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岳母果真是全國最苛刻的岳母嗎？北京平均結婚年齡能真實反映北京的婚戀狀況嗎？在難於選擇婚戀物件的大都市， 該採用什麼策略。
北京、上海、廣州等幾個一線大城市， 有個獨特景觀歐美國家恐怕是無法想像的：有些公園已變成每週特定時間“相親”的場所， 不過， 相親主角不是待婚青年男女， 而是他們的父母， 老人們像勞動力市場的求職者一樣， 拿著介紹自己孩子的資料、傳單， 見到合適的就散發。
上海人民公園週末掠影。 在情人節時甚至有正規婚介進駐其中
在這些地方代子女相親的老人， 往往少則數百， 多則上千。 而且， 一點也不意外的是， 這些讓老人們發愁的人， 恰恰大都是條件非常優越的白領。
部分城市相親集會時間表
城市越大， 晚婚現象越普遍， 民間機構組織的調查也非常符合這一經驗。
不過， 統計資料顯示， 大都市的晚婚現象並沒有人們印象中的那麼嚴重。 以南開大學心理學研究中心與零點研究集團在2006年的調查報告為例， 中國平均結婚年齡最高的城市是上海， 男性結婚年齡為31.1歲， 女性為28.4歲。
從資料上看， 中國大城市的平均結婚年齡明顯要低於西歐和日本、韓國，
【上海岳母比北京岳母更苛刻？】
為什麼北京戶籍人口平均結婚年齡明顯低於上海等大城市？
零點研究諮詢公司董事長袁岳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上海女性對對方要求太高， 而北京女性相對妥協， 主要是女方的緣故， 加上房價因素， 所以上海比北京更晚婚。 這個回答用一句話概括就是， 上海岳母對有無住房比北京岳母更苛刻。
這是個無法證明的命題。
但是， 北京與上海的戶籍人口自有住房率卻是可以比較的。
如果不考慮一些情形特別特殊的城市， 北京戶籍人口的自有住房率可以被認為是全國最高的， 基本達到一人一間的水準， 遠遠超過中國平均水準——2013年社科院公佈的資料是， 中國戶籍城鎮人口的自有住房率為89.6％。
北京戶籍人口的住房率遠遠高於上海戶籍人口， 北京岳母當然會顯得比上海岳母更通情達理， 而上海人不但自有住房率低， 而且過去六十年來一直就忍受著全中國最惡劣的住房條件， 把全世界最通情達理的岳母遷到上海，
2004~2013上海商品住宅成交均價走勢
——幾乎所有調查都顯示， 在中國大城市， 制約婚戀的首要問題是住房， 北京約六成的白領認為， 考慮結婚的前提是擁有住房， 而是否有合適的住房（含租房）， 是制約婚戀的最重要物質因素。
中國不同城市的平均結婚年齡與自有住房率相關性幾何？
很可惜，沒有這樣的調查資料。
今天，一個中國人不管在什麼地方生活工作，結婚都得跑到戶籍所在地去登記，一個城市常住居民的平均結婚年齡變成了一個無法統計的數字。
而中國各城市居民的真實自有住房率統計資料口徑差別非常大，只有官方統計的戶籍人口自有住房率是真實可信的，而大量全國問卷調查的可信度非常成問題，有些調查在樣本量上就根本沒有可信度——有些針對全國的調查問卷，甚至不到一萬份。
有意思的是，一些社會學家宣稱，自有住房率高低並不重要，甚至以西方國家做為參照樣本，認為自有住房率高不值得誇耀。
這些專家真拿自己當外賓。
部分國家平均結婚年齡
歐洲國家的平均結婚年齡，反應的只是登記結婚的平均年齡，而非真實的婚戀狀態，不結婚但有家庭生活早已是普遍現象，今天法國近一半的新生兒出生在未登記結婚的家庭。
在這些國家，適齡人口何時結婚、甚至是否結婚很大程度上是觀念問題，不會因為物質條件遇到困擾，而中國大城市平均結婚年齡的不斷增大，反應的卻是真切的婚戀難題，即找到伴侶難，維持穩定難，結婚難。而且很大程度上受住房問題困擾。
不能不說的是，前述中國十城市平均結婚年齡的統計資料，與人們的經驗和觀察有相當落差。
【被嚴重低估的婚戀難】
北京平均結婚年齡的統計資料，顯然無法讓人認為北京存在婚戀難這個社會現象，而且也與人們的經驗感受有極大落差。
這不奇怪。
零點公司抽樣調查的對象是本地戶籍人群，而非常住人口。但人們一般認為，在北、上、廣、深這樣的大城市，只要找到穩定的白領工作崗位，並長期居住，就是這個城市的人口。
未將非戶籍人口算在內的統計資料，會大大偏離實際結婚平均年齡。因為相對本地戶籍人口，高收入的新移民，普遍面臨著更大的婚戀難題。因為他們面臨的住房壓力遠大於戶籍人口。
北京的《社會建設藍皮書（2013）》公佈北京戶籍人口戶均擁有一套住房的同時，也強調“由於北京住房租金逐年上漲，外來常住人口住房壓力也越來越大，住房狀況甚至惡化。”
報告舉例，按同期北京人均收入，若在東城區租一套房，租金是其平均工資的72.9%，在朝陽區租一套房，租金是平均工資的66.4%，即使在昌平區租一套房子，租金也要達到平均工資的43%。
北京五道口附近房產仲介掛出的售樓資訊
北京非戶籍常住人口中，只有極少數管理精英、技術精英能租成套住房，絕大多數人只能選擇合租，這種整體住房水準，不要說結婚，甚至連同居都極為不便。
報告還認為：2012年北京的人均GDP已經達到13797美元，但北京住房總體上還相當於西方國家20世紀60年代的水準，北京常住居民的收入落後於經濟增長，北京住房發展水準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
常住人口中非戶籍人口與戶籍人口年齡結構的巨大差異，也使得平均結婚年齡遠遠偏離了大城市的婚戀問題。
以北京為例，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為2151.6萬人，外來人口818.7萬人，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北京常住外來人口年齡集中在20-39歲，這個年齡段占外來人口的62.8%；北京常住人口的年齡中位數是35.7歲，而北京戶籍人口的中位數為41.5歲，常住外來人口的年齡中位數為29.6歲。
就是說，北京常住人口中青年主力其實是外來人口。上海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齡被外來者大大降低的情形比北京更嚴重。北京戶籍人口中，60歲以上者為20%，上海這個數字則高達27.1%。
春運期間的北京站
2013年“大穀打工網”發佈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婚戀問題是外來打工者的頭號心理問題。這份調查針對的是上海打工者，這個基於兩萬人的網路問卷，大致能反應中國一線城市外來人口的真實處境。
【相親，從第38個開始】
沒錯，住房是加大婚戀困境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對非戶籍常住人口。
但在大都市擁有住房的人群，同樣存在普遍的婚戀選擇困境，因為大都市拓展了擇偶機會，卻增加了選擇難度，通俗說法是“選擇太多反倒挑花了眼”，更精確的表述是：
在傳統社會，由於交往物件預先給定、充分瞭解且基本固定不變，因而擇偶是一個完全資訊條件下的一次性決定（傳統社會規模小，流動性低，關係網通常只是個二到三度空間，同齡人之間相識和知根知底的機會很多，井然分明的社會等級更縮小了擇偶空間），而在流動性社會，候選配偶是在一段較長時間內陸續出現，過早或過晚決定都可能錯過更好的選擇。
“剩男”與“剩女”的區別
大城市雖然大幅擴展了個人的擇偶空間，但社會的高流動性和關係鬆散性卻降低了對每個候選物件的瞭解機會。漫長的單身期中，為滿足情感和生理需要，人們會不自覺演進出更多建立短期和嘗試性的關係，以此作為相互瞭解磨合的方式。
這一轉變導致了對性與婚戀的觀念與文化變遷，進而，新的觀念與文化又回過頭來改變兩性交往與擇偶方式：在交往時更注重感情因素，對短期關係更多寬容與偏愛。
這種現實與觀念文化的相互強化，最終導致全新的擇偶策略：從傳統的充分瞭解、一錘定音、終身不渝，變為先通過短期關係瞭解磨合，同時捕捉更好的新機會。
它帶來的普遍結果是當雙方最終對長期關係擁有足夠信心，並決定結婚生子時，已經老大不小，這也是為何在所有國家，城市化總是大幅推遲結婚和生育，降低生育率，提高離婚率和單身率，增加短期關係和墮胎。
但是，中國大都市的情況要複雜得多。
年輕人在進入陌生的大都市時，喪失了從小建立的大部分社會關係，不得不重新建立新的社會網路，這時他們將面臨一個中國社會所特有的困境：
中國缺少家庭和職業關係之外的民間組織和亞文化圈子，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就是高度扁平化的，缺乏中間結構，近代以來中央集權的強化和地方自治的瓦解，更強化了這一特徵。
相比西方國家，中國現代都市幾乎沒有基於共同價值認同的學會、共同興趣愛好的俱樂部、共同理想和事業追求的公益慈善組織、共同利益訴求的協會行會——這種可在工作關係之外提供人際交往和情感紐帶的中間組織，在中國不但罕見，而且人們也喪失了組建這種組織的意願和能力。
對都市白領來說，這個問題更嚴重，因為進入都市的體力勞動者大都于同事有同鄉甚至親戚關係，而都市白領則不然，他們不但選擇婚戀對象難，甚至在離開辦公室後就孑然一身——這就是他們最喜歡掛在嘴邊的感慨：故鄉沒有發展機會，但新故鄉卻沒有歸屬感。
各地應運而生的白領相親會
上述文化、制度和社會結構上的差異，使得中國年輕人在進入大城市後普遍變得比較宅，更容易沉溺於網路遊戲和網路社區；網路交往雖然也能建立某些有價值的關係，但瞭解深度畢竟不如現實交往，更難以帶來足以導向婚姻的熟識和親密，相反，它可能讓年輕人更習慣和滿足於短期關係，更加拖延了婚姻的建立。
最後，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帶來的婚戀困境，目前我們看不到緩解的可能，甚至有可能惡化，但在面臨更多選擇時，如何避免錯過更好的選擇時機上，或許可以找到應對策略。
研究決策論的數學家將此類問題稱為“最優停止點（optimal stopping）”問題，其近似最優策略是“37%法則”（0.37 ≈ 1/e），即，若預期會遇100位候選配偶，那就放過前37位，然後從第38位開始，一旦出現條件優於前37位中條件最優者的候選配偶，就選定TA了；顯然，後一種擇偶決策會拖得更久，即便預期候選者只有10位，也要至少先交往4位後才下得了決心。當然，這只是城市化普遍導致晚婚的諸多機理之一。
很可惜，沒有這樣的調查資料。
今天，一個中國人不管在什麼地方生活工作，結婚都得跑到戶籍所在地去登記，一個城市常住居民的平均結婚年齡變成了一個無法統計的數字。
而中國各城市居民的真實自有住房率統計資料口徑差別非常大，只有官方統計的戶籍人口自有住房率是真實可信的，而大量全國問卷調查的可信度非常成問題，有些調查在樣本量上就根本沒有可信度——有些針對全國的調查問卷，甚至不到一萬份。
有意思的是，一些社會學家宣稱，自有住房率高低並不重要，甚至以西方國家做為參照樣本，認為自有住房率高不值得誇耀。
這些專家真拿自己當外賓。
部分國家平均結婚年齡
歐洲國家的平均結婚年齡，反應的只是登記結婚的平均年齡，而非真實的婚戀狀態，不結婚但有家庭生活早已是普遍現象，今天法國近一半的新生兒出生在未登記結婚的家庭。
在這些國家，適齡人口何時結婚、甚至是否結婚很大程度上是觀念問題，不會因為物質條件遇到困擾，而中國大城市平均結婚年齡的不斷增大，反應的卻是真切的婚戀難題，即找到伴侶難，維持穩定難，結婚難。而且很大程度上受住房問題困擾。
不能不說的是，前述中國十城市平均結婚年齡的統計資料，與人們的經驗和觀察有相當落差。
【被嚴重低估的婚戀難】
北京平均結婚年齡的統計資料，顯然無法讓人認為北京存在婚戀難這個社會現象，而且也與人們的經驗感受有極大落差。
這不奇怪。
零點公司抽樣調查的對象是本地戶籍人群，而非常住人口。但人們一般認為，在北、上、廣、深這樣的大城市，只要找到穩定的白領工作崗位，並長期居住，就是這個城市的人口。
未將非戶籍人口算在內的統計資料，會大大偏離實際結婚平均年齡。因為相對本地戶籍人口，高收入的新移民，普遍面臨著更大的婚戀難題。因為他們面臨的住房壓力遠大於戶籍人口。
北京的《社會建設藍皮書（2013）》公佈北京戶籍人口戶均擁有一套住房的同時，也強調“由於北京住房租金逐年上漲，外來常住人口住房壓力也越來越大，住房狀況甚至惡化。”
報告舉例，按同期北京人均收入，若在東城區租一套房，租金是其平均工資的72.9%，在朝陽區租一套房，租金是平均工資的66.4%，即使在昌平區租一套房子，租金也要達到平均工資的43%。
北京五道口附近房產仲介掛出的售樓資訊
北京非戶籍常住人口中，只有極少數管理精英、技術精英能租成套住房，絕大多數人只能選擇合租，這種整體住房水準，不要說結婚，甚至連同居都極為不便。
報告還認為：2012年北京的人均GDP已經達到13797美元，但北京住房總體上還相當於西方國家20世紀60年代的水準，北京常住居民的收入落後於經濟增長，北京住房發展水準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
常住人口中非戶籍人口與戶籍人口年齡結構的巨大差異，也使得平均結婚年齡遠遠偏離了大城市的婚戀問題。
以北京為例，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為2151.6萬人，外來人口818.7萬人，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北京常住外來人口年齡集中在20-39歲，這個年齡段占外來人口的62.8%；北京常住人口的年齡中位數是35.7歲，而北京戶籍人口的中位數為41.5歲，常住外來人口的年齡中位數為29.6歲。
就是說，北京常住人口中青年主力其實是外來人口。上海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齡被外來者大大降低的情形比北京更嚴重。北京戶籍人口中，60歲以上者為20%，上海這個數字則高達27.1%。
春運期間的北京站
2013年“大穀打工網”發佈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婚戀問題是外來打工者的頭號心理問題。這份調查針對的是上海打工者，這個基於兩萬人的網路問卷，大致能反應中國一線城市外來人口的真實處境。
【相親，從第38個開始】
沒錯，住房是加大婚戀困境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對非戶籍常住人口。
但在大都市擁有住房的人群，同樣存在普遍的婚戀選擇困境，因為大都市拓展了擇偶機會，卻增加了選擇難度，通俗說法是“選擇太多反倒挑花了眼”，更精確的表述是：
在傳統社會，由於交往物件預先給定、充分瞭解且基本固定不變，因而擇偶是一個完全資訊條件下的一次性決定（傳統社會規模小，流動性低，關係網通常只是個二到三度空間，同齡人之間相識和知根知底的機會很多，井然分明的社會等級更縮小了擇偶空間），而在流動性社會，候選配偶是在一段較長時間內陸續出現，過早或過晚決定都可能錯過更好的選擇。
“剩男”與“剩女”的區別
大城市雖然大幅擴展了個人的擇偶空間，但社會的高流動性和關係鬆散性卻降低了對每個候選物件的瞭解機會。漫長的單身期中，為滿足情感和生理需要，人們會不自覺演進出更多建立短期和嘗試性的關係，以此作為相互瞭解磨合的方式。
這一轉變導致了對性與婚戀的觀念與文化變遷，進而，新的觀念與文化又回過頭來改變兩性交往與擇偶方式：在交往時更注重感情因素，對短期關係更多寬容與偏愛。
這種現實與觀念文化的相互強化，最終導致全新的擇偶策略：從傳統的充分瞭解、一錘定音、終身不渝，變為先通過短期關係瞭解磨合，同時捕捉更好的新機會。
它帶來的普遍結果是當雙方最終對長期關係擁有足夠信心，並決定結婚生子時，已經老大不小，這也是為何在所有國家，城市化總是大幅推遲結婚和生育，降低生育率，提高離婚率和單身率，增加短期關係和墮胎。
但是，中國大都市的情況要複雜得多。
年輕人在進入陌生的大都市時，喪失了從小建立的大部分社會關係，不得不重新建立新的社會網路，這時他們將面臨一個中國社會所特有的困境：
中國缺少家庭和職業關係之外的民間組織和亞文化圈子，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就是高度扁平化的，缺乏中間結構，近代以來中央集權的強化和地方自治的瓦解，更強化了這一特徵。
相比西方國家，中國現代都市幾乎沒有基於共同價值認同的學會、共同興趣愛好的俱樂部、共同理想和事業追求的公益慈善組織、共同利益訴求的協會行會——這種可在工作關係之外提供人際交往和情感紐帶的中間組織，在中國不但罕見，而且人們也喪失了組建這種組織的意願和能力。
對都市白領來說，這個問題更嚴重，因為進入都市的體力勞動者大都于同事有同鄉甚至親戚關係，而都市白領則不然，他們不但選擇婚戀對象難，甚至在離開辦公室後就孑然一身——這就是他們最喜歡掛在嘴邊的感慨：故鄉沒有發展機會，但新故鄉卻沒有歸屬感。
各地應運而生的白領相親會
上述文化、制度和社會結構上的差異，使得中國年輕人在進入大城市後普遍變得比較宅，更容易沉溺於網路遊戲和網路社區；網路交往雖然也能建立某些有價值的關係，但瞭解深度畢竟不如現實交往，更難以帶來足以導向婚姻的熟識和親密，相反，它可能讓年輕人更習慣和滿足於短期關係，更加拖延了婚姻的建立。
最後，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帶來的婚戀困境，目前我們看不到緩解的可能，甚至有可能惡化，但在面臨更多選擇時，如何避免錯過更好的選擇時機上，或許可以找到應對策略。
研究決策論的數學家將此類問題稱為“最優停止點（optimal stopping）”問題，其近似最優策略是“37%法則”（0.37 ≈ 1/e），即，若預期會遇100位候選配偶，那就放過前37位，然後從第38位開始，一旦出現條件優於前37位中條件最優者的候選配偶，就選定TA了；顯然，後一種擇偶決策會拖得更久，即便預期候選者只有10位，也要至少先交往4位後才下得了決心。當然，這只是城市化普遍導致晚婚的諸多機理之一。