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熱衷製造戰亂：金融資本時代的戰爭與和平
2017-07-28 林海虹 田文林 察網
摘 要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主導的背景下， 勞資矛盾仍是世界的主要矛盾， 而資本又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而。 隨著資本與勞動力量的此消彼長， 資本日漸成為當今世界的隱性統治力量。 而資本擴張與發動戰爭歷來就是“孿生兄弟”， 尤其在金融資本占主導的背景下， 壟斷資本與戰爭的關聯度越發明顯。
當前世界越來越不太平。 從國際大形勢看， 西方世界逐漸衰落， 由此衍生出“逆全球化”現象、民粹主義與右翼思潮抬頭、西方自由民主價值吸引力下降等一系列“次生災害”。
“時代主題”就是一個時代的主要矛盾。 從表面看， 當今世界是由主權國家構成的， 國家是最高權力單位， 重大決策均由各國政府決定。 但從深層次看， 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 只有統治階級的意志才能轉化為國家意志。 戰爭與和平問題， 同樣是一個國家階級意志的體現。 只有深入進行階段分析，
一、資本力量日漸成為控制世界的“隱性國家”(Deep State)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主導的背景下， 勞資矛盾仍是世界的主要矛盾。 它在國內表現為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階級矛盾， 在國際上表現為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南北矛盾。 而資本成為勞資矛盾的主要方面。 這是因為， 生產資料私有制決定了社會財富主要按資本分配， 而不是按勞動量分配， 由此導致“財富積累與貧困積累兩極分化”， 最終使資本力量不斷積聚壯大， 勞動者處境則日趨艱難。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 資本可以跨國流動， 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投資窪地， 剝削廉價勞動力， 因而在勞資矛盾中日漸佔據主導。 樂施會(Oxfam)研究報告顯示， 世界貧富分化逐年加大:2010年， 世界上最富有的388位富豪的財富總量超過世界半數人口(約36億)的總財富;2015年， 世界最富有的62位富豪的財富就己超過世界一半人口的財富總有;2016年， 比爾·蓋茨、巴菲特等全球前8大富豪的資產總和就相當於世界半數人口的財富總額。 ①在全球100大經濟體中，
相比之下， 勞動者階層因基數大、居住分散且無法跨國流動， 而整體處於弱勢狀態。 尤其當國家間爆發衝突時， 勞動者更是民族認同優先於階級認同。 “面對民族情緒和民族主義的鐵鍋， 國際主義和勞動者的反帝主義就露出了砂鍋的本色。
資本與勞動的力量消長意味著資本日漸成為當今世界的隱性統治力量。 這種資本的統治， 既可以通過經濟控制體現， 也可以通過控制媒體體現， 但終極手段則是通過控制國家政權， 使國家成為服務於資本力量的超級工具。 美國是壟斷資本治國的典型例證。在經濟領域，美國壟斷資本控制了媒體、銀行、國防和石油行業等諸多重要行業;在政治領域，這些精英直接或間接控制了北約、中情局、最高法院以及地方州政府，並借用美國人民的力量謀求征服世界。⑥在此背景下，資本意志日益成為國家意志，國家日漸淪為壟斷資本牟利的超級工具。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從國內看，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和財富分配方案有利於壟斷資本。1913年12月，以摩根財團和洛克菲勒財團為首的六家私人金融資本聯合成立了“美國聯邦儲蓄委員會”(以下簡稱“美聯儲”)。這家註冊在德拉瓦州的私人金融機構壟斷了美國的貨幣發行權，因而控制了美國社會經濟生活。此後，這股華爾街金融力量日趨向政府部門滲透。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政府被金融力量控制後，美國財政支出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1960年，美國70%的財政支出流向公共部門，30%流向私人部門;而到2012年，只有10%的財政支出流向公共部門，剩下的90%流向私人企業。⑦同時，美國的經濟政策也日趨向大資本家傾斜。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最大的銀行、證券、保險和會計跨國公司雇傭3000多人，花費50億美元，最終廢掉了羅斯福政府時期的所有“新交易法”( New Deal laws)—這些法律己經為美國經濟健康發展護航長達60多年。該法案被廢除後，金融公司可以自由轉移資產，不受監管地隨意創造價值數千億美元有毒的金融衍生產品。⑧美國新總統特朗普看似與壟斷資本劃清界限，但他在勝選後組建的內閣是典型的“富豪內閣”，許多部長都是大型企業董事長。2017年2月3日，特朗普又簽署行政令，廢止旨在加強金融監管的《多德一弗蘭克法案》⑨。這意味著美國將繼續放鬆金融管制，使壟斷資本更加橫行無阻。
在對外政策中，國家同樣成為壟斷資本謀求的超級工具。據分析，在1975-1990年期間，跨國公司在美國對外政策中發揮了核心作用:投資亞洲市場，通過談判打開中國市場，支持拉美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政府，在俄羅斯、東歐、波羅的海和巴爾幹國家中資助親資本政權，對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國發動軍事打擊，以便為美國跨國公司創造有利可圖的經濟機會。可以說，美國對外行為的“國家利益最大化”邏輯日趨被“資本牟利最大化”邏輯取代。有學者將這種資本借助政權牟利現象概括為“政商財團主義”( corporatism )，其主要特徵是把公共財富大規模轉移到私人手中，同時隨著國家債務激增，巨富與赤貧間鴻溝擴大，並借助狂熱的民族主義合理化，無止境地增加安全支出。⑩在這個過程中，國家與跨國公司形成一種秘而不宣的戰略默契:國家為企業擴張提供力量支撐，企業為國家的擴張行動提供資金支撐。
二、資本擴張是現代戰爭的最大驅動力
資本是“能夠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最大限度實現資本增殖是其天性。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挺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⑪
在“平均利潤率持續下降”的背景下，資本要想實現積累目標，只能採取大衛·哈威(DavidHarvey)所說的“時間一空間修復”辦法⑫:一種是“集約型”積累模式，即通過提高技術水準和“創造性破壞”延長壽命;另一種是“外延型”積累模式，即在全球範圍內擴大原料產地和產品市場。資本要想實現對外擴張，除了鼓動其他國家實行市場化、私有化、去管制化等手段外，還會用武力推進資本擴張，強行奴役那些“不聽號令”的發展中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發動戰爭，目的是創造和維繫對資本擴張有利的地緣政治/經濟秩序。西方軍事打擊的重點總是那些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的“化外之邦”。列寧曾指出:“戰爭同私有制的基礎並不矛盾，而是這些基礎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發展。”⑬“現在對資本家來說不僅要通過打仗來爭奪的東西，而且如果想要保存資本主義，他們非打仗不可。”⑭法國知名社會主義者讓·饒勒斯(Jean Jaur}s)也指出:“資本主義含有戰爭，就如同烏雲含有暴風雨。”⑮
從歷史上看，資本擴張與發動戰爭歷來就是“孿生兄弟”。19世紀末，戰爭幾乎成為資本擴張的“標配”。在1840-1860年自由競爭時期，英國當權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是反對殖民政策的。到了19世紀末，英國的頭面人物都公開鼓吹帝國主義。1895年，英國金融大王塞西爾·約翰·羅得斯(Cecil John Rhodes)公開稱:“為了使聯合王國4000萬居民免遭流血的內戰，我們這些殖民主義政治家應當佔領新的土地，來安置過剩的人口，為工廠和礦山生產的商品找到新的銷售地區。我常常說，帝國就是吃飯的問題。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⑯英國著名學者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也說過:“在世界現實狀況下我們可以確定:建立殖民地是我們用老牌富國的資本所能從事的最好的生意。”⑰
英國能夠長期佔據世界產業鏈高端，與其頻繁策動戰爭直接相關。歷史學家斯圖爾特.萊科克(Stuart Laycock)研究發現，在不同歷史時期，英國曾侵略了地球上幾乎90%的國家。1689-1815年是英國工業革命和農業革命的高潮時期，在這126年期間，英國有73年在打仗。另有統計稱，在1100-1900年期間，英國有一半以上時間在打仗。⑱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同樣好戰。在1875-1914年期間，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四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支出都特別龐大。而每個國家的軍事支出增長都為民族工業提供了銷路，為軍隊提供了新的征服手段。⑲“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⑳
同英國相比，美國的霸權行為方式更加隱蔽，但好戰本性絲毫沒有減弱。據統計，美國從1776年建國至今240多年來，有222年的時間處在戰爭狀態，占建國歷史的93%0“把美國人視為和平主義者是個幻想，他們是而且一直是歷史上最暴力的國家之一。”[21]美國持續發動戰爭，同樣是為資本擴張服務“縱貫整個20世紀，直到現在21世紀初，美國一直不斷地動用其軍事力量以及情報系統，來顛覆那些拒絕保護美國利益的政府。美國干涉別國，在很多情況下主要出於經濟原因—特別是要確立擴張、擴大、保護美國人在世界各地不受干擾地從事商業活動的權力。”[22]
二戰以來，美國在中美洲、阿富汗和非洲策劃發動的代理人戰爭以及隨後啟動的經濟私有化進程，使美國的跨國公司從中大獲其利:在阿富汗的代理人戰爭中，主要受益者是阿富汗當權者、美國軍事承包商和殖民管理者;美國在南部非洲的代理人戰爭，惡化了當地經濟，卻拔除了阻礙美國企業進入非洲的種種障礙;在尼加拉瓜，桑蒂諾革命擊敗了美國和以色列支持的索莫查政權，但立即遭到美國支持的反革命武裝的阻擊，最終建立起親美的查莫羅政權。美國策動的代理人戰爭，最大限度阻止了相關國家民族主義和左翼政權崛起，導致當地經濟破壞嚴重，日漸淪為美國的新殖民地。[23]
冷戰結束後，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先後發動了五次較大規模的地區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這些戰爭既是地緣政治爭奪，更是資本驅動的體系擴張，目的是將這些中間地帶強行納入西方體系:科索沃戰爭掃平了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的障礙(現在東歐己經成為西方的附屬地);伊拉克因拒絕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兩次遭受美國的軍事打擊;利比亞戰爭則將利比亞納入“地中海聯盟”，使之更牢固地與歐美綁在一起。有學者指出:美國在中東發動的所謂“反恐戰爭”看似是打擊恐怖主義，實則是清除中東反美政權，建立龐大的自由貿易區。這種“自由”曾在20世紀70年代被帶到智利，90年代被帶到俄羅斯，就是讓西方跨國公司警餐飽餐的自由。[24]
綜上分析可以看出，時代變遷並未減少戰爭的次數和頻率。相反，由於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爆發週期日趨縮短，通過戰爭轉嫁危機的頻率愈益加快。據統計，20世紀共發生了275場戰爭，造成了1.15億人口死亡;相比之下，19世紀只有205場戰爭和800萬的死亡人數，18世紀只有68場戰爭和400萬死亡人數。折算為每千人死亡率，18世紀大約是5，19世紀是6，20世紀達到46。從戰爭爆發的頻率來看，從1480年到1800年，每2-3年會出現一次新的較大規模的國際衝突;從1800年到1944年，縮短到每1-2年就爆發一次較大國際衝突;二戰以來，這一週期縮短到14個月。即使在核時代，人類也沒有減緩幾個世紀以來戰爭越來越頻繁、越來越致命的趨勢。[25]
義大利歷史學家傑奧瓦尼.阿瑞吉( Giovanni Arrighi)深入考察了資本積累與戰爭爆發的關係後，提出了“系統性資本積累週期，必定以大規模戰爭作結”的觀點。在他看來，資本主義興起以來最少己經歷了四個積累週期:第一個是從14世紀末至17世紀中葉，資本積累中心是義大利北部的城邦(威尼斯、佛羅倫斯、熱那亞);第二個是從17世紀至18世紀末，資本主義積累中心是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第三個是從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資本積累中心是大英帝國的倫敦;第四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資本積累中心是美國的紐約。按照阿瑞吉的分析，每一次週期的完結都是因為“資本過度集中”和“過度積累”所導致的過度投資、生產過剩和利潤率下降等現象，結果是經濟迅速金融化和泡沫化，而徹底解決的方法就是通過大規模的戰爭來消滅過剩的資本(包括人口、廠房、機器、信貸)，使得資本積累過程可以重新開始。與上述積累週期相對應，第一個週期結束於“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結果是荷蘭霸權的崛起。第二個週期的完結是拿破崙戰爭(1792-1815年)，結果是大英帝國的崛起。第三個週期完結則是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1914-1945年)，結果是美國霸權的崛起。①當前，以2012年新興經濟體經濟總量首次超過西方國家為標誌性事件，新興大國崛起加快，西方世界加速衰落，世界正步入新的積累週期。
三、金融資本主導的世界更不太平
經濟金融化是資本主義異化的必然結果。資本逐利本性與“平均利潤率持續下降”趨勢疊加，使越來越多的過剩資本退出生產領域，轉向“錢生錢”的金融領域，由此導致經濟金融化趨勢，並產生了經濟金融化的多種模丸《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一書將資本主義分為“萊茵模式”與“盎格魯一撒克遜模式”。兩種模式的金融體制源頭迥異:前者來自阿爾卑斯山穀，強調互助性、金融為生產服務，強調企業發展優先和適度獲利，因此相對有利於經濟健康發展，但這種模式“沒有夢幻色彩，不好玩，也不帶刺激性”②。德國、日本基本採用的是這種模式。盎格魯一撒克遜模式最初來自航海保險，由於無法控制出航風險，因此投資者追求短期利益優先，金融業可以脫離生產體系自體循環，因此它獲取利潤的可能性更大，但風險性也相對較大，但這種模式充滿誘惑性，被美國等許多資本主義國家所追捧。尤其在20世紀70年代越戰失敗後，美國金融化加速發展。連日本這樣的“經濟優等生”也轉而追隨這種賭博色彩十足的美國模式。
金融資本本身並不創造財富，只是通過為工業資本融資而賺取利息。然而，隨著時代變遷，金融資本日趨“反客為主”，成為經濟的統治力量。
據統計，20世紀70年代，金融工具僅占所有投資額的1 /4，到2008年這一數字己攀升到75% ③20世紀90年代，投資“其他”領域的資本有50多萬億美元，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便增至600萬億美元，而世界實體貿易額只占全球資本交易量的1%-2%左右，剩下的都是不事生產的金融資本。這意味著由1%-2%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由此使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乃至趨近於零。可以說，金融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虛胖和浮腫”的表現，也是國家走下坡路、資本主義“進入秋天”的徵兆。
在此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借助兩大方式:一種方式是層出不窮的金融炒作和金融衍生品，由此日漸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④匯率、房地產、糧食、石油等大宗商品乃至普洱茶、大蒜、綠豆等普通商品，都成了金融資本炒作對象。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創新”最終導致金融泡沫越來越大，直至最後破裂。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禍端——“次級貸款”就是一種金融衍生品。另一種方式就是通過“製造災難”實現國家間財富再分配。這裡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咫風、地震、乾旱，也包括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暴力事件。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密爾頓·弗裡德曼( Milton Friedman)宣揚的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⑤。這種靠製造災難掠奪財富的生財之道也被稱為“災難資本主義”⑥，即通過製造災難來獲取財富，發戰爭財、國難財。
因此，相比於工業資本，金融資本更喜歡製造戰亂。工業資本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之上，可以增加社會財富總量，吸納大量就業。工業資本生產要經歷採購原料、加工生產、銷售產品等諸多環節，需要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只有在資本擴張受阻時才會動用武力(如鴉片戰爭、伊拉克戰爭等)。相反，金融資本獲利從一開始就脫離了生產環節，主要通過“賤買貴賣，、‘低買高賣”實現，經濟波動越大，資本價值變動越劇烈，金融資本越有機會做多或做空，實現“剪羊毛”目標。對銀行家來說，戰爭是最有效的“債務製造機”。因為大量的物資、設備、建築和基礎設施將被戰爭毀掉，而這些戰爭受害國將不得不大舉借債，用巨額借款進行重建。[32]
世界歷史表明，“金融體系同戰爭與和平之間有著密切關係”[33]。歷史上，歐洲的金融活動從一開始便與戰爭結下不解之緣。西元12世紀建立于法蘭西王國的聖殿騎士團，在十字軍東征時曾為眾多朝聖者提供匯票服務，這是原始銀行服務以至跨國企業的起源。14世紀歐洲出現了一種“金融創新”，即以發行公債來“借款打仗”:好戰的君主獲得了貸款來進行戰爭，銀行家們則擁有了君主的借據，由此大大提高了社會地位和影響力。銀行家事實上成為戰爭的參與者，因為只要戰爭勝利，債券的價值便會升值，他們的財富亦會暴漲。正因為如此，這些銀行家往往會向交戰雙方同時放貸，以保證任何一方勝利都能獲利。這種狀況即使到二戰時期也未改變。[34]
1774年，金融家梅耶·羅斯柴爾德(Amschel Mayer Rothschild)在法蘭克福一次12名頂級富豪聚會上坦言:‘應該直接策動戰爭，這樣交戰雙方將欠我們更多債務。”[35]從1770-1776年，羅斯柴爾德家族出資創立“光明會”，該組織的基本戰略包括:一是在政治、社會、經濟以及其他問題上將人們劃分為互相牽制的兩個陣營，即分裂統治(分裂和混亂);二是為兩個對立陣營提供武器，鼓勵他們戰爭，削弱雙方實力，引導他們的國民政府和宗教組織逐漸走向自我毀滅，即兩面作戰(分裂和混亂);三是為控制政府的高層官員，利用金錢和性賄賂，誘惑成功後，用恐嚇、經濟破產威脅、曝光秘密、生命威脅等手段進行控制。[36]
縱觀17世紀以來的世界近現代史，共濟會的身影幾乎無處不在。據公開資料，西方的“隱形政府”策劃了兩次世界大戰，此外，還參與主導美國政府作出對日使用原子彈的決策;涉及美國戰後的冷戰等一系列對外政策;涉及聯合國憲章主體內容;促進全球化的若干重大國際機制，包括G8 , G20峰會，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政策和決議。[37]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美國金融壟斷財團的利益驅動直接相關。一戰期間，摩根財團不僅是英國參戰的資金支持者，還是整個歐洲戰場協約國必需品的獨家採購商。根據“所有裝船物價格抽取2%傭金”的規定，摩根公司僅採購代理一項業務就獲得了巨大收益。但是，1917年沙皇俄國因國內爆發革命退出戰爭，協約國面臨崩潰，必將損害摩根公司的利益。在此背景下，美國媒體開始大肆鼓吹美國應該站在“正義”一方，出兵參戰，解救英國。1917年4月，美國政府對德宣戰，摩根公司便將手中的英國政府貸款全部換成美國國債，摩根集團因此成為戰後凡爾賽賠款的大頭。對摩根公司來說，一戰就是一次史無前例的金融運作。摩根公司之所以能夠進行如此巨額的金融冒險，就是因為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1913年美聯儲成立，意味著美國私人財團利益與美國政府利益日趨綁定，美國政府淪為銀行家資本擴張的工具。[38]
尤其在當前，金融資本對美國對外政策的控制更加直接。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隨著“去工業化”和經濟金融化的發展，美國日漸從工業資本主義轉變成金融帝國主義。目前，美國製造業在GDP中占比下降到13%，服務業則高達78 %。美國排名靠前的20家跨國公司有五家是銀行。這種經濟金融化折射到政治領域就是金融資本家逐漸控制了美國政府。20世紀前半葉，美國統治集團主要是盎格魯一撒克遜白人新教徒( WASP)。二戰後，華爾街逐漸滲透到政府決策領域，高盛員工離開公司後進入政府工作幾乎成為慣例。在克林頓政府時期，財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E. Rubin)曾是高盛公司聯合主席，後成為花旗集團執行委員會主席;在小布希政府時期，財長亨利·保爾森(Henry M. Paulson Jr.)曾是高盛首席執行官;2016年4月，奧巴馬提名梅裡克·加蘭德(Merrick B. Garland)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這意味著占美國總人口不到2%的猶太人控制了美國最高法院45%的席位。[39]在2017年1月上臺的特朗普政府中，金融資本代理人幾乎完全控制了美國的經濟決策: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羅斯(Wilbur L. Ross Jr.)曾任羅斯柴爾德公司的投資銀行部門主管;財政部長史蒂文·努欽(Steven Mnuchin)曾在高盛集團工作17年;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加里·科恩(Gary Cohn)是現任高盛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睿《紐約時報》2015年10月10日報導稱，美國被158個家族控制，他們大部分在金融和能源領域，為兩黨2016年總統選舉提供了半數以上資金。[40]有人感歎:美國實際己被私人所有的美聯儲控制。[41]
在金融富豪控制下，美國竭力遏制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不加限制地獲取整個世界的土地、勞動力、資源、市場，為自身謀利。魯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曾指出:“金融資本的政策追求三個目標:第一個目標是創造一個盡可能廣大的經濟領土;第二個目標是用關稅堡壘保衛這個領土不受到外部的競爭;第三個目標是將這個領土轉化為國內經濟寡頭的牟利之地。”[42]“它(金融資本)需要的是這樣一個國家，這個國家能在世界各地進行干預，以便能把整個世界轉變為自己金融資本的投資場所。最後，金融資本需要一個足夠強大的國家，以便能夠推行擴張政策併吞並新殖民地。”[43]二戰以來，每個遭受美國直接或間接軍事干涉的國家，都為美國銀行、公司、投資者重新分配財富提供了機會。[44]因此，金融資本掌控下的美國對外政策，更注重資本擴張，也更加默武好戰。
美國金融霸權的核心是美元霸權。美元霸權本質上是一種信用 霸權，一旦世界其他國家拒絕認可和使用美元，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將被極大削弱。因此，軍事手段成了維持美元霸權的重要工具。有學者指出，“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維繫主導地位主要依靠兩大支柱:一是壓倒性軍事優勢;二是借助美元的世界儲備貨幣地位，來控制全球經濟體系。”[45]二者相互強化:美元霸權有助於美國維繫高軍費開支、保持軍事優勢;而超強的軍事力量可以有效維繫美元霸權的信用基礎，應對任何旨在挑戰美元霸權的反叛性舉動。冷戰後，美國軍費開支不斷增加，實際是通過軍事優勢為經濟/金融擴張“保駕護航”。
因此，金融戰爭是最高級別的地緣政治武器。冷戰後美國發動的一系列戰爭，多少都帶有金融戰爭的性質:1999年美國主導科索沃戰爭，含有打擊即將誕生的歐元之意。2003年英、美兩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前不久，伊拉克在石油出口中改用歐元作為結算貨幣，薩達姆政權剛被推翻，佔領軍很快就將伊拉克的石油結算貨幣從歐元改回美元。由此不難理解法、德等國為何對伊拉克戰爭態度勉強。西方軍事打擊利比亞，也與卡紮菲宣導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實行金本位有關。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宣稱:“利比亞己經開始改變其在人類金融安全上的態度。”因此，在利比亞內戰尚在進行、卡紮菲尚未倒臺、新政府尚未創立之前，西方支持的反叛武裝就建立起自己的中央銀行。[46]
2008年金融危機使美國的好戰傾向更趨明顯。以往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包括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都發生在工業資本為主的時期，資本主義體系仍有很強生命力，因而當時的危機更多是“青年期”或“中年期”危機。但2008年金融危機不同，它爆發於金融資本主義喧囂鼎盛之時，是資本主義體系“進入秋天”後出現的，因此更像是“晚年綜合症”，是資本主義體系“病入膏育”的表現。
這場危機發生後，由於金融寡頭己滲透到美國最高層，美國決策者因此在應對危機時非但未對華爾街進行壓力制裁，反而用納稅人繳納的財政收入去救助金融機構，為金融資本安全著陸打造“黃金降落傘”，美國經濟金融化趨向可見一斑。目前，美國銀行業幾乎完全失控，每天衍生品交易比2008年金融危機最高峰增加了1/30[47]這表明美國己經喪失自我糾錯能力，只能“求助於外”，通過對外戰爭、對新興經濟體“剪羊毛”等辦法緩解內部危機。國際關係學者威廉.安格達赫( F. William Engdahl)認為，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宮後將準備發動戰爭，目的是扭轉美國全球霸權衰落趨勢，使華爾街和軍工複合體重新復位。[48]
美國熱衷於在他國製造戰亂，還與其畸形的經濟結構直接相關。目前，美國己成為世界上最大債務國。到2016年10月，負債達到19. 7萬億美元，預計2020年將達到26. 3萬億美元。[49]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DECD)統計:目前，美國政府、公司和私人累計欠債總額高達200萬億美元左右，按照3. OS億人口計算，人均欠債約為70萬美元，每個家庭(按每戶3. 1人)欠債217萬美元，一半以上州政府理論上己經破產。美國事實上永遠不可能還清這些債務。美國經濟本質上是債務經濟，用債務維持著繁榮富強的假像，實質上早就是一個依靠長期借貸而瀕臨破產的國家。”[50]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實現“經濟繁榮”更多是一種“錢生錢”的貨幣再生產。資本天性喜歡“低風險、高收益”的投資場所。換言之，只有當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比美國更加動盪與混亂時，巨額資本才會乖乖地回流美國，以支撐其經濟發展。在此背景下，美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喜歡打仗”，動機甚至不再是工業資本時期的擴大市場、尋找原材料，而是通過使其他國家或地區陷入動盪的辦法，迫使世界資本回流美國，確保其經濟繁榮。
美國這種基於金融霸權的戰爭邏輯徹底顛覆了傳統國際經濟體系的行為邏輯，是一種最反動、最腐朽的霸權主義。對美國來說“災難資本主義體系足以媲美‘新興市場’和90年代資訊科技業的繁榮興旺。事實上，其獲利甚至比網路時代還高。若加上激增的保險業獲利以及石油業的超高獲利，災難經濟可能救了世界市場，讓它免於`9 ·11’之前瀕臨的全面衰退”[51]。
四、資本主導的戰爭是“少數人獲益，多數人受損”的反動戰爭
戰爭是有階級性的。正如列寧所說:“戰爭是政策的繼續，戰爭和政策是同一定階級的利益相聯繫的。”[52]私人壟斷資本主導的戰爭，看似是國家間的戰爭，實則是體現壟斷資本意志和利益的階級戰爭。如果戰爭勝利，一小撮壟斷資本可以獲得巨額回報，普通民眾只能獲得很小一部分利益;一旦戰爭失敗，損失最大的則是整個國家和多數普通民眾。早在1910年就有學者指出:“在每一場國家或殖民戰爭中，工人階級都上當犧牲，獲利的都是寄生的雇主階級和資產階級。”[53]這種狀況至今沒有改變。美國是這種狀況的典型代表。二戰後，美國政府日漸被軍工複合體和金融寡頭控制。壟斷資本借戰爭牟利，主要通過兩種相互交織的方式。
一是通過高軍費開支牟利。多年來，美國軍費一直持續攀高:1996年為2650億美元，2002年達到3500億美元，2003年為3900億美元。[54]2016年美國軍費更是高達6000億美元。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報告稱，美國軍費實際開支超過世界軍費開支排名第2至第14的國家總和。奧巴馬執政時，曾建議未來30年美國花費1萬億美元用於發展新一代核武器、轟炸機、潛艇和洲際彈道導彈。[55]2017年新上臺的特朗普同樣主張花費1萬億美元用於核武現代化，擴大海空力量，並計畫在第一任期增加2500-3000億美元軍費和16萬兵力。2017年2月26日特朗普表示，新財年預算將新增國防預算9% (540億美元)。
美國龐大的軍事開支遠超維護國家安全的正常需要，實際成了壟斷資本從中漁利的工具。首先，軍火採購使美國軍工集團獲得巨額利潤。據報導，美軍主力戰鬥機每升級一代(約30年)，價格就上漲十倍。20世紀七八十年代投入使用的F一15戰機，每架售價1200萬美元左右;最新投入的F一22戰鬥機，每架售價1.5億美元，比前者貴十倍以上。美國軍工集團由此賺得盆滿缽滿。五角大樓軍費和軍工合同增長，使軍工集團從美國財政部劫掠了數百億美元。[56]然而，對整個國家來說，巨額國防開支則會形成“擠出效應”，使生產能力脫離創造財富活動。而且，受邊際回報率遞減趨勢影響，美國不斷增加防務開支，未必會使國家更安全。[57]其次，戰爭債務增加使金融資本大獲其利。根據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2013年報告，在2001-2002年期間，美國的戰爭債務占國債總額的20%左右，美國為戰爭債務付出了2600億美元的利息。未來，美國需要付出的戰爭利息將超過上萬億美元。這些屬於銀行的戰爭債權，對債權人來說就是利潤和收益。換言之，銀行通過創造更多債務(讓政府借錢)從中牟利。[58]
二是通過發動戰爭牟利。對軍工複合體來說，和平時期的經濟利潤總是無法與戰爭期間的利潤相比。二戰期間，戰爭繁榮使美國軍工企業獲益最多。據歷史學家斯圖亞特.D.布萊德雷斯(Stuart D. Bradley)統計，在1942-1945年期間，美國最大的2000家公司的淨利潤比1936-1939年期間增長了40 %。據摩根士丹利2014年9月6日發佈的研究報告，過去50年中，美國軍火商的股票增值27699 %，其他行業股票增長率為6777 %;過去三年中，雷神公司己經為其投資者帶來124%的回報率，諾斯洛普·格魯曼公司( 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的回報率為114%，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Space Systems Company)為 149 % o[59]近年來，美國軍工集團鼓動美國軍事介入敘利亞、伊拉克和伊朗，並在非洲和南亞進行軍事干預，反對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這就是因為，美軍如果不直接介入代理人戰爭，就不需要巨額軍費開支，而巨額軍費開支恰恰是軍工集團所期待的。[60]
然而，霸權戰爭符合壟斷資本利益，卻未必符合整個國家和普通民眾的利益。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ugene Stiglitz)曾指出:“本質上講，外交政策是關於不同國家的利益和資源的平衡。當美國的上層1%群體執政，並且不在乎戰爭的代價時，平衡與克制的理念就被束之高閣了。我們的冒險根本沒有限制;而大公司和承包商們卻坐收漁利。”“上層人士一方面發著戰爭財，另一方面對戰爭的代價又承擔甚少。”[61]壟斷資本可以通過與戰爭相關的手段獲取巨額利益，國家和普通百姓卻為此付出巨大代價。2003年美國出兵伊拉克前，美國幾十位現實主義學者曾自費印發廣告反對政府出兵，但最終徒勞無益。美國發動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主要受益者是三大軍火商(洛克希德·馬丁、諾斯洛普·格魯曼、雷神公司)和投資銀行家，但兩場戰爭造成數十萬美國士兵遭受精神和肉體傷害，數千人直接或間接死亡，美國政府花費上萬億美元，軟硬實力均嚴重受損。力主發動伊戰的副總統理查·布魯斯·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在2009年卸任時，擁有大量股票的哈裡伯頓公司股價，因能源價格飛漲和伊拉克的合約，從戰前每股10美元漲到每股41美元，切尼因此賺到巨額利潤。
與此同時，由於美國長期處在戰時狀態，戰爭費用主要靠政府財政和民眾納稅，由此導致國內基礎設施落後，社會保障體系受損，數百萬人生活水準被拉低。[62]據統計，軍事擴張使美國每月消耗150億美元(平均每小時2000萬美元)，五角大樓花在戰爭上的費用比全美50多個州用於衛生、教育、福利和社會保障上的資金總額都多。[63]美國歷史學家霍華德·茲恩(Howard Zinn )曾說:“所謂反恐戰爭，不僅是針對其他國家無辜民眾的戰爭，也是針對美國人民的戰爭，是一場反對自由、反對提高生活水準的戰爭。國家財富從民眾手中偷走，轉移到頂級富豪的口袋，這些竊賊就住在白宮。”[64]從這一意義上說，美國及普通民眾面臨的最大敵人不是“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不是俄羅斯和中國、不是朝鮮和伊朗，而是國內高度異化的軍工和金融壟斷資本。這些大資本就像寄生蟲和吸血鬼一樣，不斷從美國肌體中汲取營養，使整個國家贏弱不堪。早在1965年1月，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時就指出:“美國人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65]這一論斷至今仍不過時。
五、結論:和平與發展問題仍是當今時代面臨的重要問題
蘇聯解體後，南北矛盾取代東西矛盾成為時代主要矛盾，經濟競爭取代軍備競賽成為時代主旋律。很多人認為，從此可以“刀槍入庫”，安心從事經濟建設。但事實並不那麼簡單。當今時代仍是帝國主義占主導的時代，由此決定了“和平與發展”的問題仍是時代的主題。對帝國主義來說，戰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維持有利於壟斷資本剝削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對它們來說，所謂“戰爭”，就是要打擊那些不肯納入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創立有利於資本擴張和獲利的國際體系;所謂“和平”，就是維護有利於資本擴張和經濟剝削的國際經濟體系。2008年金融危機後，世界處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西方大國叫囂戰爭的聲音再次凸顯，中國周邊越來越不太平。中國必須提高警惕，做好維護中國合法權益的準備。
【察網(www.cwzg.cn)摘錄自《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雙月刊)2017年第3期。作者單位：林海虹，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田文林，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美國是壟斷資本治國的典型例證。在經濟領域，美國壟斷資本控制了媒體、銀行、國防和石油行業等諸多重要行業;在政治領域，這些精英直接或間接控制了北約、中情局、最高法院以及地方州政府，並借用美國人民的力量謀求征服世界。⑥在此背景下，資本意志日益成為國家意志，國家日漸淪為壟斷資本牟利的超級工具。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從國內看，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和財富分配方案有利於壟斷資本。1913年12月，以摩根財團和洛克菲勒財團為首的六家私人金融資本聯合成立了“美國聯邦儲蓄委員會”(以下簡稱“美聯儲”)。這家註冊在德拉瓦州的私人金融機構壟斷了美國的貨幣發行權，因而控制了美國社會經濟生活。此後，這股華爾街金融力量日趨向政府部門滲透。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政府被金融力量控制後，美國財政支出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1960年，美國70%的財政支出流向公共部門，30%流向私人部門;而到2012年，只有10%的財政支出流向公共部門，剩下的90%流向私人企業。⑦同時，美國的經濟政策也日趨向大資本家傾斜。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最大的銀行、證券、保險和會計跨國公司雇傭3000多人，花費50億美元，最終廢掉了羅斯福政府時期的所有“新交易法”( New Deal laws)—這些法律己經為美國經濟健康發展護航長達60多年。該法案被廢除後，金融公司可以自由轉移資產，不受監管地隨意創造價值數千億美元有毒的金融衍生產品。⑧美國新總統特朗普看似與壟斷資本劃清界限，但他在勝選後組建的內閣是典型的“富豪內閣”，許多部長都是大型企業董事長。2017年2月3日，特朗普又簽署行政令，廢止旨在加強金融監管的《多德一弗蘭克法案》⑨。這意味著美國將繼續放鬆金融管制，使壟斷資本更加橫行無阻。
在對外政策中，國家同樣成為壟斷資本謀求的超級工具。據分析，在1975-1990年期間，跨國公司在美國對外政策中發揮了核心作用:投資亞洲市場，通過談判打開中國市場，支持拉美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政府，在俄羅斯、東歐、波羅的海和巴爾幹國家中資助親資本政權，對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國發動軍事打擊，以便為美國跨國公司創造有利可圖的經濟機會。可以說，美國對外行為的“國家利益最大化”邏輯日趨被“資本牟利最大化”邏輯取代。有學者將這種資本借助政權牟利現象概括為“政商財團主義”( corporatism )，其主要特徵是把公共財富大規模轉移到私人手中，同時隨著國家債務激增，巨富與赤貧間鴻溝擴大，並借助狂熱的民族主義合理化，無止境地增加安全支出。⑩在這個過程中，國家與跨國公司形成一種秘而不宣的戰略默契:國家為企業擴張提供力量支撐，企業為國家的擴張行動提供資金支撐。
二、資本擴張是現代戰爭的最大驅動力
資本是“能夠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最大限度實現資本增殖是其天性。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挺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⑪
在“平均利潤率持續下降”的背景下，資本要想實現積累目標，只能採取大衛·哈威(DavidHarvey)所說的“時間一空間修復”辦法⑫:一種是“集約型”積累模式，即通過提高技術水準和“創造性破壞”延長壽命;另一種是“外延型”積累模式，即在全球範圍內擴大原料產地和產品市場。資本要想實現對外擴張，除了鼓動其他國家實行市場化、私有化、去管制化等手段外，還會用武力推進資本擴張，強行奴役那些“不聽號令”的發展中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發動戰爭，目的是創造和維繫對資本擴張有利的地緣政治/經濟秩序。西方軍事打擊的重點總是那些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的“化外之邦”。列寧曾指出:“戰爭同私有制的基礎並不矛盾，而是這些基礎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發展。”⑬“現在對資本家來說不僅要通過打仗來爭奪的東西，而且如果想要保存資本主義，他們非打仗不可。”⑭法國知名社會主義者讓·饒勒斯(Jean Jaur}s)也指出:“資本主義含有戰爭，就如同烏雲含有暴風雨。”⑮
從歷史上看，資本擴張與發動戰爭歷來就是“孿生兄弟”。19世紀末，戰爭幾乎成為資本擴張的“標配”。在1840-1860年自由競爭時期，英國當權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是反對殖民政策的。到了19世紀末，英國的頭面人物都公開鼓吹帝國主義。1895年，英國金融大王塞西爾·約翰·羅得斯(Cecil John Rhodes)公開稱:“為了使聯合王國4000萬居民免遭流血的內戰，我們這些殖民主義政治家應當佔領新的土地，來安置過剩的人口，為工廠和礦山生產的商品找到新的銷售地區。我常常說，帝國就是吃飯的問題。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⑯英國著名學者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也說過:“在世界現實狀況下我們可以確定:建立殖民地是我們用老牌富國的資本所能從事的最好的生意。”⑰
英國能夠長期佔據世界產業鏈高端，與其頻繁策動戰爭直接相關。歷史學家斯圖爾特.萊科克(Stuart Laycock)研究發現，在不同歷史時期，英國曾侵略了地球上幾乎90%的國家。1689-1815年是英國工業革命和農業革命的高潮時期，在這126年期間，英國有73年在打仗。另有統計稱，在1100-1900年期間，英國有一半以上時間在打仗。⑱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同樣好戰。在1875-1914年期間，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四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支出都特別龐大。而每個國家的軍事支出增長都為民族工業提供了銷路，為軍隊提供了新的征服手段。⑲“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⑳
同英國相比，美國的霸權行為方式更加隱蔽，但好戰本性絲毫沒有減弱。據統計，美國從1776年建國至今240多年來，有222年的時間處在戰爭狀態，占建國歷史的93%0“把美國人視為和平主義者是個幻想，他們是而且一直是歷史上最暴力的國家之一。”[21]美國持續發動戰爭，同樣是為資本擴張服務“縱貫整個20世紀，直到現在21世紀初，美國一直不斷地動用其軍事力量以及情報系統，來顛覆那些拒絕保護美國利益的政府。美國干涉別國，在很多情況下主要出於經濟原因—特別是要確立擴張、擴大、保護美國人在世界各地不受干擾地從事商業活動的權力。”[22]
二戰以來，美國在中美洲、阿富汗和非洲策劃發動的代理人戰爭以及隨後啟動的經濟私有化進程，使美國的跨國公司從中大獲其利:在阿富汗的代理人戰爭中，主要受益者是阿富汗當權者、美國軍事承包商和殖民管理者;美國在南部非洲的代理人戰爭，惡化了當地經濟，卻拔除了阻礙美國企業進入非洲的種種障礙;在尼加拉瓜，桑蒂諾革命擊敗了美國和以色列支持的索莫查政權，但立即遭到美國支持的反革命武裝的阻擊，最終建立起親美的查莫羅政權。美國策動的代理人戰爭，最大限度阻止了相關國家民族主義和左翼政權崛起，導致當地經濟破壞嚴重，日漸淪為美國的新殖民地。[23]
冷戰結束後，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先後發動了五次較大規模的地區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這些戰爭既是地緣政治爭奪，更是資本驅動的體系擴張，目的是將這些中間地帶強行納入西方體系:科索沃戰爭掃平了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的障礙(現在東歐己經成為西方的附屬地);伊拉克因拒絕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兩次遭受美國的軍事打擊;利比亞戰爭則將利比亞納入“地中海聯盟”，使之更牢固地與歐美綁在一起。有學者指出:美國在中東發動的所謂“反恐戰爭”看似是打擊恐怖主義，實則是清除中東反美政權，建立龐大的自由貿易區。這種“自由”曾在20世紀70年代被帶到智利，90年代被帶到俄羅斯，就是讓西方跨國公司警餐飽餐的自由。[24]
綜上分析可以看出，時代變遷並未減少戰爭的次數和頻率。相反，由於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爆發週期日趨縮短，通過戰爭轉嫁危機的頻率愈益加快。據統計，20世紀共發生了275場戰爭，造成了1.15億人口死亡;相比之下，19世紀只有205場戰爭和800萬的死亡人數，18世紀只有68場戰爭和400萬死亡人數。折算為每千人死亡率，18世紀大約是5，19世紀是6，20世紀達到46。從戰爭爆發的頻率來看，從1480年到1800年，每2-3年會出現一次新的較大規模的國際衝突;從1800年到1944年，縮短到每1-2年就爆發一次較大國際衝突;二戰以來，這一週期縮短到14個月。即使在核時代，人類也沒有減緩幾個世紀以來戰爭越來越頻繁、越來越致命的趨勢。[25]
義大利歷史學家傑奧瓦尼.阿瑞吉( Giovanni Arrighi)深入考察了資本積累與戰爭爆發的關係後，提出了“系統性資本積累週期，必定以大規模戰爭作結”的觀點。在他看來，資本主義興起以來最少己經歷了四個積累週期:第一個是從14世紀末至17世紀中葉，資本積累中心是義大利北部的城邦(威尼斯、佛羅倫斯、熱那亞);第二個是從17世紀至18世紀末，資本主義積累中心是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第三個是從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資本積累中心是大英帝國的倫敦;第四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資本積累中心是美國的紐約。按照阿瑞吉的分析，每一次週期的完結都是因為“資本過度集中”和“過度積累”所導致的過度投資、生產過剩和利潤率下降等現象，結果是經濟迅速金融化和泡沫化，而徹底解決的方法就是通過大規模的戰爭來消滅過剩的資本(包括人口、廠房、機器、信貸)，使得資本積累過程可以重新開始。與上述積累週期相對應，第一個週期結束於“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結果是荷蘭霸權的崛起。第二個週期的完結是拿破崙戰爭(1792-1815年)，結果是大英帝國的崛起。第三個週期完結則是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1914-1945年)，結果是美國霸權的崛起。①當前，以2012年新興經濟體經濟總量首次超過西方國家為標誌性事件，新興大國崛起加快，西方世界加速衰落，世界正步入新的積累週期。
三、金融資本主導的世界更不太平
經濟金融化是資本主義異化的必然結果。資本逐利本性與“平均利潤率持續下降”趨勢疊加，使越來越多的過剩資本退出生產領域，轉向“錢生錢”的金融領域，由此導致經濟金融化趨勢，並產生了經濟金融化的多種模丸《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一書將資本主義分為“萊茵模式”與“盎格魯一撒克遜模式”。兩種模式的金融體制源頭迥異:前者來自阿爾卑斯山穀，強調互助性、金融為生產服務，強調企業發展優先和適度獲利，因此相對有利於經濟健康發展，但這種模式“沒有夢幻色彩，不好玩，也不帶刺激性”②。德國、日本基本採用的是這種模式。盎格魯一撒克遜模式最初來自航海保險，由於無法控制出航風險，因此投資者追求短期利益優先，金融業可以脫離生產體系自體循環，因此它獲取利潤的可能性更大，但風險性也相對較大，但這種模式充滿誘惑性，被美國等許多資本主義國家所追捧。尤其在20世紀70年代越戰失敗後，美國金融化加速發展。連日本這樣的“經濟優等生”也轉而追隨這種賭博色彩十足的美國模式。
金融資本本身並不創造財富，只是通過為工業資本融資而賺取利息。然而，隨著時代變遷，金融資本日趨“反客為主”，成為經濟的統治力量。
據統計，20世紀70年代，金融工具僅占所有投資額的1 /4，到2008年這一數字己攀升到75% ③20世紀90年代，投資“其他”領域的資本有50多萬億美元，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便增至600萬億美元，而世界實體貿易額只占全球資本交易量的1%-2%左右，剩下的都是不事生產的金融資本。這意味著由1%-2%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由此使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乃至趨近於零。可以說，金融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虛胖和浮腫”的表現，也是國家走下坡路、資本主義“進入秋天”的徵兆。
在此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借助兩大方式:一種方式是層出不窮的金融炒作和金融衍生品，由此日漸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④匯率、房地產、糧食、石油等大宗商品乃至普洱茶、大蒜、綠豆等普通商品，都成了金融資本炒作對象。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創新”最終導致金融泡沫越來越大，直至最後破裂。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禍端——“次級貸款”就是一種金融衍生品。另一種方式就是通過“製造災難”實現國家間財富再分配。這裡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咫風、地震、乾旱，也包括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暴力事件。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密爾頓·弗裡德曼( Milton Friedman)宣揚的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⑤。這種靠製造災難掠奪財富的生財之道也被稱為“災難資本主義”⑥，即通過製造災難來獲取財富，發戰爭財、國難財。
因此，相比於工業資本，金融資本更喜歡製造戰亂。工業資本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之上，可以增加社會財富總量，吸納大量就業。工業資本生產要經歷採購原料、加工生產、銷售產品等諸多環節，需要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只有在資本擴張受阻時才會動用武力(如鴉片戰爭、伊拉克戰爭等)。相反，金融資本獲利從一開始就脫離了生產環節，主要通過“賤買貴賣，、‘低買高賣”實現，經濟波動越大，資本價值變動越劇烈，金融資本越有機會做多或做空，實現“剪羊毛”目標。對銀行家來說，戰爭是最有效的“債務製造機”。因為大量的物資、設備、建築和基礎設施將被戰爭毀掉，而這些戰爭受害國將不得不大舉借債，用巨額借款進行重建。[32]
世界歷史表明，“金融體系同戰爭與和平之間有著密切關係”[33]。歷史上，歐洲的金融活動從一開始便與戰爭結下不解之緣。西元12世紀建立于法蘭西王國的聖殿騎士團，在十字軍東征時曾為眾多朝聖者提供匯票服務，這是原始銀行服務以至跨國企業的起源。14世紀歐洲出現了一種“金融創新”，即以發行公債來“借款打仗”:好戰的君主獲得了貸款來進行戰爭，銀行家們則擁有了君主的借據，由此大大提高了社會地位和影響力。銀行家事實上成為戰爭的參與者，因為只要戰爭勝利，債券的價值便會升值，他們的財富亦會暴漲。正因為如此，這些銀行家往往會向交戰雙方同時放貸，以保證任何一方勝利都能獲利。這種狀況即使到二戰時期也未改變。[34]
1774年，金融家梅耶·羅斯柴爾德(Amschel Mayer Rothschild)在法蘭克福一次12名頂級富豪聚會上坦言:‘應該直接策動戰爭，這樣交戰雙方將欠我們更多債務。”[35]從1770-1776年，羅斯柴爾德家族出資創立“光明會”，該組織的基本戰略包括:一是在政治、社會、經濟以及其他問題上將人們劃分為互相牽制的兩個陣營，即分裂統治(分裂和混亂);二是為兩個對立陣營提供武器，鼓勵他們戰爭，削弱雙方實力，引導他們的國民政府和宗教組織逐漸走向自我毀滅，即兩面作戰(分裂和混亂);三是為控制政府的高層官員，利用金錢和性賄賂，誘惑成功後，用恐嚇、經濟破產威脅、曝光秘密、生命威脅等手段進行控制。[36]
縱觀17世紀以來的世界近現代史，共濟會的身影幾乎無處不在。據公開資料，西方的“隱形政府”策劃了兩次世界大戰，此外，還參與主導美國政府作出對日使用原子彈的決策;涉及美國戰後的冷戰等一系列對外政策;涉及聯合國憲章主體內容;促進全球化的若干重大國際機制，包括G8 , G20峰會，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政策和決議。[37]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美國金融壟斷財團的利益驅動直接相關。一戰期間，摩根財團不僅是英國參戰的資金支持者，還是整個歐洲戰場協約國必需品的獨家採購商。根據“所有裝船物價格抽取2%傭金”的規定，摩根公司僅採購代理一項業務就獲得了巨大收益。但是，1917年沙皇俄國因國內爆發革命退出戰爭，協約國面臨崩潰，必將損害摩根公司的利益。在此背景下，美國媒體開始大肆鼓吹美國應該站在“正義”一方，出兵參戰，解救英國。1917年4月，美國政府對德宣戰，摩根公司便將手中的英國政府貸款全部換成美國國債，摩根集團因此成為戰後凡爾賽賠款的大頭。對摩根公司來說，一戰就是一次史無前例的金融運作。摩根公司之所以能夠進行如此巨額的金融冒險，就是因為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1913年美聯儲成立，意味著美國私人財團利益與美國政府利益日趨綁定，美國政府淪為銀行家資本擴張的工具。[38]
尤其在當前，金融資本對美國對外政策的控制更加直接。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隨著“去工業化”和經濟金融化的發展，美國日漸從工業資本主義轉變成金融帝國主義。目前，美國製造業在GDP中占比下降到13%，服務業則高達78 %。美國排名靠前的20家跨國公司有五家是銀行。這種經濟金融化折射到政治領域就是金融資本家逐漸控制了美國政府。20世紀前半葉，美國統治集團主要是盎格魯一撒克遜白人新教徒( WASP)。二戰後，華爾街逐漸滲透到政府決策領域，高盛員工離開公司後進入政府工作幾乎成為慣例。在克林頓政府時期，財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E. Rubin)曾是高盛公司聯合主席，後成為花旗集團執行委員會主席;在小布希政府時期，財長亨利·保爾森(Henry M. Paulson Jr.)曾是高盛首席執行官;2016年4月，奧巴馬提名梅裡克·加蘭德(Merrick B. Garland)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這意味著占美國總人口不到2%的猶太人控制了美國最高法院45%的席位。[39]在2017年1月上臺的特朗普政府中，金融資本代理人幾乎完全控制了美國的經濟決策: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羅斯(Wilbur L. Ross Jr.)曾任羅斯柴爾德公司的投資銀行部門主管;財政部長史蒂文·努欽(Steven Mnuchin)曾在高盛集團工作17年;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加里·科恩(Gary Cohn)是現任高盛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睿《紐約時報》2015年10月10日報導稱，美國被158個家族控制，他們大部分在金融和能源領域，為兩黨2016年總統選舉提供了半數以上資金。[40]有人感歎:美國實際己被私人所有的美聯儲控制。[41]
在金融富豪控制下，美國竭力遏制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不加限制地獲取整個世界的土地、勞動力、資源、市場，為自身謀利。魯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曾指出:“金融資本的政策追求三個目標:第一個目標是創造一個盡可能廣大的經濟領土;第二個目標是用關稅堡壘保衛這個領土不受到外部的競爭;第三個目標是將這個領土轉化為國內經濟寡頭的牟利之地。”[42]“它(金融資本)需要的是這樣一個國家，這個國家能在世界各地進行干預，以便能把整個世界轉變為自己金融資本的投資場所。最後，金融資本需要一個足夠強大的國家，以便能夠推行擴張政策併吞並新殖民地。”[43]二戰以來，每個遭受美國直接或間接軍事干涉的國家，都為美國銀行、公司、投資者重新分配財富提供了機會。[44]因此，金融資本掌控下的美國對外政策，更注重資本擴張，也更加默武好戰。
美國金融霸權的核心是美元霸權。美元霸權本質上是一種信用 霸權，一旦世界其他國家拒絕認可和使用美元，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將被極大削弱。因此，軍事手段成了維持美元霸權的重要工具。有學者指出，“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維繫主導地位主要依靠兩大支柱:一是壓倒性軍事優勢;二是借助美元的世界儲備貨幣地位，來控制全球經濟體系。”[45]二者相互強化:美元霸權有助於美國維繫高軍費開支、保持軍事優勢;而超強的軍事力量可以有效維繫美元霸權的信用基礎，應對任何旨在挑戰美元霸權的反叛性舉動。冷戰後，美國軍費開支不斷增加，實際是通過軍事優勢為經濟/金融擴張“保駕護航”。
因此，金融戰爭是最高級別的地緣政治武器。冷戰後美國發動的一系列戰爭，多少都帶有金融戰爭的性質:1999年美國主導科索沃戰爭，含有打擊即將誕生的歐元之意。2003年英、美兩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前不久，伊拉克在石油出口中改用歐元作為結算貨幣，薩達姆政權剛被推翻，佔領軍很快就將伊拉克的石油結算貨幣從歐元改回美元。由此不難理解法、德等國為何對伊拉克戰爭態度勉強。西方軍事打擊利比亞，也與卡紮菲宣導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實行金本位有關。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宣稱:“利比亞己經開始改變其在人類金融安全上的態度。”因此，在利比亞內戰尚在進行、卡紮菲尚未倒臺、新政府尚未創立之前，西方支持的反叛武裝就建立起自己的中央銀行。[46]
2008年金融危機使美國的好戰傾向更趨明顯。以往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包括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都發生在工業資本為主的時期，資本主義體系仍有很強生命力，因而當時的危機更多是“青年期”或“中年期”危機。但2008年金融危機不同，它爆發於金融資本主義喧囂鼎盛之時，是資本主義體系“進入秋天”後出現的，因此更像是“晚年綜合症”，是資本主義體系“病入膏育”的表現。
這場危機發生後，由於金融寡頭己滲透到美國最高層，美國決策者因此在應對危機時非但未對華爾街進行壓力制裁，反而用納稅人繳納的財政收入去救助金融機構，為金融資本安全著陸打造“黃金降落傘”，美國經濟金融化趨向可見一斑。目前，美國銀行業幾乎完全失控，每天衍生品交易比2008年金融危機最高峰增加了1/30[47]這表明美國己經喪失自我糾錯能力，只能“求助於外”，通過對外戰爭、對新興經濟體“剪羊毛”等辦法緩解內部危機。國際關係學者威廉.安格達赫( F. William Engdahl)認為，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宮後將準備發動戰爭，目的是扭轉美國全球霸權衰落趨勢，使華爾街和軍工複合體重新復位。[48]
美國熱衷於在他國製造戰亂，還與其畸形的經濟結構直接相關。目前，美國己成為世界上最大債務國。到2016年10月，負債達到19. 7萬億美元，預計2020年將達到26. 3萬億美元。[49]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DECD)統計:目前，美國政府、公司和私人累計欠債總額高達200萬億美元左右，按照3. OS億人口計算，人均欠債約為70萬美元，每個家庭(按每戶3. 1人)欠債217萬美元，一半以上州政府理論上己經破產。美國事實上永遠不可能還清這些債務。美國經濟本質上是債務經濟，用債務維持著繁榮富強的假像，實質上早就是一個依靠長期借貸而瀕臨破產的國家。”[50]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實現“經濟繁榮”更多是一種“錢生錢”的貨幣再生產。資本天性喜歡“低風險、高收益”的投資場所。換言之，只有當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比美國更加動盪與混亂時，巨額資本才會乖乖地回流美國，以支撐其經濟發展。在此背景下，美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喜歡打仗”，動機甚至不再是工業資本時期的擴大市場、尋找原材料，而是通過使其他國家或地區陷入動盪的辦法，迫使世界資本回流美國，確保其經濟繁榮。
美國這種基於金融霸權的戰爭邏輯徹底顛覆了傳統國際經濟體系的行為邏輯，是一種最反動、最腐朽的霸權主義。對美國來說“災難資本主義體系足以媲美‘新興市場’和90年代資訊科技業的繁榮興旺。事實上，其獲利甚至比網路時代還高。若加上激增的保險業獲利以及石油業的超高獲利，災難經濟可能救了世界市場，讓它免於`9 ·11’之前瀕臨的全面衰退”[51]。
四、資本主導的戰爭是“少數人獲益，多數人受損”的反動戰爭
戰爭是有階級性的。正如列寧所說:“戰爭是政策的繼續，戰爭和政策是同一定階級的利益相聯繫的。”[52]私人壟斷資本主導的戰爭，看似是國家間的戰爭，實則是體現壟斷資本意志和利益的階級戰爭。如果戰爭勝利，一小撮壟斷資本可以獲得巨額回報，普通民眾只能獲得很小一部分利益;一旦戰爭失敗，損失最大的則是整個國家和多數普通民眾。早在1910年就有學者指出:“在每一場國家或殖民戰爭中，工人階級都上當犧牲，獲利的都是寄生的雇主階級和資產階級。”[53]這種狀況至今沒有改變。美國是這種狀況的典型代表。二戰後，美國政府日漸被軍工複合體和金融寡頭控制。壟斷資本借戰爭牟利，主要通過兩種相互交織的方式。
一是通過高軍費開支牟利。多年來，美國軍費一直持續攀高:1996年為2650億美元，2002年達到3500億美元，2003年為3900億美元。[54]2016年美國軍費更是高達6000億美元。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報告稱，美國軍費實際開支超過世界軍費開支排名第2至第14的國家總和。奧巴馬執政時，曾建議未來30年美國花費1萬億美元用於發展新一代核武器、轟炸機、潛艇和洲際彈道導彈。[55]2017年新上臺的特朗普同樣主張花費1萬億美元用於核武現代化，擴大海空力量，並計畫在第一任期增加2500-3000億美元軍費和16萬兵力。2017年2月26日特朗普表示，新財年預算將新增國防預算9% (540億美元)。
美國龐大的軍事開支遠超維護國家安全的正常需要，實際成了壟斷資本從中漁利的工具。首先，軍火採購使美國軍工集團獲得巨額利潤。據報導，美軍主力戰鬥機每升級一代(約30年)，價格就上漲十倍。20世紀七八十年代投入使用的F一15戰機，每架售價1200萬美元左右;最新投入的F一22戰鬥機，每架售價1.5億美元，比前者貴十倍以上。美國軍工集團由此賺得盆滿缽滿。五角大樓軍費和軍工合同增長，使軍工集團從美國財政部劫掠了數百億美元。[56]然而，對整個國家來說，巨額國防開支則會形成“擠出效應”，使生產能力脫離創造財富活動。而且，受邊際回報率遞減趨勢影響，美國不斷增加防務開支，未必會使國家更安全。[57]其次，戰爭債務增加使金融資本大獲其利。根據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2013年報告，在2001-2002年期間，美國的戰爭債務占國債總額的20%左右，美國為戰爭債務付出了2600億美元的利息。未來，美國需要付出的戰爭利息將超過上萬億美元。這些屬於銀行的戰爭債權，對債權人來說就是利潤和收益。換言之，銀行通過創造更多債務(讓政府借錢)從中牟利。[58]
二是通過發動戰爭牟利。對軍工複合體來說，和平時期的經濟利潤總是無法與戰爭期間的利潤相比。二戰期間，戰爭繁榮使美國軍工企業獲益最多。據歷史學家斯圖亞特.D.布萊德雷斯(Stuart D. Bradley)統計，在1942-1945年期間，美國最大的2000家公司的淨利潤比1936-1939年期間增長了40 %。據摩根士丹利2014年9月6日發佈的研究報告，過去50年中，美國軍火商的股票增值27699 %，其他行業股票增長率為6777 %;過去三年中，雷神公司己經為其投資者帶來124%的回報率，諾斯洛普·格魯曼公司( 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的回報率為114%，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Space Systems Company)為 149 % o[59]近年來，美國軍工集團鼓動美國軍事介入敘利亞、伊拉克和伊朗，並在非洲和南亞進行軍事干預，反對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這就是因為，美軍如果不直接介入代理人戰爭，就不需要巨額軍費開支，而巨額軍費開支恰恰是軍工集團所期待的。[60]
然而，霸權戰爭符合壟斷資本利益，卻未必符合整個國家和普通民眾的利益。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ugene Stiglitz)曾指出:“本質上講，外交政策是關於不同國家的利益和資源的平衡。當美國的上層1%群體執政，並且不在乎戰爭的代價時，平衡與克制的理念就被束之高閣了。我們的冒險根本沒有限制;而大公司和承包商們卻坐收漁利。”“上層人士一方面發著戰爭財，另一方面對戰爭的代價又承擔甚少。”[61]壟斷資本可以通過與戰爭相關的手段獲取巨額利益，國家和普通百姓卻為此付出巨大代價。2003年美國出兵伊拉克前，美國幾十位現實主義學者曾自費印發廣告反對政府出兵，但最終徒勞無益。美國發動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主要受益者是三大軍火商(洛克希德·馬丁、諾斯洛普·格魯曼、雷神公司)和投資銀行家，但兩場戰爭造成數十萬美國士兵遭受精神和肉體傷害，數千人直接或間接死亡，美國政府花費上萬億美元，軟硬實力均嚴重受損。力主發動伊戰的副總統理查·布魯斯·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在2009年卸任時，擁有大量股票的哈裡伯頓公司股價，因能源價格飛漲和伊拉克的合約，從戰前每股10美元漲到每股41美元，切尼因此賺到巨額利潤。
與此同時，由於美國長期處在戰時狀態，戰爭費用主要靠政府財政和民眾納稅，由此導致國內基礎設施落後，社會保障體系受損，數百萬人生活水準被拉低。[62]據統計，軍事擴張使美國每月消耗150億美元(平均每小時2000萬美元)，五角大樓花在戰爭上的費用比全美50多個州用於衛生、教育、福利和社會保障上的資金總額都多。[63]美國歷史學家霍華德·茲恩(Howard Zinn )曾說:“所謂反恐戰爭，不僅是針對其他國家無辜民眾的戰爭，也是針對美國人民的戰爭，是一場反對自由、反對提高生活水準的戰爭。國家財富從民眾手中偷走，轉移到頂級富豪的口袋，這些竊賊就住在白宮。”[64]從這一意義上說，美國及普通民眾面臨的最大敵人不是“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不是俄羅斯和中國、不是朝鮮和伊朗，而是國內高度異化的軍工和金融壟斷資本。這些大資本就像寄生蟲和吸血鬼一樣，不斷從美國肌體中汲取營養，使整個國家贏弱不堪。早在1965年1月，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時就指出:“美國人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65]這一論斷至今仍不過時。
五、結論:和平與發展問題仍是當今時代面臨的重要問題
蘇聯解體後，南北矛盾取代東西矛盾成為時代主要矛盾，經濟競爭取代軍備競賽成為時代主旋律。很多人認為，從此可以“刀槍入庫”，安心從事經濟建設。但事實並不那麼簡單。當今時代仍是帝國主義占主導的時代，由此決定了“和平與發展”的問題仍是時代的主題。對帝國主義來說，戰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維持有利於壟斷資本剝削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對它們來說，所謂“戰爭”，就是要打擊那些不肯納入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創立有利於資本擴張和獲利的國際體系;所謂“和平”，就是維護有利於資本擴張和經濟剝削的國際經濟體系。2008年金融危機後，世界處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西方大國叫囂戰爭的聲音再次凸顯，中國周邊越來越不太平。中國必須提高警惕，做好維護中國合法權益的準備。
【察網(www.cwzg.cn)摘錄自《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雙月刊)2017年第3期。作者單位：林海虹，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田文林，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