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看我個子小， 但我性格屬於比較直爽的。 換句話說， 我沒什麼架子。 ”剛坐下來， 王瑞所長就直截了當這樣說。
2012年5月， 王瑞來到梅林所， 次年12月被正式任命為所長。 在此之前， 他幹公安工作二十三年， 從南昌到深圳， 幾乎遍歷了公安的所有基層工作。 2003年選調來深， 從園嶺所、南園所、華強北所、看守所到現在的梅林所， 經歷豐富的王瑞對治所之道有著獨到的理解。
王瑞認為， 對於一個所長而言， 熟悉各項公安業務很有必要。 派出所可謂“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所長不一定要每樣都很精通， 但卻一定要懂行。 領導懂行， 民警才服氣， 民警服氣了， 平時工作中也就不敢忽悠。 這樣才能更好安排各個業務口的工作， 接待群眾也能遊刃有餘。
王瑞把派出所比喻成一個大家族， 像電視劇《大宅門》裡一樣， 管理要有規矩， 定了規矩要執行。 規矩定好， 所長就要做好表率， 帶頭執行。
梅林所是沒有早班會的！這大概是全市派出所裡唯一一個沒有早班會的。 王所說， 十八年的派出所經歷， 讓他對派出所的運作、民警的心理十分瞭解。
派出所的工作關鍵是抓落實，
王瑞認為， 作為一個所長，
以前人們說， 梅林是福田的關外。 梅林轄區占了福田區面積的27%， 地理位置偏僻， 經濟欠發達， 人流量不多。 但近幾年， 市政規劃將彩梅片區打造成“第七商圈”， 梅林開始了全面的升級改造， 一段時期僅在建工地就有二十多個， 高檔的寫字樓卓越城、大型商場卓越匯和綠景紅灣相繼開業、地鐵9號線也正式開通。
“作為一個所長， 還需要懂一點經濟， 懂經濟實際上就是大資料。 ”王瑞認為， 經濟發展跟治安是息息相關的， 經濟大環境不好治安就越複雜。 2016年經濟下行， 就給轄區帶來很多問題。 因此， 他在走訪轄區企業時， 不是簡單去問——最近消防怎麼樣？治安怎麼樣？而是去問這個企業今年生意情況怎麼樣？如果企業普遍的生意很難做， 經濟整體形勢不好， 這就給派出所的治安一個信號了！——例如：這些往日裡消費的人去了哪裡？以後在幾個重要的節點， 安保工作該如何相對應的調整。
“一個不懂經濟的所長，肯定是不合格的。比如高檔寫字樓卓越匯2015年租金每平方米是200元，2016年降到160元。經過瞭解後發現，自從加強了對涉資經濟的嚴管，很多的P2P做不下去了，大批量撤退了，寫字樓也不好租出去了。與此相對應的是，相關警情的減少和信訪投訴的減少。再比如去天虹商場檢查消防，我就會問天虹下一步會如何如何？原來梅林的消費群體是家庭月收入五六千元左右的，現在起碼到了一萬元。有些生存不下去的人，很可能就會去偷、去搶。這些採集來的資訊怎麼用呢？哪裡要佈置警力？哪裡要嚴管？”大資料給了王瑞很多思路和靈感，“不瞭解這些，你很難對治安問題分析到位”。
“作為一個所長，如何把有限的警力進行合理配置，這是需要考慮諸多因素。”王瑞始終認為，工作上只要設身處地為民警考慮，肯定會收穫他們對待工作的認真負責。“這就是我希望的結果，一個良性的迴圈，事半功倍！”王瑞說，現在自己做一些決定的時候，都會想想自己當初做民警時，最需要的是什麼。這種換位思考的工作思路運用到和民警的接觸中，效果很好。
當所長，也要注重公平公正。在工作交流中，其中不乏王瑞的熟人調過來。王瑞一碗水端平，甚至，跟他關係越好的，他要求越嚴格。“你跟我這麼好，不是更應該支援我的工作？你不支持我，憑什麼跟我關係好？”同時，他也教轄區民警這樣工作，“我們是朋友，面子是要給的。我告知你，你改正。我給了你面子，你就應該支持我的工作。朋友之間是互相給面子、互相支持的”。
有時，將心比心也是很好的工作方法。比方說企業存在的消防問題，如果它本身經濟效益就不好，你卻只是一味查處、開罰單，處置得很重，對企業來說就是雪上加霜。當遇到問題時，就要先給一段時間讓他整改，期間一起商量怎麼解決問題，最終將消防隱患消除了，這才是工作的重心。其實，很多老百姓都不懂什麼叫消防審批，一味的開罰單，老百姓意見很大，往往會認為“你這麼做不就是為了罰錢嗎”，我們不能給老百姓留這種印象。在執法過程中，宣傳、告知這個環節非常重要：“我處罰你，是因為我告知了你，教你怎麼做你還做不好。你能做到的你卻不做，不處罰你就難以服眾”。
王瑞經常給情報指揮室下達研判任務——比如一段時期的發案特點，某個方面的不穩定因素，具體說比如2016年下半年開始，帶了多少吸毒人員回來？有多少沒有驗出陽性的？這些資訊説明王瑞做一個總體的分析，梅林的警情、社情、毒情到底處於一個什麼狀況。有了具體的瞭解後，下一步對警力的安排、整治的方式，他便有了自己的打算。
現在每個派出所都有情報指揮室，梅林所的情報指揮室曾獲市局“十佳情報指揮室”之首。梅林所的情報指揮室是王瑞一手搭建起來的，別看外表普普通通，但內裡實在。情報指揮室除直接參與大小案件的偵查外，還要根據發案規律每天下達工作指令。比方說入室盜竊，它所發生的時間、地點及可疑人員的籍貫和性別、年齡，採用什麼樣的方式盜竊，這些都是有跡可循的。“能得出什麼時間段、哪個社區的防範比較弱，它的入口在哪裡，針對什麼樣的人。”通過工作指令有針對性地開展盤查，能有效地發現和堵塞防範漏洞，起到真正的防範作用。
前段時間，梅林所轄區發生了兩起盜竊案。其中一起是因為牆邊的燈被業主滅了，導致嫌疑人翻牆沒被發覺，其實大門守得很嚴。原來是業主認為燈太亮，影響家裡休息就弄滅了。我們發現這個問題後，讓物業在牆上裝倒刺，同時也要裝燈，但選暗一點的。“你跟老百姓講清楚，你是願意讓人爬進家裡偷東西？還是拉個簾子安全呢？業主也十分理解裝燈的必要性。”
“我建設情報室的經驗是，從實際情況考慮，慢慢摸索出適合自己轄區的模式，有一個慢慢適應的過程，然後再不斷改進，符合基層需要。”這話說得實在！王瑞打了個比方：按規定巡邏民警每個人需要盤查可疑人員15人、車輛10輛。王瑞認為——民警每班次只需認真盤查5個人，就能達到效果。“因為我深深瞭解到，民警在路上盤查可疑人員，如果數量過多無法完成任務的話，結果不是造假就是找一些好盤查的人來充數，起不到任何的效果不說，還會引起老百姓的不滿。”
情報室不需要高大上，需要貼近基層。梅林所的盤查，是按照情報派單和警情分析來進行的，確定了哪裡犯案，嫌疑人大概是什麼狀態，在幾點鐘會出現在哪個路口，盤查的性別、年齡及特徵都有具體的要求。每天的盤查名單都放在一個研判的盒子裡，巡邏民警上班時自己主動拿單，看自己當天要做什麼。下班的時候，把自己盤查的單子放回去，相關人員會把資訊錄入電腦，不斷地充實資料庫。同時，所有的流程都跟績效考核相關。
當時情報室剛建起來，每天給民警派單時，遭到不小的抵觸。“情報室好像又成了一個小機關，於是我想了一個辦法，那就互相派單吧！”為了協調大家之間的關係，王瑞讓巡邏民警、辦案民警、社區民警和情報指揮室互相“派單”提要求——這個制度定下來以後，起初是為了協調關係，後來每個崗位上的民警覺得對自己的工作很有幫助，於是又成了一個良性迴圈。
2008年時，梅林所的在崗警力130多人。2012年王瑞來時113人，2016年是111人，現在是99人。警力在逐步減少，治安要素日趨複雜，人口大量增加，但警情數卻在下降。這種成績，著實來之不易。王瑞認為，這就是智慧警務的力量，是科技強警、提能增效的結果。
在消防工作中，王瑞也有自己的理解。梅林轄區面積大，分佈著9個城中村，消防形勢十分嚴峻，而專職的消防民警只有4個人，總共三千多棟樓宇存在很多消防隱患，一個一個地檢查整改根本不現實。“關鍵是抓住消防隱患整改不放鬆，因此，處理一個震懾一片，是很有必要的。”
梅林所也算是個城中村派出所，消防問題十分嚴峻。很多做生意的人，會利用城中村廉價的危房做生意，帶來很多消防隱患。王瑞按手續來，不合格的住人場所查封，告知要整改哪裡。整改以後打報告給我，解封。王瑞明白，住人是為了節約成本，做生意的需要交租，就必須拿出誠意來。為了轄區的安全，“雙方耗著”這種方式固然累人，但也不失為一種策略。
“為了達到長治久安的效果，一段時間裡辛苦一點，也是很值得的。”這回，雷厲風行的王瑞連街道辦某位領導的親戚都給拘留了，不但抓人，解封前還開現場會讓人家“現身說法”——這一舉動可謂震懾一片。“通過‘嚴打嚴治’、‘以點帶面’，讓大家養成好習慣，時間長了就能看出效果很好。”
不僅如此，除了“現身說法”這種殺一儆百的方式，王瑞也在思考發生火災的深層原因，他認為“派出所不是滅火隊，派出所的消防工作主要是監督管理，落實相關單位的主體責任”。“我管消防，其實和管理派出所的思路是一樣的。事物有共通的規律，關鍵就是落實到具體的問題。”
王瑞剛來梅林所的時候，有人跟他說——梅林所的民警是方木頭，輕輕碰一下，都不會動的。踢一腳，也就滾一下。形勢這麼嚴峻，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所長正，下面的人就正。” 原來有個別民警，被一些不法商家以請吃送禮的方式“交朋友”拉攏，處理問題時拉不開情面，致使一些問題長期存在。原來梅林有5家遊戲廳，都開有賭博機，經常受到報警投訴，王瑞首先把不敢處理違法商家的民警調整了工作崗位，之後不到一年時間，通過嚴查遊戲廳的賭博行為，使商家無利可圖，5家遊戲廳都先後自行關閉了。再有，上梅林新村盤踞十多年的拉客招嫖問題，一年多時間不是被派出所打掉就是被擠走，梅林的整體環境上了一個臺階。王瑞還抓住機會對全體民警開展法紀教育，要求民警嚴格遵守黨紀國法，民警只要行得正、坐得直，就沒有處理不了的違法行為，就沒有管理不好的社區。
王瑞驕傲地說：“原先有個老領導說，一個員警要有三氣——正氣、義氣、匪氣，我認為我就很貼切。”
現在，梅林所的巡邏勤務基本上被分局扣不了分，這點也讓王瑞很自豪。曾經他也狠抓巡邏民警，讓他們把警務室交出來。同時，他讓社區民警關心民警，在休息點放上水、椅子。真是一個七巧玲瓏心的所長！
王瑞坦言，當所長這麼多年，手下的民警一開始都挺“討厭”他的，也很“怕”他。但當他們慢慢互相瞭解以後，關係就很融洽了。“我對民警的要求就是：你把你的事做好就行。如果你有本事把轄區治安環境搞好，保證不發案，你可以不來上班！”“我用你的時候，我必須能找到你，而且你必須給我解決問題，完成我的任務要求。”當然，不來上班是不可能的，但這種彈性工作的理念，民警們都很支持。
在崗位安排上，王瑞也有自己的辦法。梅林所民警平均年齡大，而且女民警較多，有一個相對較輕鬆的檔案室的崗位，好幾個人都想去，這可給王瑞出了一道大難題。但他想了一個辦法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將檔案室和法制組結合起來，檔案工作由法制民警兼管，不僅沒有人再爭這個崗位，而且節省了一個警力。做事情有謀略、講究方法的王瑞對女民警不願去巡邏也有策略，本著“每個崗位不僅要公平，還要安排得有道理”的原則，跟女民警們談話，最後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多年來的實戰經驗讓王瑞處理起問題來，得心應手。而梅林所也在他的帶領下，面貌逐年在變化。這幾年來，梅林所進步很大，但外界看不出來，王瑞說，那是因為考核方向有待完善。2015年“六大專項”時，梅林所已經到了“無案可破”的程度。領導追究責任時，他把大資料一放——案件還有哪個沒破呢？都破了！2016年更成功，入室盜竊案件全破，詐騙全破。“現在的指標是按打擊來算的，但我認為，在福田區最重要的是搞防範，不犯案才是最好的。”
如何更加有效的利用有限的警力，這也是王瑞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以打擊犯罪為例，梅林所曾經就得到這樣的教訓，抓了一個案件的兩個嫌疑人，結果這個案件是市局一直在經營的涉及100多個嫌疑人的案件，後果是整個案件的人得到風聲全跑了。“派出所各自為戰，你抓兩個，我抓三個，實際上浪費了很多的資源。如果我們更專業化，在統籌下辦這個案件，就不會發生這樣的結果。”
如今，王瑞需要思考的問題還有很多，他也喜歡各種各樣的思考。基層公安工作更需要王瑞這樣善於思考的所長。
安保工作該如何相對應的調整。
“一個不懂經濟的所長，肯定是不合格的。比如高檔寫字樓卓越匯2015年租金每平方米是200元，2016年降到160元。經過瞭解後發現，自從加強了對涉資經濟的嚴管，很多的P2P做不下去了，大批量撤退了，寫字樓也不好租出去了。與此相對應的是，相關警情的減少和信訪投訴的減少。再比如去天虹商場檢查消防，我就會問天虹下一步會如何如何？原來梅林的消費群體是家庭月收入五六千元左右的，現在起碼到了一萬元。有些生存不下去的人，很可能就會去偷、去搶。這些採集來的資訊怎麼用呢？哪裡要佈置警力？哪裡要嚴管？”大資料給了王瑞很多思路和靈感，“不瞭解這些，你很難對治安問題分析到位”。
“作為一個所長，如何把有限的警力進行合理配置，這是需要考慮諸多因素。”王瑞始終認為，工作上只要設身處地為民警考慮，肯定會收穫他們對待工作的認真負責。“這就是我希望的結果，一個良性的迴圈，事半功倍！”王瑞說，現在自己做一些決定的時候，都會想想自己當初做民警時，最需要的是什麼。這種換位思考的工作思路運用到和民警的接觸中，效果很好。
當所長，也要注重公平公正。在工作交流中，其中不乏王瑞的熟人調過來。王瑞一碗水端平，甚至，跟他關係越好的，他要求越嚴格。“你跟我這麼好，不是更應該支援我的工作？你不支持我，憑什麼跟我關係好？”同時，他也教轄區民警這樣工作，“我們是朋友，面子是要給的。我告知你，你改正。我給了你面子，你就應該支持我的工作。朋友之間是互相給面子、互相支持的”。
有時，將心比心也是很好的工作方法。比方說企業存在的消防問題，如果它本身經濟效益就不好，你卻只是一味查處、開罰單，處置得很重，對企業來說就是雪上加霜。當遇到問題時，就要先給一段時間讓他整改，期間一起商量怎麼解決問題，最終將消防隱患消除了，這才是工作的重心。其實，很多老百姓都不懂什麼叫消防審批，一味的開罰單，老百姓意見很大，往往會認為“你這麼做不就是為了罰錢嗎”，我們不能給老百姓留這種印象。在執法過程中，宣傳、告知這個環節非常重要：“我處罰你，是因為我告知了你，教你怎麼做你還做不好。你能做到的你卻不做，不處罰你就難以服眾”。
王瑞經常給情報指揮室下達研判任務——比如一段時期的發案特點，某個方面的不穩定因素，具體說比如2016年下半年開始，帶了多少吸毒人員回來？有多少沒有驗出陽性的？這些資訊説明王瑞做一個總體的分析，梅林的警情、社情、毒情到底處於一個什麼狀況。有了具體的瞭解後，下一步對警力的安排、整治的方式，他便有了自己的打算。
現在每個派出所都有情報指揮室，梅林所的情報指揮室曾獲市局“十佳情報指揮室”之首。梅林所的情報指揮室是王瑞一手搭建起來的，別看外表普普通通，但內裡實在。情報指揮室除直接參與大小案件的偵查外，還要根據發案規律每天下達工作指令。比方說入室盜竊，它所發生的時間、地點及可疑人員的籍貫和性別、年齡，採用什麼樣的方式盜竊，這些都是有跡可循的。“能得出什麼時間段、哪個社區的防範比較弱，它的入口在哪裡，針對什麼樣的人。”通過工作指令有針對性地開展盤查，能有效地發現和堵塞防範漏洞，起到真正的防範作用。
前段時間，梅林所轄區發生了兩起盜竊案。其中一起是因為牆邊的燈被業主滅了，導致嫌疑人翻牆沒被發覺，其實大門守得很嚴。原來是業主認為燈太亮，影響家裡休息就弄滅了。我們發現這個問題後，讓物業在牆上裝倒刺，同時也要裝燈，但選暗一點的。“你跟老百姓講清楚，你是願意讓人爬進家裡偷東西？還是拉個簾子安全呢？業主也十分理解裝燈的必要性。”
“我建設情報室的經驗是，從實際情況考慮，慢慢摸索出適合自己轄區的模式，有一個慢慢適應的過程，然後再不斷改進，符合基層需要。”這話說得實在！王瑞打了個比方：按規定巡邏民警每個人需要盤查可疑人員15人、車輛10輛。王瑞認為——民警每班次只需認真盤查5個人，就能達到效果。“因為我深深瞭解到，民警在路上盤查可疑人員，如果數量過多無法完成任務的話，結果不是造假就是找一些好盤查的人來充數，起不到任何的效果不說，還會引起老百姓的不滿。”
情報室不需要高大上，需要貼近基層。梅林所的盤查，是按照情報派單和警情分析來進行的，確定了哪裡犯案，嫌疑人大概是什麼狀態，在幾點鐘會出現在哪個路口，盤查的性別、年齡及特徵都有具體的要求。每天的盤查名單都放在一個研判的盒子裡，巡邏民警上班時自己主動拿單，看自己當天要做什麼。下班的時候，把自己盤查的單子放回去，相關人員會把資訊錄入電腦，不斷地充實資料庫。同時，所有的流程都跟績效考核相關。
當時情報室剛建起來，每天給民警派單時，遭到不小的抵觸。“情報室好像又成了一個小機關，於是我想了一個辦法，那就互相派單吧！”為了協調大家之間的關係，王瑞讓巡邏民警、辦案民警、社區民警和情報指揮室互相“派單”提要求——這個制度定下來以後，起初是為了協調關係，後來每個崗位上的民警覺得對自己的工作很有幫助，於是又成了一個良性迴圈。
2008年時，梅林所的在崗警力130多人。2012年王瑞來時113人，2016年是111人，現在是99人。警力在逐步減少，治安要素日趨複雜，人口大量增加，但警情數卻在下降。這種成績，著實來之不易。王瑞認為，這就是智慧警務的力量，是科技強警、提能增效的結果。
在消防工作中，王瑞也有自己的理解。梅林轄區面積大，分佈著9個城中村，消防形勢十分嚴峻，而專職的消防民警只有4個人，總共三千多棟樓宇存在很多消防隱患，一個一個地檢查整改根本不現實。“關鍵是抓住消防隱患整改不放鬆，因此，處理一個震懾一片，是很有必要的。”
梅林所也算是個城中村派出所，消防問題十分嚴峻。很多做生意的人，會利用城中村廉價的危房做生意，帶來很多消防隱患。王瑞按手續來，不合格的住人場所查封，告知要整改哪裡。整改以後打報告給我，解封。王瑞明白，住人是為了節約成本，做生意的需要交租，就必須拿出誠意來。為了轄區的安全，“雙方耗著”這種方式固然累人，但也不失為一種策略。
“為了達到長治久安的效果，一段時間裡辛苦一點，也是很值得的。”這回，雷厲風行的王瑞連街道辦某位領導的親戚都給拘留了，不但抓人，解封前還開現場會讓人家“現身說法”——這一舉動可謂震懾一片。“通過‘嚴打嚴治’、‘以點帶面’，讓大家養成好習慣，時間長了就能看出效果很好。”
不僅如此，除了“現身說法”這種殺一儆百的方式，王瑞也在思考發生火災的深層原因，他認為“派出所不是滅火隊，派出所的消防工作主要是監督管理，落實相關單位的主體責任”。“我管消防，其實和管理派出所的思路是一樣的。事物有共通的規律，關鍵就是落實到具體的問題。”
王瑞剛來梅林所的時候，有人跟他說——梅林所的民警是方木頭，輕輕碰一下，都不會動的。踢一腳，也就滾一下。形勢這麼嚴峻，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所長正，下面的人就正。” 原來有個別民警，被一些不法商家以請吃送禮的方式“交朋友”拉攏，處理問題時拉不開情面，致使一些問題長期存在。原來梅林有5家遊戲廳，都開有賭博機，經常受到報警投訴，王瑞首先把不敢處理違法商家的民警調整了工作崗位，之後不到一年時間，通過嚴查遊戲廳的賭博行為，使商家無利可圖，5家遊戲廳都先後自行關閉了。再有，上梅林新村盤踞十多年的拉客招嫖問題，一年多時間不是被派出所打掉就是被擠走，梅林的整體環境上了一個臺階。王瑞還抓住機會對全體民警開展法紀教育，要求民警嚴格遵守黨紀國法，民警只要行得正、坐得直，就沒有處理不了的違法行為，就沒有管理不好的社區。
王瑞驕傲地說：“原先有個老領導說，一個員警要有三氣——正氣、義氣、匪氣，我認為我就很貼切。”
現在，梅林所的巡邏勤務基本上被分局扣不了分，這點也讓王瑞很自豪。曾經他也狠抓巡邏民警，讓他們把警務室交出來。同時，他讓社區民警關心民警，在休息點放上水、椅子。真是一個七巧玲瓏心的所長！
王瑞坦言，當所長這麼多年，手下的民警一開始都挺“討厭”他的，也很“怕”他。但當他們慢慢互相瞭解以後，關係就很融洽了。“我對民警的要求就是：你把你的事做好就行。如果你有本事把轄區治安環境搞好，保證不發案，你可以不來上班！”“我用你的時候，我必須能找到你，而且你必須給我解決問題，完成我的任務要求。”當然，不來上班是不可能的，但這種彈性工作的理念，民警們都很支持。
在崗位安排上，王瑞也有自己的辦法。梅林所民警平均年齡大，而且女民警較多，有一個相對較輕鬆的檔案室的崗位，好幾個人都想去，這可給王瑞出了一道大難題。但他想了一個辦法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將檔案室和法制組結合起來，檔案工作由法制民警兼管，不僅沒有人再爭這個崗位，而且節省了一個警力。做事情有謀略、講究方法的王瑞對女民警不願去巡邏也有策略，本著“每個崗位不僅要公平，還要安排得有道理”的原則，跟女民警們談話，最後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多年來的實戰經驗讓王瑞處理起問題來，得心應手。而梅林所也在他的帶領下，面貌逐年在變化。這幾年來，梅林所進步很大，但外界看不出來，王瑞說，那是因為考核方向有待完善。2015年“六大專項”時，梅林所已經到了“無案可破”的程度。領導追究責任時，他把大資料一放——案件還有哪個沒破呢？都破了！2016年更成功，入室盜竊案件全破，詐騙全破。“現在的指標是按打擊來算的，但我認為，在福田區最重要的是搞防範，不犯案才是最好的。”
如何更加有效的利用有限的警力，這也是王瑞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以打擊犯罪為例，梅林所曾經就得到這樣的教訓，抓了一個案件的兩個嫌疑人，結果這個案件是市局一直在經營的涉及100多個嫌疑人的案件，後果是整個案件的人得到風聲全跑了。“派出所各自為戰，你抓兩個，我抓三個，實際上浪費了很多的資源。如果我們更專業化，在統籌下辦這個案件，就不會發生這樣的結果。”
如今，王瑞需要思考的問題還有很多，他也喜歡各種各樣的思考。基層公安工作更需要王瑞這樣善於思考的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