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需要主張』
今天的頭條， 書評君關注了邁克爾·麥爾關於東北農村的寫作。 而這一篇， 則是另一位美國人對中國村莊的研究——艾約博教授筆下“以竹為生”的四川手工造紙村。
“匠人精神”、“傳統手工”如今是失落之後又重新歸來的“熱詞”， 但又有多少人能深入探尋一個賴手工業為生的村莊的內部肌理？而這樣的屬於村莊的生計， 又會在歷史、現實與社會的大背景中有怎樣的遭遇？一種深植於地方性的手藝， 真的可能被來自國家的清晰“規劃”所規劃嗎？
撰文 | 陳冕
中國鄉村研究有其悠長歷史。 說起村莊研究，
艾約博（Jacob Eyferth， 1962－）， 美國芝加哥大學中國現代史專業副教授， 東亞語言文明系系主任。 主要研究領域：20世紀中國農村社會史， 以及關於工作、技術、性別和日常生活的歷史。
艾約博運用近年頗為熱門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方法， 以人類學家的耐心與細緻深入到村莊中進行田野研究， 探尋村莊內部肌理， 揭露歷史與現實的糾纏；又施展歷史學家的技藝， 史海鉤沉， 再現村莊社會百年風雨。 與此同時， 艾約博更是展現其獨特問題意識， 探尋“技能如何嵌入社會之中”這一少為既有研究觸及的問題， 並將其放置在國家與地方社會關係的宏大框架下考察， 讓讀者耳目一新。
將夾江打進村莊研究的廣闊版圖
和經典鄉村研究相似， 艾約博也將目光聚焦在一個鄉村社區——位處成都與樂山之間的夾江縣。 在夾江縣， 最為顯著的經濟活動並非農業， 而是造紙業。 艾約博將村落的百年變遷娓娓道來， 匠人山間伐竹， 槽邊制漿， 商人四處奔走， 討價還價， 村民建碑祭祖， 以求家門復興……不同群體如何“以竹為生”， 躍然紙上。 民國時期的兵荒馬亂， 共和國初年手工業的巨變， 改革開放後造紙業的復興……時代洪流如何影響地方社會， 也被細緻再現。
夾江縣位於四川境內的山區， 當地居民利用當地自然產出的毛竹為原料從事手工造紙謀生， 並圍繞這一核心技能形成特定的親屬關係網絡和社區組織形式。 20世紀後， 夾江的手工造紙技術面臨著改朝換代、戰爭、革命、集體化、現代化、改革開放和市場化等多重衝擊， 促使造紙人在技術層面和社會層面上重新定義身份認同。
但如果僅有細緻入微之觀察， 而無問題意識或理論意識， 文本常有淪為速食新聞之虞。
如在討論夾江山區的宗族時， 艾約博與弗裡德曼的“宗族範式”展開對話。 弗裡德曼的東南宗族研究將重點放在村莊範圍內的繼嗣群中， 艾約博則指出， 弗裡德曼乃至弗裡德曼的批評者們， 都甚少關注水準的親屬紐帶。 技能並非由某支血脈壟斷， 而是以“輩分”為軸， 為同宗族的兄弟間所共用。 兄弟們各司其職， 親屬關係則有助於維持勞動、借貸、雇傭等經濟活動。 宗族也並非僅僅是固定地理範圍內穩定的實體， 也是日常生活中反復不斷的實踐。 艾約博注意到， 輩分並非冰冷的“長幼尊卑”， 也是可以靈活運用的策略， 如“‘輩分’不必時時講，講深講淺視情況而定”。
再如在討論夾江紙業行會和商貿網路時，艾約博又對施堅雅的市場體系理論進行補充。他認同施堅雅的基本假設，即市場成為社會組織的基質。但在夾江的案例中，施堅雅所預設的經濟理性時常會被打破，比方說鄉民會違背經濟理性，因政治等因素選擇更遠的市場交易，也會臨時開闢新市場剷除經濟對手的市場；造紙商們可經營自耕田和通過平原而非市集買米，市場的必要性似乎也並無如此明顯，儘管施堅雅的田野地點正好是在離夾江不遠的成都盆地。細緻入微的描述，並不只志在描繪，更有助於將夾江打進村莊研究的廣闊版圖之中。
《以竹為生》
作者：[德]艾約博
版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7年1月
刻在身心之上的技能構築地方社會
但這本書最讓人印象深刻之處在於他對“技能”的重新思考。在艾約博看來，技能並不只是個體所擁有之“物”，更是構築地方社會的重要環節。在夾江，造紙技術複雜且仰賴精細分工，因此其社會組織與技術之間也呈現出複雜共生關係。
艾約博取徑技術人類學，探尋技能如何在個體、代際、村落乃至家國中分佈與再分配。他沒有採取技術決定論的視角，將技能對社會的影響浪漫化，而是採取更為精細的全景式描述，進一步探討技能如何“具化在踐行者的頭腦和身體裡，嵌入在自然和人為的環境中，分置在不同踐行人群體中”，並“嵌入在社會關係中”。實踐技能的個體與社群，皆獨一無二，難以複製。也只有在這個視角之下，我們才能明白，為何即便夾江的造紙技術被寫成文字，仍無法在其他地方再現。
傳統造紙工藝
技能首先依賴於個體得以實現，它無法脫離活生生的肉體。技能首先會儲存在工匠的身體與記憶中。抄紙、刷紙、紙漿配備等技能時常超越言語，而更需要心領神會。艾約博注意到，某些打漿匠製造的紙漿更為上乘，並非因為配方上乘，而是知道如何憑藉感覺處理微妙變化，紙匠也知道如何微妙地混合竹與其他材料以控制成本。對於男性，特定技能會銘刻在記憶中，伴隨終身；而婦女則必須學會遺忘娘家的技術，學習夫家的技術。這樣的技能甚至會銘刻在身體中，如踩踏碎料者一條大腿會比另外一條要粗。技能被整合到個體的生命歷程中，成為難以磨滅的部分。
但個體技能要發揮效力，仍需融入社群之中。銘刻在各人身心之上的技能，只能成為捉襟見肘的獨角戲；只有當各異技能融入社會環境，流程複雜的造紙業方可順利運轉。各懷絕技之人，如同上演韻律節奏複雜的多人舞，將紛繁複雜的流程化解為個體訓練有素的實踐。在村落中，工匠將技能實踐編織到輩分等宗族實踐中，通過對親緣關係的靈活運用組織複雜的生產，而造紙區中的大部分人，也被技能維繫在社區之中，維持相對自給自足的生活。在這裡，技能並不會帶來社會關係的變革，而是滲透在社群的關係網絡中。技能使得共同體得以維繫，而社群則為技能提供運轉、流動、傳遞的空間。
如何規劃才能避免地方社會惡化
技能並非鄉村共同體中自給自足之物。當國家介入，既有社會關係被改變，技能會被重新分配，乃至受到嚴重挑戰；技能的實踐者則可能面臨生活巨變。艾約博引入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國家的視角》中的分析，進一步剖析國家的規劃如何導致技能與社會關係的重組。
《國家的視角》
作者：詹姆斯・C・斯科特
版本: 社科文獻出版社 2011年
斯科特在剖析極端現代主義城市、蘇維埃集體化、坦尚尼亞強制村莊化和單一樹種林業後，指出國家對社會的規劃總是傾向於極端簡化、清晰。然而國家的清晰化規劃卻可能在地方水土不服，違背地方社會的實踐邏輯，乃至釀成大禍。因此，若只考慮宏大的國家規劃，而忽視根植地方社會中的實踐知識，社會便難以順利運轉。
夾江造紙業的技能便是一種地方實踐知識，它自有其運行邏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試圖控制夾江造紙業，最終以失敗告終；共和國政府試圖介入，但在複製技術這一點上也同樣不成功。地方性實踐巧妙地以其自身的邏輯適應了政權更替。由於造紙本來就是集體實踐，集體化也並沒有太大改變村民生活，在五十年代初，居民的生活比經歷內戰和政權易置前的四十年代還要舒適。
但國家隨即而來的宏大規劃，卻在夾江地區激起難以平息的漣漪。國家試圖推行的政策是清晰簡單的：迅速發展工業，糧食自給自足。但落實到地方社會，夾江的“手工業”標籤卻使村民們處在尷尬的夾縫中。由於無法進入“工業”的行列，工匠們仍處於自給自足的狀態，造紙技術並無太大長進。山地平原都要做到糧食自足的政策試圖促進公平，但在夾江卻適得其反。“大躍進”之後，糧食徵收量與再分配量有所降低，夾江平原地區可以騰出土地種植經濟作物，發展工業，但山區卻必須砍掉造紙所必需的竹子種植糧食。
夾江的傳統手工造紙
這也體現出原書書名"Eating Rice from Bamboo Roots"的另一層含義：夾江山區工匠縱然“以竹為生”，靠竹造紙吃飯，但在特定情境下，他們又得“削竹種稻”，靠種糧吃飯。但正如艾約博所觀察，“10畝竹林可以維持一個小造紙作坊一年的運轉，但是10畝農田卻不能養活一個家庭”。地方的實踐知識可以維持社群的合理運轉，但高高在上的簡單規劃，有時在砍斷了既有的社會紐帶後，卻未必能提供良好的替代。與之類似，改革開放後，夾江造紙業私有化大獲成功，也並不儘然出於國家政策的規劃。糧食、紙業市場的變化，城市對書法紙的需求等因素結合，與夾江原有的親緣技能分配結合，才使造紙業順利私有化。
由是觀之，如若試圖以清晰規劃大刀闊斧發展的國家，不能妥善處理地方千百年來形成的實踐知識，那麼很可能迎來一刀切的惡果：規劃失效，地方社會惡化。面臨發展的難題，或許我們都應像艾約博一樣，以歷史學的厚重與人類學的敏感，從地方的視角看，從那些組織起親緣網路、市場體系與生產實踐的地方知識出發。當然，這也是一種根植于特定文化環境中修習而來的技能，但它值得我們去不斷嘗試。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原載於2017年3月4日《新京報·書評週刊》。作者：陳冕；編輯：孔雪、小鹽。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如“‘輩分’不必時時講，講深講淺視情況而定”。再如在討論夾江紙業行會和商貿網路時，艾約博又對施堅雅的市場體系理論進行補充。他認同施堅雅的基本假設，即市場成為社會組織的基質。但在夾江的案例中，施堅雅所預設的經濟理性時常會被打破，比方說鄉民會違背經濟理性，因政治等因素選擇更遠的市場交易，也會臨時開闢新市場剷除經濟對手的市場；造紙商們可經營自耕田和通過平原而非市集買米，市場的必要性似乎也並無如此明顯，儘管施堅雅的田野地點正好是在離夾江不遠的成都盆地。細緻入微的描述，並不只志在描繪，更有助於將夾江打進村莊研究的廣闊版圖之中。
《以竹為生》
作者：[德]艾約博
版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7年1月
刻在身心之上的技能構築地方社會
但這本書最讓人印象深刻之處在於他對“技能”的重新思考。在艾約博看來，技能並不只是個體所擁有之“物”，更是構築地方社會的重要環節。在夾江，造紙技術複雜且仰賴精細分工，因此其社會組織與技術之間也呈現出複雜共生關係。
艾約博取徑技術人類學，探尋技能如何在個體、代際、村落乃至家國中分佈與再分配。他沒有採取技術決定論的視角，將技能對社會的影響浪漫化，而是採取更為精細的全景式描述，進一步探討技能如何“具化在踐行者的頭腦和身體裡，嵌入在自然和人為的環境中，分置在不同踐行人群體中”，並“嵌入在社會關係中”。實踐技能的個體與社群，皆獨一無二，難以複製。也只有在這個視角之下，我們才能明白，為何即便夾江的造紙技術被寫成文字，仍無法在其他地方再現。
傳統造紙工藝
技能首先依賴於個體得以實現，它無法脫離活生生的肉體。技能首先會儲存在工匠的身體與記憶中。抄紙、刷紙、紙漿配備等技能時常超越言語，而更需要心領神會。艾約博注意到，某些打漿匠製造的紙漿更為上乘，並非因為配方上乘，而是知道如何憑藉感覺處理微妙變化，紙匠也知道如何微妙地混合竹與其他材料以控制成本。對於男性，特定技能會銘刻在記憶中，伴隨終身；而婦女則必須學會遺忘娘家的技術，學習夫家的技術。這樣的技能甚至會銘刻在身體中，如踩踏碎料者一條大腿會比另外一條要粗。技能被整合到個體的生命歷程中，成為難以磨滅的部分。
但個體技能要發揮效力，仍需融入社群之中。銘刻在各人身心之上的技能，只能成為捉襟見肘的獨角戲；只有當各異技能融入社會環境，流程複雜的造紙業方可順利運轉。各懷絕技之人，如同上演韻律節奏複雜的多人舞，將紛繁複雜的流程化解為個體訓練有素的實踐。在村落中，工匠將技能實踐編織到輩分等宗族實踐中，通過對親緣關係的靈活運用組織複雜的生產，而造紙區中的大部分人，也被技能維繫在社區之中，維持相對自給自足的生活。在這裡，技能並不會帶來社會關係的變革，而是滲透在社群的關係網絡中。技能使得共同體得以維繫，而社群則為技能提供運轉、流動、傳遞的空間。
如何規劃才能避免地方社會惡化
技能並非鄉村共同體中自給自足之物。當國家介入，既有社會關係被改變，技能會被重新分配，乃至受到嚴重挑戰；技能的實踐者則可能面臨生活巨變。艾約博引入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國家的視角》中的分析，進一步剖析國家的規劃如何導致技能與社會關係的重組。
《國家的視角》
作者：詹姆斯・C・斯科特
版本: 社科文獻出版社 2011年
斯科特在剖析極端現代主義城市、蘇維埃集體化、坦尚尼亞強制村莊化和單一樹種林業後，指出國家對社會的規劃總是傾向於極端簡化、清晰。然而國家的清晰化規劃卻可能在地方水土不服，違背地方社會的實踐邏輯，乃至釀成大禍。因此，若只考慮宏大的國家規劃，而忽視根植地方社會中的實踐知識，社會便難以順利運轉。
夾江造紙業的技能便是一種地方實踐知識，它自有其運行邏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試圖控制夾江造紙業，最終以失敗告終；共和國政府試圖介入，但在複製技術這一點上也同樣不成功。地方性實踐巧妙地以其自身的邏輯適應了政權更替。由於造紙本來就是集體實踐，集體化也並沒有太大改變村民生活，在五十年代初，居民的生活比經歷內戰和政權易置前的四十年代還要舒適。
但國家隨即而來的宏大規劃，卻在夾江地區激起難以平息的漣漪。國家試圖推行的政策是清晰簡單的：迅速發展工業，糧食自給自足。但落實到地方社會，夾江的“手工業”標籤卻使村民們處在尷尬的夾縫中。由於無法進入“工業”的行列，工匠們仍處於自給自足的狀態，造紙技術並無太大長進。山地平原都要做到糧食自足的政策試圖促進公平，但在夾江卻適得其反。“大躍進”之後，糧食徵收量與再分配量有所降低，夾江平原地區可以騰出土地種植經濟作物，發展工業，但山區卻必須砍掉造紙所必需的竹子種植糧食。
夾江的傳統手工造紙
這也體現出原書書名"Eating Rice from Bamboo Roots"的另一層含義：夾江山區工匠縱然“以竹為生”，靠竹造紙吃飯，但在特定情境下，他們又得“削竹種稻”，靠種糧吃飯。但正如艾約博所觀察，“10畝竹林可以維持一個小造紙作坊一年的運轉，但是10畝農田卻不能養活一個家庭”。地方的實踐知識可以維持社群的合理運轉，但高高在上的簡單規劃，有時在砍斷了既有的社會紐帶後，卻未必能提供良好的替代。與之類似，改革開放後，夾江造紙業私有化大獲成功，也並不儘然出於國家政策的規劃。糧食、紙業市場的變化，城市對書法紙的需求等因素結合，與夾江原有的親緣技能分配結合，才使造紙業順利私有化。
由是觀之，如若試圖以清晰規劃大刀闊斧發展的國家，不能妥善處理地方千百年來形成的實踐知識，那麼很可能迎來一刀切的惡果：規劃失效，地方社會惡化。面臨發展的難題，或許我們都應像艾約博一樣，以歷史學的厚重與人類學的敏感，從地方的視角看，從那些組織起親緣網路、市場體系與生產實踐的地方知識出發。當然，這也是一種根植于特定文化環境中修習而來的技能，但它值得我們去不斷嘗試。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原載於2017年3月4日《新京報·書評週刊》。作者：陳冕；編輯：孔雪、小鹽。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