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李某， 某省科技廳原副廳長， 黨員。 在李某的幫助下， 該省科創公司多次獲得政府科技項目資金扶持。 2016年3月， 為感謝李某，
經查， 科創公司是民營企業， 公司註冊資本雖為500萬元， 但公司市值為1000余萬元。 2017年6月， 李某被黨組織立案審查， 至此李某並未從公司獲得分紅。
2分歧意見
本案的焦點是如何認定李某的違紀違法行為， 以及李某的行為屬於監督執紀“四種形態”中的第幾種形態。
第一種意見認為：李某違犯党的廉潔紀律， 構成違規從事營利活動行為， 屬於監督執紀“四種形態”中的第三種形態。
第二種意見認為：李某違犯党的廉潔紀律， 構成違規從事營利活動行為；同時， 李某涉嫌受賄犯罪， 屬於監督執紀“四種形態”中的第四種形態。
3評析意見
筆者贊成第二種意見， 具體分析如下。
李某構成違規從事營利活動行為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制止黨政機關和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的規定》對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行為作出了明確規範。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黨紀處分條例》）第八十八條第一款也規定了違規從事營利活動行為的六種具體情形。
本案中， 李某作為黨員領導幹部， 支付50萬元購買科創公司股份， 構成《黨紀處分條例》第八十八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的“擁有非上市公司（企業）的股份或者證券的”行為。
違規擁有非上市公司（企業）的股份或者證券， 是一種變相的經商辦企業行為， 是黨的紀律所不允許的。 按照《關於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證券投資行為若干規定》《證券法》等相關規定， 黨政機關工作人員除有明確禁止規定外， 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可以將其合法財產以合法的方式投資於證券市場， 買賣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 但是禁止擁有非上市公司（企業）的股份或者證券。
本案中， 李某的股權雖然以其親戚的名義登記持有， 但股權的實質所有人仍是李某，
李某的行為涉嫌構成受賄犯罪
本案中， 李某以低於公司市值的價格購買了科創公司20%的股份。 按照股權轉讓行為時公司股份價值計算， 除李某50萬元應購得的股份外， 其他所得股權應定性為“幹股”（指未出資而獲得的股份）。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 收受請托人提供的幹股的， 以受賄論處。 進行了股權轉讓登記， 或者相關證據證明股份發生了實際轉讓的， 受賄數額按轉讓行為時股份價值計算， 所分紅利按受賄孳息處理。 股份未實際轉讓， 以股份分紅名義獲取利益的，
值得注意的是， 關於李某購得的股權， 哪些屬於違紀購得， 哪些屬於幹股， 應當根據股權轉讓時科創公司實際資產狀況進行計算確定股份價值， 而不應以公司的註冊資本來計算。 同時， 按照紀法分開的要求， 紀檢機關應將李某收受幹股的行為作為問題線索移交司法機關， 由司法機關委託有資質的專業機構進行清算、評估， 計算其獲得的具體幹股金額， 追究其相應的法律責任。
李某的行為屬於監督執紀“四種形態”中的第四種形態
根據《紀檢監察機關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統計指標體系（試行）》的規定， 第四種形態指標主要包括兩項：紀檢監察機關立案審查後移送司法機關，司法機關判處刑罰後移送紀檢監察機關作出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的情形。
本案中，李某的行為嚴重違紀違法，《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在紀律審查中發現黨的領導幹部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犯罪的，應當先作出黨紀處分決定，再移送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處理。”因此，黨組織應當先給予李某黨紀政紀處分，然後移送司法機關追究法律責任。李某的行為屬於監督執紀“四種形態”中的第四種形態。
準確認定違規從事營利活動行為
《黨紀處分條例》第八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了從事營利活動行為的六種違規情形。包括：經商辦企業的；擁有非上市公司（企業）的股份或者證券的；買賣股票或者進行其他證券投資的；從事有償仲介活動的；在國（境）外註冊公司或者投資入股的；有其他違反有關規定從事營利活動的。
上述各項違紀行為限定的主體是不同的。其中，違規經商辦企業行為、違規擁有非上市公司（企業）的股份或者證券行為、違規從事有償仲介活動行為、違規在國（境）外註冊公司或者投資入股行為限定的主體是黨員領導幹部。另外《公務員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公務員必須遵守紀律，不得“從事或者參與營利性活動，在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中兼任職務”，因此公務員一律不得參與上述營利性活動。
而違規買賣股票或者進行其他證券投資行為，所限定的主體，主要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證券投資行為若干規定》中第四、五、六、七條規定的四類情形的人員，除此之外，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可以買賣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
注意該違紀行為與違法行為的區別。如果行為人以低於市場價格購買或者未出資而獲得的非上市公司（企業）的股份或者證券，則涉嫌構成《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規定的受賄罪；如果國有公司、企業的董事、經理利用職務便利，自己經營或者為他人經營與其所任職公司、企業同類的營業，獲取非法利益，數額巨大的，則涉嫌構成《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規定的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以上行為應當依照紀法銜接條款處理。（王希鵬 作者單位：中國紀檢監察學院）
第四種形態指標主要包括兩項：紀檢監察機關立案審查後移送司法機關，司法機關判處刑罰後移送紀檢監察機關作出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的情形。本案中，李某的行為嚴重違紀違法，《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在紀律審查中發現黨的領導幹部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犯罪的，應當先作出黨紀處分決定，再移送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處理。”因此，黨組織應當先給予李某黨紀政紀處分，然後移送司法機關追究法律責任。李某的行為屬於監督執紀“四種形態”中的第四種形態。
準確認定違規從事營利活動行為
《黨紀處分條例》第八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了從事營利活動行為的六種違規情形。包括：經商辦企業的；擁有非上市公司（企業）的股份或者證券的；買賣股票或者進行其他證券投資的；從事有償仲介活動的；在國（境）外註冊公司或者投資入股的；有其他違反有關規定從事營利活動的。
上述各項違紀行為限定的主體是不同的。其中，違規經商辦企業行為、違規擁有非上市公司（企業）的股份或者證券行為、違規從事有償仲介活動行為、違規在國（境）外註冊公司或者投資入股行為限定的主體是黨員領導幹部。另外《公務員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公務員必須遵守紀律，不得“從事或者參與營利性活動，在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中兼任職務”，因此公務員一律不得參與上述營利性活動。
而違規買賣股票或者進行其他證券投資行為，所限定的主體，主要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證券投資行為若干規定》中第四、五、六、七條規定的四類情形的人員，除此之外，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可以買賣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
注意該違紀行為與違法行為的區別。如果行為人以低於市場價格購買或者未出資而獲得的非上市公司（企業）的股份或者證券，則涉嫌構成《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規定的受賄罪；如果國有公司、企業的董事、經理利用職務便利，自己經營或者為他人經營與其所任職公司、企業同類的營業，獲取非法利益，數額巨大的，則涉嫌構成《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規定的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以上行為應當依照紀法銜接條款處理。（王希鵬 作者單位：中國紀檢監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