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4期
內容提要
近年來， 國際發展援助體系正在經歷著深刻變化， 新興經濟體成為國際發展合作新格局中的重要建設力量， 由它們主導的南南合作模式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新興援助群體中的海灣阿拉伯國家作為國際援助體系的新生力量， 其表現尤為突出。 本文以科威特阿拉伯經濟發展基金會為例， 探討該基金會對外援助的動因， 分析基金會對非洲國家援助取得的成就和影響。 科威特等阿拉伯援助國均屬於發展中國家， 在開展對外援助時更強調援助主體與援助客體之間的平等與合作關係。
關鍵字
科威特阿拉伯經濟發展基金會；對外援助；南南合作
作者簡介
李意， 博士，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副研究員
基金專案
本文系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絲綢之路人文外交背景下的中阿智庫合作研究”（15BGJ057）和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專案“中國與中東國家的人文交流研究”（16JJDGJW013）的階段性成果。
正文
對外援助是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對另外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提供的無償或優惠性的有償貨物或資金， 用以解決受援國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困難或問題， 或是達到援助國國家特定目標的一種手段。 近年來， 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援助格局正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 發展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以外的新興援助國逐步成為國際發展合作新格局中的重要建設力量。
阿拉伯國家的對外援助主要採取基金會管理模式。 為了資助其他需要幫助的國家和人民， 這些基金會對其自身資金、貨物或服務進行國際性轉移， 成為國際關係中不容忽視的組成部分。 它們具有公益性、非營利性和基金信託性等基本特徵， 既不同於政府和企業， 也有別於一般的非營利組織。 從事對外援助的阿拉伯基金會主要包括科威特阿拉伯經濟發展基金會（Kuwait Fund for Arab Economic Development, KFAED， 下文簡稱科威特發展基金會）、沙特發展基金會、阿聯酋阿布達比發展基金會等（見表1）。
作為非發展援助委員會援助國， 科威特是海灣地區較早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
一、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對外援助的動因
關於對外援助的動因主要有兩種解釋，一種來自現實主義的政治學家，他們把對外援助視為國家的對外政策工具，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正如美國政治學家摩根索指出的那樣,“資金和服務從一個政府向另一個政府轉移是為已經獲得的或即將獲得的服務支付的代價”。在他們看來，對外援助就如買賣交易那樣“現實”，受援國向援助國提供所需的服務，援助國以援助的形式來支付這種服務。另一種觀點來自發展經濟學家，他們傾向於把對外援助視為經濟問題，認為發展援助是促進貧窮落後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1980年國際發展事務獨立委員會發佈的《北方—南方:爭取生存的綱領》（又稱《勃蘭特報告》)提出，在一個互相依賴的時代，幫助貧困國家就是幫助富國自己的新觀念。這一理念從人道關懷出發，希望福利國家的理想與實踐能跨國界延伸，以落後國家的發展需要為目標，地緣政治的色彩較少。科威特發展基金會的對外援助正是兩者的結合，其援助動機既有政治經濟因素，又包含宗教文化因素。
（一）政治因素
對外援助是服務於國家利益的政策性工具，援助機構的成立與對外活動通常會配合一個國家的政治需求。自1946年科威特發現大量石油以來，原油出口日益增長，國民生產總值也隨之快速增加。長期以來，作為科威特最大的工業產業，石油業占其GNP的近90%。顯然，石油產業不斷增長的利潤和積累的財富有利於科拓展海外利益和與其他國家建立良好關係。科威特通過對外經濟援助的方式，不僅説明其他阿拉伯國家發展經濟、維護伊斯蘭文化與宗教遺產，而且阻止了非友好國家可能採取的有損於科利益的行動。1961年6月19日，科威特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並實現獨立，但僅一周後，伊拉克就聲稱科威特是其主權的一部分，毫不掩飾吞併科的企圖。伊拉克的這一聲明在當時遭到了阿拉伯國家和國際社會的一致譴責，而國家安全特別是伊拉克入侵的威脅，也被列為科威特的頭等大事。因此，科威特國家領導人尤其渴望通過石油收入來鞏固政權、維護國家主權和社會穩定，確保獲得來自阿拉伯和非洲國家政府和民眾對科政權的同情和支持。客觀地說，科威特對其他阿拉伯與非洲國家的財政援助，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爭取後者的政治支持。
1961年12月31日，科威特阿拉伯經濟發展基金會正式成立，當時科威特實現獨立不到半年。當時的科威特埃米爾（國王）親自宣佈設立這一基金會，旨在通過無償捐贈和對外援助等手段向阿拉伯和非洲國家傳遞政治信號，即科威特將為那些支持科國家安全、內部穩定和獨立的國家提供經濟援助。時任埃米爾阿卜杜拉三世·賽利姆·薩巴赫 (Abd Allah III al-Salim al-Sabah)和基金會總經理均表示，“基金會的主要目標是援助那些背負金融債務的阿拉伯國家，向它們提供貸款。科威特的石油收入會被充分用於援助那些有意向支持我們的國家”。科外交大臣也在多個場合表示，“科威特的貸款政策更傾向于向那些支持科威特的兄弟國家提供幫助”。
相關研究表明，與以色列保持外交關係的受援國，更容易被阿拉伯發展援助排除在外。在1978年召開的巴格達阿拉伯峰會上，阿拉伯援助國決定將年度援助額上升到350萬美元，用於“支持與以色列對峙的國家，使其立場能夠堅定不移”，這些與以色列軍事對抗的國家包括埃及、約旦、敘利亞和黎巴嫩。埃及作為主要的受援國，在1979年之前的四年間接受了相當於20億美元的阿拉伯援助。然而，隨著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簽署《大衛營協定》並達成和解後，所有對埃及的阿拉伯援助就此暫停，甚至包括由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提供基金的海灣埃及開發組織（Gulf Organiz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gypt，GODE）的專項援助也遭停止。此後的十年間，海灣埃及開發組織再沒有向埃及提供任何援助。兩伊戰爭爆發後，科威特和沙特成為伊拉克最大的外援國。至1981年底，科威特的援助高達50億美元，此外還有數量驚人的無息貸款。除援助外，沙特和科威特還在兩伊“襲船戰”期間向伊拉克提供本國港口的使用權，允許伊拉克商船靠泊本國港口，來自阿拉伯世界的援助對伊拉克成功頂住伊朗的進攻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作為科威特對外投資的重要管道，基金會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提供信用擔保、贈款和技術援助，來幫助阿拉伯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渡過財政難關，促進受援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提升科威特與受援國之間的經濟關係。與此同時，科政府將基金會視為重要的外交工具，通過運用“第納爾外交”來爭取阿拉伯和非洲國家對科政府的支持和擁護。由於基金會參與多項對外援助和救濟專案，促進了受援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因此科威特政府在許多地區和國際事務上逐漸獲得聯合國安理會的認可和支持。1963年5月14日，聯合國承認科威特為聯合國會員國之一。1990年11月海灣戰爭之前，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678號決議，“授權同科威特政府合作的會員國，除非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或之前……完全執行上述各決議（指無條件撤軍），否則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恢復該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這是自1950年朝鮮戰爭以來，聯合國安理會授予最廣泛的開戰權力的決議，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聯合國對科威特的支持。
（二）經濟因素
基金會往往與慈善活動聯繫在一起，通常具有非企業、非政府的特點，屬於第三部門的機構。美國學者認為，基金會是一個“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由自己的受託人或董事會管理，以維持或援助社會、教育、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動而服務的共同福利組織”。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在很多方面與美國的基金會存在相似之處，它憑藉雄厚的經濟實力，以全方位和多元化的工作方式，在對外援助領域扮演著重要角色，並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行為實體，其中經濟因素一直伴隨著基金會的發展和壯大。
科威特獨立後，科政府逐漸收回了石油開採權，隨著石油美元的大量積累，科政府積極擴大對外投資，在增加投資收入的同時，滿足了兄弟國家的資金需求。在機構分工中，科威特投資總局專門負責對外投資和貸款，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則專門負責對阿拉伯國家及發展中國家提供優惠貸款和經濟援助。基金會的創立無疑展現出科外交政策目標的深遠策略。創立之初，基金會主要以提供超低利率（1.5%～2.0%）貸款的方式向阿拉伯國家提供建設專案的經濟技術援助，如向伊拉克、約旦、埃及和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提供經濟援助。自1973年以來，基金會發放貸款和援助的對象國擴大到非洲、拉美甚至歐洲國家（見表2）。
在具體運作的過程中，科威特發展基金會提供的貸款專案主要集中在受援國的經濟部門，同時偏重於支持受援國的基礎設施部門，用於機場建設、港口建設、公路建設、橋樑建造、通訊設施、教育工程、農業工程、水利工程、運輸和能源工業等。該基金會提供的援助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幾種：一是財政和國際收支援助，基金會可直接提供貸款和擔保。貸款嚴格按照選定、準備、審查、提款、監督的專案程式執行，貸款利率較低（年利率在0.5%～5%之間），且償還週期較長（一般為15～40年，寬限期為10～15年）。二是項目援助，這些援助往往用來為功能性研究提供資金，研究所選專案是否有助於受援國金融和經濟的發展，如投資機會研究、專案投資可行性研究以及專案執行部門研究等。三是技術援助，如提供技術、金融、經濟、法律和技術方面的諮詢，幫助受援國制定相關計畫或政策，促進該國資本或投資機構的發展。四是人道主義援助，包括援助救濟、緊急援助以及慈善用途，主要用於減輕受危機影響的國家和地區的饑荒和其他人道主義災難，有時也包括為文化或宗教目的的援助，如修建清真寺或在伊斯蘭教齋月提供食物等。
（三）宗教因素
阿拉伯國家的對外援助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在伊斯蘭世界實現公正的願望。伊斯蘭教義宣導穆斯林憐憫和寬宏大量，其中一個重要的行為是施捨，包括金錢﹑衣食﹑物質﹑時間﹑勞動﹑服務﹑知識和技術等。伊斯蘭教認為﹐敬畏真主最直接的表現是把真主恩賜的各種形式的財富向急需者及時施捨，且施捨者也將獲得補償和多種援助。施捨者雖有所出，但他從無形中獲得真主的回報。《古蘭經》指出：“為主道而施捨財產的人﹐譬如（一個農夫播下）一粒穀種﹐每穗結一百顆穀粒。真主加倍地報酬他所意欲的人﹐真主是寬大的﹐是全知的。”（2﹕261）《布哈裡聖訓集》第70章中也探討過這個問題。先知穆聖說：“施捨吧！即使你給別人施捨一顆蜜棗﹐也能幫助你避開火獄中的刑罰。”“每個穆斯林都應當施捨。哪怕勸說他人行善，勸戒別人不做壞事，也是施捨的行為。”為此，伊斯蘭教要求穆斯林每年都要捐出一定的財富作為“濟貧稅”（即天課），用於濟貧扶困。可以說，科威特對兄弟伊斯蘭國家的援助善舉也契合並伊斯蘭教的相關教義。
宗教教義宣導的施捨和援助精神首先體現為阿拉伯團結。科威特與其他海灣援助國所在的阿拉伯半島是伊斯蘭信仰的中心，它們從宗教文化傳統出發，強調其阿拉伯屬性和伊斯蘭教認同。因此，科威特發展援助的重點在阿拉伯國家，占其對外援助總額的一半以上。同時，人道主義行為和責任是所有穆斯林的宗教義務，《古蘭經》鼓勵社會團結和贈與行為。人道主義是穆斯林宗教實踐的基本要素，非穆斯林也可以是援助受益者。可以說，人道主義援助已成為科威特提升軟實力的重要路徑，也是科威特對外援助和外交事務的重要內容。如2010年科威特向巴基斯坦提供500萬美元人道主義援助，2011年向索馬里運送20噸人道主義援助物資等。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科威特政府在向敘利亞民眾以及鄰國提供援助方面在中東地區發揮了引領作用。由戰爭帶來的水資源短缺嚴重影響著敘利亞人的生活，超過50%的人無法獲得安全的飲用水和足夠的衛生設施，導致了諸如甲型肝炎和傷寒等水傳播疾病的爆發，使數百萬人患上危及生命的疾病。為此，科威特為阿勒頗和大馬士革520萬當地居民提供了乾淨的飲用水、藥品和醫療用品。科威特於2013和2014年先後主辦了兩次聯合國對敘利亞的人道主義募捐大會，共募集到34億美元，其中科威特捐贈8億美元。此外，科威特發展基金會也撥款5,000萬美元資助敘利亞周邊國家，特別是約旦和黎巴嫩，用於安置敘利亞難民的建設項目，其中撥款2,300萬美元用於資助約旦政府和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確定的緊急救助項目；捐贈2,600萬美元用於建設涵蓋黎巴嫩8個省的難民營建設項目等。
總之，科威特發展基金會致力於深化科威特和阿拉伯、非洲等發展中國家間的友誼，在促進受援國的經濟發展、產業調整和提高就業水準方面卓有成效。基金會提供的優惠貸款等援助，快速且有效地幫助了發展中國家的專案融資和發展計畫的實施。為使基金會的各項工作更規範、成效更顯著，科威特外交部目前成立了專門的委員會來管理該基金會。
二、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對外援助物件的拓展
科威特發展基金會由政府創建，擁有較為完備的規章制度和一系列工作流程，其主要工作需在科威特首相的監管下運行，具體管理權交給外交大臣。這種監管模式使得基金會的工作能夠做到快速應變，提高援助的有效性。作為中東地區的主要貿易中心之一，科威特自古以來就是連接巴格達、阿勒頗和內志商隊線路的主要樞紐，也是溝通亞洲和非洲間航海貿易的重要港口。由於非洲東海岸是阿拉伯移民遷至非洲的主要通道，科威特借助地理位置之便，將海外貿易延伸到東非，加強了阿拉伯半島與非洲人民間的聯繫，特別是與東非國家之間的聯繫，其影響範圍從非洲東部的索馬里一直延伸到南部的莫三比克。20世紀70年代，剛獨立不久的非洲國家十分需要外部援助來推動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維護政治穩定。鑒於此，科威特在非洲統一組織（OAU）的框架下，制定了平等對待所有非洲國家的對非政策原則，強調尊重非洲國家主權，不介入各國內政，力求通過協商、調和、雙向協定和國際仲裁方式來解決相互間的爭端。同時，科還支援不結盟國家、國際組織和非洲的獨立運動。這些原則促進了科威特和非洲國家的深入交往與合作，並使科威特發展基金會的援助活動得以順利開展和推進。世界銀行行長阿爾登·克勞森（Alden Clausen）曾這樣讚揚基金會的工作：“該基金會的重要性不亞於世界銀行，它充分尊重受援國的意願，以增強受援國自主發展能力為目標，其相關政策已經得到受援國的歡迎與肯定。”
起初，科威特發展援助一直維持著較大的資金規模，但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對外援助額度開始呈下降趨勢，90年代以來援助額度下降了一半，21世紀以來更是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見表3）。這一變化趨勢主要受到幾個因素的影響。第一，20世紀70～80年代，海灣援助國發展援助額度極高主要是因為當時石油價格飆升帶來的國家財政收入劇增，以及一系列大型援助項目和建立援助機構與體系的啟動初始費用較大，因此具有階段性特點。第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石油價格下降導致國家財政收入減少，海灣阿拉伯國家面臨國內開支劇增的現實，因此留給援助的財政空間變小。第三，包括地區安全問題在內的外部因素也制約了援助的財政空間。海灣戰爭及其戰後重建嚴重削弱了阿拉伯國家開展對外援助的意願和能力。特別是對於科威特而言，自1990年被伊拉克入侵之後，其援助金額至今也沒有恢復到之前的水準。
在援助政策上，科威特將自己定位於南南合作的提供者，與受援國是夥伴關係，而非傳統意義上的援助國與受援國的關係。科威特沒有專門的國別戰略，而是以受援國需求為基礎，在專案過程中秉承參與式和諮詢式的方法，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和經濟改革條件。例如，科威特發展基金會主要負責管理雙邊發展援助貸款和技術援助，代表科威特政府對發展中國家和機構贈款，以及對多邊發展機構的股本認購和捐贈。基金會下設決策機構，即科威特政府對外援助常設委員會（Kuwaiti Government’s Permanent Committee of External Assistance）,該委員會由7名政府官員組成。科威特法律規定，科威特發展基金會不能直接對受援國減免債務，但它積極參與了重債窮國動議（HIPT Initiative）的債務重組計畫。此外，科威特發展基金會還參與多邊減債動議（MDRI）等多邊會談和全球計畫，代表科威特政府簽署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DGs）和關於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
隨著時間的推移，科威特政府認識到本國基金會在擴大國際影響力方面的重要性，它一改以往援助對象僅限於阿拉伯國家的做法，逐步將其援助範圍拓展至非洲國家。隨著援助物件和額度的不斷擴大，基金會在非洲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甚至一度與以色列在非洲的影響力相匹敵。在20世紀60至70年代，儘管科政府在非洲的政治影響有限，但已開始支持非洲國家的反殖獨立運動，聲討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這有利於當時阿拉伯國家共同反對以色列入侵的鬥爭，特別是巴勒斯坦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事業，共同的命運使科政府在一些重大地區問題上表現出對非洲國家的同情。
1973年阿以戰爭爆發後，阿拉伯國家在阿爾及爾舉行了第六屆阿盟首腦會議。會上許多非洲國家要求獲得更多的財政支持，禁止以任何形式向南非和羅得西亞（今辛巴威）的種族主義政府提供援助。科威特在此次會議上擔任了鞏固阿拉伯國家與非洲國家關係的重要角色，它強調與非洲國家開發經濟合作的必要性，敦促阿拉伯國家石油部長建立一個泛阿拉伯基金，幫助1973年阿以戰爭後因油價飆升而經濟急劇下滑的非洲國家，促使阿拉伯產油國在對非貸款問題上達成一致。次年，科威特發展基金會的管理層決定修改管理原則，將建立和發展與受援國的外交關係作為主要目標，把援助範圍拓展至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等非阿拉伯發展中國家。
科威特發展基金會援助物件的拓展也使其在國際社會爭取到了更多的政治聲援與支持，有力地推動了阿拉伯國家爭取自身權益的正義事業。1973年以後，基金會的援助資金從33億美元增加到1981/1982年的66億美元。此後，基金會不斷發表聲明稱，資助和貸款專案要超越阿拉伯世界，走向全球。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在非洲國家最早的援助項目位於馬里和上沃爾特（今布吉納法索）。自1962年至2016年底，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已向西非國家提供了172筆貸款，累積金額達6.1億科第（約合20億美元）。這些援助專案旨在促進當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如促進受援國農業發展和刺激其國內和國際消費等，以及發展人力資源，包括培訓婦女勞動力等。基金會的援助範圍覆蓋了交通、通信、農業、能源、供水和衛生等多個領域（見表4）。
表4 科威特發展基金會貸款指向板塊及其比例
即使在1990年海灣戰爭期間，科威特發展基金會也未因戰局混亂而停止發放貸款。在科威特被佔領期間，基金會簽署了11項新協定以資助阿拉伯國家和其他國家的發展項目，總價值超過3.3億美元。此外，基金會還為其他阿拉伯國家公民提供援助，對那些在戰亂期間被迫離開家園的阿拉伯民眾施以援助。這項在國家淪亡的危急時刻仍出手援助的義舉，無疑加強了科威特與援助物件國的關係。除貸款項目外，基金會還向有需求的外國機構或其他國家撥款，這些撥款基本涵蓋了受援國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援助物件可謂遍及全球。有研究顯示，位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亞洲人口眾多的窮困國家，是科威特對外援助的重點區域。以2013～2014年為例（見表5），2013年科威特政府發展援助總額為2.31億美元，2014年達2.768億美元，大多分佈在非洲和亞洲。其中，西亞北非國家占其援助總額的61.03%，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占25.15%，南亞和中亞國家占5.41%。從國別來看，摩洛哥接受的援助最多，高達21.82%，其次是約旦和埃及。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也接受科威特的發展援助，約占其官方援助總額的3.47%。實際上，科威特是最早向中國提供政府優惠貸款的阿拉伯國家。截至2015年底，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共向中國提供了9.52億美元優惠貸款，用於基礎設施、教育、衛生、農業和環保等領域的37個大中型建設項目，有力支援了中國中西部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
與此同時，科威特非常重視對外援助的國際合作，積極與發達國家、發展援助委員會（DAC）國家和國際機構攜手開展工作，如非洲發展銀行、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等。這一方面能夠彌補科威特在援助資金、援助管理經驗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依託合作國家和機構來提升科威特在國際發展領域內的影響力。如每年舉行的“阿拉伯—發展援助委員會對話”（見表6），旨在通過定期開會討論發展問題，尋求更優化的協作方式，有效説明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此外,科威特還是阿拉伯援助機構協調秘書處的發起國和組織方，在協調阿拉伯國家對外援助、優化現有資源和能力配置、協調資金政策與操作程式方面積極運籌，既體現了阿拉伯對外援助工作的有效協調，又極大地拓展了援助物件和影響範圍。
三、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對非洲國家援助的影響
自1961年成立以來，科威特發展基金會不斷援助發展中國家，為後者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物質支援。科威特發展基金會的援助物件除了和科威特有著共同價值觀和類似政治制度的國家外，還有一 些是在許多國際重大問題上支持和理解科政府的兄弟國家。這裡筆者以非洲受援國為例，分析基金會的對外援助在推動科外交戰略、提高科國際聲望與地位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其中，尤以摩洛哥、塞內加爾、坦尚尼亞和莫三比克等國家為代表，體現了科威特對非洲國家的全方位援助。
（一）北非國家摩洛哥
歷史上，海合會成員國與摩洛哥共命運、重團結，有著基於“特殊歷史關係”的兄弟情誼。摩洛哥與科威特雖然相距較遠，但雙邊關係堪稱典範。兩國有著共同的宗教和語言，同為阿拉伯國家聯盟成員國。摩洛哥在關鍵歷史時刻支持科威特方面的立場使雙方的關係更加緊密。隨著1960年1月摩洛哥蘇丹（國王）穆罕默德五世的順利訪科，兩國的友好關係拉開了序幕。此後，科威特一直致力於支持摩洛哥的發展，基金會早期的援助項目很多是投向摩洛哥的。自1966年至2011年，基金會向摩洛哥的39個專案提供了融資支援，援助資金高達9.4億美元。如1966年5月，基金會提供的兩筆貸款項目均與摩洛哥農業改革有關：一筆用於財政支援摩洛哥的農業專案，另一筆捐贈用於加強摩洛哥西部周邊建設。1990年11月，科威特向摩洛哥貸款數億美元，用於援建華達大壩（Wahda Dam）項目。同時，基金會還鼓勵科威特公司在摩洛哥投資設廠，開拓市場，幫助後者發展經濟、滿足當地就業需求。如今，科威特的私人企業在摩外國投資中佔有較大份額，並獲得兩國政府的大力支持，其投資領域涵蓋農業、商業、海上運輸、基礎設施建設、供水和電力傳輸等多個領域。
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對摩洛哥王國的援助無疑進一步加強了雙邊關係，直接促成2001年在兩國外長主導下的科威特—摩洛哥高級聯合委員會的建立，有利於科威特政府推行國家外交戰略，提高國際地位。可見，通過對非洲等國家進行慈善援助和投資，科威特國家的軟權力不斷增強。正是基金會對廣大發展中國家長期不懈地提供援助，使科威特獲得了良好的國際聲望與口碑，科威特的援助政策因此被國際社會譽為“第納爾外交”。
（二）西非國家塞內加爾共和國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科威特就與西非國家塞內加爾建立了緊密聯繫。根據科威特對西非國家貸款、贈款及技術援助基金發表的統計資料顯示，在西非國家中，塞內加爾是科威特貸款、贈款及技術援助基金的最大受惠國，共獲得3.14億美元（約1,560億西非法郎）貸款。
1972年，科威特和塞內加爾達成一項經濟合作協定，開啟了雙方在文化、航空運輸和商業領域的合作。1976年，塞內加爾與科威特貸款、贈款及技術援助基金簽訂了第一份貸款協議，獲400萬美元貸款，全部用於塞東部地區發展畜牧業計畫。1982年，基金會還援助了一項旨在減少乾旱影響的塞內加爾河流域的建設工程。隨後，雙方先後簽訂了多項貸款協定，主要用於塞國內社會經濟建設，其中包括塞內加爾河開發、農田灌溉、公路建築與維修等。2012年，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向塞提供5,000萬美元貸款，用於塞北部國道疏通專案第三施工段工程建設。其他援助項目還包括塞內加爾河流導航、建立水電站以及道路工程等。
科威特對塞內加爾的援助項目有力地促進了雙邊政治關係的發展，正因如此，塞在許多國際政治事務上給予了科政府大力支持。1990年8月2日，塞內加爾強烈譴責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聲援和支持科威特反侵略的正義鬥爭。科威特的對外援助在增強其與非洲國家兄弟情誼的同時，也使這些受援國逐步成為科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上的堅強後盾和支持者。
（三）東非國家坦尚尼亞
坦尚尼亞是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科威特與坦尚尼亞的關係最早源于科威特商人的經商活動，他們的活動大多集中在坦尚尼亞的坦噶尼喀和桑吉巴區域。1938年科威特發現石油以前，其貿易帆船經常抵達東非港口。後來隨著石油的發現和現代航海業的不斷發展，科船隻逐漸減少。即便如此，科與東非國家的關係在科威特發展基金會支持下仍然逐步增強。1975年，基金會提供了1.42億美元的貸款用於坦尚尼亞蒙紮紡織廠的擴建。為鞏固雙方的關係，基金會在1975～2000年間向坦提供了總價值達16.79億美元的11項貸款，同時提供了社會發展方面的技術援助。1997年，依靠基金會提供的技術援助和財政支持，坦尚尼亞順利建起了桑吉巴港口。2002年，在基金會援助下，坦尚尼亞還完成了一條高速公路的可行性研究項目。
科威特是坦尚尼亞的主要外資來源國，投資主要集中於礦業、製造業、批發零售。2016年5月，據中國駐桑吉巴總領館經濟商務室的消息，由於桑吉巴現有醫院大部分年久失修，有的都已成為危房、且空間狹小，難以滿足就診需要，科威特政府擬提供資金用於這些醫院的升級改造。首家獲得科援助資金改造的醫院是桑島目前最大的納茲莫加醫院，援助金額為0.37億美元（840億坦先令），其他幾家桑吉巴現有醫院的改造也在繼續商談中。
（四）南非國家莫三比克
莫三比克是聯合國宣佈的世界最不發達國家和重債窮國。獨立後因受連年內戰、自然災害等因素的影響，經濟長期困難。近年來，國際組織和金融機構多次召開援助莫三比克捐贈國會議，國際社會通過無償援助、信用貸款及減免債務等途徑向莫提供經濟援助。1982年2月，科威特發展基金會為莫提供了1.48億美元的貸款，用來資助道路建設。此項自1982年開始至2006年結束，總價值超過7.95億美元。
綜上所述，科威特發展基金會作為一個促進非洲經濟發展的重要組織，在加強科威特的對非關係方面也頗有建樹。非洲許多國家領導人都高度讚揚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在幫助和支持非洲國家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2013年1月23日，在科威特海灣大學組織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來自塞內加爾、埃及、茅利塔尼亞、辛巴威、衣索比亞、蘇丹、貝南以及尼日爾的外交官一致讚揚科威特政府對非洲國家的支持以及基金會多年來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尤其在幫助非洲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不凡成就。目前來看，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已成為科威特一項有效的外交工具，大大超出了經濟領域和範疇，增強了科威特在非洲大陸的存在和政治影響力。
四、結語
據世界銀行的報告顯示，以沙特、科威特、阿聯酋為首的阿拉伯國家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官方援助國，其對外援助額占國民總收入的平均值為1.5%，高於聯合國建議比例的2倍，是經合組織國家的5倍。與傳統援助國相比，阿拉伯援助國更加關注受援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把對非洲等欠發達國家的援助視為南南合作的重要內容。作為阿拉伯援助領域的開拓者和主力軍，科威特發展基金會無疑在阿拉伯國家對外援助方面發揮了良好的表率作用。截至2016年，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已向43個國家提供了76筆總額達54.6億美元的贈款；向105個發展中國家的896個項目提供了186.6億美元的優惠貸款；向地區和國際性研究和發展組織捐款11.6億美元；向有關國家提供了326筆總額達7.8億美元的技術援助。
從援助形式和管道上來看，科威特發展基金會以雙邊援助為主，較少參與多邊援助。援助以貸款為主，還有少量的技術援助和贈款。從援助的地區分佈來看，自1973年以來，由原先以阿拉伯國家為主要對象擴大到亞洲和非洲貧窮的非阿拉伯國家。援助領域以基礎設施為主，但近年來已逐漸向農業和社會領域傾斜。此外，科威特對外援助的透明度高，援助條款優惠性大，贈款比例很高。援助也不以促進本國出口為目的，援助所涉及的商品和服務可以全球招標，具有很高的非捆綁性特點，加之援助貸款支付程式迅速高效，獲得受援國的普遍歡迎。在50多年的對外援助工作中，科威特對兄弟國家的巨額援助不但增強了彼此的感情，拉近了彼此的距離，而且顯著提升了其國際影響力，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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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對外援助的動因主要有兩種解釋，一種來自現實主義的政治學家，他們把對外援助視為國家的對外政策工具，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正如美國政治學家摩根索指出的那樣,“資金和服務從一個政府向另一個政府轉移是為已經獲得的或即將獲得的服務支付的代價”。在他們看來，對外援助就如買賣交易那樣“現實”，受援國向援助國提供所需的服務，援助國以援助的形式來支付這種服務。另一種觀點來自發展經濟學家，他們傾向於把對外援助視為經濟問題，認為發展援助是促進貧窮落後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1980年國際發展事務獨立委員會發佈的《北方—南方:爭取生存的綱領》（又稱《勃蘭特報告》)提出，在一個互相依賴的時代，幫助貧困國家就是幫助富國自己的新觀念。這一理念從人道關懷出發，希望福利國家的理想與實踐能跨國界延伸，以落後國家的發展需要為目標，地緣政治的色彩較少。科威特發展基金會的對外援助正是兩者的結合，其援助動機既有政治經濟因素，又包含宗教文化因素。
（一）政治因素
對外援助是服務於國家利益的政策性工具，援助機構的成立與對外活動通常會配合一個國家的政治需求。自1946年科威特發現大量石油以來，原油出口日益增長，國民生產總值也隨之快速增加。長期以來，作為科威特最大的工業產業，石油業占其GNP的近90%。顯然，石油產業不斷增長的利潤和積累的財富有利於科拓展海外利益和與其他國家建立良好關係。科威特通過對外經濟援助的方式，不僅説明其他阿拉伯國家發展經濟、維護伊斯蘭文化與宗教遺產，而且阻止了非友好國家可能採取的有損於科利益的行動。1961年6月19日，科威特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並實現獨立，但僅一周後，伊拉克就聲稱科威特是其主權的一部分，毫不掩飾吞併科的企圖。伊拉克的這一聲明在當時遭到了阿拉伯國家和國際社會的一致譴責，而國家安全特別是伊拉克入侵的威脅，也被列為科威特的頭等大事。因此，科威特國家領導人尤其渴望通過石油收入來鞏固政權、維護國家主權和社會穩定，確保獲得來自阿拉伯和非洲國家政府和民眾對科政權的同情和支持。客觀地說，科威特對其他阿拉伯與非洲國家的財政援助，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爭取後者的政治支持。
1961年12月31日，科威特阿拉伯經濟發展基金會正式成立，當時科威特實現獨立不到半年。當時的科威特埃米爾（國王）親自宣佈設立這一基金會，旨在通過無償捐贈和對外援助等手段向阿拉伯和非洲國家傳遞政治信號，即科威特將為那些支持科國家安全、內部穩定和獨立的國家提供經濟援助。時任埃米爾阿卜杜拉三世·賽利姆·薩巴赫 (Abd Allah III al-Salim al-Sabah)和基金會總經理均表示，“基金會的主要目標是援助那些背負金融債務的阿拉伯國家，向它們提供貸款。科威特的石油收入會被充分用於援助那些有意向支持我們的國家”。科外交大臣也在多個場合表示，“科威特的貸款政策更傾向于向那些支持科威特的兄弟國家提供幫助”。
相關研究表明，與以色列保持外交關係的受援國，更容易被阿拉伯發展援助排除在外。在1978年召開的巴格達阿拉伯峰會上，阿拉伯援助國決定將年度援助額上升到350萬美元，用於“支持與以色列對峙的國家，使其立場能夠堅定不移”，這些與以色列軍事對抗的國家包括埃及、約旦、敘利亞和黎巴嫩。埃及作為主要的受援國，在1979年之前的四年間接受了相當於20億美元的阿拉伯援助。然而，隨著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簽署《大衛營協定》並達成和解後，所有對埃及的阿拉伯援助就此暫停，甚至包括由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提供基金的海灣埃及開發組織（Gulf Organiz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gypt，GODE）的專項援助也遭停止。此後的十年間，海灣埃及開發組織再沒有向埃及提供任何援助。兩伊戰爭爆發後，科威特和沙特成為伊拉克最大的外援國。至1981年底，科威特的援助高達50億美元，此外還有數量驚人的無息貸款。除援助外，沙特和科威特還在兩伊“襲船戰”期間向伊拉克提供本國港口的使用權，允許伊拉克商船靠泊本國港口，來自阿拉伯世界的援助對伊拉克成功頂住伊朗的進攻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作為科威特對外投資的重要管道，基金會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提供信用擔保、贈款和技術援助，來幫助阿拉伯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渡過財政難關，促進受援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提升科威特與受援國之間的經濟關係。與此同時，科政府將基金會視為重要的外交工具，通過運用“第納爾外交”來爭取阿拉伯和非洲國家對科政府的支持和擁護。由於基金會參與多項對外援助和救濟專案，促進了受援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因此科威特政府在許多地區和國際事務上逐漸獲得聯合國安理會的認可和支持。1963年5月14日，聯合國承認科威特為聯合國會員國之一。1990年11月海灣戰爭之前，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678號決議，“授權同科威特政府合作的會員國，除非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或之前……完全執行上述各決議（指無條件撤軍），否則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恢復該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這是自1950年朝鮮戰爭以來，聯合國安理會授予最廣泛的開戰權力的決議，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聯合國對科威特的支持。
（二）經濟因素
基金會往往與慈善活動聯繫在一起，通常具有非企業、非政府的特點，屬於第三部門的機構。美國學者認為，基金會是一個“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由自己的受託人或董事會管理，以維持或援助社會、教育、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動而服務的共同福利組織”。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在很多方面與美國的基金會存在相似之處，它憑藉雄厚的經濟實力，以全方位和多元化的工作方式，在對外援助領域扮演著重要角色，並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行為實體，其中經濟因素一直伴隨著基金會的發展和壯大。
科威特獨立後，科政府逐漸收回了石油開採權，隨著石油美元的大量積累，科政府積極擴大對外投資，在增加投資收入的同時，滿足了兄弟國家的資金需求。在機構分工中，科威特投資總局專門負責對外投資和貸款，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則專門負責對阿拉伯國家及發展中國家提供優惠貸款和經濟援助。基金會的創立無疑展現出科外交政策目標的深遠策略。創立之初，基金會主要以提供超低利率（1.5%～2.0%）貸款的方式向阿拉伯國家提供建設專案的經濟技術援助，如向伊拉克、約旦、埃及和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提供經濟援助。自1973年以來，基金會發放貸款和援助的對象國擴大到非洲、拉美甚至歐洲國家（見表2）。
在具體運作的過程中，科威特發展基金會提供的貸款專案主要集中在受援國的經濟部門，同時偏重於支持受援國的基礎設施部門，用於機場建設、港口建設、公路建設、橋樑建造、通訊設施、教育工程、農業工程、水利工程、運輸和能源工業等。該基金會提供的援助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幾種：一是財政和國際收支援助，基金會可直接提供貸款和擔保。貸款嚴格按照選定、準備、審查、提款、監督的專案程式執行，貸款利率較低（年利率在0.5%～5%之間），且償還週期較長（一般為15～40年，寬限期為10～15年）。二是項目援助，這些援助往往用來為功能性研究提供資金，研究所選專案是否有助於受援國金融和經濟的發展，如投資機會研究、專案投資可行性研究以及專案執行部門研究等。三是技術援助，如提供技術、金融、經濟、法律和技術方面的諮詢，幫助受援國制定相關計畫或政策，促進該國資本或投資機構的發展。四是人道主義援助，包括援助救濟、緊急援助以及慈善用途，主要用於減輕受危機影響的國家和地區的饑荒和其他人道主義災難，有時也包括為文化或宗教目的的援助，如修建清真寺或在伊斯蘭教齋月提供食物等。
（三）宗教因素
阿拉伯國家的對外援助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在伊斯蘭世界實現公正的願望。伊斯蘭教義宣導穆斯林憐憫和寬宏大量，其中一個重要的行為是施捨，包括金錢﹑衣食﹑物質﹑時間﹑勞動﹑服務﹑知識和技術等。伊斯蘭教認為﹐敬畏真主最直接的表現是把真主恩賜的各種形式的財富向急需者及時施捨，且施捨者也將獲得補償和多種援助。施捨者雖有所出，但他從無形中獲得真主的回報。《古蘭經》指出：“為主道而施捨財產的人﹐譬如（一個農夫播下）一粒穀種﹐每穗結一百顆穀粒。真主加倍地報酬他所意欲的人﹐真主是寬大的﹐是全知的。”（2﹕261）《布哈裡聖訓集》第70章中也探討過這個問題。先知穆聖說：“施捨吧！即使你給別人施捨一顆蜜棗﹐也能幫助你避開火獄中的刑罰。”“每個穆斯林都應當施捨。哪怕勸說他人行善，勸戒別人不做壞事，也是施捨的行為。”為此，伊斯蘭教要求穆斯林每年都要捐出一定的財富作為“濟貧稅”（即天課），用於濟貧扶困。可以說，科威特對兄弟伊斯蘭國家的援助善舉也契合並伊斯蘭教的相關教義。
宗教教義宣導的施捨和援助精神首先體現為阿拉伯團結。科威特與其他海灣援助國所在的阿拉伯半島是伊斯蘭信仰的中心，它們從宗教文化傳統出發，強調其阿拉伯屬性和伊斯蘭教認同。因此，科威特發展援助的重點在阿拉伯國家，占其對外援助總額的一半以上。同時，人道主義行為和責任是所有穆斯林的宗教義務，《古蘭經》鼓勵社會團結和贈與行為。人道主義是穆斯林宗教實踐的基本要素，非穆斯林也可以是援助受益者。可以說，人道主義援助已成為科威特提升軟實力的重要路徑，也是科威特對外援助和外交事務的重要內容。如2010年科威特向巴基斯坦提供500萬美元人道主義援助，2011年向索馬里運送20噸人道主義援助物資等。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科威特政府在向敘利亞民眾以及鄰國提供援助方面在中東地區發揮了引領作用。由戰爭帶來的水資源短缺嚴重影響著敘利亞人的生活，超過50%的人無法獲得安全的飲用水和足夠的衛生設施，導致了諸如甲型肝炎和傷寒等水傳播疾病的爆發，使數百萬人患上危及生命的疾病。為此，科威特為阿勒頗和大馬士革520萬當地居民提供了乾淨的飲用水、藥品和醫療用品。科威特於2013和2014年先後主辦了兩次聯合國對敘利亞的人道主義募捐大會，共募集到34億美元，其中科威特捐贈8億美元。此外，科威特發展基金會也撥款5,000萬美元資助敘利亞周邊國家，特別是約旦和黎巴嫩，用於安置敘利亞難民的建設項目，其中撥款2,300萬美元用於資助約旦政府和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確定的緊急救助項目；捐贈2,600萬美元用於建設涵蓋黎巴嫩8個省的難民營建設項目等。
總之，科威特發展基金會致力於深化科威特和阿拉伯、非洲等發展中國家間的友誼，在促進受援國的經濟發展、產業調整和提高就業水準方面卓有成效。基金會提供的優惠貸款等援助，快速且有效地幫助了發展中國家的專案融資和發展計畫的實施。為使基金會的各項工作更規範、成效更顯著，科威特外交部目前成立了專門的委員會來管理該基金會。
二、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對外援助物件的拓展
科威特發展基金會由政府創建，擁有較為完備的規章制度和一系列工作流程，其主要工作需在科威特首相的監管下運行，具體管理權交給外交大臣。這種監管模式使得基金會的工作能夠做到快速應變，提高援助的有效性。作為中東地區的主要貿易中心之一，科威特自古以來就是連接巴格達、阿勒頗和內志商隊線路的主要樞紐，也是溝通亞洲和非洲間航海貿易的重要港口。由於非洲東海岸是阿拉伯移民遷至非洲的主要通道，科威特借助地理位置之便，將海外貿易延伸到東非，加強了阿拉伯半島與非洲人民間的聯繫，特別是與東非國家之間的聯繫，其影響範圍從非洲東部的索馬里一直延伸到南部的莫三比克。20世紀70年代，剛獨立不久的非洲國家十分需要外部援助來推動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維護政治穩定。鑒於此，科威特在非洲統一組織（OAU）的框架下，制定了平等對待所有非洲國家的對非政策原則，強調尊重非洲國家主權，不介入各國內政，力求通過協商、調和、雙向協定和國際仲裁方式來解決相互間的爭端。同時，科還支援不結盟國家、國際組織和非洲的獨立運動。這些原則促進了科威特和非洲國家的深入交往與合作，並使科威特發展基金會的援助活動得以順利開展和推進。世界銀行行長阿爾登·克勞森（Alden Clausen）曾這樣讚揚基金會的工作：“該基金會的重要性不亞於世界銀行，它充分尊重受援國的意願，以增強受援國自主發展能力為目標，其相關政策已經得到受援國的歡迎與肯定。”
起初，科威特發展援助一直維持著較大的資金規模，但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對外援助額度開始呈下降趨勢，90年代以來援助額度下降了一半，21世紀以來更是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見表3）。這一變化趨勢主要受到幾個因素的影響。第一，20世紀70～80年代，海灣援助國發展援助額度極高主要是因為當時石油價格飆升帶來的國家財政收入劇增，以及一系列大型援助項目和建立援助機構與體系的啟動初始費用較大，因此具有階段性特點。第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石油價格下降導致國家財政收入減少，海灣阿拉伯國家面臨國內開支劇增的現實，因此留給援助的財政空間變小。第三，包括地區安全問題在內的外部因素也制約了援助的財政空間。海灣戰爭及其戰後重建嚴重削弱了阿拉伯國家開展對外援助的意願和能力。特別是對於科威特而言，自1990年被伊拉克入侵之後，其援助金額至今也沒有恢復到之前的水準。
在援助政策上，科威特將自己定位於南南合作的提供者，與受援國是夥伴關係，而非傳統意義上的援助國與受援國的關係。科威特沒有專門的國別戰略，而是以受援國需求為基礎，在專案過程中秉承參與式和諮詢式的方法，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和經濟改革條件。例如，科威特發展基金會主要負責管理雙邊發展援助貸款和技術援助，代表科威特政府對發展中國家和機構贈款，以及對多邊發展機構的股本認購和捐贈。基金會下設決策機構，即科威特政府對外援助常設委員會（Kuwaiti Government’s Permanent Committee of External Assistance）,該委員會由7名政府官員組成。科威特法律規定，科威特發展基金會不能直接對受援國減免債務，但它積極參與了重債窮國動議（HIPT Initiative）的債務重組計畫。此外，科威特發展基金會還參與多邊減債動議（MDRI）等多邊會談和全球計畫，代表科威特政府簽署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DGs）和關於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
隨著時間的推移，科威特政府認識到本國基金會在擴大國際影響力方面的重要性，它一改以往援助對象僅限於阿拉伯國家的做法，逐步將其援助範圍拓展至非洲國家。隨著援助物件和額度的不斷擴大，基金會在非洲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甚至一度與以色列在非洲的影響力相匹敵。在20世紀60至70年代，儘管科政府在非洲的政治影響有限，但已開始支持非洲國家的反殖獨立運動，聲討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這有利於當時阿拉伯國家共同反對以色列入侵的鬥爭，特別是巴勒斯坦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事業，共同的命運使科政府在一些重大地區問題上表現出對非洲國家的同情。
1973年阿以戰爭爆發後，阿拉伯國家在阿爾及爾舉行了第六屆阿盟首腦會議。會上許多非洲國家要求獲得更多的財政支持，禁止以任何形式向南非和羅得西亞（今辛巴威）的種族主義政府提供援助。科威特在此次會議上擔任了鞏固阿拉伯國家與非洲國家關係的重要角色，它強調與非洲國家開發經濟合作的必要性，敦促阿拉伯國家石油部長建立一個泛阿拉伯基金，幫助1973年阿以戰爭後因油價飆升而經濟急劇下滑的非洲國家，促使阿拉伯產油國在對非貸款問題上達成一致。次年，科威特發展基金會的管理層決定修改管理原則，將建立和發展與受援國的外交關係作為主要目標，把援助範圍拓展至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等非阿拉伯發展中國家。
科威特發展基金會援助物件的拓展也使其在國際社會爭取到了更多的政治聲援與支持，有力地推動了阿拉伯國家爭取自身權益的正義事業。1973年以後，基金會的援助資金從33億美元增加到1981/1982年的66億美元。此後，基金會不斷發表聲明稱，資助和貸款專案要超越阿拉伯世界，走向全球。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在非洲國家最早的援助項目位於馬里和上沃爾特（今布吉納法索）。自1962年至2016年底，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已向西非國家提供了172筆貸款，累積金額達6.1億科第（約合20億美元）。這些援助專案旨在促進當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如促進受援國農業發展和刺激其國內和國際消費等，以及發展人力資源，包括培訓婦女勞動力等。基金會的援助範圍覆蓋了交通、通信、農業、能源、供水和衛生等多個領域（見表4）。
表4 科威特發展基金會貸款指向板塊及其比例
即使在1990年海灣戰爭期間，科威特發展基金會也未因戰局混亂而停止發放貸款。在科威特被佔領期間，基金會簽署了11項新協定以資助阿拉伯國家和其他國家的發展項目，總價值超過3.3億美元。此外，基金會還為其他阿拉伯國家公民提供援助，對那些在戰亂期間被迫離開家園的阿拉伯民眾施以援助。這項在國家淪亡的危急時刻仍出手援助的義舉，無疑加強了科威特與援助物件國的關係。除貸款項目外，基金會還向有需求的外國機構或其他國家撥款，這些撥款基本涵蓋了受援國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援助物件可謂遍及全球。有研究顯示，位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亞洲人口眾多的窮困國家，是科威特對外援助的重點區域。以2013～2014年為例（見表5），2013年科威特政府發展援助總額為2.31億美元，2014年達2.768億美元，大多分佈在非洲和亞洲。其中，西亞北非國家占其援助總額的61.03%，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占25.15%，南亞和中亞國家占5.41%。從國別來看，摩洛哥接受的援助最多，高達21.82%，其次是約旦和埃及。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也接受科威特的發展援助，約占其官方援助總額的3.47%。實際上，科威特是最早向中國提供政府優惠貸款的阿拉伯國家。截至2015年底，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共向中國提供了9.52億美元優惠貸款，用於基礎設施、教育、衛生、農業和環保等領域的37個大中型建設項目，有力支援了中國中西部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
與此同時，科威特非常重視對外援助的國際合作，積極與發達國家、發展援助委員會（DAC）國家和國際機構攜手開展工作，如非洲發展銀行、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等。這一方面能夠彌補科威特在援助資金、援助管理經驗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依託合作國家和機構來提升科威特在國際發展領域內的影響力。如每年舉行的“阿拉伯—發展援助委員會對話”（見表6），旨在通過定期開會討論發展問題，尋求更優化的協作方式，有效説明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此外,科威特還是阿拉伯援助機構協調秘書處的發起國和組織方，在協調阿拉伯國家對外援助、優化現有資源和能力配置、協調資金政策與操作程式方面積極運籌，既體現了阿拉伯對外援助工作的有效協調，又極大地拓展了援助物件和影響範圍。
三、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對非洲國家援助的影響
自1961年成立以來，科威特發展基金會不斷援助發展中國家，為後者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物質支援。科威特發展基金會的援助物件除了和科威特有著共同價值觀和類似政治制度的國家外，還有一 些是在許多國際重大問題上支持和理解科政府的兄弟國家。這裡筆者以非洲受援國為例，分析基金會的對外援助在推動科外交戰略、提高科國際聲望與地位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其中，尤以摩洛哥、塞內加爾、坦尚尼亞和莫三比克等國家為代表，體現了科威特對非洲國家的全方位援助。
（一）北非國家摩洛哥
歷史上，海合會成員國與摩洛哥共命運、重團結，有著基於“特殊歷史關係”的兄弟情誼。摩洛哥與科威特雖然相距較遠，但雙邊關係堪稱典範。兩國有著共同的宗教和語言，同為阿拉伯國家聯盟成員國。摩洛哥在關鍵歷史時刻支持科威特方面的立場使雙方的關係更加緊密。隨著1960年1月摩洛哥蘇丹（國王）穆罕默德五世的順利訪科，兩國的友好關係拉開了序幕。此後，科威特一直致力於支持摩洛哥的發展，基金會早期的援助項目很多是投向摩洛哥的。自1966年至2011年，基金會向摩洛哥的39個專案提供了融資支援，援助資金高達9.4億美元。如1966年5月，基金會提供的兩筆貸款項目均與摩洛哥農業改革有關：一筆用於財政支援摩洛哥的農業專案，另一筆捐贈用於加強摩洛哥西部周邊建設。1990年11月，科威特向摩洛哥貸款數億美元，用於援建華達大壩（Wahda Dam）項目。同時，基金會還鼓勵科威特公司在摩洛哥投資設廠，開拓市場，幫助後者發展經濟、滿足當地就業需求。如今，科威特的私人企業在摩外國投資中佔有較大份額，並獲得兩國政府的大力支持，其投資領域涵蓋農業、商業、海上運輸、基礎設施建設、供水和電力傳輸等多個領域。
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對摩洛哥王國的援助無疑進一步加強了雙邊關係，直接促成2001年在兩國外長主導下的科威特—摩洛哥高級聯合委員會的建立，有利於科威特政府推行國家外交戰略，提高國際地位。可見，通過對非洲等國家進行慈善援助和投資，科威特國家的軟權力不斷增強。正是基金會對廣大發展中國家長期不懈地提供援助，使科威特獲得了良好的國際聲望與口碑，科威特的援助政策因此被國際社會譽為“第納爾外交”。
（二）西非國家塞內加爾共和國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科威特就與西非國家塞內加爾建立了緊密聯繫。根據科威特對西非國家貸款、贈款及技術援助基金發表的統計資料顯示，在西非國家中，塞內加爾是科威特貸款、贈款及技術援助基金的最大受惠國，共獲得3.14億美元（約1,560億西非法郎）貸款。
1972年，科威特和塞內加爾達成一項經濟合作協定，開啟了雙方在文化、航空運輸和商業領域的合作。1976年，塞內加爾與科威特貸款、贈款及技術援助基金簽訂了第一份貸款協議，獲400萬美元貸款，全部用於塞東部地區發展畜牧業計畫。1982年，基金會還援助了一項旨在減少乾旱影響的塞內加爾河流域的建設工程。隨後，雙方先後簽訂了多項貸款協定，主要用於塞國內社會經濟建設，其中包括塞內加爾河開發、農田灌溉、公路建築與維修等。2012年，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向塞提供5,000萬美元貸款，用於塞北部國道疏通專案第三施工段工程建設。其他援助項目還包括塞內加爾河流導航、建立水電站以及道路工程等。
科威特對塞內加爾的援助項目有力地促進了雙邊政治關係的發展，正因如此，塞在許多國際政治事務上給予了科政府大力支持。1990年8月2日，塞內加爾強烈譴責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聲援和支持科威特反侵略的正義鬥爭。科威特的對外援助在增強其與非洲國家兄弟情誼的同時，也使這些受援國逐步成為科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上的堅強後盾和支持者。
（三）東非國家坦尚尼亞
坦尚尼亞是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科威特與坦尚尼亞的關係最早源于科威特商人的經商活動，他們的活動大多集中在坦尚尼亞的坦噶尼喀和桑吉巴區域。1938年科威特發現石油以前，其貿易帆船經常抵達東非港口。後來隨著石油的發現和現代航海業的不斷發展，科船隻逐漸減少。即便如此，科與東非國家的關係在科威特發展基金會支持下仍然逐步增強。1975年，基金會提供了1.42億美元的貸款用於坦尚尼亞蒙紮紡織廠的擴建。為鞏固雙方的關係，基金會在1975～2000年間向坦提供了總價值達16.79億美元的11項貸款，同時提供了社會發展方面的技術援助。1997年，依靠基金會提供的技術援助和財政支持，坦尚尼亞順利建起了桑吉巴港口。2002年，在基金會援助下，坦尚尼亞還完成了一條高速公路的可行性研究項目。
科威特是坦尚尼亞的主要外資來源國，投資主要集中於礦業、製造業、批發零售。2016年5月，據中國駐桑吉巴總領館經濟商務室的消息，由於桑吉巴現有醫院大部分年久失修，有的都已成為危房、且空間狹小，難以滿足就診需要，科威特政府擬提供資金用於這些醫院的升級改造。首家獲得科援助資金改造的醫院是桑島目前最大的納茲莫加醫院，援助金額為0.37億美元（840億坦先令），其他幾家桑吉巴現有醫院的改造也在繼續商談中。
（四）南非國家莫三比克
莫三比克是聯合國宣佈的世界最不發達國家和重債窮國。獨立後因受連年內戰、自然災害等因素的影響，經濟長期困難。近年來，國際組織和金融機構多次召開援助莫三比克捐贈國會議，國際社會通過無償援助、信用貸款及減免債務等途徑向莫提供經濟援助。1982年2月，科威特發展基金會為莫提供了1.48億美元的貸款，用來資助道路建設。此項自1982年開始至2006年結束，總價值超過7.95億美元。
綜上所述，科威特發展基金會作為一個促進非洲經濟發展的重要組織，在加強科威特的對非關係方面也頗有建樹。非洲許多國家領導人都高度讚揚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在幫助和支持非洲國家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2013年1月23日，在科威特海灣大學組織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來自塞內加爾、埃及、茅利塔尼亞、辛巴威、衣索比亞、蘇丹、貝南以及尼日爾的外交官一致讚揚科威特政府對非洲國家的支持以及基金會多年來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尤其在幫助非洲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不凡成就。目前來看，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已成為科威特一項有效的外交工具，大大超出了經濟領域和範疇，增強了科威特在非洲大陸的存在和政治影響力。
四、結語
據世界銀行的報告顯示，以沙特、科威特、阿聯酋為首的阿拉伯國家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官方援助國，其對外援助額占國民總收入的平均值為1.5%，高於聯合國建議比例的2倍，是經合組織國家的5倍。與傳統援助國相比，阿拉伯援助國更加關注受援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把對非洲等欠發達國家的援助視為南南合作的重要內容。作為阿拉伯援助領域的開拓者和主力軍，科威特發展基金會無疑在阿拉伯國家對外援助方面發揮了良好的表率作用。截至2016年，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已向43個國家提供了76筆總額達54.6億美元的贈款；向105個發展中國家的896個項目提供了186.6億美元的優惠貸款；向地區和國際性研究和發展組織捐款11.6億美元；向有關國家提供了326筆總額達7.8億美元的技術援助。
從援助形式和管道上來看，科威特發展基金會以雙邊援助為主，較少參與多邊援助。援助以貸款為主，還有少量的技術援助和贈款。從援助的地區分佈來看，自1973年以來，由原先以阿拉伯國家為主要對象擴大到亞洲和非洲貧窮的非阿拉伯國家。援助領域以基礎設施為主，但近年來已逐漸向農業和社會領域傾斜。此外，科威特對外援助的透明度高，援助條款優惠性大，贈款比例很高。援助也不以促進本國出口為目的，援助所涉及的商品和服務可以全球招標，具有很高的非捆綁性特點，加之援助貸款支付程式迅速高效，獲得受援國的普遍歡迎。在50多年的對外援助工作中，科威特對兄弟國家的巨額援助不但增強了彼此的感情，拉近了彼此的距離，而且顯著提升了其國際影響力，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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