒，撲通一下跪在監獄長面前說：“你們救了我的孩子，我又有了新的寄託！從現在起，我保證好好改造，服從教導，認真做好每一件事！”果然，李某在獄中積極改造，先後獲兩次減刑。現在，李某父女終於團聚。
太陽村不僅僅是一個社救中心，它對預防和矯正青少年過失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於服刑人員子女來到太陽村，從根本上改變了他們的命運，避免了他們誤入歧途。
如今68歲的張淑琴老人，20年來成功創辦了一個“太陽系”----12個太陽村，分佈在我國的西部地區、犯罪率高的地區、貧困地區，幫扶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超過了1萬名。同時，為當地公安、法院、檢察院等執法部門託管涉案人員攜帶的嬰幼兒700余名。
20年來已從太陽村走出的孩子，有的上了大學，有的找到了工作，有的已結婚成家。
尤其是得到太陽村救助孩子的父母90﹪都減了刑，出獄的人員也沒發現再次犯罪。同時，全國服刑人員的孩子來太陽村的不足1﹪，有的在流浪，有的已走上犯罪的道路。
一晃20餘年，張媽媽已經成為了張奶奶，婦女和兒童，本是最弱小的部分，卻因為她的堅持，成了最堅強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