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的王志鳳、符美菊、李美金三位慰安婦老人在一起。
林愛蘭
韋紹蘭
毛銀梅
毛銀梅老人和攝製組在一起
導演郭柯的鏡頭一直在追趕時間：幾年前， 他拍了一個“慰安婦”的故事， 以《三十二》命名——當時全國僅有32位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倖存者。
兩年後， 這個數字減少到22。 他把鏡頭對準了這22位慰安婦， 片子取名《二十二》。
如今， 這個數字減至9。 他很清楚， 這個數字最終會成為0。
22位元老人極其珍貴的影像資料， 被外人期待為“歷史的櫥窗”。 可真正看到這部“沒有衝突”的片子， 觀眾才恍悟， 相比那段歷史的“暗”、“苦”， 她們窮盡餘生在尋找“明”、“甜”。
鏡頭裡的這22張“溝壑縱橫”的臉龐， 像極了我們身邊的老人。
林愛蘭的腿抬不起來了， 抗戰期間曾被強抓進日軍慰安所的她， 如今瘦小的身子陷進了一張粉色的塑膠椅子。 海南農村， 暴雨和豔陽不斷切換， 這位慰安婦倖存者日復一日抬起“麵條粗細”的胳膊， 一點一點挪動椅子到門口。 她收養的子女都大了， 走遠了。
兩次被抓進日軍慰安所的李愛連把過去壓在了最深處。 她會留意院子裡的野貓是否吃了飯， 自言自語問小貓“你咋一個人來了呢？怎麼沒帶上你的孩子啊？”她不願提起那段“珍貴”的歷史， “17歲以後我再沒說過這些了”。
韓國老人毛銀梅似乎已經接受了遺忘。
片子裡全是大段大段日常生活“乏味”的鏡頭， 看不出歷史的“大風大浪”。
與老人相處的時間越長， 這個擅長拍攝“劇情跌宕起伏”的導演， 越來越難開口要求老人講述“故事衝突”了， “她如果是我奶奶， 我能問你是怎麼被強姦的嗎？”這個年輕的80後導演說， “其他東西都不重要了， 首先得尊重她。 ”
機器就那麼靜靜地轉著， 沉默、平靜、瑣碎的日常被裝進了片子。 鏡頭掃過海南的酷暑、桂林的秋葉、太行山的飛雪， 時光不斷流逝。
無聊不就是他們的真實狀態嗎？為什麼要假裝熱鬧？
一把把菜刀、水果刀、鐮刀，掛在當時89歲的林愛蘭的房間裡，長的、短的，鋒利的、鈍的，這名慰安婦老人用各式各樣的刀隔絕了自己和外界。
曾有媒體報導：林愛蘭在抗戰時期被日軍抓進慰安所被強姦，一生無法生育，之後加入“紅色娘子軍”上陣殺敵。幾十年後的今天，林愛蘭被仇恨籠罩，她做夢都在“砍日本鬼子”，家裡掛滿的刀則是準備用來和日本人決一死戰的。
導演郭柯找到這位老人時，老人獨自住在養老院的小房間裡，海南的氣候潮濕悶熱，她卻一個禮拜不換衣服。鏡頭一點點拉近，再拉近，這個逼仄的小房間裡，成群的螞蟻從床上經過，老鼠屎散落在枕頭、盆子、櫃子的各個角落。
郭柯問老人，為什麼要掛那麼多刀？
“因為小偷很多，他們如果來偷東西，我就拿刀砍他們。”端碗米飯都會顫顫巍巍的林愛蘭很認真地回答。
沒有控訴、生活平靜、難見眼淚，當了十幾年副導演的郭柯感覺，自己似乎觸碰到了一個更真實的慰安婦。
當鏡頭轉移到幾千公里外的山西太行山，平靜無聊仍占滿了畫面。李愛連老人是難得的“話匣子”，她挨個問攝製組成員都是哪兒的人，還和年輕人討論衣服的款式。老人每天生活的大事是喂貓，村裡大大小小的野貓都會在飯點湊到這裡，老人邊撒貓糧邊和兒媳婦討論，“這貓腰粗了，怕是快生了。”
郭柯想找到慰安婦老人應該有的“特徵”，可相處越久，老人越親切，每天看到自己就問“吃了嗎”。鏡頭裡，歷史仿佛只停留在她們佈滿皺紋的臉上。
鏡頭不斷拉遠，李愛連靠在炕上安靜地看電視，幾個小時一晃而過。郭柯坐不住了，他搞不懂，“這些老人真的經歷過那些事情嗎？”
鏡頭掃到海南的農村，慰安婦倖存者李美金和全村的老人在榕樹下乘涼。郭柯透過鏡頭看過去，老人的面孔都太像了，“都那麼平靜、蒼老”，他找不出哪一位才是慰安婦倖存者。
鏡頭還抵達了湖北孝感的農村，背井離鄉的韓國人毛銀梅在中國生活了70餘年，她不像“被國仇家恨籠罩”的老人，時間似乎稀釋了一切。當時年過九旬的老人，只依稀記得幾句韓語，她的日常是搬著小板凳，靠著牆壁，靜靜地發呆。一旁，重孫們正玩著電子遊戲。
她悄悄跑到地裡幹活，可是，她太老了，老到已經扛不起鋤頭、背不起麥子了，她對著鏡頭揪自己的手背和臉頰。老人的皮膚很松很幹，“沒有血了，活久了活久了，是個廢人了。”
片子拍到尾聲，幾乎全是“無聊”的日常，還有老人的歎息聲和笑聲，“這是一部關於慰安婦的紀錄片嗎？”郭柯很沒底。
“無聊不就是他們的真實狀態嗎？為什麼要假裝熱鬧？”拍了十幾年劇情片的郭柯說服了自己，他決定剔除掉一切來自想像的“矛盾”和“衝突”。
這個年輕的導演說，自己認清了一件事，“電影可以設計、可以構思，但生活永遠是無法想像的。”
鏡頭慢下來後，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了
鏡頭裡，有人讓老人毛銀梅進屋拿個杯子，她卻聽成了被子，嘟囔著“拿不動啊”，緩緩起身到臥室抱起了被子。這個喜歡背著手遛彎的老人，會去房子邊的溝渠掏樹葉，會摘下新開的梔子花擺在床頭，滿室清香。
韓國駐武漢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送來賀卡，可毛銀梅拿著賀卡卻認不出上面的字，她呆呆地看了半天。她把賀卡拿反了。
那段“歷史”的痕跡只在不經意間流露。來了客人，“歡迎光臨”“請進”“請坐”……一個接一個的日語單詞從毛銀梅嘴裡蹦出來。
毛銀梅還會唱朝鮮民歌《阿裡郎》和《桔梗謠》，但她對著鏡頭說，當初離開韓國時的情景記不太清了。她只記得分別是在火車站，戰爭年代，一切都是亂哄哄的，母親在火車上，她在月臺上跑啊跑，可怎麼也追不上。有人從火車上扔下食物，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沖過去撿起來大口大口地吃。
“都過去了，不說了，不說了。”這個90多歲的老人哭了。
郭柯發現，當鏡頭慢下來後，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了。他去尋訪這些慰安婦老人時，只有村子的地址，可幾乎每次到了村子後，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外人為何而來，能準確無誤地指出老人的房子。
採訪時“刀槍不入”的林愛蘭提起日本人都是面色如常，可話題一轉到親人，林愛蘭就開始抑制不住地哭泣。她的手緊緊抓著那個粉色塑膠椅子，哽咽著告訴攝製組，當年，她的母親被日本人抓住，被綁起來，然後扔進了河裡。很快，還未滿20歲的林愛蘭也被日本人抓住，被送進了慰安所。
越來越慢的鏡頭裡，老人向郭柯展示著自己最難以示人的那段歷史。
郭柯說，作為一名合格的導演，那個時候其實他應該高興，畢竟“終於得到了想要的故事”。可實際上，那一刻的他很難受，他覺得自己離這些老人已經很近很近了，聽她們講那些傷痛，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經歷了一樣。
李愛連已經徹底不把攝製組當外人了，老人午睡時會邀請組裡的姑娘一起上炕，每天天不亮起床，給攝製組炸饅頭片。
毛銀梅院裡盛開的梔子花味道清新，攝製組的人也很喜歡。老人從樹上摘下大大一把，挨個分給攝製組的成員，有攝影師扛著機器騰不開手，老人就拍拍對方的身子，讓壯漢微微蹲下。毛銀梅踮起腳，把梔子花別在攝影師衣服的口袋上，然後站在一邊，“嘿嘿”笑。
要活下去，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苦水往回倒，那才是真正活著的感覺
從酷暑到初秋，郭柯和30人的團隊乘飛機、火車和汽車，和22個老人都見了面。或長或短的拍攝過程中，他發現，老人身上的共同點很多，比如平靜、善良和樂觀，以及面對鏡頭的習以為常。
出發前他想過如何在不傷害老人的前提下提問並完成拍攝。但事實上，當機器出現時，有老人挺直了腰，“正襟危坐”，嘴裡冒出來的是“我不原諒日本人，我要他們認錯”。那些長槍短炮，老人似乎都很熟悉了。
拍攝後期，李愛連告訴郭柯，以前來採訪的記者太多太多了，可她“沒有講實話”。
“他們每次問那些問題，都當著我的兒媳孫孫，我怎麼說得出口。”老人說。
出發以前，郭柯還上網搜索過慰安婦的相關資料。可當他點開搜尋網頁面，出現的全是一個形象——仰拍的一張正哭泣著的蒼老的臉，照片說明字裡行間都是仇恨。
他很痛心，很多老人被這種形象綁架，像複讀機一樣，對著不同媒體說著同樣的、“記者想要的料”。
“其實她們的生活早已歸於平靜，如果遠遠地看，她們的生活會每天都帶著恨嗎？”郭柯覺得，“她們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這些歷史，一直以來都是我們不斷地在對老人進行二次傷害。”
他以前不明白，拍攝慰安婦不就是該讓老人提那些過去嗎。可幾個月近距離的拍攝，讓他發現，老人要活下去，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
在海南的拍攝過程裡，攝製組遇到了日本志願者米田麻衣。她是個在海南師範大學求學的日本姑娘，因為被慰安婦老人的故事所震動，時不時探望老人，為老人購置藥品和營養品。
曾經有一次，米田麻衣拿著一位日本軍人的照片給一位慰安婦老人看，她以為老人會生氣，可老人竟然笑了，“日本人也老了，鬍子都沒了啊。”
米田麻衣對著郭柯的鏡頭留下了眼淚，“她們心裡的傷口很大很深，可還是對人很好。不管是對日本人還是中國人。”這個日本姑娘說，“如果我經歷了這些事情，可能我會恨死那些人，會恨一輩子，甚至可能自殺。”
郭柯懂老人的選擇。韋紹蘭1944年被日軍擄走，送至馬嶺慰安所。3個月後，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來，卻發現噩夢並未結束。
一回到家，她就哭了，丈夫卻說她“到外面去學壞”。婆婆和鄰居都勸丈夫想開一點。丈夫還是過不了這坎兒，躲著她一個人跑到山后去砍柴。
她喝藥自殺，被救回來。那時，她發現自己懷孕了。
老人說，那時候“淚都是往心裡流的。”
那個有著日本血統的兒子羅善學開始學會了認命，他沒上過學、一生未娶，談了6個姑娘，女方就算同意，家裡人也不會同意。36歲的時候，他決定看一輩子牛。從小到大，就有人指指點點說他是“日本人”，這三個字，“背了這一輩子，壞了這一輩子”。
如今，這個“日本人”已經70多歲了，他還記得同母異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關在家裡，叫囂著“我要買兇殺了你這個日本人”。他說，自己對未來沒啥期待了，只希望自己快死的時候，“能有哪個人來管我一下就行了”。
“如果連個端水的人都沒有，我就喝農藥死掉。”他說。
郭柯很觸動。他很清楚，這些老人只有把這些苦痛壓到心裡最深處，才可以繼續生活。這些苦水往回倒，才是真正活著的感覺。
鏡頭裡的李愛連總是笑，對孫兒笑，對郭柯笑，對野貓也笑。可提起自己的丈夫，她哭了。抗戰勝利後，她從慰安所回家，丈夫告訴她：“從今往後，我們該怎麼過就怎麼過，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
她的丈夫已經去世好幾十年了。老人一直把這段經歷埋在心底，前些年很多民間團體上門拜訪，李愛連每次都擺擺手，說自己怕給子女丟人，什麼也不會講，“讓他們走吧”。兒媳勸她，“這些事情不是發生在你一個人身上，不用不好意思，那不是你的錯。”
毛銀梅已經記不得韓國家鄉的事兒了，她不願意回國，“都沒親人了”。她說，從慰安所出來以後，自己就不用韓國名字朴車順了，她開始叫“毛銀梅”。“因為毛主席好，沒有毛主席，就沒有現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個姓。”
後來，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從未嫌棄過毛銀梅慰安婦的身份，和她恩愛幾十年。老人說，丈夫最愛的，莫過於那白色的梅花了。
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你的拍攝就有了分寸，問題就有了底線
如果說還有什麼能撥動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郭柯的答案一定是親人。這些經歷過傷痛、戰亂、饑荒的老人在晚年輕而易舉地被子女捏中了“七寸”。
攝製組的志願者龍慶全程跟拍，作為團隊裡的“長輩”，她既是郭柯中學時代的英語老師，也代表攝製組和老人及家人溝通。她和一位慰安婦老人溝通拍攝訴求，對方告訴她，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攝。原因很簡單，“如果我說了，我擔心我的子女不再贍養我了”。
還有老人跟龍慶哭訴，每次好心人來看她給了錢，總是第二天就被兒子拿走了。龍慶著急，她要替愛心人士給老人捐款。想來想去，她把錢塞進了老人的羽絨服裡，這個口袋放一點，那個口袋裝一些，可是塞著塞著她又想，老人年紀大了，怎麼記得住錢在哪裡。
志願者龍慶停下雙手，默默地哭了。
海南的一位慰安婦老人，初次見到龍慶時正嚼著檳榔，嘴裡紅紅的，在一間破屋裡臥床不起。龍慶等人為老人買了一把輪椅，老人坐上輪椅後出了小屋，旁邊是兒子住的兩層小洋樓，兒子默默地看著龍慶把老人推出去，在村子裡轉了一圈又一圈。
天黑了，龍慶想回去了，可老人說，“再轉轉，再轉轉吧。”
郭柯覺得，這一切就像一個圓，身處圓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靜度日，圓心之外的親人、鄰居甚至是大眾卻在源源不斷地向老人投射傷害。
毛銀梅把慰安婦的身份瞞了五十餘年，甚至連她的養女都不知情。直到上世紀90年代，突如其來的記者才讓養女瞭解了母親的這層身份。
“社會上很多人叫嚷著日本必須認錯、慰安婦好可憐等等，實際卻對老人的生活情況一無所知。”郭柯很氣憤，他認為這些人要麼把老人當成了“歷史證據”，要麼就是站在高處的同情憐憫，自始至終，“我們沒有真正敞開懷抱去接納這些老人”。
“走不出這段歷史的，不是這些老人，是我們自己。”他平靜地說。
郭柯用了最克制的手法來拍攝，很多時候老人開始哭泣，他的鏡頭就拉遠，飛到了天上和窗外，雲靜靜地飄過，雨嘩啦啦地落下。大段大段的空鏡頭和遠景讓這部片子變得“一點兒也不好看”。因為想一個不落兒地呈現22個老人，這部電影甚至被一些學院派批評“沒有故事”“沒有層次”“沒有起承轉合”。
這也許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電影。在95分鐘時長的片子裡，22位主角輪番登場，沒有時間軸，鏡頭遠遠的，只來得及“深情地凝視一眼”。
從拍攝結束到現在，3年過去了。這期間，郭柯數不清自己經歷了多少質疑。有投資人撤資，有發行方打退堂鼓，還有業界紛至遝來的批評。
一次，在一場傳媒公司舉辦的小型看片會上，業內的編劇評價《二十二》：“從藝術創造的角度上看，即便是紀錄片，也需要矛盾和衝突，也需要有情節。”
他們的意見，是否定的。
坐在角落的龍慶急得不行，她是外行，不敢發言，可她真的很想站起來，替自己的學生郭柯鳴不平。那些矛盾、衝突，其實都有。
在李愛連家拍攝時，某天，一場大雨突如其來，老人倚坐在炕上發呆。攝製組當即決定，人員清場，只留下攝像師和龍慶。攝製組決定試試看老人是否願意開口。許久，老人小聲問龍慶，門都關好了嗎？
得到肯定的答覆後，李愛連一邊哭，一邊說起了當年的遭遇。70多年前，日本人把她抓去後，餓了她三天三夜，到最後扔給她一堆大蔥，那年只有18歲的她接過來連吃了8根，吃到後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嘴卻沒停。
後來，她落下了胃病。
老人開始哭泣，還在斷斷續續回憶那個淩辱她的40多歲的日本人。龍慶對著老人無聲地哭泣，耳機裡傳來郭柯的聲音，“龍老師，可以了，停下吧。”
這段故事最終沒有被剪輯到成片裡。 “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你的拍攝就有了分寸，問題就有了底線。”郭柯說，自己很倔，在市場面前，他也曾自我懷疑過，但從沒想過低頭。
如果這是個錯誤，那就讓它錯得浪漫些
紀錄片四處碰壁的那段日子裡，郭柯曾不止一次地和龍慶說，大不了片子就作為資料片保存下來，30年後一定有它的價值。
其實，剪片子時，郭柯也有過掙扎。他那些“導演的臭毛病”時不時冒出來，讓他糾結要不要剪出一部“有故事情節、有節奏感”的片子。
但他心裡沒底。他找到了知名剪輯師廖慶松，對方問他“你為什麼要遷就觀眾？”
“你拍這個片子是為了什麼？故事性嗎？”
“你為什麼要剪得有節奏感？她們的生活是有節奏的嗎？”
郭柯覺得自己醒了，他決定徹底放棄歷史畫面和解說詞，“如果這是個錯誤，那就讓它錯得浪漫些”。
剪輯團隊翻來覆去啃完十多個硬碟，成片最終比粗剪版少了3分鐘，卻多了郭柯曾經想都不敢想的內容。比如，一個固定的鏡頭竟然放了一分鐘，沒有任何節奏可言。按過去，鏡頭對準5秒鐘後，這個年輕的80後導演就打算切走了，“該考慮觀眾是不是煩了，該切個近景什麼的”。
可是這次，郭柯突然覺得，“人的心靈沒有節奏，就這樣放著，讓觀眾自己去體會吧。”
剪輯片子的幾個月裡，他發現自己能慢慢聽懂廣西話了。那個說著“眼淚都往心裡流了”的韋紹蘭在鏡頭前不止一次地說過，“世界真好”。
老人說，這世界紅紅火火的，真好，“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
在殘破的土房子裡，老人收到了攝製組送給她的毛絨玩具。那是一隻紅色的小猴子，老人和郭柯都屬猴。收到禮物的那天，老人一個勁兒地撥弄著小猴子的尾巴，笑著說“真好玩”。
快走了，龍慶擔心老人會不捨得，可瘦小的韋紹蘭只是站出來目送他們遠去，表情“非常平靜”。她還給郭柯發了4個包著100元錢的紅包，“過年了，你拿著這個回去給媽媽買點糖果吃。”年關將至，拍攝結束後的每年臘月，郭柯和攝製組的代表都會來探望老人。
拍攝林愛蘭時，曾發生了一件小插曲。當過紅色娘子軍的老人非常重視政府發給自己的獎章。一天，她告訴攝製組，自己的獎章被一個叫阿憨的村民偷了。她著急的樣子讓龍慶十分不忍，龍慶匆匆為老人尋獎章。
可是阿憨否認自己偷盜。第二天，攝製組幫老人打掃衛生，在一堆死老鼠的屍體裡找到了丟失的獎章。老人笑了，“就像個少女一樣，特別羞澀，特別不好意思”。
和獎章一起被發現的，還有老人珍藏的“美元”，版型比正常美元大了幾號，龍慶笑了，她跟老人說，這美元是假的。林愛蘭又笑了，臉窩深陷，還躲著鏡頭。一旁的龍慶覺得老人“內心其實也很柔軟啊”。
獎章的故事代替對戰爭的回憶，和餵養野貓的故事一道擠進了這部95分鐘的紀錄片。郭柯說，自從2012年開始拍攝《三十二》以來，從來都不是自己在幫助慰安婦，而是老人在幫助自己這個毛頭小夥成長。他越來越清楚，“自己該幹什麼了”。
也許有一天，自己會把那些框全部抹掉
郭柯眼中該做的事，就是讓《二十二》走進院線，讓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人看到。
他跑了一整年的電影節。他太窮了，總是讓電影節主辦方把返程票訂到下一個電影節舉辦地的城市。全世界奔波一圈兒，片子獲得2015年釜山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提名和2016年莫斯科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提名。在電影節現場，郭柯說：“謝謝你們的包容。”
俄羅斯著名導演尼基塔·米哈爾科夫評價《二十二》：“是一部很溫暖的電影。”2016年北京大學生電影節將組委會“特別推薦獎”頒給了它，可是，這部片子在當時還是離上映遙遙無期。
一年過去，郭柯已經把能報名的電影節報了個遍，滿打滿算有好幾十個。新的一年，他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了。
可他還想再為電影做點什麼。他還記得，在一個國際影展上，一位元日本記者攜全家觀看了這部片子，他告訴郭柯：“謝謝你拍了這樣的片子，沒有一味指責日本，能讓我們自己去回想，想想這些老人當年都發生了什麼。”
郭柯希望，這是一部任何人看了都不會尷尬的片子。“如果一部片子全是責備、指責、說教，你讓人看啥？”他還是那句話，“老人能活到現在，就說明了一切。”
電影宣傳海報，是手繪的女孩形象。郭柯還特意將這些老人的笑容做成手繪海報。郭柯說，自己想讓多一些的年輕人走進影院，不排斥這個題材，不被痛苦、灑滿淚水的面容嚇跑，能知道“這些慰安婦老人是受害者，更是我們的同胞”。
郭柯說，影片的所有票房都會捐給研究中國慰安婦的相關研究機構，自己不會靠這個項目賺一分錢。
跑電影節時，他看到，韓國的年輕人把慰安婦老人繡的花做成了logo，印在手機殼、相冊和帽子上，並進行義賣，收益都捐給老人。韓國的明星紛紛在公開場合佩戴紀念慰安婦的紀念章，呼籲更多人關注這一群體。
郭柯曾參與一次韓國慰安婦紀念活動，活動現場全是中小學生的身影。可去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去留引發爭議時，他從電視裡看到，慰安所遺址附近的中學生說，“（慰安婦）不是很光彩，還是不要特別瞭解比較好，學生還是不應該知道太多。”
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對著鏡頭說：“你在學校裡放了這樣一棟房子，對學生到底要起什麼樣的教育作用？”
這部電影的推進，還在繼續。
去年，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幫助下，郭柯面向社會眾籌片子上映的宣發費用，大半年過去，100余萬元被湊齊，31850個名字留在了紀錄片的片尾。
那也許是史上最長的電影片尾，“要放10分多鐘”。光是片尾曲就有8分鐘，漆黑的銀幕上，31850個名字開始緩緩滾動。
片尾曲輕輕放著，“日頭出來點點紅，照進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窮。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憂愁自己解，自流眼淚自抹幹 ……”
這個名單從0走到31850花了大半年的時間，也有很多事情悄然改變。
《三十二》正式進軍一家視頻網站，當那個因為日本血緣而一輩子不能上學、娶不了妻的70多歲老人羅善學在鏡頭前講述自己的一生時，視頻彈出了鋪天蓋地的彈幕：“你是中國人。”
林愛蘭悄悄去世了。攝製組趕赴海南，想辦法為沒有男性後代的老人立碑，將老人的遺物收好，寄給上海的中國“ 慰安婦”歷史博物館。他們奔走的身影觸動到了老人最小的養女阿香，家境並不富裕的阿香為紀錄片捐了款。
那位被兒子搶走善款的老人89歲了。她對龍慶說，自己很多年沒過生日了，今年兒女都回來給自己祝壽，無論如何要請攝製組的人一起吃飯，“我管飯，你們一定要來”。
“日本人”羅善學養了只可愛的小貓。冬天生著火，老人默默看著小貓撲騰，龍慶覺得“他不再只一個人躲在牆角了，眼裡都是溫柔”。
但告別，終將是關鍵字。毛銀梅老人走了，床頭的梔子花一點點泛黃、消失。
李愛連的腳、手、喉嚨一個接一個地“失靈”，她生活的半徑越來越窄，整日躺在炕上。她很思念這些遠方的年輕人，總讓兒媳給郭柯發消息，說“自己最近身體不太好，能不能來看看我”。
兒媳告訴老人，郭導很忙。“他在忙什麼呀？”老人還是不死心。
“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呢。”兒媳眼色和緩。
第二天，李愛連似乎忘記了昨天的對話，又對著兒媳嘟囔讓郭柯來看看自己，只是，她的喉嚨一日比一日使不上力了，總有一口痰卡著，說著說著就沒了力氣，只聽得見微弱的氣聲。
龍慶的手機記憶體早就不夠了，她拍了“數都數不清”的照片，可還是總錯過和老人的分離。22這個數字自從他們離開那一刻就跳動起來，3年後的今天，這個數字暫時定格在了9。
每當一位老人離世，郭柯就會在紀錄片片尾處，給老人的名字加個框。可最近這些日子，老人走得太快了，他甚至來不及加框。
他說，也許有一天，自己會把那些框全部抹掉，回到當初遇見她們時那樣，老人對著鏡頭笑啊笑，彷佛這些年，她們從沒有離開過。
責編：賈志強
時光不斷流逝。無聊不就是他們的真實狀態嗎？為什麼要假裝熱鬧？
一把把菜刀、水果刀、鐮刀，掛在當時89歲的林愛蘭的房間裡，長的、短的，鋒利的、鈍的，這名慰安婦老人用各式各樣的刀隔絕了自己和外界。
曾有媒體報導：林愛蘭在抗戰時期被日軍抓進慰安所被強姦，一生無法生育，之後加入“紅色娘子軍”上陣殺敵。幾十年後的今天，林愛蘭被仇恨籠罩，她做夢都在“砍日本鬼子”，家裡掛滿的刀則是準備用來和日本人決一死戰的。
導演郭柯找到這位老人時，老人獨自住在養老院的小房間裡，海南的氣候潮濕悶熱，她卻一個禮拜不換衣服。鏡頭一點點拉近，再拉近，這個逼仄的小房間裡，成群的螞蟻從床上經過，老鼠屎散落在枕頭、盆子、櫃子的各個角落。
郭柯問老人，為什麼要掛那麼多刀？
“因為小偷很多，他們如果來偷東西，我就拿刀砍他們。”端碗米飯都會顫顫巍巍的林愛蘭很認真地回答。
沒有控訴、生活平靜、難見眼淚，當了十幾年副導演的郭柯感覺，自己似乎觸碰到了一個更真實的慰安婦。
當鏡頭轉移到幾千公里外的山西太行山，平靜無聊仍占滿了畫面。李愛連老人是難得的“話匣子”，她挨個問攝製組成員都是哪兒的人，還和年輕人討論衣服的款式。老人每天生活的大事是喂貓，村裡大大小小的野貓都會在飯點湊到這裡，老人邊撒貓糧邊和兒媳婦討論，“這貓腰粗了，怕是快生了。”
郭柯想找到慰安婦老人應該有的“特徵”，可相處越久，老人越親切，每天看到自己就問“吃了嗎”。鏡頭裡，歷史仿佛只停留在她們佈滿皺紋的臉上。
鏡頭不斷拉遠，李愛連靠在炕上安靜地看電視，幾個小時一晃而過。郭柯坐不住了，他搞不懂，“這些老人真的經歷過那些事情嗎？”
鏡頭掃到海南的農村，慰安婦倖存者李美金和全村的老人在榕樹下乘涼。郭柯透過鏡頭看過去，老人的面孔都太像了，“都那麼平靜、蒼老”，他找不出哪一位才是慰安婦倖存者。
鏡頭還抵達了湖北孝感的農村，背井離鄉的韓國人毛銀梅在中國生活了70餘年，她不像“被國仇家恨籠罩”的老人，時間似乎稀釋了一切。當時年過九旬的老人，只依稀記得幾句韓語，她的日常是搬著小板凳，靠著牆壁，靜靜地發呆。一旁，重孫們正玩著電子遊戲。
她悄悄跑到地裡幹活，可是，她太老了，老到已經扛不起鋤頭、背不起麥子了，她對著鏡頭揪自己的手背和臉頰。老人的皮膚很松很幹，“沒有血了，活久了活久了，是個廢人了。”
片子拍到尾聲，幾乎全是“無聊”的日常，還有老人的歎息聲和笑聲，“這是一部關於慰安婦的紀錄片嗎？”郭柯很沒底。
“無聊不就是他們的真實狀態嗎？為什麼要假裝熱鬧？”拍了十幾年劇情片的郭柯說服了自己，他決定剔除掉一切來自想像的“矛盾”和“衝突”。
這個年輕的導演說，自己認清了一件事，“電影可以設計、可以構思，但生活永遠是無法想像的。”
鏡頭慢下來後，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了
鏡頭裡，有人讓老人毛銀梅進屋拿個杯子，她卻聽成了被子，嘟囔著“拿不動啊”，緩緩起身到臥室抱起了被子。這個喜歡背著手遛彎的老人，會去房子邊的溝渠掏樹葉，會摘下新開的梔子花擺在床頭，滿室清香。
韓國駐武漢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送來賀卡，可毛銀梅拿著賀卡卻認不出上面的字，她呆呆地看了半天。她把賀卡拿反了。
那段“歷史”的痕跡只在不經意間流露。來了客人，“歡迎光臨”“請進”“請坐”……一個接一個的日語單詞從毛銀梅嘴裡蹦出來。
毛銀梅還會唱朝鮮民歌《阿裡郎》和《桔梗謠》，但她對著鏡頭說，當初離開韓國時的情景記不太清了。她只記得分別是在火車站，戰爭年代，一切都是亂哄哄的，母親在火車上，她在月臺上跑啊跑，可怎麼也追不上。有人從火車上扔下食物，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沖過去撿起來大口大口地吃。
“都過去了，不說了，不說了。”這個90多歲的老人哭了。
郭柯發現，當鏡頭慢下來後，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了。他去尋訪這些慰安婦老人時，只有村子的地址，可幾乎每次到了村子後，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外人為何而來，能準確無誤地指出老人的房子。
採訪時“刀槍不入”的林愛蘭提起日本人都是面色如常，可話題一轉到親人，林愛蘭就開始抑制不住地哭泣。她的手緊緊抓著那個粉色塑膠椅子，哽咽著告訴攝製組，當年，她的母親被日本人抓住，被綁起來，然後扔進了河裡。很快，還未滿20歲的林愛蘭也被日本人抓住，被送進了慰安所。
越來越慢的鏡頭裡，老人向郭柯展示著自己最難以示人的那段歷史。
郭柯說，作為一名合格的導演，那個時候其實他應該高興，畢竟“終於得到了想要的故事”。可實際上，那一刻的他很難受，他覺得自己離這些老人已經很近很近了，聽她們講那些傷痛，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經歷了一樣。
李愛連已經徹底不把攝製組當外人了，老人午睡時會邀請組裡的姑娘一起上炕，每天天不亮起床，給攝製組炸饅頭片。
毛銀梅院裡盛開的梔子花味道清新，攝製組的人也很喜歡。老人從樹上摘下大大一把，挨個分給攝製組的成員，有攝影師扛著機器騰不開手，老人就拍拍對方的身子，讓壯漢微微蹲下。毛銀梅踮起腳，把梔子花別在攝影師衣服的口袋上，然後站在一邊，“嘿嘿”笑。
要活下去，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苦水往回倒，那才是真正活著的感覺
從酷暑到初秋，郭柯和30人的團隊乘飛機、火車和汽車，和22個老人都見了面。或長或短的拍攝過程中，他發現，老人身上的共同點很多，比如平靜、善良和樂觀，以及面對鏡頭的習以為常。
出發前他想過如何在不傷害老人的前提下提問並完成拍攝。但事實上，當機器出現時，有老人挺直了腰，“正襟危坐”，嘴裡冒出來的是“我不原諒日本人，我要他們認錯”。那些長槍短炮，老人似乎都很熟悉了。
拍攝後期，李愛連告訴郭柯，以前來採訪的記者太多太多了，可她“沒有講實話”。
“他們每次問那些問題，都當著我的兒媳孫孫，我怎麼說得出口。”老人說。
出發以前，郭柯還上網搜索過慰安婦的相關資料。可當他點開搜尋網頁面，出現的全是一個形象——仰拍的一張正哭泣著的蒼老的臉，照片說明字裡行間都是仇恨。
他很痛心，很多老人被這種形象綁架，像複讀機一樣，對著不同媒體說著同樣的、“記者想要的料”。
“其實她們的生活早已歸於平靜，如果遠遠地看，她們的生活會每天都帶著恨嗎？”郭柯覺得，“她們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這些歷史，一直以來都是我們不斷地在對老人進行二次傷害。”
他以前不明白，拍攝慰安婦不就是該讓老人提那些過去嗎。可幾個月近距離的拍攝，讓他發現，老人要活下去，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
在海南的拍攝過程裡，攝製組遇到了日本志願者米田麻衣。她是個在海南師範大學求學的日本姑娘，因為被慰安婦老人的故事所震動，時不時探望老人，為老人購置藥品和營養品。
曾經有一次，米田麻衣拿著一位日本軍人的照片給一位慰安婦老人看，她以為老人會生氣，可老人竟然笑了，“日本人也老了，鬍子都沒了啊。”
米田麻衣對著郭柯的鏡頭留下了眼淚，“她們心裡的傷口很大很深，可還是對人很好。不管是對日本人還是中國人。”這個日本姑娘說，“如果我經歷了這些事情，可能我會恨死那些人，會恨一輩子，甚至可能自殺。”
郭柯懂老人的選擇。韋紹蘭1944年被日軍擄走，送至馬嶺慰安所。3個月後，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來，卻發現噩夢並未結束。
一回到家，她就哭了，丈夫卻說她“到外面去學壞”。婆婆和鄰居都勸丈夫想開一點。丈夫還是過不了這坎兒，躲著她一個人跑到山后去砍柴。
她喝藥自殺，被救回來。那時，她發現自己懷孕了。
老人說，那時候“淚都是往心裡流的。”
那個有著日本血統的兒子羅善學開始學會了認命，他沒上過學、一生未娶，談了6個姑娘，女方就算同意，家裡人也不會同意。36歲的時候，他決定看一輩子牛。從小到大，就有人指指點點說他是“日本人”，這三個字，“背了這一輩子，壞了這一輩子”。
如今，這個“日本人”已經70多歲了，他還記得同母異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關在家裡，叫囂著“我要買兇殺了你這個日本人”。他說，自己對未來沒啥期待了，只希望自己快死的時候，“能有哪個人來管我一下就行了”。
“如果連個端水的人都沒有，我就喝農藥死掉。”他說。
郭柯很觸動。他很清楚，這些老人只有把這些苦痛壓到心裡最深處，才可以繼續生活。這些苦水往回倒，才是真正活著的感覺。
鏡頭裡的李愛連總是笑，對孫兒笑，對郭柯笑，對野貓也笑。可提起自己的丈夫，她哭了。抗戰勝利後，她從慰安所回家，丈夫告訴她：“從今往後，我們該怎麼過就怎麼過，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
她的丈夫已經去世好幾十年了。老人一直把這段經歷埋在心底，前些年很多民間團體上門拜訪，李愛連每次都擺擺手，說自己怕給子女丟人，什麼也不會講，“讓他們走吧”。兒媳勸她，“這些事情不是發生在你一個人身上，不用不好意思，那不是你的錯。”
毛銀梅已經記不得韓國家鄉的事兒了，她不願意回國，“都沒親人了”。她說，從慰安所出來以後，自己就不用韓國名字朴車順了，她開始叫“毛銀梅”。“因為毛主席好，沒有毛主席，就沒有現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個姓。”
後來，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從未嫌棄過毛銀梅慰安婦的身份，和她恩愛幾十年。老人說，丈夫最愛的，莫過於那白色的梅花了。
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你的拍攝就有了分寸，問題就有了底線
如果說還有什麼能撥動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郭柯的答案一定是親人。這些經歷過傷痛、戰亂、饑荒的老人在晚年輕而易舉地被子女捏中了“七寸”。
攝製組的志願者龍慶全程跟拍，作為團隊裡的“長輩”，她既是郭柯中學時代的英語老師，也代表攝製組和老人及家人溝通。她和一位慰安婦老人溝通拍攝訴求，對方告訴她，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攝。原因很簡單，“如果我說了，我擔心我的子女不再贍養我了”。
還有老人跟龍慶哭訴，每次好心人來看她給了錢，總是第二天就被兒子拿走了。龍慶著急，她要替愛心人士給老人捐款。想來想去，她把錢塞進了老人的羽絨服裡，這個口袋放一點，那個口袋裝一些，可是塞著塞著她又想，老人年紀大了，怎麼記得住錢在哪裡。
志願者龍慶停下雙手，默默地哭了。
海南的一位慰安婦老人，初次見到龍慶時正嚼著檳榔，嘴裡紅紅的，在一間破屋裡臥床不起。龍慶等人為老人買了一把輪椅，老人坐上輪椅後出了小屋，旁邊是兒子住的兩層小洋樓，兒子默默地看著龍慶把老人推出去，在村子裡轉了一圈又一圈。
天黑了，龍慶想回去了，可老人說，“再轉轉，再轉轉吧。”
郭柯覺得，這一切就像一個圓，身處圓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靜度日，圓心之外的親人、鄰居甚至是大眾卻在源源不斷地向老人投射傷害。
毛銀梅把慰安婦的身份瞞了五十餘年，甚至連她的養女都不知情。直到上世紀90年代，突如其來的記者才讓養女瞭解了母親的這層身份。
“社會上很多人叫嚷著日本必須認錯、慰安婦好可憐等等，實際卻對老人的生活情況一無所知。”郭柯很氣憤，他認為這些人要麼把老人當成了“歷史證據”，要麼就是站在高處的同情憐憫，自始至終，“我們沒有真正敞開懷抱去接納這些老人”。
“走不出這段歷史的，不是這些老人，是我們自己。”他平靜地說。
郭柯用了最克制的手法來拍攝，很多時候老人開始哭泣，他的鏡頭就拉遠，飛到了天上和窗外，雲靜靜地飄過，雨嘩啦啦地落下。大段大段的空鏡頭和遠景讓這部片子變得“一點兒也不好看”。因為想一個不落兒地呈現22個老人，這部電影甚至被一些學院派批評“沒有故事”“沒有層次”“沒有起承轉合”。
這也許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電影。在95分鐘時長的片子裡，22位主角輪番登場，沒有時間軸，鏡頭遠遠的，只來得及“深情地凝視一眼”。
從拍攝結束到現在，3年過去了。這期間，郭柯數不清自己經歷了多少質疑。有投資人撤資，有發行方打退堂鼓，還有業界紛至遝來的批評。
一次，在一場傳媒公司舉辦的小型看片會上，業內的編劇評價《二十二》：“從藝術創造的角度上看，即便是紀錄片，也需要矛盾和衝突，也需要有情節。”
他們的意見，是否定的。
坐在角落的龍慶急得不行，她是外行，不敢發言，可她真的很想站起來，替自己的學生郭柯鳴不平。那些矛盾、衝突，其實都有。
在李愛連家拍攝時，某天，一場大雨突如其來，老人倚坐在炕上發呆。攝製組當即決定，人員清場，只留下攝像師和龍慶。攝製組決定試試看老人是否願意開口。許久，老人小聲問龍慶，門都關好了嗎？
得到肯定的答覆後，李愛連一邊哭，一邊說起了當年的遭遇。70多年前，日本人把她抓去後，餓了她三天三夜，到最後扔給她一堆大蔥，那年只有18歲的她接過來連吃了8根，吃到後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嘴卻沒停。
後來，她落下了胃病。
老人開始哭泣，還在斷斷續續回憶那個淩辱她的40多歲的日本人。龍慶對著老人無聲地哭泣，耳機裡傳來郭柯的聲音，“龍老師，可以了，停下吧。”
這段故事最終沒有被剪輯到成片裡。 “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你的拍攝就有了分寸，問題就有了底線。”郭柯說，自己很倔，在市場面前，他也曾自我懷疑過，但從沒想過低頭。
如果這是個錯誤，那就讓它錯得浪漫些
紀錄片四處碰壁的那段日子裡，郭柯曾不止一次地和龍慶說，大不了片子就作為資料片保存下來，30年後一定有它的價值。
其實，剪片子時，郭柯也有過掙扎。他那些“導演的臭毛病”時不時冒出來，讓他糾結要不要剪出一部“有故事情節、有節奏感”的片子。
但他心裡沒底。他找到了知名剪輯師廖慶松，對方問他“你為什麼要遷就觀眾？”
“你拍這個片子是為了什麼？故事性嗎？”
“你為什麼要剪得有節奏感？她們的生活是有節奏的嗎？”
郭柯覺得自己醒了，他決定徹底放棄歷史畫面和解說詞，“如果這是個錯誤，那就讓它錯得浪漫些”。
剪輯團隊翻來覆去啃完十多個硬碟，成片最終比粗剪版少了3分鐘，卻多了郭柯曾經想都不敢想的內容。比如，一個固定的鏡頭竟然放了一分鐘，沒有任何節奏可言。按過去，鏡頭對準5秒鐘後，這個年輕的80後導演就打算切走了，“該考慮觀眾是不是煩了，該切個近景什麼的”。
可是這次，郭柯突然覺得，“人的心靈沒有節奏，就這樣放著，讓觀眾自己去體會吧。”
剪輯片子的幾個月裡，他發現自己能慢慢聽懂廣西話了。那個說著“眼淚都往心裡流了”的韋紹蘭在鏡頭前不止一次地說過，“世界真好”。
老人說，這世界紅紅火火的，真好，“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
在殘破的土房子裡，老人收到了攝製組送給她的毛絨玩具。那是一隻紅色的小猴子，老人和郭柯都屬猴。收到禮物的那天，老人一個勁兒地撥弄著小猴子的尾巴，笑著說“真好玩”。
快走了，龍慶擔心老人會不捨得，可瘦小的韋紹蘭只是站出來目送他們遠去，表情“非常平靜”。她還給郭柯發了4個包著100元錢的紅包，“過年了，你拿著這個回去給媽媽買點糖果吃。”年關將至，拍攝結束後的每年臘月，郭柯和攝製組的代表都會來探望老人。
拍攝林愛蘭時，曾發生了一件小插曲。當過紅色娘子軍的老人非常重視政府發給自己的獎章。一天，她告訴攝製組，自己的獎章被一個叫阿憨的村民偷了。她著急的樣子讓龍慶十分不忍，龍慶匆匆為老人尋獎章。
可是阿憨否認自己偷盜。第二天，攝製組幫老人打掃衛生，在一堆死老鼠的屍體裡找到了丟失的獎章。老人笑了，“就像個少女一樣，特別羞澀，特別不好意思”。
和獎章一起被發現的，還有老人珍藏的“美元”，版型比正常美元大了幾號，龍慶笑了，她跟老人說，這美元是假的。林愛蘭又笑了，臉窩深陷，還躲著鏡頭。一旁的龍慶覺得老人“內心其實也很柔軟啊”。
獎章的故事代替對戰爭的回憶，和餵養野貓的故事一道擠進了這部95分鐘的紀錄片。郭柯說，自從2012年開始拍攝《三十二》以來，從來都不是自己在幫助慰安婦，而是老人在幫助自己這個毛頭小夥成長。他越來越清楚，“自己該幹什麼了”。
也許有一天，自己會把那些框全部抹掉
郭柯眼中該做的事，就是讓《二十二》走進院線，讓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人看到。
他跑了一整年的電影節。他太窮了，總是讓電影節主辦方把返程票訂到下一個電影節舉辦地的城市。全世界奔波一圈兒，片子獲得2015年釜山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提名和2016年莫斯科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提名。在電影節現場，郭柯說：“謝謝你們的包容。”
俄羅斯著名導演尼基塔·米哈爾科夫評價《二十二》：“是一部很溫暖的電影。”2016年北京大學生電影節將組委會“特別推薦獎”頒給了它，可是，這部片子在當時還是離上映遙遙無期。
一年過去，郭柯已經把能報名的電影節報了個遍，滿打滿算有好幾十個。新的一年，他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了。
可他還想再為電影做點什麼。他還記得，在一個國際影展上，一位元日本記者攜全家觀看了這部片子，他告訴郭柯：“謝謝你拍了這樣的片子，沒有一味指責日本，能讓我們自己去回想，想想這些老人當年都發生了什麼。”
郭柯希望，這是一部任何人看了都不會尷尬的片子。“如果一部片子全是責備、指責、說教，你讓人看啥？”他還是那句話，“老人能活到現在，就說明了一切。”
電影宣傳海報，是手繪的女孩形象。郭柯還特意將這些老人的笑容做成手繪海報。郭柯說，自己想讓多一些的年輕人走進影院，不排斥這個題材，不被痛苦、灑滿淚水的面容嚇跑，能知道“這些慰安婦老人是受害者，更是我們的同胞”。
郭柯說，影片的所有票房都會捐給研究中國慰安婦的相關研究機構，自己不會靠這個項目賺一分錢。
跑電影節時，他看到，韓國的年輕人把慰安婦老人繡的花做成了logo，印在手機殼、相冊和帽子上，並進行義賣，收益都捐給老人。韓國的明星紛紛在公開場合佩戴紀念慰安婦的紀念章，呼籲更多人關注這一群體。
郭柯曾參與一次韓國慰安婦紀念活動，活動現場全是中小學生的身影。可去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去留引發爭議時，他從電視裡看到，慰安所遺址附近的中學生說，“（慰安婦）不是很光彩，還是不要特別瞭解比較好，學生還是不應該知道太多。”
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對著鏡頭說：“你在學校裡放了這樣一棟房子，對學生到底要起什麼樣的教育作用？”
這部電影的推進，還在繼續。
去年，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幫助下，郭柯面向社會眾籌片子上映的宣發費用，大半年過去，100余萬元被湊齊，31850個名字留在了紀錄片的片尾。
那也許是史上最長的電影片尾，“要放10分多鐘”。光是片尾曲就有8分鐘，漆黑的銀幕上，31850個名字開始緩緩滾動。
片尾曲輕輕放著，“日頭出來點點紅，照進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窮。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憂愁自己解，自流眼淚自抹幹 ……”
這個名單從0走到31850花了大半年的時間，也有很多事情悄然改變。
《三十二》正式進軍一家視頻網站，當那個因為日本血緣而一輩子不能上學、娶不了妻的70多歲老人羅善學在鏡頭前講述自己的一生時，視頻彈出了鋪天蓋地的彈幕：“你是中國人。”
林愛蘭悄悄去世了。攝製組趕赴海南，想辦法為沒有男性後代的老人立碑，將老人的遺物收好，寄給上海的中國“ 慰安婦”歷史博物館。他們奔走的身影觸動到了老人最小的養女阿香，家境並不富裕的阿香為紀錄片捐了款。
那位被兒子搶走善款的老人89歲了。她對龍慶說，自己很多年沒過生日了，今年兒女都回來給自己祝壽，無論如何要請攝製組的人一起吃飯，“我管飯，你們一定要來”。
“日本人”羅善學養了只可愛的小貓。冬天生著火，老人默默看著小貓撲騰，龍慶覺得“他不再只一個人躲在牆角了，眼裡都是溫柔”。
但告別，終將是關鍵字。毛銀梅老人走了，床頭的梔子花一點點泛黃、消失。
李愛連的腳、手、喉嚨一個接一個地“失靈”，她生活的半徑越來越窄，整日躺在炕上。她很思念這些遠方的年輕人，總讓兒媳給郭柯發消息，說“自己最近身體不太好，能不能來看看我”。
兒媳告訴老人，郭導很忙。“他在忙什麼呀？”老人還是不死心。
“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呢。”兒媳眼色和緩。
第二天，李愛連似乎忘記了昨天的對話，又對著兒媳嘟囔讓郭柯來看看自己，只是，她的喉嚨一日比一日使不上力了，總有一口痰卡著，說著說著就沒了力氣，只聽得見微弱的氣聲。
龍慶的手機記憶體早就不夠了，她拍了“數都數不清”的照片，可還是總錯過和老人的分離。22這個數字自從他們離開那一刻就跳動起來，3年後的今天，這個數字暫時定格在了9。
每當一位老人離世，郭柯就會在紀錄片片尾處，給老人的名字加個框。可最近這些日子，老人走得太快了，他甚至來不及加框。
他說，也許有一天，自己會把那些框全部抹掉，回到當初遇見她們時那樣，老人對著鏡頭笑啊笑，彷佛這些年，她們從沒有離開過。
責編：賈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