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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漫遠：庫爾德問題與中東局勢
作者：董漫遠，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提 要〕 庫爾德問題是中東地區長期懸而未決的難題， 反映出中東地區複雜的民族矛盾， 其實質是民族不平等而引發的庫族反抗及爭取獨立建國的鬥爭。 庫族獨立建國努力與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伊朗四國維護國家統一形成尖銳矛盾。 庫族獨立運動歷程充斥曲折與苦難。 1991年海灣戰爭使庫族獨立運動煥發生機。 2011年爆發的所謂“阿拉伯之春”及敘利亞、伊拉克亂局使庫族獨立運動呈現崛起勢頭，
〔關 鍵 詞〕“庫爾德斯坦”、獨立建國、“北敘聯邦”、中東格局
〔作者簡介〕 董漫遠，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中圖分類號〕D815.4
庫爾德問題是中東研究領域的一個老話題。 以往國內外學界對其進行過不同角度的研究， 主要探究其歷史學、民族學以及國際關係史價值。 近年來， “庫爾德斯坦”獨立建國的思潮與運動迅猛發展，
一、庫爾德獨立運動的基本脈絡
庫爾德人[1]是中東地區的一個古老民族， 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可追溯至西元前3世紀。 自古至今， 庫族主要聚居於庫爾德斯坦地區（簡稱“庫區”）， 總面積為39.2萬平方公里。 該地區橫跨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伊朗四國。 匯總四國近年來的人口統計， 四國境內庫族人數合計約2800萬。 其中， 土耳其東部和東南部地區被稱作“北庫爾德斯坦”， 面積約19萬平方公里， 庫族人口約1500萬；伊拉克北部地方被稱作“南庫爾德斯坦”， 面積約12.5萬平方公里，
建立一個獨立的庫爾德斯坦國家是庫族的歷史性追求， 自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便已發軔， 其思潮與運動由小到大， 從意識形態運作發展為武裝鬥爭。 1880年， 庫爾德民族英雄烏貝杜拉（Sheikh Ubeydullah）領導庫族部落武裝同時在土耳其東部、東南部和伊朗西北部發動大規模起義， 宣誓為建立獨立庫國而“戰鬥到底”。 [2]該起義遭到奧斯曼帝國和波斯愷加王朝的聯合鎮壓， 但在庫爾德斯坦廣大民眾中播下世代爭獨立的火種。
1958年7月， 以卡塞姆準將為首的“自由軍官組織”發動政變， 推翻費薩爾王朝， 成立伊拉克共和國。 卡塞姆在內政和外交領域推行一系列進步政策， 包括緩和阿拉伯人與庫族的關係，邀老巴爾紮尼回國幫助政府治理庫爾德地區。老巴爾紮尼幫助政府平息了摩蘇爾復興黨叛亂，但他與伊拉克共產黨合作推行土改引發黨內紛爭，遂提拔賈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等一批少壯派進入黨中央領導層助其控局。塔拉巴尼借機拉幫結派，培植嫡系勢力，迅速在黨內坐大。庫民黨內部形成兩派，即傳統派和左派，老巴爾紮尼和塔拉巴尼分別成為兩派領袖。傳統派在老巴爾紮尼的領導下，奉行庫爾德民族主義、部落主義、民粹主義和保守主義。左派在塔拉巴尼率領下，主張對庫民黨進行世俗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改造，引發老巴爾紮尼的警覺。此外，兩派在如何與歷屆伊拉克中央政府周旋的問題上也存有嚴重分歧。在1964年7月庫民黨六大期間，老巴爾紮尼設計抓捕了塔拉巴尼及其追隨者4000餘人，將他們驅逐到伊朗。塔拉巴尼後來利用伊拉克復興党與敘利亞復興黨之間的矛盾，率追隨者進入敘利亞。這次“清黨”確立了老巴爾紮尼在庫民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1975年，伊拉克復興黨政權對庫民黨武裝發動全面清剿，老巴爾紮尼率殘部敗走伊朗，從此再未返回伊拉克庫區，直至1979年客死美國，庫民党領導權由其次子馬蘇德·巴爾紮尼（Masoud Barzani）執掌。1975年6月，塔拉巴尼在大馬士革組建庫爾德斯坦愛國聯盟（PUK，簡稱“庫愛盟”）[4]。以庫愛盟成立為標誌，伊拉克庫族獨立運動形成兩大政治勢力，庫民黨和庫愛盟分別從境外不斷向伊拉克庫區派遣幹部，恢復基層組織和武裝力量。
1991年初，伊拉克北部兩大庫族勢力借海灣戰爭發動起義，遭薩達姆鎮壓。4月7日，美英法在伊北劃設“禁飛區”，庫族被保護起來，兩派開始在各自所控區域建立“國中之國”。1994—1997年，庫民黨和庫愛盟在伊北打了三年內戰，經美國調停實現“和解”。1998年9月，兩派簽訂《華盛頓協議》，“共建自治區”，延續至今。
受伊拉克北部庫族獨立運動的感召和影響，土耳其庫族於1978年11月成立庫爾德工人党（PKK，簡稱“庫工黨”）[5]，推舉阿卜杜拉·厄賈蘭（Abdullah Öcalan）為黨首，指導思想為庫爾德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目標是建立獨立和統一的庫爾德斯坦國家，但可分為“高度自治”和邦聯等階段。在厄賈蘭領導下，庫工党建立起“人民自衛軍”（HPG）和“婦女解放軍”（YJA），並從1984年起開展爭取獨立建國的武裝鬥爭。為有效對付土耳其政府軍的掃蕩和圍剿，庫工黨在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伊朗均建立了分支或根據地，並將伊拉克北部甘迪勒山區作為戰略後方。為防領導集體在土軍或伊軍清剿中悉數遭遇不測，厄賈蘭本人於1979年7月率精幹參謀和通信班子潛入敘利亞，遙控指揮庫工党在各國的活動，直至1998年10月被老阿薩德“規勸離境”並於翌年2月在肯亞被土耳其特工組捕獲。厄賈蘭被捕後，庫工黨組建了巴伊克（Cemil Bayik）、卡拉耶蘭（Murat Karayılan）、侯賽因（Fehman Hüseyin）三人領導小組，又稱“三人團”，擁戴巴伊克為領袖，直至今日。
為策動庫工黨內訌，土耳其政府不斷傳播厄賈蘭“叛變”、“懺悔”、“向政府提供大量絕密資訊”等消息，曾一度奏效。部分庫工党高層領導人對鬥爭前途感到悲觀失望，一批基層幹部甚至脫党。出於恢復全黨凝聚力和戰鬥力的考慮，庫工黨中央通過各種管道和手段瞭解厄賈蘭在獄中的表現。2007年5月，巴伊克代表庫工黨中央宣佈，厄賈蘭在囹圄之中“堅貞不屈”，庫工黨已經識破土耳其政府的離間計，厄賈蘭作為黨的締造者將繼續受到全黨擁戴，其思想將繼續指引該党未來鬥爭。巴伊克還提出，庫工黨將同伊拉克、敘利亞、伊朗的庫族政治勢力構建“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逐步實現建國夢想。從那時起至今，庫工黨在四國庫區的社會基礎不斷擴大，武裝力量已恢復至3萬人左右。其最大成就是，推動敘北庫族建立“北敘聯邦”，宣佈成立自治政府，定都卡米什利（Qamishli），並於2014年舉行選舉，建立了立法、司法等機構，頒佈了《憲法》及其他法律，擴編了“人民保護軍”（YPG）和“婦女保護軍”（YPJ），這兩支武裝力量構成現今“敘利亞民主軍”的主幹，並得到美國的支持。“北敘聯邦”的主要政治和軍事幹部由庫工黨派出，政黨形態是“民主聯盟黨”（PYD）,[6]以掩人耳目，旨在淡化庫工黨實控色彩。“北敘聯邦”社區建設和民眾管理遵循厄賈蘭的庫爾德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厄賈蘭一些重要著作，如《21世紀庫工黨和庫爾德問題》、《文明之根》、《民主邦聯主義》、《婦女革命》、《民主文明宣言》、《談判路線圖》等成為“北敘聯邦”黨政軍幹部的必讀書，這些著作的一系列重要立場和觀點在敘北庫族民眾中亦產生廣泛影響。如今，以巴伊克為首的庫工党首腦機關已紮根“北敘聯邦”，並與伊拉克北部甘迪勒山區根據地保持密切聯繫與協調，同時指揮土耳其東南部庫工黨的鬥爭。
二、庫爾德問題成為牽動敘利亞局勢走向關鍵因素
自2011年初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波及敘利亞並引發戰亂以來，敘利亞危機一直沒有擺脫巴沙爾去留這一實質難題。巴沙爾去留不僅關乎沙特與伊朗在中東的地緣政治角力，更關乎美俄在歐亞大陸的爭奪與利益置換。因為巴沙爾掌控下的敘利亞構成“什葉派新月地帶”的中樞，且敘伊（朗）、敘俄是同盟關係，俄伊是友好合作關係。美沙等國欲通過推翻巴沙爾政權而腰斬“什葉派新月地帶”，美國在烏克蘭陷入戰略僵持，均面臨一些困難，包括後續手段不足和難以協調盟友配合，這就需要通過利益置換來緩和關係，相互“鬆綁”和喘息。而巴沙爾政權的命運似可作為美俄利益置換的籌碼。俄羅斯是否能一直力挺巴沙爾政權，取決於美國能否在歐亞大陸對俄羅斯做出地緣政治讓步。自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尚看不出美國讓步的跡象。儘管敘危機走向關涉美俄重要戰略利益，且美俄均採取了有限軍事介入，但雙方均力避在敘直接交戰。
縱觀敘危機六年多的演變過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11年初至2014年9月，美國及沙特等國為推翻巴沙爾政權，不惜支持包括極端勢力和恐怖勢力在內的一切反對派，以達到低成本“借刀殺人”之目的，即只要是決心推翻巴沙爾政權的勢力，美沙等國都予以支持。然而，巴沙爾政權在俄羅斯和伊朗援助下頂住了反對派的武裝進攻，反對派則嚴重分化，以“伊斯蘭國”和“征服陣線”為代表的恐怖主義勢力迅速崛起，威脅到西方國家及其中東盟友的制度安全，迫使美歐及中東盟友不得不將“反恐”置於“政權更迭”之前。第二階段，從2014年9月至今，美國中東政策（包括對敘政策）經歷了由奧巴馬時期向特朗普時期的調整，實現了由“反恐優先”向“反恐與政權更迭並重”的轉變。2017年4月美國對敘空軍基地的巡航導彈攻擊以及特朗普等隨後的涉敘政策表態，正是如上轉變之標誌。
應該指出的是，特朗普推行的“政權更迭”，是以不投入大量美軍地面部隊為前提，這就決定了“倒巴沙爾”（下文簡稱“倒巴”）進程的主要形式仍是代理人戰爭，耗費時日。為達成推翻巴沙爾政權的目標，美國至少需要做四件事：第一，駐敘美軍（約1000人）作為政治威懾手段，首先阻隔敘政府軍對反政府武裝的進攻，使反政府武裝重整旗鼓，繼而對反政府武裝實施戰場培訓，大幅提升其戰力。此舉旨在推促戰場力量對比逐步發生有利於反政府武裝的演變。同時，對敘各戰略要地和政府軍兵力火力配置實施戰場偵察，為將來“倒巴”軍事行動提供可靠情報支撐。第二，對由庫族為主幹的“敘民主軍”實施政治改造，使其由打擊“伊斯蘭國”的力量轉變為“倒巴”力量。第三，主動改善因2016年“7·15政變”而惡化的美土關係，使土耳其改變對“敘民主軍”的立場，並參與到美國領導的“倒巴”陣營中。第四，爭取以沙特為首的海合會國家及約旦等地區盟友加大支援敘反對派的力度。
如今敘利亞戰場各路反對派武裝的利益取向與敘利亞戰亂第一階段的情況大不相同。此前，推翻巴沙爾政權是各路反對派武裝的共同目標，且有不同程度的配合。因戰局不妙且美國無力統合，於是反對派武裝各尋靠山，在抵抗巴沙爾政權清剿的同時，彼此間搶奪地盤，相互火拼。雖然敘境內大大小小反對派武裝有上百支，但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背靠美國支持，目前看主要以“敘民主軍”為代表；第二類背靠沙特、卡達等國極端宗教勢力的財力支持，主要以“伊斯蘭國”和“征服陣線”為代表；第三類腳踩幾隻船，包括接受美、沙、卡支持，但主要投靠土耳其，如“敘自由軍”和“土庫曼旅”。
從實力及所控區域看，目前最強的是“敘民主軍”，約有8萬多武裝人員，主幹是庫族武裝“人民保護軍”和“婦女保護軍”，余部由阿拉伯人、亞述人、亞美尼亞人、高加索人組成，約有1萬人。“敘民主軍”依託“北敘聯邦”根據地生存發展，範圍不僅囊括整個羅加瓦地區[7]，還將地盤延伸至阿勒頗、哈賽克、拉卡、代爾祖爾等省部分地區。目前，“敘民主軍”已經發動奪取“伊斯蘭國”臨時首都拉卡的戰役，將其併入“北敘聯邦”的意圖明顯。如此看來，庫爾德“民主聯盟党”及其領導下的“敘民主軍”已成為影響敘利亞局勢未來走向的關鍵力量。
從政治訴求看，“民主聯盟黨”首先致力於將“北敘聯邦”變成國中之國，並坐大做強，打擊“伊斯蘭國”和推翻巴沙爾政權僅僅是其爭取美國扶植一個途徑。無論巴沙爾是否被推翻，“北敘聯邦”都恐難被外力所滅。敘利亞“碎片化”如今已是事實，未來的敘利亞能否再次一統尚未可知。
三、庫爾德問題關乎伊拉克的統一與分裂
伊拉克北部是庫族獨立運動最早興起且最具影響力的地域。1991年海灣戰爭構成庫族獨立運動的轉捩點。因美英法在伊北劃設“禁飛區”，使得伊北庫族武裝從此得以擺脫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清剿。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伊拉克中央政府再也無力干預伊北庫區事務。
伊北庫區分別由庫民黨和庫愛盟控制和治理，首府是埃爾比勒，庫區自治政府及立法、司法等機構常年在此辦公。其中，庫民党掌控杜胡克和埃爾比勒兩省，庫愛盟掌控蘇萊曼尼耶省和迪亞拉省大部。此外，兩黨長期爭奪泰咪姆省、基爾庫克油田、尼尼微省、摩蘇爾週邊的控制權。1998年9月兩黨簽訂《華盛頓協議》後，“誰也吃不掉誰”的局面得以固化。薩達姆政權在2003年被推翻後，兩黨就國家和庫區治理權力分享達成協議，伊拉克總統一職由庫愛盟專享，庫區自治政府主席、副主席、總理等職由庫民黨獨佔。因此，伊拉克前總統塔拉巴尼和現任總統馬蘇姆均為庫愛盟領導人，庫區自治政府主席小巴爾紮尼、副主席阿裡、總理伊德里斯·巴爾紮尼（小巴爾紮尼侄子）等都是庫民党領導人。
庫民黨和庫愛盟在伊北瓜分“勢力範圍”的主要依託是各自擁有的武裝[8]，二者規模相近，戰力不分伯仲，且不遜于伊政府軍。目前，自治政府統轄36個旅，總人數達35萬，庫民黨和庫愛盟各指揮18個旅。庫區自治政府可向伊中央政府索取軍費和武器彈藥補給，數量有限，兩黨平分。為支撐各自武裝，兩黨均有獲取外部軍援的管道。庫民黨與土耳其關係良好，因為該党控制了伊北主要油田並向土耳其售油，同時配合越境土軍清剿伊北庫工黨，於是土耳其成為庫民黨武器彈藥的主要供應方。此外，沙特、卡達等海灣國家對伊拉克什葉派政府有敵意，出於牽制伊中央政府的考慮，積極向庫民黨提供資金支持，用於庫區發展和武器彈藥的黑市採購。庫愛盟的武器彈藥主要來自伊朗和敘利亞，因為該黨與庫工黨構建了合作關係並在伊北為庫工黨提供庇護，同時積極支援“北敘聯邦”及“敘民主軍”。出於制約土耳其的考慮，伊朗和敘利亞一直支援函式庫愛盟。誠然，自美國公開支持“北敘聯邦”及“敘民主軍”後，伊朗對庫愛盟的支持有削減，巴沙爾政權則停止了支持。伊朗沒有完全中斷支援函式庫愛盟，不排除其有與美國緩和關係或討價還價的意圖。
雖然庫民黨和庫愛盟有深刻歷史恩怨且彼此防範，但雙方最大的共同利益是最終建成獨立民族國家。這一重大訴求不因雙方背後的支持者不同而被放棄。雖然現階段庫民黨與土耳其關係密切，但土耳其對庫民黨仍保持高度警覺，二者相互奉行“合作加防範”政策，因此庫民黨與庫愛盟及庫工黨的關係近年來不斷改善。此外，庫民黨與庫愛盟高度警覺伊中央政府借“反恐”名義將觸角深入庫區。2014年6月“伊斯蘭國”在敘利亞、伊拉克崛起後，為應對共同威脅，庫族武裝與政府軍構建了合作關係，聯手打擊“伊斯蘭國”。自2016年10月政府軍發動摩蘇爾戰役以來，庫族武裝沿摩蘇爾西北至辛賈爾山區一線展開部署，名曰“切斷‘伊斯蘭國’西竄路線”，實則防範政府軍侵蝕庫族領地，並寄望政府軍與“伊斯蘭國”兩敗俱傷。
儘管伊拉克戰爭後國內權力、利益和資源配置格局對伊北庫族有利，但庫族仍執意搞獨立。2016年6月，庫民黨與庫愛盟經過談判，就2017年9月25日在伊北庫區展開獨立公投達成共識。一旦獨立公投獲得通過，不僅將使伊拉克分裂，且將引發中東各利益攸關方的深度介入，甚至可能會成為刺激中東格局變化的導火索。
四、庫爾德問題牽制土耳其坐大中東
土耳其既是中東強國，更是歐亞大陸地緣政治“支軸國家”（geo-political pivot），一直發揮著重要的地緣政治作用。此外，土耳其在北約、經合組織、伊斯蘭和突厥世界已形成長期性重要影響。土耳其歷代政治家、歷屆政府和主要政黨都致力於重振奧斯曼帝國時代輝煌。中東曾被奧斯曼帝國統治600多年，故土耳其對中東情有獨鍾，多年來在中東投入了大量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資源，試圖成為中東事務的主導方之一。然而，土耳其角逐中東的努力一直不順利，最大制約因素就是庫爾德問題。因為，幾乎所有中東國家都難以忘記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屈辱歷史，都對土耳其在中東的重大政治、外交、軍事舉措保持警惕。幾乎所有的中東大國、強國都深諳庫爾德問題是土耳其“軟肋”，都基於自身利益與需要加以利用或借重，以阻遏土耳其坐大中東。美俄等域外力量亦重視將庫爾德問題作為與土耳其打交道的政策工具。
土耳其境內庫工党儘管曾遭遇党首厄賈蘭被捕的挫折，但在土耳其東部、東南部1500萬庫族中仍有較牢固的社會基礎，其根本原因在於庫族經濟、政治、社會地位不僅事實上低於突厥人（主體民族），且低於其它族群。首先，土耳其政治和國體設計拒絕承認庫族民族屬性，1924年憲法將庫族稱為“山地土耳其人”。其次，歷屆土耳其政府均嘗試對庫族實行同化，但至今未果。儘管1982年憲法第10條規定各種族一律平等，但序言強調“土耳其民族意志至上”，實際上指的是主體民族意志至上。因無法根除庫族反抗，從20世紀80年代起，土耳其政府調整對庫方略，從一味鎮壓和同化轉為軟硬兼施，試圖逐步化解庫爾德問題對國家發展和振興的巨大牽制。1991年，厄紮爾總統推動修憲，取消對庫語廣播和出版物的禁令。1992年，德米雷爾總統宣佈承認庫爾德人為少數民族，並承諾政府將支援函式庫區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執政後，為實現“2023戰略願景”[9]，於2009年出臺了對庫族的一系列懷柔政策，包括增加庫區經濟與社會發展投資，允許用庫語開展競選和造勢活動，特赦那些已向政府“懺悔”的庫工党被俘人員等。但是，這些政策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對庫爾德人的民族歧視問題。
針對土耳其政府的政策調整，庫工黨也進行了方略調整。基於庫族獨立運動在四國發展不平衡的現實，庫工黨在渡過因厄賈蘭被捕而出現的內部混亂期後，確定了“在敘利亞北部加快發展，在伊拉克北部構建庫族統一戰線，在土耳其保存實力，在伊朗實施蟄伏”的戰略方針，為此多次與土耳其政府達成停火協議，將主力大部轉進伊北和敘北，陸續在土耳其成立了“庫爾德斯坦社區聯盟黨”（KCK）、“和平民主黨”（BDP）、“民主地區黨”（DBP）、“庫爾德斯坦自由民主大會黨”（KADEK）、“人民民主黨”（HDP）等週邊組織，儘量避免以庫工党名義開展政治活動或作戰行動，同時緩和與“庫爾德自由之鷹”（TAK）等其他庫族政治勢力的關係。在上述週邊組織中，“人民民主黨”在2015年6月選舉中進入議會，獲80席；在同年11月選舉中獲59席。2015年7月，土耳其政府單方面撕毀停火協議，重新對庫工黨展開清剿。庫工黨依託土耳其東部和東南部山區，以小規模遊擊戰方式與政府軍周旋。土耳其政府軍掃蕩並沒有吸引庫工党主力重返，庫工黨仍將主要政治和軍事資源用於“北敘聯邦”的擴展，同時指示一些政工幹部潛伏下來，繼續開展群眾工作。
五、庫爾德問題撬動美俄在中東的博弈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在中東事務中一直處於主導地位，俄羅斯被美國視為在中東的最大競爭對手，擠壓俄羅斯在中東的“勢力範圍”構成冷戰後美國歷屆政府中東戰略的重要目標之一。長期以來，美俄在中東的角力陣營分野鮮明。美國既需要歐洲盟友配合，更要依託地區夥伴體系，主要由以沙特為首的海合會國家、以色列、埃及、土耳其、約旦等構成。俄羅斯基本沒有域外夥伴配合其中東戰略，域內則主要依靠伊朗和敘利亞與美國抗衡。美俄角力與沙特和伊朗間的地緣政治及教派紛爭相交織，又與巴以、阿以矛盾相疊加，從而催生出當今世界最複雜的“中東問題”。所謂“域外大國角逐中東”，其主線就是美俄角逐。
2011年爆發的西亞北非動盪和2014年爆發的烏克蘭危機，是推促美俄在中東角逐升級的兩大因素。西亞北非動盪同時對美俄在中東盟友體系造成衝擊。對美國而言，埃及穆巴拉克政權倒臺是一大損失，不僅表現為穆兄會短暫執政，更表現為埃及元氣大傷，今後較長時期內難以在阿拉伯世界發揮領袖作用，直接影響到美國中東戰略難以在阿拉伯國家中得到群體配合。雖然塞西將軍于2013年推翻穆兄會政權符合美國利益，但短期內埃及難再崛起。對俄羅斯而言，利比亞和葉門政權更迭間接損害其利益，敘利亞巴沙爾政權面臨危局則是美國在其“勢力範圍”內下的狠手。而烏克蘭危機使俄羅斯遭遇美西方嚴厲制裁，俄羅斯周邊環境惡化，普京強國興邦的戰略努力受到牽制。為扭轉戰略被動，俄羅斯於2015年9月高舉“反恐”旗幟軍事介入敘利亞戰亂，將巴沙爾政權的命運作為與美國博弈的賭注，嘗試與美國在歐亞大陸進行利益置換。如不能成功，俄羅斯可能繼續力挺巴沙爾政權，在中東給美國出難題，使美國無法集中資源推展亞太和歐亞大陸戰略。中東牽涉美國重要利益，美國絕不會拱手相讓。這就造成了美俄在中東展開重點較量的態勢。
當前，特朗普政府在中東所要實現的目標是：第一，使中東在經濟上服務于“美國優先”，特別是美國地區盟友要為拉動美國經濟、增加美國就業做貢獻，如多買美國商品，動用主權基金多買美國債券，增加在美國的投資等；作為交換，美國為地區盟友提供“安全保護”，但地區盟友要購買美國的“安全服務”和安全產品。第二，使中東在安全上為“美國優先”服務，特別是美國地區盟友要繼續打擊恐怖主義，配合美國限制穆斯林移民赴美，以使“美國更安全”，同時大量購買美國武器裝備，增加防務開支。第三，確保以色列絕對安全。第四，動員地區盟友配合美國更迭巴沙爾政權，腰斬“什葉派新月地帶”。第五，使埃及、約旦等地區盟友儘快恢復元氣。
針對美國中東政策目標，俄羅斯的對策是：第一，加固與伊朗、敘利亞的夥伴關係，重點是延長巴沙爾政權的壽命。第二，利用美國與土耳其的矛盾，以鬥爭求團結，爭取與土耳其繼續改善關係，牽制美國中東戰略的推展，特別是使美國難以實現在敘利亞的政策目標。第三，尋機改善與埃及等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擴展俄羅斯在中東的迴旋餘地。第四，利用與以色列的特殊淵源，拓展俄以合作領域，促使以色列在美俄之間發揮斡旋作用，幫助美俄在歐亞大陸或在中東達成利益置換。
從美俄各自的政策努力方向看，雙方當前的博弈焦點是敘利亞問題。縱觀美俄中東角逐歷程，幾乎所有的地區矛盾和熱點都被充分利用過，包括阿以衝突、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對立、阿拉伯世界動盪、 伊拉克戰爭後遺症、利比亞戰亂、葉門戰亂等。現在敘利亞亂局中的庫爾德因素凸顯，引起美俄高度重視，雙方均努力將此問題作為彼此角力的工具。
從實力、戰力、影響力角度看，庫族“北敘聯邦”所轄武裝力量是所有反政府武裝中最強的，成為美俄競相爭取的對象。從庫族在敘利亞生存歷史看，他們與阿薩德家族並無深仇大恨，因為無論老阿薩德還是巴沙爾都一直是將庫爾德問題作為制衡土耳其的籌碼。這也是庫工黨及其衍生政黨和武裝能在敘利亞紮根並壯大的原因。自敘利亞陷入戰亂以來，“人民保護軍”和“婦女保護軍”等庫族武裝雖然也與敘政府軍爆發過多次戰鬥，但初衷是將“西庫爾德斯坦”境內的敘政府軍趕走，目前這一目標基本實現。以“人民保護軍”和“婦女保護軍”為主幹的“敘民主軍”之所以與“伊斯蘭國”殊死搏殺，是因為“伊斯蘭國”企圖征服“北敘聯邦”。[10]從庫族武裝作戰範圍看，其並未超出“西庫爾德斯坦”邊界。敘北庫族政黨及武裝最高政治理想是創建獨立民族國家，“北敘聯邦”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只要巴沙爾政權接受“北敘聯邦”已是“國中之國”的事實，敘北庫族政黨及武裝不會執意參與推翻巴沙爾行動。對於這一原則，庫工党領袖巴伊克、民主聯盟黨主席薩利赫、“敘民主軍”發言人塔拉勒·賽羅等均有明確表述。而巴沙爾是否接受庫族在敘北立國，成為影響敘北庫族政黨及武裝政策走向的關鍵因素。如巴沙爾政權對俄羅斯長久支持有信心，則會拒絕庫族獨立要求；反之，為求政權延壽則會默認。
由於特朗普政府奉行更迭巴沙爾政權與“反恐”並舉方針，暴露出政策著力點自相矛盾、不可兼得的特徵，令俄羅斯獲得爭取敘北庫族武裝之良機。自美俄同時打擊“伊斯蘭國”以來，俄羅斯也向“北敘聯邦”提供了軍援和人道主義援助，使敘北庫族對俄羅斯持友好態度。保持對敘北庫族影響力，對俄羅斯至少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其一，可借此調控俄土關係。俄土關係在埃爾多安挫敗2016年“7·15政變”後顯著改善，但在埃爾多安2017年4月底重新要求巴沙爾下臺後又罩陰雲。為促使土耳其再次放棄“倒巴”政策，俄羅斯加大了向敘北庫族示好的力度，同時也準備在“北敘聯邦”前途問題上與美國進行利益置換。2017年5月4日，俄羅斯牽頭與土耳其和伊朗在敘境內劃設四個“衝突降級區”，刻意避開“北敘聯邦”，為今後分別與美、土磋商敘北庫區問題預留出迴旋空間。其二，可在敘中央政府與“北敘聯邦”間充當和事佬，使敘北庫族武裝不參與美國指揮下的“倒巴”行動。
目前，敘利亞境內主要反政府力量的現狀是：“敘自由軍”、“土庫曼旅”等“倒巴”態度堅決，但力量太弱，構不成對巴沙爾政權的致命威脅，且受土耳其而非美國掌控；“伊斯蘭國”、“征服陣線”等恐怖組織戰力強悍，“倒巴”態度堅決，但為美國打擊對象，也是俄羅斯和敘政府軍的打擊物件；唯有“敘民主軍”實力雄厚，戰鬥力強，但對巴沙爾政權態度曖昧。如上情勢暴露了美國“倒巴”窘境，反襯出俄羅斯對敘政策及軍事存在的靈活主動，更彰顯庫族勢力影響敘利亞局勢未來走向的獨特作用。從更廣角度看，美俄涉土、涉伊（拉克）政策也愈來愈需要對庫爾德問題加以利用。
六、結語
庫爾德問題源自相關國家和民族對庫族的歧視，以及庫族為爭取平等地位而展開的反抗，最終催生謀求庫族獨立的思潮與運動。西亞北非動盪引發中東地區各類基本矛盾空前激化，直接衝擊域外大國地緣政治利益和地區國家的穩定與發展，部分國家爆發戰亂，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借機肆虐，域外力量不同程度地干預地區局勢走向。在此背景下，庫族獨立運動乘勢而起，並被域外大國和相關地區強國所利用，成為影響中東地緣政治格局演變的重要動能。
因庫族獨立運動出現崛起勢頭，敘利亞已經“碎片化”，且未來能否保住國家大一統充滿變數。伊拉克什葉派政權與伊朗關係密切，與沙特等遜尼派國家關係不睦，國內經濟、政治、教派、社會、安全危機遠未消除，國家治理尚未步入良性軌道，而庫族已揚言搞“獨立公投”，對伊拉克中央政府構成巨大考驗。土耳其作為有宏大抱負的地區強國，已經深度介入敘伊亂局，但尚未取得重大地緣政治斬獲，原因在於庫爾德問題的牽制和大國、強國對此之利用。展望未來，庫族獨立運動還將獲得新的動力源泉，但也面臨主要來自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巨大制衡。
[1] 關於庫爾德人概況可參見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London: I. B. Tauris, 2004 (Third edition)，亦可參見“Who are the Kurds?,” BBC, 14 March 2016,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29702440; “Syria - Kurds,” World Directory of Minor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http://minorityrights.org/minorities/kurds-5/。（上網時間：2017年6月26日）
[2] See Hakan Ozoglu, Kurdish Notables and the Ottoman State: Evolving Identities, Competing Loyalties, and Shifting Boundar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pp. 74-75; Wadie Jwaideh, The Kurdish National Movement: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Syracus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75-79.
[3] See M. A. Aziz, The Kurds of Iraq: Ethno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 London: I. B. Tauris, 2011, pp. 219-246; N. Entessar, Kurdish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Lexington Books, 2010, pp. 24-52.
[4]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London: I. B. Tauris, 2007, pp. 242-297.
[5] See Joost Jongerden, The Settlement Issue in Turkey and the Kurds: An Analysis of Spatical Policies, Modernity and War,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2007, pp. 57-71.
[6] See “Crisis in Syria Emboldens Country’s Kurds,” BBC News, 28 July 2012; “Syrian Kurdish leader: We Will Respect Outcome of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ARA News, 3 August 2016.
[7] 羅加瓦（Rojava）地區的庫語含義為“西庫爾德斯坦”，包括今“北敘聯邦”的阿夫林、賈濟拉、科巴尼、沙哈巴四州，中心城市有卡米什利、阿夫林、科巴尼、曼比季、泰勒裡法特等。
[8] 庫民黨和庫愛盟統轄武裝力量均自稱“Peshmerga”，意為“敢死戰士”。
[9] “2023戰略願景”由正義與發展党於2003年提出，其設計師為土耳其著名地緣政治學家、前外長和總理達武特奧盧。該願景核心內容是：在20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100周年之際，使土耳其經濟和綜合國力步入世界前十，並擁有獨特的國際規制塑造力和話語權。雖然達武特奧盧在2016年5月5日被迫辭去總理職務，但“2023戰略願景”仍是正義與發展黨政府內政與外交的總目標。
[10] 根據巴格達迪於2014年6月29日頒佈的《建國宣言》，“伊斯蘭哈裡發帝國”的最終建成須經歷三大階段：第一階段，征服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區（含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巴勒斯坦），滅亡以色列；第二階段，“改造伊斯蘭世界”，推翻一切世俗和“叛徒”政權，佔領麥加並定為“永久首都”；第三階段，迫使一切異教徒和無神論者皈依伊斯蘭教，在世界範圍內建成“哈裡發大帝國”。第一階段是基礎和重點，第二、三階段可做“前期準備”，包括外線擴張，如籌建呼羅珊、馬格裡布、西奈、車臣、葉門、阿富汗等“省”（wila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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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緩和阿拉伯人與庫族的關係，邀老巴爾紮尼回國幫助政府治理庫爾德地區。老巴爾紮尼幫助政府平息了摩蘇爾復興黨叛亂，但他與伊拉克共產黨合作推行土改引發黨內紛爭，遂提拔賈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等一批少壯派進入黨中央領導層助其控局。塔拉巴尼借機拉幫結派，培植嫡系勢力，迅速在黨內坐大。庫民黨內部形成兩派，即傳統派和左派，老巴爾紮尼和塔拉巴尼分別成為兩派領袖。傳統派在老巴爾紮尼的領導下，奉行庫爾德民族主義、部落主義、民粹主義和保守主義。左派在塔拉巴尼率領下，主張對庫民黨進行世俗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改造，引發老巴爾紮尼的警覺。此外，兩派在如何與歷屆伊拉克中央政府周旋的問題上也存有嚴重分歧。在1964年7月庫民黨六大期間，老巴爾紮尼設計抓捕了塔拉巴尼及其追隨者4000餘人，將他們驅逐到伊朗。塔拉巴尼後來利用伊拉克復興党與敘利亞復興黨之間的矛盾，率追隨者進入敘利亞。這次“清黨”確立了老巴爾紮尼在庫民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1975年，伊拉克復興黨政權對庫民黨武裝發動全面清剿，老巴爾紮尼率殘部敗走伊朗，從此再未返回伊拉克庫區，直至1979年客死美國，庫民党領導權由其次子馬蘇德·巴爾紮尼（Masoud Barzani）執掌。1975年6月，塔拉巴尼在大馬士革組建庫爾德斯坦愛國聯盟（PUK，簡稱“庫愛盟”）[4]。以庫愛盟成立為標誌，伊拉克庫族獨立運動形成兩大政治勢力，庫民黨和庫愛盟分別從境外不斷向伊拉克庫區派遣幹部，恢復基層組織和武裝力量。1991年初，伊拉克北部兩大庫族勢力借海灣戰爭發動起義，遭薩達姆鎮壓。4月7日，美英法在伊北劃設“禁飛區”，庫族被保護起來，兩派開始在各自所控區域建立“國中之國”。1994—1997年，庫民黨和庫愛盟在伊北打了三年內戰，經美國調停實現“和解”。1998年9月，兩派簽訂《華盛頓協議》，“共建自治區”，延續至今。
受伊拉克北部庫族獨立運動的感召和影響，土耳其庫族於1978年11月成立庫爾德工人党（PKK，簡稱“庫工黨”）[5]，推舉阿卜杜拉·厄賈蘭（Abdullah Öcalan）為黨首，指導思想為庫爾德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目標是建立獨立和統一的庫爾德斯坦國家，但可分為“高度自治”和邦聯等階段。在厄賈蘭領導下，庫工党建立起“人民自衛軍”（HPG）和“婦女解放軍”（YJA），並從1984年起開展爭取獨立建國的武裝鬥爭。為有效對付土耳其政府軍的掃蕩和圍剿，庫工黨在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伊朗均建立了分支或根據地，並將伊拉克北部甘迪勒山區作為戰略後方。為防領導集體在土軍或伊軍清剿中悉數遭遇不測，厄賈蘭本人於1979年7月率精幹參謀和通信班子潛入敘利亞，遙控指揮庫工党在各國的活動，直至1998年10月被老阿薩德“規勸離境”並於翌年2月在肯亞被土耳其特工組捕獲。厄賈蘭被捕後，庫工黨組建了巴伊克（Cemil Bayik）、卡拉耶蘭（Murat Karayılan）、侯賽因（Fehman Hüseyin）三人領導小組，又稱“三人團”，擁戴巴伊克為領袖，直至今日。
為策動庫工黨內訌，土耳其政府不斷傳播厄賈蘭“叛變”、“懺悔”、“向政府提供大量絕密資訊”等消息，曾一度奏效。部分庫工党高層領導人對鬥爭前途感到悲觀失望，一批基層幹部甚至脫党。出於恢復全黨凝聚力和戰鬥力的考慮，庫工黨中央通過各種管道和手段瞭解厄賈蘭在獄中的表現。2007年5月，巴伊克代表庫工黨中央宣佈，厄賈蘭在囹圄之中“堅貞不屈”，庫工黨已經識破土耳其政府的離間計，厄賈蘭作為黨的締造者將繼續受到全黨擁戴，其思想將繼續指引該党未來鬥爭。巴伊克還提出，庫工黨將同伊拉克、敘利亞、伊朗的庫族政治勢力構建“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逐步實現建國夢想。從那時起至今，庫工黨在四國庫區的社會基礎不斷擴大，武裝力量已恢復至3萬人左右。其最大成就是，推動敘北庫族建立“北敘聯邦”，宣佈成立自治政府，定都卡米什利（Qamishli），並於2014年舉行選舉，建立了立法、司法等機構，頒佈了《憲法》及其他法律，擴編了“人民保護軍”（YPG）和“婦女保護軍”（YPJ），這兩支武裝力量構成現今“敘利亞民主軍”的主幹，並得到美國的支持。“北敘聯邦”的主要政治和軍事幹部由庫工黨派出，政黨形態是“民主聯盟黨”（PYD）,[6]以掩人耳目，旨在淡化庫工黨實控色彩。“北敘聯邦”社區建設和民眾管理遵循厄賈蘭的庫爾德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厄賈蘭一些重要著作，如《21世紀庫工黨和庫爾德問題》、《文明之根》、《民主邦聯主義》、《婦女革命》、《民主文明宣言》、《談判路線圖》等成為“北敘聯邦”黨政軍幹部的必讀書，這些著作的一系列重要立場和觀點在敘北庫族民眾中亦產生廣泛影響。如今，以巴伊克為首的庫工党首腦機關已紮根“北敘聯邦”，並與伊拉克北部甘迪勒山區根據地保持密切聯繫與協調，同時指揮土耳其東南部庫工黨的鬥爭。
二、庫爾德問題成為牽動敘利亞局勢走向關鍵因素
自2011年初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波及敘利亞並引發戰亂以來，敘利亞危機一直沒有擺脫巴沙爾去留這一實質難題。巴沙爾去留不僅關乎沙特與伊朗在中東的地緣政治角力，更關乎美俄在歐亞大陸的爭奪與利益置換。因為巴沙爾掌控下的敘利亞構成“什葉派新月地帶”的中樞，且敘伊（朗）、敘俄是同盟關係，俄伊是友好合作關係。美沙等國欲通過推翻巴沙爾政權而腰斬“什葉派新月地帶”，美國在烏克蘭陷入戰略僵持，均面臨一些困難，包括後續手段不足和難以協調盟友配合，這就需要通過利益置換來緩和關係，相互“鬆綁”和喘息。而巴沙爾政權的命運似可作為美俄利益置換的籌碼。俄羅斯是否能一直力挺巴沙爾政權，取決於美國能否在歐亞大陸對俄羅斯做出地緣政治讓步。自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尚看不出美國讓步的跡象。儘管敘危機走向關涉美俄重要戰略利益，且美俄均採取了有限軍事介入，但雙方均力避在敘直接交戰。
縱觀敘危機六年多的演變過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11年初至2014年9月，美國及沙特等國為推翻巴沙爾政權，不惜支持包括極端勢力和恐怖勢力在內的一切反對派，以達到低成本“借刀殺人”之目的，即只要是決心推翻巴沙爾政權的勢力，美沙等國都予以支持。然而，巴沙爾政權在俄羅斯和伊朗援助下頂住了反對派的武裝進攻，反對派則嚴重分化，以“伊斯蘭國”和“征服陣線”為代表的恐怖主義勢力迅速崛起，威脅到西方國家及其中東盟友的制度安全，迫使美歐及中東盟友不得不將“反恐”置於“政權更迭”之前。第二階段，從2014年9月至今，美國中東政策（包括對敘政策）經歷了由奧巴馬時期向特朗普時期的調整，實現了由“反恐優先”向“反恐與政權更迭並重”的轉變。2017年4月美國對敘空軍基地的巡航導彈攻擊以及特朗普等隨後的涉敘政策表態，正是如上轉變之標誌。
應該指出的是，特朗普推行的“政權更迭”，是以不投入大量美軍地面部隊為前提，這就決定了“倒巴沙爾”（下文簡稱“倒巴”）進程的主要形式仍是代理人戰爭，耗費時日。為達成推翻巴沙爾政權的目標，美國至少需要做四件事：第一，駐敘美軍（約1000人）作為政治威懾手段，首先阻隔敘政府軍對反政府武裝的進攻，使反政府武裝重整旗鼓，繼而對反政府武裝實施戰場培訓，大幅提升其戰力。此舉旨在推促戰場力量對比逐步發生有利於反政府武裝的演變。同時，對敘各戰略要地和政府軍兵力火力配置實施戰場偵察，為將來“倒巴”軍事行動提供可靠情報支撐。第二，對由庫族為主幹的“敘民主軍”實施政治改造，使其由打擊“伊斯蘭國”的力量轉變為“倒巴”力量。第三，主動改善因2016年“7·15政變”而惡化的美土關係，使土耳其改變對“敘民主軍”的立場，並參與到美國領導的“倒巴”陣營中。第四，爭取以沙特為首的海合會國家及約旦等地區盟友加大支援敘反對派的力度。
如今敘利亞戰場各路反對派武裝的利益取向與敘利亞戰亂第一階段的情況大不相同。此前，推翻巴沙爾政權是各路反對派武裝的共同目標，且有不同程度的配合。因戰局不妙且美國無力統合，於是反對派武裝各尋靠山，在抵抗巴沙爾政權清剿的同時，彼此間搶奪地盤，相互火拼。雖然敘境內大大小小反對派武裝有上百支，但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背靠美國支持，目前看主要以“敘民主軍”為代表；第二類背靠沙特、卡達等國極端宗教勢力的財力支持，主要以“伊斯蘭國”和“征服陣線”為代表；第三類腳踩幾隻船，包括接受美、沙、卡支持，但主要投靠土耳其，如“敘自由軍”和“土庫曼旅”。
從實力及所控區域看，目前最強的是“敘民主軍”，約有8萬多武裝人員，主幹是庫族武裝“人民保護軍”和“婦女保護軍”，余部由阿拉伯人、亞述人、亞美尼亞人、高加索人組成，約有1萬人。“敘民主軍”依託“北敘聯邦”根據地生存發展，範圍不僅囊括整個羅加瓦地區[7]，還將地盤延伸至阿勒頗、哈賽克、拉卡、代爾祖爾等省部分地區。目前，“敘民主軍”已經發動奪取“伊斯蘭國”臨時首都拉卡的戰役，將其併入“北敘聯邦”的意圖明顯。如此看來，庫爾德“民主聯盟党”及其領導下的“敘民主軍”已成為影響敘利亞局勢未來走向的關鍵力量。
從政治訴求看，“民主聯盟黨”首先致力於將“北敘聯邦”變成國中之國，並坐大做強，打擊“伊斯蘭國”和推翻巴沙爾政權僅僅是其爭取美國扶植一個途徑。無論巴沙爾是否被推翻，“北敘聯邦”都恐難被外力所滅。敘利亞“碎片化”如今已是事實，未來的敘利亞能否再次一統尚未可知。
三、庫爾德問題關乎伊拉克的統一與分裂
伊拉克北部是庫族獨立運動最早興起且最具影響力的地域。1991年海灣戰爭構成庫族獨立運動的轉捩點。因美英法在伊北劃設“禁飛區”，使得伊北庫族武裝從此得以擺脫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清剿。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伊拉克中央政府再也無力干預伊北庫區事務。
伊北庫區分別由庫民黨和庫愛盟控制和治理，首府是埃爾比勒，庫區自治政府及立法、司法等機構常年在此辦公。其中，庫民党掌控杜胡克和埃爾比勒兩省，庫愛盟掌控蘇萊曼尼耶省和迪亞拉省大部。此外，兩黨長期爭奪泰咪姆省、基爾庫克油田、尼尼微省、摩蘇爾週邊的控制權。1998年9月兩黨簽訂《華盛頓協議》後，“誰也吃不掉誰”的局面得以固化。薩達姆政權在2003年被推翻後，兩黨就國家和庫區治理權力分享達成協議，伊拉克總統一職由庫愛盟專享，庫區自治政府主席、副主席、總理等職由庫民黨獨佔。因此，伊拉克前總統塔拉巴尼和現任總統馬蘇姆均為庫愛盟領導人，庫區自治政府主席小巴爾紮尼、副主席阿裡、總理伊德里斯·巴爾紮尼（小巴爾紮尼侄子）等都是庫民党領導人。
庫民黨和庫愛盟在伊北瓜分“勢力範圍”的主要依託是各自擁有的武裝[8]，二者規模相近，戰力不分伯仲，且不遜于伊政府軍。目前，自治政府統轄36個旅，總人數達35萬，庫民黨和庫愛盟各指揮18個旅。庫區自治政府可向伊中央政府索取軍費和武器彈藥補給，數量有限，兩黨平分。為支撐各自武裝，兩黨均有獲取外部軍援的管道。庫民黨與土耳其關係良好，因為該党控制了伊北主要油田並向土耳其售油，同時配合越境土軍清剿伊北庫工黨，於是土耳其成為庫民黨武器彈藥的主要供應方。此外，沙特、卡達等海灣國家對伊拉克什葉派政府有敵意，出於牽制伊中央政府的考慮，積極向庫民黨提供資金支持，用於庫區發展和武器彈藥的黑市採購。庫愛盟的武器彈藥主要來自伊朗和敘利亞，因為該黨與庫工黨構建了合作關係並在伊北為庫工黨提供庇護，同時積極支援“北敘聯邦”及“敘民主軍”。出於制約土耳其的考慮，伊朗和敘利亞一直支援函式庫愛盟。誠然，自美國公開支持“北敘聯邦”及“敘民主軍”後，伊朗對庫愛盟的支持有削減，巴沙爾政權則停止了支持。伊朗沒有完全中斷支援函式庫愛盟，不排除其有與美國緩和關係或討價還價的意圖。
雖然庫民黨和庫愛盟有深刻歷史恩怨且彼此防範，但雙方最大的共同利益是最終建成獨立民族國家。這一重大訴求不因雙方背後的支持者不同而被放棄。雖然現階段庫民黨與土耳其關係密切，但土耳其對庫民黨仍保持高度警覺，二者相互奉行“合作加防範”政策，因此庫民黨與庫愛盟及庫工黨的關係近年來不斷改善。此外，庫民黨與庫愛盟高度警覺伊中央政府借“反恐”名義將觸角深入庫區。2014年6月“伊斯蘭國”在敘利亞、伊拉克崛起後，為應對共同威脅，庫族武裝與政府軍構建了合作關係，聯手打擊“伊斯蘭國”。自2016年10月政府軍發動摩蘇爾戰役以來，庫族武裝沿摩蘇爾西北至辛賈爾山區一線展開部署，名曰“切斷‘伊斯蘭國’西竄路線”，實則防範政府軍侵蝕庫族領地，並寄望政府軍與“伊斯蘭國”兩敗俱傷。
儘管伊拉克戰爭後國內權力、利益和資源配置格局對伊北庫族有利，但庫族仍執意搞獨立。2016年6月，庫民黨與庫愛盟經過談判，就2017年9月25日在伊北庫區展開獨立公投達成共識。一旦獨立公投獲得通過，不僅將使伊拉克分裂，且將引發中東各利益攸關方的深度介入，甚至可能會成為刺激中東格局變化的導火索。
四、庫爾德問題牽制土耳其坐大中東
土耳其既是中東強國，更是歐亞大陸地緣政治“支軸國家”（geo-political pivot），一直發揮著重要的地緣政治作用。此外，土耳其在北約、經合組織、伊斯蘭和突厥世界已形成長期性重要影響。土耳其歷代政治家、歷屆政府和主要政黨都致力於重振奧斯曼帝國時代輝煌。中東曾被奧斯曼帝國統治600多年，故土耳其對中東情有獨鍾，多年來在中東投入了大量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資源，試圖成為中東事務的主導方之一。然而，土耳其角逐中東的努力一直不順利，最大制約因素就是庫爾德問題。因為，幾乎所有中東國家都難以忘記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屈辱歷史，都對土耳其在中東的重大政治、外交、軍事舉措保持警惕。幾乎所有的中東大國、強國都深諳庫爾德問題是土耳其“軟肋”，都基於自身利益與需要加以利用或借重，以阻遏土耳其坐大中東。美俄等域外力量亦重視將庫爾德問題作為與土耳其打交道的政策工具。
土耳其境內庫工党儘管曾遭遇党首厄賈蘭被捕的挫折，但在土耳其東部、東南部1500萬庫族中仍有較牢固的社會基礎，其根本原因在於庫族經濟、政治、社會地位不僅事實上低於突厥人（主體民族），且低於其它族群。首先，土耳其政治和國體設計拒絕承認庫族民族屬性，1924年憲法將庫族稱為“山地土耳其人”。其次，歷屆土耳其政府均嘗試對庫族實行同化，但至今未果。儘管1982年憲法第10條規定各種族一律平等，但序言強調“土耳其民族意志至上”，實際上指的是主體民族意志至上。因無法根除庫族反抗，從20世紀80年代起，土耳其政府調整對庫方略，從一味鎮壓和同化轉為軟硬兼施，試圖逐步化解庫爾德問題對國家發展和振興的巨大牽制。1991年，厄紮爾總統推動修憲，取消對庫語廣播和出版物的禁令。1992年，德米雷爾總統宣佈承認庫爾德人為少數民族，並承諾政府將支援函式庫區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執政後，為實現“2023戰略願景”[9]，於2009年出臺了對庫族的一系列懷柔政策，包括增加庫區經濟與社會發展投資，允許用庫語開展競選和造勢活動，特赦那些已向政府“懺悔”的庫工党被俘人員等。但是，這些政策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對庫爾德人的民族歧視問題。
針對土耳其政府的政策調整，庫工黨也進行了方略調整。基於庫族獨立運動在四國發展不平衡的現實，庫工黨在渡過因厄賈蘭被捕而出現的內部混亂期後，確定了“在敘利亞北部加快發展，在伊拉克北部構建庫族統一戰線，在土耳其保存實力，在伊朗實施蟄伏”的戰略方針，為此多次與土耳其政府達成停火協議，將主力大部轉進伊北和敘北，陸續在土耳其成立了“庫爾德斯坦社區聯盟黨”（KCK）、“和平民主黨”（BDP）、“民主地區黨”（DBP）、“庫爾德斯坦自由民主大會黨”（KADEK）、“人民民主黨”（HDP）等週邊組織，儘量避免以庫工党名義開展政治活動或作戰行動，同時緩和與“庫爾德自由之鷹”（TAK）等其他庫族政治勢力的關係。在上述週邊組織中，“人民民主黨”在2015年6月選舉中進入議會，獲80席；在同年11月選舉中獲59席。2015年7月，土耳其政府單方面撕毀停火協議，重新對庫工黨展開清剿。庫工黨依託土耳其東部和東南部山區，以小規模遊擊戰方式與政府軍周旋。土耳其政府軍掃蕩並沒有吸引庫工党主力重返，庫工黨仍將主要政治和軍事資源用於“北敘聯邦”的擴展，同時指示一些政工幹部潛伏下來，繼續開展群眾工作。
五、庫爾德問題撬動美俄在中東的博弈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在中東事務中一直處於主導地位，俄羅斯被美國視為在中東的最大競爭對手，擠壓俄羅斯在中東的“勢力範圍”構成冷戰後美國歷屆政府中東戰略的重要目標之一。長期以來，美俄在中東的角力陣營分野鮮明。美國既需要歐洲盟友配合，更要依託地區夥伴體系，主要由以沙特為首的海合會國家、以色列、埃及、土耳其、約旦等構成。俄羅斯基本沒有域外夥伴配合其中東戰略，域內則主要依靠伊朗和敘利亞與美國抗衡。美俄角力與沙特和伊朗間的地緣政治及教派紛爭相交織，又與巴以、阿以矛盾相疊加，從而催生出當今世界最複雜的“中東問題”。所謂“域外大國角逐中東”，其主線就是美俄角逐。
2011年爆發的西亞北非動盪和2014年爆發的烏克蘭危機，是推促美俄在中東角逐升級的兩大因素。西亞北非動盪同時對美俄在中東盟友體系造成衝擊。對美國而言，埃及穆巴拉克政權倒臺是一大損失，不僅表現為穆兄會短暫執政，更表現為埃及元氣大傷，今後較長時期內難以在阿拉伯世界發揮領袖作用，直接影響到美國中東戰略難以在阿拉伯國家中得到群體配合。雖然塞西將軍于2013年推翻穆兄會政權符合美國利益，但短期內埃及難再崛起。對俄羅斯而言，利比亞和葉門政權更迭間接損害其利益，敘利亞巴沙爾政權面臨危局則是美國在其“勢力範圍”內下的狠手。而烏克蘭危機使俄羅斯遭遇美西方嚴厲制裁，俄羅斯周邊環境惡化，普京強國興邦的戰略努力受到牽制。為扭轉戰略被動，俄羅斯於2015年9月高舉“反恐”旗幟軍事介入敘利亞戰亂，將巴沙爾政權的命運作為與美國博弈的賭注，嘗試與美國在歐亞大陸進行利益置換。如不能成功，俄羅斯可能繼續力挺巴沙爾政權，在中東給美國出難題，使美國無法集中資源推展亞太和歐亞大陸戰略。中東牽涉美國重要利益，美國絕不會拱手相讓。這就造成了美俄在中東展開重點較量的態勢。
當前，特朗普政府在中東所要實現的目標是：第一，使中東在經濟上服務于“美國優先”，特別是美國地區盟友要為拉動美國經濟、增加美國就業做貢獻，如多買美國商品，動用主權基金多買美國債券，增加在美國的投資等；作為交換，美國為地區盟友提供“安全保護”，但地區盟友要購買美國的“安全服務”和安全產品。第二，使中東在安全上為“美國優先”服務，特別是美國地區盟友要繼續打擊恐怖主義，配合美國限制穆斯林移民赴美，以使“美國更安全”，同時大量購買美國武器裝備，增加防務開支。第三，確保以色列絕對安全。第四，動員地區盟友配合美國更迭巴沙爾政權，腰斬“什葉派新月地帶”。第五，使埃及、約旦等地區盟友儘快恢復元氣。
針對美國中東政策目標，俄羅斯的對策是：第一，加固與伊朗、敘利亞的夥伴關係，重點是延長巴沙爾政權的壽命。第二，利用美國與土耳其的矛盾，以鬥爭求團結，爭取與土耳其繼續改善關係，牽制美國中東戰略的推展，特別是使美國難以實現在敘利亞的政策目標。第三，尋機改善與埃及等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擴展俄羅斯在中東的迴旋餘地。第四，利用與以色列的特殊淵源，拓展俄以合作領域，促使以色列在美俄之間發揮斡旋作用，幫助美俄在歐亞大陸或在中東達成利益置換。
從美俄各自的政策努力方向看，雙方當前的博弈焦點是敘利亞問題。縱觀美俄中東角逐歷程，幾乎所有的地區矛盾和熱點都被充分利用過，包括阿以衝突、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對立、阿拉伯世界動盪、 伊拉克戰爭後遺症、利比亞戰亂、葉門戰亂等。現在敘利亞亂局中的庫爾德因素凸顯，引起美俄高度重視，雙方均努力將此問題作為彼此角力的工具。
從實力、戰力、影響力角度看，庫族“北敘聯邦”所轄武裝力量是所有反政府武裝中最強的，成為美俄競相爭取的對象。從庫族在敘利亞生存歷史看，他們與阿薩德家族並無深仇大恨，因為無論老阿薩德還是巴沙爾都一直是將庫爾德問題作為制衡土耳其的籌碼。這也是庫工黨及其衍生政黨和武裝能在敘利亞紮根並壯大的原因。自敘利亞陷入戰亂以來，“人民保護軍”和“婦女保護軍”等庫族武裝雖然也與敘政府軍爆發過多次戰鬥，但初衷是將“西庫爾德斯坦”境內的敘政府軍趕走，目前這一目標基本實現。以“人民保護軍”和“婦女保護軍”為主幹的“敘民主軍”之所以與“伊斯蘭國”殊死搏殺，是因為“伊斯蘭國”企圖征服“北敘聯邦”。[10]從庫族武裝作戰範圍看，其並未超出“西庫爾德斯坦”邊界。敘北庫族政黨及武裝最高政治理想是創建獨立民族國家，“北敘聯邦”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只要巴沙爾政權接受“北敘聯邦”已是“國中之國”的事實，敘北庫族政黨及武裝不會執意參與推翻巴沙爾行動。對於這一原則，庫工党領袖巴伊克、民主聯盟黨主席薩利赫、“敘民主軍”發言人塔拉勒·賽羅等均有明確表述。而巴沙爾是否接受庫族在敘北立國，成為影響敘北庫族政黨及武裝政策走向的關鍵因素。如巴沙爾政權對俄羅斯長久支持有信心，則會拒絕庫族獨立要求；反之，為求政權延壽則會默認。
由於特朗普政府奉行更迭巴沙爾政權與“反恐”並舉方針，暴露出政策著力點自相矛盾、不可兼得的特徵，令俄羅斯獲得爭取敘北庫族武裝之良機。自美俄同時打擊“伊斯蘭國”以來，俄羅斯也向“北敘聯邦”提供了軍援和人道主義援助，使敘北庫族對俄羅斯持友好態度。保持對敘北庫族影響力，對俄羅斯至少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其一，可借此調控俄土關係。俄土關係在埃爾多安挫敗2016年“7·15政變”後顯著改善，但在埃爾多安2017年4月底重新要求巴沙爾下臺後又罩陰雲。為促使土耳其再次放棄“倒巴”政策，俄羅斯加大了向敘北庫族示好的力度，同時也準備在“北敘聯邦”前途問題上與美國進行利益置換。2017年5月4日，俄羅斯牽頭與土耳其和伊朗在敘境內劃設四個“衝突降級區”，刻意避開“北敘聯邦”，為今後分別與美、土磋商敘北庫區問題預留出迴旋空間。其二，可在敘中央政府與“北敘聯邦”間充當和事佬，使敘北庫族武裝不參與美國指揮下的“倒巴”行動。
目前，敘利亞境內主要反政府力量的現狀是：“敘自由軍”、“土庫曼旅”等“倒巴”態度堅決，但力量太弱，構不成對巴沙爾政權的致命威脅，且受土耳其而非美國掌控；“伊斯蘭國”、“征服陣線”等恐怖組織戰力強悍，“倒巴”態度堅決，但為美國打擊對象，也是俄羅斯和敘政府軍的打擊物件；唯有“敘民主軍”實力雄厚，戰鬥力強，但對巴沙爾政權態度曖昧。如上情勢暴露了美國“倒巴”窘境，反襯出俄羅斯對敘政策及軍事存在的靈活主動，更彰顯庫族勢力影響敘利亞局勢未來走向的獨特作用。從更廣角度看，美俄涉土、涉伊（拉克）政策也愈來愈需要對庫爾德問題加以利用。
六、結語
庫爾德問題源自相關國家和民族對庫族的歧視，以及庫族為爭取平等地位而展開的反抗，最終催生謀求庫族獨立的思潮與運動。西亞北非動盪引發中東地區各類基本矛盾空前激化，直接衝擊域外大國地緣政治利益和地區國家的穩定與發展，部分國家爆發戰亂，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借機肆虐，域外力量不同程度地干預地區局勢走向。在此背景下，庫族獨立運動乘勢而起，並被域外大國和相關地區強國所利用，成為影響中東地緣政治格局演變的重要動能。
因庫族獨立運動出現崛起勢頭，敘利亞已經“碎片化”，且未來能否保住國家大一統充滿變數。伊拉克什葉派政權與伊朗關係密切，與沙特等遜尼派國家關係不睦，國內經濟、政治、教派、社會、安全危機遠未消除，國家治理尚未步入良性軌道，而庫族已揚言搞“獨立公投”，對伊拉克中央政府構成巨大考驗。土耳其作為有宏大抱負的地區強國，已經深度介入敘伊亂局，但尚未取得重大地緣政治斬獲，原因在於庫爾德問題的牽制和大國、強國對此之利用。展望未來，庫族獨立運動還將獲得新的動力源泉，但也面臨主要來自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巨大制衡。
[1] 關於庫爾德人概況可參見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London: I. B. Tauris, 2004 (Third edition)，亦可參見“Who are the Kurds?,” BBC, 14 March 2016,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29702440; “Syria - Kurds,” World Directory of Minor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http://minorityrights.org/minorities/kurds-5/。（上網時間：2017年6月26日）
[2] See Hakan Ozoglu, Kurdish Notables and the Ottoman State: Evolving Identities, Competing Loyalties, and Shifting Boundar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pp. 74-75; Wadie Jwaideh, The Kurdish National Movement: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Syracus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75-79.
[3] See M. A. Aziz, The Kurds of Iraq: Ethno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 London: I. B. Tauris, 2011, pp. 219-246; N. Entessar, Kurdish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Lexington Books, 2010, pp. 24-52.
[4]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London: I. B. Tauris, 2007, pp. 242-297.
[5] See Joost Jongerden, The Settlement Issue in Turkey and the Kurds: An Analysis of Spatical Policies, Modernity and War,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2007, pp. 57-71.
[6] See “Crisis in Syria Emboldens Country’s Kurds,” BBC News, 28 July 2012; “Syrian Kurdish leader: We Will Respect Outcome of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ARA News, 3 August 2016.
[7] 羅加瓦（Rojava）地區的庫語含義為“西庫爾德斯坦”，包括今“北敘聯邦”的阿夫林、賈濟拉、科巴尼、沙哈巴四州，中心城市有卡米什利、阿夫林、科巴尼、曼比季、泰勒裡法特等。
[8] 庫民黨和庫愛盟統轄武裝力量均自稱“Peshmerga”，意為“敢死戰士”。
[9] “2023戰略願景”由正義與發展党於2003年提出，其設計師為土耳其著名地緣政治學家、前外長和總理達武特奧盧。該願景核心內容是：在20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100周年之際，使土耳其經濟和綜合國力步入世界前十，並擁有獨特的國際規制塑造力和話語權。雖然達武特奧盧在2016年5月5日被迫辭去總理職務，但“2023戰略願景”仍是正義與發展黨政府內政與外交的總目標。
[10] 根據巴格達迪於2014年6月29日頒佈的《建國宣言》，“伊斯蘭哈裡發帝國”的最終建成須經歷三大階段：第一階段，征服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區（含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巴勒斯坦），滅亡以色列；第二階段，“改造伊斯蘭世界”，推翻一切世俗和“叛徒”政權，佔領麥加並定為“永久首都”；第三階段，迫使一切異教徒和無神論者皈依伊斯蘭教，在世界範圍內建成“哈裡發大帝國”。第一階段是基礎和重點，第二、三階段可做“前期準備”，包括外線擴張，如籌建呼羅珊、馬格裡布、西奈、車臣、葉門、阿富汗等“省”（wila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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